索亚斌丨《我爱你！》：当关注的目光投向老年群体——韩延访谈

　　本文选自《电影艺术》2023年第4期

　　受访/?韩延

　　电影《我爱你！》《送你一朵小红花》

　　《滚蛋吧！肿瘤君》导演

　　采访 / 索亚斌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教授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摘? 要：《我爱你！》是韩延导演继监制《人生大事》之后，历经三年打磨的又一力作，在商业制作中罕见地将关注目光投向老年群体，力图打破大众对他们的刻板印象，以治愈的结局呈现出蕴含温暖的人文观照。影片在结合原著漫画之余，在题材、人物和意象表达等方面也体现出韩延导演在创作观念上的转变。他更为宽容地看待世界，更倾向退到叙事的深处，而不是执拗于所谓的自我表达。这次他和演员一起去经验化和去技术化，遵从内心里流淌出的真挚之情，感性地拍一部电影。

　　关键词：老年题材 现实主义 去技术化 治愈 漫画改编

　　真实老年人的生活与欲望很难观察到

　　索亚斌（以下简称“索”）：作为一部主流商业电影，《我爱你！》这部电影罕见地将关注目光投向老年群体的生活与情感，你是在怎样的机缘下接触到这个电影项目、决定拍摄制作的呢？

　　韩延（以下简称“韩”）：不是因为我接触到这个项目才要做这个题材，我一直就想做这个题材，只是一直未能成型。很早之前，我心里就已经有了常为戒这个角色的形象，来自我在一个餐厅里观察到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给了我非常大的冲击力，跟影片中常为戒的状态很像：留着花白的长头发，每天都穿着皮衣，拿着二锅头，很潇洒的样子。那时候我就想，这样的老年人太少见了，我应该拍一个这样的老年人的故事。从那开始我就注意搜集这方面的素材，也跟很多资方说过想拍老年题材的东西。虽然我也拍过一些相对有市场的电影，但是这种老年题材不是所有人都敢投资的，我也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直到我看到了姜草的漫画《我爱你！》。首先，这个漫画能够承载我这些年对这个题材的思考、对那些人物和细节的观察；其次，有姜草的漫画背书，我觉得能够让资方稍微加大投资，把这部影片做得精致一点。这个关系有点像我做电影《人生大事》。在我进入《人生大事》这个项目之前，他们是准备当作几百万投资的文艺片拍的。我进来以后又把朱一龙等演员也拉了进来，这样投资成本就可以稍微大一点了。《人生大事》这个项目对我来说相当于一个抓手，姜草的漫画对于我的老年题材而言也是如此。

　　索：除了全新的老年题材之外，《我爱你！》还是在很多方面与你以前的电影存在共同之处的，例如也是漫画改编的作品，也同样涉及绝症和死亡。

　　韩：自从我拍了《滚蛋吧！肿瘤君》之后就希望这类题材能延续下去，我需要了解更多癌症治疗方面的东西，开始一波波接触这样的群体。我在医院拍了很久，每天看着医院里各种各样的患者的家庭，就逐渐萌生出拍《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想法。我在拍“小红花”的时候又接触到更多的人，就好像是进入了一道门，里面是一个不断变换风景的迷宫，总有人能够叩开这道门，用他的故事打动我，让我还想接着拍下去，这个不是刻意去寻找的一个东西。表达上的延续性肯定是有的，但是这次我自己感觉用的劲不太一样。我拍《我爱你！》更多用的是“内力”，这部影片需要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把东西煮熟。可能我更在意一些特别细小、细腻的变化和区别，对我自己而言意味着成长和进步。

　　索：是不是可以说，拍摄《我爱你！》时你自己个人情感的投入更多了一些？

　　韩：对。这种题材拍起来，大家可能觉得好像没有武打片、科幻片等类型电影那么复杂，但我觉得有更大的难度。它要求创作者真的要跟着人物角色的生死走上一遍。那种对于精神的煎熬和内心的透支，是比较痛苦的过程。我拍“肿瘤君”也好，拍“小红花”也好，片中主人公或者跟我年龄相仿、或比我年轻，我有过类似经历，我能想象到，也能理解。但是我没有经历过老年，虽然看了很多资料，也做了很多准备，但是拍老年人，我毕竟没有真实的生命体验。所以我说的“内力”，是在于我要拿出更多的精力去体验、想象，跟那些演员产生同频感。

　　索：影片根据韩国漫画改编，和相对忠实原作的韩国电影版《我爱你》相比，《我爱你！》在本土化改编的过程中主要进行了哪些比较重要的改写？

　　韩：我改编的时候，更多地是保留了漫画的基本框架，人物基本是重新做了。原著里的几个主要人物，太漫画了，在中国落不了地。这次改编和我之前拍摄同样改编自漫画的“肿瘤君”和《动物世界》不一样。我之前拍“肿瘤君”，因为主人公是漫画家，我还特意拍了很多幻想的段落，加强了漫画感，《动物世界》也是一样，我想让整个作品的二次元感很强。但是这次我特意把漫画感的东西摘掉，我觉得电影中的人物一定是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见过、观察过的人物，或者是我脑子里有原形的人物、能相信的人物，这样我才能创作。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基本原则，否则我自己会没有底气去拍这个故事。

　　索：在看片的过程中，我感觉随着故事的推进，影片在情节重点和情绪基调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化，前半部分更多表现爱情，是轻松诙谐的喜剧风格，而后半部分更多表现家庭伦理，逐渐转换到沉重压抑的苦情风格。

　　韩：对，在做剧本的时候我和很多编剧聊过天，每次聊完他们写回来的剧本都让我觉得很沉重，从一开始就很沉重。原著这个故事本身发展到后面也是很沉重的，改编改变不了这个故事的脉络走向，我也不想改变，就想一开始故事切入的角度轻巧一点。我不想特别死气沉沉的，带着大家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切入片中四位老人的生活。做剧本时我一直在想象，我老了会怎么样，会经历怎样的一段黄昏恋，我一直按这个想象去创作。我在想我们八零后这一代如果老了，跟一个异性在发生冲突时可能会是这样的，而不是我看到我父母那一代，看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那个不是我想做的方向。写出来以后，前半段的风格是自然形成的，我没有刻意让它显得轻松幽默。我想做的是，我们在说谁是老人之前，得先说谁是一个人才行。

　　索：按照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原则和情感逻辑，去构想老年人的生活状态？

　　韩：我有时候和编剧也在探讨，某种事情老人会做吗？我说老人也是人，也有欲望，他们为什么不能做？我们在生活中看到很多老人之所以是某种样子，是因为他们长者的身份，比如我父母在我面前一定要保持那种长辈的状态。他们呈现的其实是被社会赋予的角色。我相信他们私下肯定不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永远看不到那一面。这方面受到很强大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做这部影片资料搜集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发现我根本观察不到真实的老年人的生活，也看不到他们真实的欲望。我只能默认一点，我跟他们一样。不是把年轻人的东西套在老年人身上，而是我想象如果自己老的时候，在残存的荷尔蒙没有消失殆尽的时候，还能像主人公一样面对这个世界，还可以有勇气谈恋爱，这个是我创作的立足点。

　　导演韩延

　　将老年题材拍得有年轻人的态度

　　索：我记得你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心目中的理想演员，倪大红老师和你脑海中的常为戒有重合吗？

　　韩：原来我写剧本的时候，心里已经想好的是梁家辉和惠英红，觉得他们两个无可取代。当时还不了解倪大红老师，对他的印象是这个人无比严肃。我看他的戏非常少，他当时演《都挺好》里的苏大强特别出圈，但我没有看过。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他穿得花里胡哨的就来了，他的状态就一下和常为戒对上了，没有想到他私下是这样的。所以也可以说，大红老师这回是塑造了跟他自我更接近的一个角色，这是一个隐私里的自我，他把门关起来自己在家时的样子，我们都没有看到过，大红老师把这个贡献出来了。

　　索：在同辈年轻导演中，你指导表演的能力可以说非常出色。这次与几位成名已久的前辈演员合作，又是自己相对缺乏生命体验的老年题材，是怎样把握的？

　　韩：拍的时候，我跟四位演员说过，我原来拍电影基本上都是事先把一切想好，所有的细节都想清楚了，在现场拍摄时我一定要拍到预想中的东西。但是这次不是，我希望能感性一点，在电影没拍完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电影会是什么样，是用感性的方式来拍。我说你们四位演员也一样，都演了一辈子戏了，有的是经验，你们如果拿经验演这个角色会非常轻松，但请你们也把经验都扔了，当你们不会演戏，当我不会拍戏，我们一起来创作。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谁也不要认为自己是专业的，把技术全部扔掉，做到去技术化。这时候自然形成的感觉，它一定有它形成的价值和道理，起码在那几个月是从我们内心里流淌出来的真挚的东西。我越来越觉得我的个人表达都是矫情、不重要的，感性是最难得的，如果能有幸跟几位艺术家感性地拍一部电影，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

　　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我需要用最短的时间让他们变成角色，而不是让他们演角色。我特别担心他们太会演，太有经验了，如果他们是演这个角色，会非常轻松地把我糊弄过去。所以我跟他们提个条件，干什么都行就是别演，你坐那哭、笑都可以，但别感觉是在替角色哭笑。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让四位演员认同这个想法，他们都有表演惯性，这个是很难摘掉的。我带着这个执念，一个人对四个人，每个人接近四十年的表演经验和惯性，这意味着要花费很大的心力把这个东西给掰过来。我不认为这个方法总是对的，但的确是最适合这部电影的。

　　比如在拍那些特别甜的瞬间、蒙太奇段落的时候，我的剧本写得都很简单，也都没怎么跟他们说清楚，他们真的是自己这么演的。他们作为老人，对角色的体验和感受比我要深，我应该选择相信他们的感受和即兴的表现，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即兴表演的。有的观众觉得这些地方太像青春片了，但这就是我想要的自然状态的呈现。我想把老年题材拍得很有年轻人的态度，如果我们今天还拍得老气横秋，意义就不大了，只是又把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重复一遍。必须得承认电影的主体观众是年轻人，这样一部老年题材的影片给年轻人看什么？影片里老人表现出的甜蜜爱情也好，青春气息也好，是不是可以给现在很多低欲望的年轻人启发或召唤？让他们产生一些感触，把他们从每天垂头丧气的状态中唤醒。

　　索：我以前很少在大银幕上看到惠英红老师扮演的角色，这次她在《我爱你！》中扮演的李慧如，真的是散发出独特的美感和魅力。

　　韩：李慧如这个角色我没有犹豫过，从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想象的就是惠英红老师。不过经过排练我发现我的想象也有错误。我原来感觉惠英红老师是很潇洒、很“大女人”的，原来写的李慧如也更大开大合，被生活已经虐得什么都不在乎了，没有这么多细腻的情感生活。但是经过排练后，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惠英红老师内心里是“小女人”，很细腻，没有办法隐藏的细腻。我赶紧改剧本，把这个角色往她身上靠，这是双向奔赴的过程，她也往我写的角色身上靠。片中四位演员扮演的角色都经过不同程度的修改，这些角色在我原本想象当中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

　　导演韩延在电影《我爱你！》拍摄现场给倪大红和惠英红说戏

　　索：影片中倪大红老师扮演的常为戒主要说普通话，而惠英红、梁家辉和叶童三位老师扮演的角色主要说广东话，这种语言交流上的错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设计吗？

　　韩：一开始就想这么设计。老年题材的电影，这么多年中国很少有人拍，从专业的角度讲，可能要先解决语境的问题。如果把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东北，四个人说普通话，你可能就不信了，可能也不会有青春感，都不存在了，或者变成跟我的表达不相符的另外的东西了。所以我最早就觉得如果我用广东话，又让北方人进入这个语系里来，是不是有一种地域上的碰撞感，会让人物关系显得自然一点，不会直接奔着爱情就去了。其实在拍摄的时候，所有的相关场景，普通话版本和粤语版本都拍了，最后呈现在成片里什么时候说国语、什么时候说粤语，是我剪影片的时候定下来的。

　　索：在关键的情感表白的场景里，比如常为戒忽然用粤语对李慧如说“我钟意你！”这种语言上的转换会特别有表现力。

　　韩：对，而且在关键时刻你看他这么说，说白了最直观的感受是观众不恶心。这一点我特别没有把握，真的让一个六旬老人说这种话的时候，观众会不会一身鸡皮疙瘩，会不会尴尬，这个是我先要解决的。先不说能把这个电影拍成什么样，别让人尬是首要的，所以我故意在语境上做了一些间离感。

　　总结起来，片中四位老师的表演。首先是细腻的，这个细腻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和做剧本时对人物细节的想象；其次是真诚的，所有他们在影片中的哭笑都不是假的，这对我而言是非常大的慰藉。说上去这两点好像不难，但是既真诚又细腻，我自己感觉是最难的。大部分演员的细腻不是演出来、设计出来的。比如说梁家辉喂药的时候手抖，那个不是他演出来的，是他真的难受得不行，手自然会抖，这个细节如果是设计出来的，也不会那么自然。

　　导演韩延在电影《我爱你！》拍摄现场给梁家辉说戏

　　让电影这个梦更加圆满一点

　　索：与原著漫画及韩国电影版本相比，《我爱你！》加强了对血缘家庭代际冲突的描绘，主人公们与已经成家立业的子女一代的之间倍感隔阂，后者的态度也充满疏离感。这种描绘是你结合了对现实观察的结果吗？

　　韩：这个是我观察的，甚至可以说是我个人的经历。像影片里他们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子女们有的打着电话、有的带孩子上网课，这个好像就在我家发生的，可能是当下无数家庭不经意间发生的一幕又一幕。这个就是中国的现实，你说这个不对吗？当我们跳出来看会发现这个好像很不妥，但当我们身临其境时似乎又觉得没什么问题，父母也可以理解，不是一个孝不孝的问题。如果我不拍这个老年题材可能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这其实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很多时候只是我们在主观意识里自认为尽孝了，我们把父母接过来，留在身边住，父母身体健康，好像就尽孝了，任务就完成了。

　　索：我感觉电影里对常为戒子女的表现，与对谢定山夫妇子女的表现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没有后者那么冷漠，祖孙三代也有更多的交流。

　　韩：其实没有区别对待，是我把一些更残酷的东西剪了。我写过另外一个结尾，常为戒和李慧如被拆散了，是常为戒的女儿偷偷拆散的。因为拍完之前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电影会是什么样，我想了很多点，很多方向，也都拍了，不过最后都剪了。常为戒和家里人的相处方式是另外一种典型——讨好型。

　　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他看上去和年轻人什么都能聊，但是他不快乐，他是在讨好你，为了让你高兴。他真的愿意背那些流行语吗？真的能够在流行语里得到快乐吗？不是的，因为他不说这些，年轻人连话都不愿意跟他说，他不帮大家录视频，好像大家都不愿意正眼看他。他的儿女对他真的尊重吗？无非给他淘汰的衣服而已；真的孝顺吗？无非把孩子甩给他，让他带着上课罢了。我也不想把这种代际冲突放得更大，没有用太多的笔墨表现这个，但并没有刻意去美化或丑化什么。

　　为什么常为戒在谢定山夫妇的丧宴上有这么大的反应？其实他内心里也积压很久了。常为戒这个角色有个从讨好别人到讨好自己的过程，最后他用鞭子把整个孝宴毁了，这是他心路历程积累的爆发。如果他真的相信可以用沟通解决问题的话，就不会用极端的方式了。他知道沟通也无效，因为子女也不一定是真的刻意冷漠，各有各的难处。

　　索：“大闹孝宴”这场戏是原创的重头戏，和漫画原著相对压抑克制的基调相比，情绪上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宣泄、释放的效果。

　　韩：“大闹孝宴”那个地方，我自己的感受是不发泄出来不行，如果我有这个感觉，观众应该也会有这个感觉。原著漫画里的处理有点克制了，而且原著里人物的性格和现在我写的老常的性格也不一样。我需要常为戒通过这个事，在种种的负面经历后，能够打破常规、破格而出，真的让他手里的鞭子发出声响，不然它就是挂在腰间的装饰，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些。

　　索：可不可以说，正是围绕在这场戏里使用鞭子这一点，才给常为戒设计了健身鞭这个贯穿道具？

　　韩：也不是，我最初观察到的那个人腰间就挂了根鞭子，为什么显得特别飒，就是他在餐厅走来走去的时候，鞭子上金属摩擦发出的声音特别响。鞭子是一个对于常为戒这个人物先入为主的象征符号，鞭子是他的底气。我们都在期待着，这个鞭子在发出声响的时候不是因为娱乐或锻炼，而是在关键时刻，即使不是用它“大闹孝宴”，也可以用来解决别的问题。在怎样处理鞭子的声音上，我们拟了很多次，我一直和录音师说，只要是常为戒走路，这个鞭子的声音就一直要伴随着，提醒观众这是个身上别着钢鞭的人。他可以用非常讨好的态度和所有人交往，但内心有非常硬核的态度时时刻刻酝酿着要发出声响。

　　电影《我爱你！》剧照

　　索：还有与漫画原著明显不同的地方是，本片结尾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常为戒与李慧如成功牵手、爱情圆满的美好结局，但是却做了似乎缺乏铺垫的空间转换，二人生活的世界从封闭、拥挤、喧闹的城市转换到了开阔舒朗、诗意的乡间田园。

　　韩：我不太想自己读解，不想干扰观众的看法，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能够看出来，我在结尾的地方刻意使用了穿帮镜头。场景中很多墙上的字都是反的，是专门请人做的特效，呈现出一种镜像化的效果。正片结尾最后那个大远景的俯拍画面，我是有意识地把画面里所有的电线杆、火车都修图修掉了，把太过现实的东西全部擦除。我对于影片结尾的态度，就是需要让它像童话一样。我想暗示这样团圆的结局，未必会在现实里发生，但既然电影是一个梦，就让这个梦更加圆满一点。

　　我个人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只有悲观主义者才能舍得这么拍。我内心知道我已经很悲观了，很多东西表达得稍微温暖、乐观一点，可能是更多人需要的。我本人是虚无主义者，我不认为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这部电影也不会有什么意义，只能帮助到一些同样没有意义的人在某些时刻可以过得舒服一点。电影也就这点意义，解决不了长久问题，也解决不了终极问题，所以我们要不停地拍。

　　在拍《我爱你！》的时候，每天去排练的路上总是遇见一个在扫大街的人。他把街面上的垃圾扫到旁边的垃圾堆里面，可是第二天风一吹垃圾就又满大街了，他就再扫过去。我每天看着，觉得他做这件事毫无意义，但是后来我明白了，我的生活跟他一样，我们都在对抗这个世界的混乱趋势，只不过我对抗的是精神上的混乱。我们都不愿意面对混乱无序，一部电影更大的责任可能是让观众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某种哪怕虚假的秩序感。像他扫大街一样，明明知道第二天就会重新脏乱，但是毕竟每天扫完暂时是干净的，秩序暂时建立起来了。可能三天以后这种秩序感又消失了，那就要看新的电影继续寻找。人类就是在不停地对抗无序、对抗混乱、寻找秩序，我就是在对抗无休止的精神熵增的无数人中的其中一员而已。

　　想通这个道理以后，在电影中，我把自己的意愿放得特别靠后，也就不太爱说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了，更多的是想有没有更有效的方法来管理熵增。这可能是我近几年创作心态上的一个变化。

　　精神层面的道路养护员、清洁员

　　索：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在用电影手段来观照这个世界时，态度更宽容、温暖了？

　　韩：你要这样理解也对，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更宽容了，因为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平庸。我不再把自己看得很高、很重要，我越来越发现这个世界很多事都是值得我思考、敬畏的。艺术家好像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在某个阶段，会认为自己的思想、表达才是最至高无上的，怎样表达会显得更牛，就会执意这么表达。现在我不太会在意那些了，我觉得那些反而不值一提。举个例子，与其说我每天坐在书房，看卡夫卡，想点形而上的、一些自我表达的东西，还不如我敲开邻居家的门，过去听听他的故事，那给我的震撼会更大。

　　我原来的感觉是表达上要克制，我现在想我克制什么呀！有时候跟我的邻居聊聊他的不幸，我才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看看现实中很多人的故事，那种狗血的程度我根本拍不出来，现实中令人震撼的东西太多了。你还能克制说明你不是真的，还是在艺术范畴上聊这个问题，没有真的感同身受他们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生活在克制里，有时候现实来得太凶猛、太残酷、太直面了，根本没有给你克制的机会。我现在的心态，是意识到了自己曾经闭门造车的状态所思考出来的表达，自我表达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如好好地去观察、理解生活。

　　索：有一个词叫“离场感”，指的是观众看完一部电影走出电影院时的心情，你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韩：我没有考虑“离场感”，这种说法可能是从市场的角度去评价，对于创作者来讲不需要考虑作品的“离场感”。我考虑的是给不给别人添堵，我费劲地写了两对人物，最后都是个不好的结果，似乎就突然没有意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不要让自己装得那么清高，还是要做得通俗一点，让大家在情感上更有共鸣。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后，观众更需要关怀，我自己也需要关怀。如果市场上有人不停地拍这样的作品，我就真的懒得拍了，因为拍这样的作品太累了！如果市场上不断地有治愈的电影出来，我也希望躺在那每天被治愈一下。我也不希望创作者给我抖个机灵或者添堵。但是我能完全放下我内心的自我表达吗？也没有，只是我把它藏得非常靠后，不影响大多数观众的观影心态。

　　索：这部电影里，大量使用动物来做人物性格或命运的象征符号，动物园也似乎是城市之中隔离尘嚣的一方土壤。这与作品中你想要达到的治愈效果有关系吗？

　　韩：没有关系。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表达习惯，从最早拍学生作业的短片时开始，我的影片里就没有离开过动物。我所有的影片里都至少会有一个动物的角色。例如我拍“小红花”时，在动物园外面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戏，反映的是两个人灵魂的靠近。我想借动物元素表达人的本能以及人的动物性。动物有各种各样的习性，很多可能是需要我们借鉴的。比如影片里提到的大象的智慧，我们到现在也没有。不要觉得人类是高级动物，就好像一定是主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那些动物身上的优点。不过我也一直在往后退，一点点放弃自己的表达习惯，我新拍的《我们一起摇太阳》就不用这个手法了。

　　电影《我爱你！》剧照

　　索：就是说，作为导演，你更希望电影中故事和人物本身的丰满与暧昧能够让观众有所触动和共鸣，而不是让观众看完电影后能够得出一个你想要表达的价值理念。

　　韩：对，让人物成为核心，别让我的理念成为核心，不要让人物成为负载理念的工具。在一段时间里，我自己需要摒弃个人理念的表达，究竟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我还没想好，但是我想试试看。而且后来我也意识到，我的作品被观众解读出来的内容好像也不是我想表达的，这也很荒谬，所以我也就不执着于这件事了。说白了就是不要让我的导演人格凌驾于电影之上。所以我经常跟演员说，你们的演员人格也不要凌驾于角色之上。咱们都趴下来拍电影，不要站着拍，这是一个创作者拍电影姿态的重要变化。

　　你站着看大家，就会觉得大家都很光鲜，出门前都洗过脸，化过妆，什么真实的东西也看不到。我觉得现实主义原则就是要蹲着或者趴在地上拍，你要往上看，仰望生活，才能看到这些人真实的生命状态。趴下来看到的东西本身就足够震撼了，根本就不需要再去附着什么个人的理念表达。真的得到一定的岁数，有一定阅历才可以变过来。如果五年前你聊这些东西，我的回答可能会截然不同。那时候我也很坚信自己的创作理念，就是要尝试不同的电影类型，不想被定义。可是我现在觉得自己根本不怕被定义，甚至是渴望被定义，我觉得这不重要，无所谓。那时候我怎么也想象不到，若干年后自己的想法会走向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心态和成长有很大的关系。

　　索：这部电影的创作是在三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完成的，从最初阶段到成片，你觉得新冠肺炎疫情这一背景对这部作品面貌的改变，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韩：最关键的就是结尾，变得更加温暖了。我剪影片的时候，正是去年年底疫情最严重的最后一波。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心里面有点灰暗，所以想让大家看完电影以后舒服一点。我那时看到我之前写过的很多想拍的东西，里面充满着隐喻、苦难。与现实相比，我之前想要表现的苦难一下显得很无力。我应该用艺术作品多输出一些珍贵的温暖和美好。

　　疫情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不然我还是会特别执拗的。就像我拍“小红花”时，这么多人跟我说能不能别让这个女孩死，我说她必须死，我就要这种悲怆感，那时候我根本听不进这种议论。我现在想的是，剧作里为了完成戏剧冲突的升华，可以轻易地把人物写死，只不过是我们偷懒了，走了个捷径，找了个不太难的方式，可以瞬间把情绪张力拉满。也许他不死更难，是我们没有能力设计出相应的情绪张力。

　　索：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我爱你！》的市场前景和票房有什么样的判断和预期？

　　韩：我一开始拍“肿瘤君”的时候，所有人都跟我说，冲这个名字就没有人看你这部电影，片名里还带“肿瘤”，多忌讳。后来我拍《人生大事》，丧葬题材，大家觉得这种题材是中国人最忌讳的，别说观众了，我妈都劝我别拍别碰。我当时都没有考虑市场。《我爱你！》是老年题材，我依然没有任何市场方面的企图。我觉得电影本身好不好是一回事，当下观众需要不需要是另外一回事。我的意向是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观众能够被治愈、被温暖，但观众可能根本就不需要，而且现在电影观众流失得也非常严重。我看一部电影的时候，通常看的是这部电影能不能在五年以后还被提及，这是我心里很重要的标准，若一部电影过了五年以后没有人再提起，即便当下市场再好，对于我也没有吸引力。我希望《我爱你！》这部影片十年、二十年以后有人看、有人提，当然也希望能在当前市场上有不错的表现。

　　电影《我爱你！》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