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视界

　　文化保守主义很难成立。无论自由派、中国传统派、马克思主义派都不反对中国的现代化。其代表是冯友兰，他认为不存在东西之争，只存在古今之争。以中国之古旧与西方之现代进行对比，容易得出一个抛弃中国传统哲学的结论。西方也有传统文化，但并不是简单地加以消灭。而是通过文艺复兴走出中世纪。更好地恢复传统。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仅仅是反对全变，不仅承认普世性，而且承认民族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承认民族性的基础上实现了变革中国的目的。文化保守主义不代表政治保守，不思进取，不取变革。恰恰相反，文化保守与政治保守二者完全不同。或者是政治保守主义利用了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甚至可能是政治激进主义，梁漱溟信奉佛教，同情儒家，同时追求民主，最后在政治上支持马克思主义中国话。文化保守并不是反对现代化。现代化主要以经济政治为代表。文化激进主义并不能通过消灭传统文化而提升公民道德。与此相反，公民道德必须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守护价值传统和道德权威。

　　五四时期反传统虽然盛行，但是在随后30年里，反传统很微弱。传统与创新是任何国家各个民族的难题。冯友兰、熊十力都是把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教员的教导与传统儒家的圣贤教导有共同之处。教员的语录和修养都被中国社会用以替代传统儒学。

　　对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导致了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传统的情绪。青年人追求现代化的急功近利的情绪。对儒学的批判恰恰是批判者深受儒家忧国忧民的天下思想的影响。五四的偏颇在于以富国强兵的工具理性排斥儒家的价值理性，以功利主义排斥人文价值。他们简单地把政治体制问题归结为思想文化问题，导致了反传统的彻底展开。而且封建主义一词无法区分古代的意识形态与人文价值的界限。把一切传统文化都当作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而打倒了意识形态，也就消灭了文化。消灭了文化，也就消灭了意识形态。反传统带来的传统、文化、价值、权威、精神归宿的失落，非常危险，对现代化未必有利。而西方发达国家未必都是反传统最厉害的国家。

　　李泽厚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儒学无法解决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问题。儒家更多是一种文化属性。正如法家与兵家用于战国时代统一中国，直到汉代稳定下来之后，儒学才取得了应有的文化地位。人类社会短促变革时期是短暂的。而稳定发展则是长期的。资本主义同样适应了这样的规律。传统文化复兴的最大条件就是现代化。

　　多元文化结构中是有儒学地位的。儒家学说被泛化为涵盖一切领域的学说。从道德、到政治、到科学、到社会结构、到法治等。结果产生了儒学的越位。这种越位被证明不符合现实。儒学应该从其他领域退回来变成一种文化价值。我们能否向天主教要求科学，向佛教要求资本主义，向印度教要求个性解放呢？他们也不提供这些东西。我们为什么对儒学求全责备，而不对这些学说求全责备呢？我们决不是要求儒学做到一统地位。马克思主义实际也面临着这方面的风险，变成一种解释一切的学说，最后什么都可能不是了。要打倒儒家的价值理性，是不是过分呢？儒家文化是一种价值理性，马克思主义难道就仅仅是政治理性呢？由理性接受的传统也是历史自身运动的阶级的、建设的要素。儒学的定位应当是维护社会的价值理性，不再作为意识形态，而作为精神气质一样可以为世界作出贡献。

　　西方现代化同时作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批判宗教的启蒙运动，第二个是恢复希腊人文与科学传统的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相反，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容易倾向于仅仅是启蒙运动，而丧失了文艺复兴的意识。文化批判与文化复兴二者结合在一起。

　　启蒙运动代表的是理性的发育，也就是科学民主的体系。但是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的连续性没有断裂，基督教经过宗教改革转化为与近代社会仍有密切结合的价值系统。而中国的价值传统则遭到断裂。中国的理性传统，也就是真理传统则主要从西方引入。西方的真理传统是什么逻辑？真理传统可以引入，而价值传统为什么不能引入呢？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因为受到了救亡的压力，而无法完全的展开，真理系统无法展开，或者是工具理性无法建立，进而影响了价值理性的建立，进而导致了对传统价值理性的彻底放弃。

　　直到80年代，中国人正是提出现代化的问题。五四时期的救亡压力，演变为经济上如何避免被开除球籍的压力。现代化的压力，再一次压力了价值理性的建立，而倾向于工具理性。丧失了价值理性的中国人，完全陷入了功利主义。不仅和平没有价值，一切人文价值都要遭到排斥。这种态度下中国传统文化，

　　陈独秀就是把两种价值的冲突对立起来的例子。如果不爱和平便是高等文化，蒙古就是高等文化了。近来批判爱好和平的中国民族性，就是陈独秀的立场。现代激进主义往往归因为在力不在理，侵略不归结为日本，而归结为中国的衰弱。现代功利主义，特别适用于经济领域，而不适用于文化领域。

　　五四以后，学者渐渐抛弃了从民族地理认识东西文明的看法。韦伯的“以价值合理性为动力，以工具合理性为行动准则，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互补交融地结合起来。”如果这样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具有了重新诠释的意义了。

　　陈独秀从政治意识出发对待思想文化的结果必然是片面的。政治伦理并不在儒学中占最重要的地位。以三纲五常概括儒家，有些以偏概全。最有意义的不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发生，而是基督教与天主教作为西方人的价值来源经历现代化之后没有断绝。中国则断绝了传统。且不说孔孟没有提到“三纲五常”，就是三纲五常也可以现代转化。传统并非现代的对立物。文化保守主义则看到了传统的连续性。章太炎提出：“新时代云者，决非无中生有、天外飞来之物，而为世世相承连绵不断。”半个世纪以来工业东亚现代化表明，忠可以转化为现代工作伦理。现代人仍然需要一个家庭规范。孝的含义也有价值。韦伯认为，博爱平等平均为内容的价值理性构成了基督教、佛教、印度教、儒教乃至于伊斯兰教的共同的伦理基础。胡适在评论梁漱溟时候说中庸是所有民族的共同美德和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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