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随笔｜经典诠释研究应当具备“突围意识”

　　摘要：从道之渊泉汲取活水生长

　　

　　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而连续不断的经典注疏传统，中国思想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经典不断进行诠释的历史。经典在东西方文化中，都代表着公众认可的规范性、启发性和教益性，使文明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和包容性。作为民族精神文化汹涌流淌的坚实河床，经典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在建构中国精神与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典范性功能，也在话语创新和传统重构中起着重要的奠基性作用。

　　「经为常道」

　　“经”之初字是“巠”，首见于周代金文。在周代铜器盂鼎、毛公鼎、克鼎、晋姜鼎的铭文里，均有“巠”字。因“巠”字形像织机之纵线，织布时纵丝维持不动，由此可引申为“道路、常道”。

　　中国古代使用“经”来称呼权威著作，本非始于儒家，也非仅止于儒家。但使经学研究连缀不绝、蔚为学术大观者，则非儒学莫属。从孔子开始，大儒“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传授、整理和编纂远古文化典册为己任，为经典诠释活动奠定了基本理念和范式。

　　开一代风气的陆九渊和王阳明，虽不完全以说经、解经方式立论，但其思想深处仍离不开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陆九渊《论语讲义》和《大学春秋讲义》、王阳明《传习录》《大学问》都是关于经典的解说和辨析。

　　经典存载“圣人之学”。圣人因忧心后世道德沦亡，便撰著经典、教化后世，以扶立人伦常道。经典具有强烈的价值旨趣。价值意识既渊源于传统，又植根于生活实践。

　　通常，研究中国文化价值结构的取径有二：或注重少数圣贤经典中记载的理想价值体系，或注重一般民众生活和日常行为所表现的实际价值取向。王阳明大力推崇“良知”之普遍性和共通性，使经典面向的受众大为扩展。无论高德大儒，还是村夫愚妇，都是广泛意义上的读者和受众，“良知”则是人人皆可成圣和修德的基础。

　　古往今来，学者千言万语，无非是把做人的道理融化在日常用行之中。关注经典体系的价值理想怎样与世俗生活结合，继而转移为对世俗生活有现实规范的伦理价值，是有意义的立论路径。

　　「德行并举」

　　孔子重“德行”“仁义”，力图通过经典诠释来阐发义理、教化世人。这是一种内在于心的践行，以提升人的道德修养之境界为宗旨。王阳明以“良知”规定了经典诠释的价值和道德向度，强调学者要“立志用功”“种德养心”，时时“栽培灌溉”“修剪繁枝”以扩充良知，造就德行并举的完美人格。这种人格的根本不外乎是珍贵的生命本身，却又体现了被教化了的伦理精神，即古人所说的“气象”或“风范”。

　　倘若“以德立心”，内在地从生命体验来读书、滋养心灵，自然能够“养心”而变化气质。所有被吸收的东西都被精神同化，从而被保存在内在的生命中。在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阅读中，我们可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视野上的开阔、情操上的陶冶。这不仅仅是朱子式的“吃药”和“进补”，更是在心中以“志之所向”为引导，植种和栽培一棵茂盛的良知之树，在经典里汲取源头活水。这种生命成长的隐喻，使存载“圣人之学”的经典充满了时代精神的活力。

　　这样一整套研读经典的功夫，首先要“立志用功”，其次要“以德立心”，最终达到“德行并举”。立学圣、成圣之志，学问才能有所进步。若有效法圣人的志向，则良知也必能不断扩充，学问亦将日益精进。就此而言，研读经典不仅仅是诠释和分析某个文本，更是通过理解经典对自己进行自觉的道德修养、人格陶冶。经典被吸收和同化进心灵，滋养德行和智性萌芽，然后重新凝结成新的精神整体，生发新的时代精神。

　　在经典流传、存在的世界里，我们无时无刻不浸泡在传统中。在此意义上，经典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脊梁，是文化传统与社会共同体内部活生生的精神巨木。它不断从活生生的道之渊泉汲取活水生长，不断吸收时代精神长出新枝新叶，也担负着给新时代提供道德和伦理价值支撑的重任。

　　「守正创新」

　　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背景下，传统经典诠释与现代话语创新的有机统一召唤着有作为者。

　　经典包含一个文化传统最基本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对经典的评注和阐释，是文化传统得以保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的经典诠释研究者应当发挥自身的“突围意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在守正创新中继承传统、开辟未来，以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

　　我们既需要在中西传统之间发掘具有普遍性的经典命题，也要着力于探寻中国独特的理论话语；既要重视古今之别，将古代丰富的经典诠释经验带入现代语境，也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拥有自主精神的知识体系为人类贡献出具有普遍和共通意义的思路话语。只有从经典所承载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才可能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未来中国。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在东西方文化相互激荡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意味着对西方近代知识体系作出深入的反思和重构，也意味着要以时代为观照、以中国为观照、以传统为观照，基于文化自信对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应有的贡献。

　　面对时代赋予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视经典在文化传承、创新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彼此契合的多源思想中造就有机统一的中华新文化生命体。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鲍永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