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伦理冲突

　　社会对性行为的约束与个人的本能性冲动之间必然会产生激烈的价值冲突。这种根植于性的主体的二重性的价值冲突是主体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性伦理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减弱这种冲突，降低冲突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在现阶段上，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对立。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社会的道德规范一再劝告人们，性行为“应当”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是，不论社会规范如何约束，社会舆论怎样谴责，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人不顾舆论，甚至不惜性命超出界限。对此，许多文艺作品都有生动的描述，性伦理冲突甚至成为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

　　这种由多重价值主体引发的性伦理冲突是一种人性与德性的价值冲突。人性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性，人性的体现以个体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为标志；德性则是一种社会性，德性的体现以社会需要的满足为标志。人性和德性的价值冲突能制造跌宕起伏，让人心跳的情节，因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

　　性伦理中人性和德性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性爱既是排他的，又不是排他的。性爱的排他性主要是基于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人的社会归属感。从个体的本能的内驱力看，性爱又具有非排他性。日本学者大井正在《性与婚姻的冲突》中说：如果单纯就性爱而论，那就是男性爱恋女性或者女性？爱恋男性，只不过现实社会中爱情的主体是有限的个人，因此，成为性爱对象的有个性的异性会随着爱的主体能力和爱好的层次不同而受到某种限制。爱的最低限度为一夫一妻婚姻中的性爱。由于一夫一妻制婚姻规范的反作用和压抑，使性爱或性的关系具有排他性。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对一个异性的爱也同样能够奉献给其他异性，形成对异性群体的爱。因此，尽管人的理性能够识别“正当的”和“不正当”性爱的界限，人的内驱力还是试图冲破这种限制，这是婚外恋形成的心理基础。

　　婚外恋是典型的规范外恋情。作为婚姻的伴生物，婚外恋因恋在婚外而受制于社会道德，故多以悲剧结局。早期文学作品中的婚外恋的悲剧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家庭的悲剧，属于外力范畴的悲剧，很少深入到人的潜意识中的“自我”层面。如中国的“梁祝”爱情悲剧和西方的“罗密欧和朱莉叶”的爱情悲剧。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外恋主题再一次出现深化。人们发现，不仅婚外恋是悲剧的，并且发现了这种悲剧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自我”与“他我”的价值冲突的悲剧。如日本电影《失乐园》中那个有一个优秀得“令人羡慕”的丈夫的凛子的婚外情就是女性对于婚姻中“自我”丧失的反叛。性爱既是排他的，又不是排他的，这是婚姻与生俱来的弱点。现代、当代婚外恋文学的再深化主要表现在对这种无法克服的弱点的透视上。

　　可以说，男权中心文化是婚外恋悲剧的始作俑者。在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里，妇女一旦结婚就得“相夫教子”，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而逐渐丧失“自我”。 独立意识强的女性能够认识到这种自我的丧失，会产生比较强烈的“逃离意识”。这里会有两种不同的路供她们选择：要么像娜拉那样出走，以逃离家庭的方式使自我从家庭的泥潭中挣脱出来，从而获得拯救——离婚就是它的一种形式；要么保留家庭，使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他”来介入“自我”，通过这种强烈的冲击，改变自己已惰性化的思维习惯、审美习惯、价值观念，以期重塑自我——“婚外恋”就是它的一种形式。相对于离婚，婚外恋的风险和成本都要小得多。但是，婚外恋的特质决定了婚外恋不可能解决婚姻与生俱来的弱点。人们在婚外恋中获得了短暂的自由，但激情过后却又更加的不自由，因为她除了要承担已有的家庭责任之外，还得再承担对情人的责任，从而使自己陷入更大的冲突之中。

　　社会学将违反规范的行为称为“越轨”。在文学作品中，性越轨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不合理的性禁忌的反叛，一种是对于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的违背。文学，在本质上是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服务的。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文学作品具有很强的倾向性。几乎每一部有关婚恋的作品都会对各种“性越轨”行为表明自己鲜明的态度：一种是赞同，即对不合理的性禁忌的反叛的同情，如《梁祝》中被旧礼教毁灭的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成了中国的千古绝唱；另一种是反对，即对于违背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的行为的痛斥，如《水浒传》中被迫下嫁武大郎的潘金莲因为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成了万人责骂的淫妇。当然，这种同情或痛斥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其合理性的依据仍然有待证明。

　　虽然民间故事、传说可能是虚构的，但故事的流传本身却反映了社会道德规范与人的个性要求之间的深刻矛盾。实际上，公众在接受、创作民间故事时，一方面极力表达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理想以及越轨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得不受到当时社会的精神生活环境的制约。因此，在《梁祝》中，故事安排了“双双化蝶”的结局，用死亡来调节“节”“义”“孝”三者之间不可调合的矛盾。

　　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床三年而不失贞，是节；山伯十里送英台是义；英台有心相许却要山伯“明媒正娶”是节；马家求聘，英台不违抗父母之命而违心应允是孝；英台在出嫁途中为梁山伯殉情，既尽了孝，又尽了节和义。

　　祝英台殉情是她在儿女私情与封建礼教之间做出的无奈选择，而梁祝的故事能够流传上千年，则是因为故事中“情”与“礼”的矛盾冲突也是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人性”与“德性”的矛盾冲突的表现，所以能引起公众的共鸣。在现实生活中，纯粹以爱情为目的的婚姻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且不说社会上层那些政治联姻、经济联姻是与“爱情至上”的原则格格不入的，就是普通人的婚恋也要受到许多限制。如“门当户对”、“郎才女貌”、“条件相当”就是一些基本的限制。人生活在社会中，不能违背人伦，不能不理会他人的看法，否则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屈服于外在限制的婚姻又使得婚姻异化，人性得不到满足。于是，人们一方面希望依照社会一般标准建立合法婚姻，另一方面又希望突破传统婚姻的限制，满足人性的需要。婚姻的异化是性伦理中“人性”和“德性”的冲突的根源。

　　性伦理中人性与德性的冲突在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也有反映。如：森田芳光导演的日本电影《失乐园》通过一个婚外恋的女主角凛子的呐喊：“我只是爱上一个我真正爱的人，难道这就叫‘婚外恋’么？”对性活动中“他我”与“自我”价值冲突作了深刻的刻画。故事以凛子和情人久木双双自杀的悲剧性的结局告诉人们，个人与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以及主流文化对抗，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又如，著名的美国电影《廊桥遗梦》虽然把一对老情侣四天的婚外恋情描绘得甜蜜美满，充满激情，但实际上影片并不是要赞美婚外恋情，而是意在揭示美国中年人的伦理价值观与情感平衡问题：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先是情不自禁地被充满了自由气息的男主人公所吸引，但在再三斟酌之后还是选择了家庭。影片的结局是一个合乎道德的结局：女主人公对家庭的责任感战胜了情欲。

　　尽管文学作品对性伦理中“德性”与“人性”的对抗的反映是感性的，仅仅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困惑，但它却是人们对于性规范合理性的反思，是对性规范中的“应该”等于“合理” 的假设的怀疑。这种怀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性规范是一种社会理想的体现。在实践中，性规范被理想化，同时又被义务化，成为人的一种道德责任。但是，由于社会意识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的变化，性规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与现实完全相符合，总是在一定关系上作为与现实不同的某种东西同现实相对立。因此，性规范中存在着不合理性是必然的，文学作品对这种不合理性的反思为性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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