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聊斋志异》的研究，为何多在学者研究领域？

　　前些年看《聊斋》的研究论文，都是著名学者所写，远不像四大名著那样普及，以形成一门重要学科。而《聊斋志异》在民间受重的普及程度，又高于《红楼梦》。对于这种学术现象，使《聊斋志异》的研究，一直在艺术殿堂，而未进入到民间庙堂。

　　说实话，看到您这个问题真不太想回答。因为第一感觉确实和2楼上这位知友一样，觉得您这问题怎么说呢。不仅前后的逻辑矛盾，不知道到底想问什么，一会说作为学术现象在民间受重视，一会又说它未进入民间庙堂（不知道这个词连在一起，您是否分清了什么叫民间，什么叫做庙堂；什么是学术，什么是记问之学呢）。

　　所以既然朋友们都来知乎问了，我还是希望更多朋友能够不断提高问问题的水平和角度（当然，不耻下问从来都值得鼓励，但更值得鼓励的是：我们都能问出好问题），这样相互激发才更有兴趣，问答过程才更有含金量，也更有意思。

　　新的一年了，谁让反复被邀请了三次（也挺佩服上面这位执着的，且不断@ 我的朋友）。好吧，既然是这个异常熟悉的话题领域，又是终生热爱的一本古典小说，那我就尝试着做以下的认真回答（阅读全文预计20分钟）。

　　首先“聊斋学”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贡献并不集中在学术领域。除了学者，还有院校师生、古典文学爱好者，小说作家，以及书报刊编辑等。

　　当然整体看上去，后续仍有深入研究探索的广阔空间。我从两个角度来简单说说：一个是专业的核心期刊及书籍（一刊一谱），一个是开放性的学术论坛。

　　（1）比如：国内最聚焦的核心期刊——《蒲松龄研究》（主办方：蒲松龄纪念馆），近些年偏重于聊斋原书研究的内容多些。

　　这个研究最早创刊于1986年，主要反映国内外蒲学研究动态及其研究成果，沟通国内外蒲学研究的信息，发行周期是季刊。

　　刚开始办此刊时庞杂博收，并非都是业内人士的研究成果，本身就有各种民间爱好者的文章。后来经过杂志社屡次调整，内容又兼及《醒世姻缘传》（最早被业界疑似为蒲松龄的另一小说作品）和中国文言小说的研究内容。应该说，确实提高了刊物的整体质量，旨在推动蒲松龄研究的开展，但门槛设限越来越高了（比如投稿需要标明学历，研究方向等。如果是研究生，必须注明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院校人士评职称最先考虑的投稿渠道。

　　再有一个，就如《蒲松龄年谱》。这本书偏重于蒲松龄本人的生平研究。

　　是路大荒先生所撰写。作为后世的蒲留仙淄川同乡，路先生本人多才多艺，嗜古玩，精鉴赏，在文物考古、版本鉴定、书画篆刻诸多方面均有较高的造诣——似乎也验证了文脉确有“地灵人杰”这码事吧，一笑 。而且他性情真挚，坦率，穷毕生的精力研究蒲松龄的生平及著作，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出版《聊斋全集》的著名学者，没有之一！

　　他广交文人名士，曾被国学泰斗梁漱溟先生称为“留仙知已”，誉为“二十世纪蒲松龄研究的第一人”。现有很多关于蒲松龄研究相关的老旧资料以及线索，都会借路先生当年着力整理之功效。

　　他写的这本书对于蒲松龄生平之事迹记录甚详。1935年第一次发表于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出版的《聊斋全集》当中。后来路先生曾于1955年和1957年又分别进行过修订和增补，再度发表于他所编辑、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蒲松龄集》。

　　这个年谱对于每位聊斋爱好者了解和研究蒲松龄的生平事迹，都甚有帮助，不可不知。

　　（2）山大文学院的“聊斋学与中国小说研究中心”成立后，开放性足够。成员并未分江湖还是庙堂，学者还是草根，只是突破方向、深浅水平有待观察。

　　这个中心是山东大学新设立的，为整合校内外学术资源而批准建设的非实体研究机构，它名义上挂靠在山大文学院，实际上算是一个面向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开放性学术平台。目前大多以国内专业研究人士为主组成，举办了仅两届的“聊斋学”论坛。

　　我相信，对于今后聊斋学的研究方向，发展趋势以及前沿探讨，应该会增加举办力度与场次。因为如果一个学科领域本身就需要有国内外大量的学者、同仁参与研究，保持开放度和活跃性，尤其是思想上能够更加解放，这样才能让更有深度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使“聊斋学”研究更加繁荣。

　　山大文学院官网显示结果第二届聊斋学论坛合影照（3）研究聊斋为什么还要有“王学”的一定基础？

　　王学是指对清初杰出的诗人、文学家王士禛的系列研究成果（王士禛、王士正、王士祯、王渔洋，这几个名字都是指同一个人）。

　　因为在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已经年逾不惑。他来到退休官员毕际有的西铺村担任“西宾”（私塾教师），结束了长期四处漂泊不定的生活。而毕际有作为馆东，对蒲松龄十分尊重、信赖以致钦佩。除了请他给王氏宗族的子弟教书之外，还委托蒲松龄代笔捉刀不少书信，迎来送往的，办理不少家务事。而蒲松龄俨然就成为了毕家的家臣。

　　毕、王两家在山东当地都是豪门望族，门当户对，两家有三、四世姻亲之好，相互之间走动频繁。康熙二十六年（1687）王士禛利用公务之便，顺道前往西铺村，看望亲友长辈毕际有、同辈毕世持等人。当时作为毕家西宾的蒲松龄自然是全程陪同，二人一见如故，成为了诗文好友。

　　也因为这层关系，蒲松龄才得以结识了朝廷高官“一代诗宗”的王士禛。

　　有意思的是，王士禛虽是清朝初期正统的文人士大夫，他也有搜集野史逸闻、撰写笔记小说的爱好。可以说和蒲松龄志趣相投，一见如故。现在有已出版的王士禛撰写的奇谭类笔记《池北偶谈》，其中就记录了许多逸闻趣事。我们可以对比阅读《池北偶谈》、《聊斋志异》两本书，会发现其中有许多条内容相似的记载，例如《林四娘》、《蒋太史》等篇目。

　　他甚至直接把《聊斋志异》中的《五羖大夫》、《妾击贼》、《张贡士》、《赤字》、《小猎犬》等5篇文章稍加改动，放到自己的《池北偶谈》一书中。比如在《小猎犬》文末，他就明写道：“事见蒲秀才《聊斋志异》”，可见他对《聊斋志异》的喜爱。正因有此渊源，实际上，王士禛就成为评点《聊斋志异》的第一人。

　　那么，王士禛的对聊斋一书的评点研究为什么重要呢？

　　我觉得，不仅因为在清代四大聊斋评点家中，王士禛和蒲松龄身处同一个时代，彼此欣赏而书信往来频繁，算是亦师亦友。他的身份和地位，均有别于其他三位后代的杰出评点者。另外，他的评点虽然简短、零碎似乎不成系统，却语义隽永、真实。这样就既证实了蒲松龄聊斋故事的真实性，还增添了聊斋故事的神秘感。

　　所以在我看来，把他的评语、二人之间的诗词唱和、书信等，和高珩、唐梦赉两篇序言一起去延伸思考，由此可见产生于清初的这部伟大的《聊斋志异》，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搜神猎奇，鬼话连篇，它同样反映了真实的时代社会生活，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文学意义。

　　齐鲁书社出版：袁世硕先生辑录的《王士禛全集》虽然上述提到很多文人、学者，看似大多集中在专业学术研究领域，但实际要看这个研究从哪个角度来说。

　　皆因从蒲松龄开始创作《聊斋志异》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对《聊斋志异》的看法和态度经历了曲折的变化过程，对《聊斋志异》的诠释和解读呈现出不同面貌。

　　在清代，人们主要从伦理道德和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认识，或者侧重于蒲松龄搜神志怪、谈狐说鬼的才情，或者侧重于蒲松龄内心的孤独、不平、愤懑的情感状态，或者侧重于《聊斋志异》反映社会道德理想、有益世道人心的作用。其中包括有清一代上到士绅、官员、武将，文人，下到普通百姓，贩夫走卒，都喜读聊斋。

　　而到了民国时代，对聊斋志异做系统性研究和重要性的揭示，代表人物就当推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作家联盟的扛旗手——鲁迅先生了。

　　《聊斋志异》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顾至纪昀而有微辞。盛时彦（《姑妄听之》跋）述其语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天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上面这段是我摘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已经说的很清楚。为什么包括前有王渔洋、中有纪晓岚在内，而后才有系统阐述其艺术性的鲁迅，其论述一目了然。

　　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聊斋志异》除了鲜明地指出其“传奇法”的笔法特点，“志怪”的内容特点，突出肯定了《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但对其思想内容实际形成了某种“悬置”。根据众多学人和读者的感觉，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先生对蒲松龄写作该书的思想内容持“中立”态度，而是隐含了带有否定倾向的价值判断（有研究认为，鲁迅先生有所谓“劝惩之作，根本不配称小说”之论，我暂未佐证）。

　　而这个就与清朝的纪晓岚对《聊斋志异》在描写上的所谓“二不解”有相似之处了。不过，鲁迅先生对《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及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做了非常全面和客观的阐述，文学发展的观念较纪昀已有了本质的不同。

　　《鲁迅全集》中涉及“聊斋志异”的相关文章大概的演进脉络是这样的情况——

　　有清以来：从蒲松龄在世时，《聊斋志异》就被传抄、改编、演出；乾隆三十一年，《聊斋志异》第一个刻本——青柯亭本问世；清嘉庆以后，陆续出现冯镇峦、何守奇、吕湛恩、何垠、但明伦等人的评注。而道光年间，几乎家家有其书；进入二十世纪：《聊斋志异》标点本、图咏本、注解本、白话本、演义改编本、评书话本以及连环画本等频繁印刷出版，给各种社会地位、各个年龄层次的人们提供了选择的便利和自由。其影响也延伸至海外，成为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也使它从一部书走向一种形式多样、涉及范围广、影响时间长的泛文娱现象。另外各阶层的人基于不同的思想、认识、理解程度对受传统文学、西方文学、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观念的种种影响，在伦理、道德层面，在“实有”还是“虚幻”，在“有益”还是“有害”等问题都展开了各种研究以及广泛争论。前动乱时期+大动乱十年期间，就更影响至庙堂关注和探讨的高度（如下图所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超越了伦理道德范畴对包括《聊斋志异》在内的众多古典小说都展开各种诠释方式——其中最多的就是政治维度、文化维度、社会维度。而对《聊斋志异》这本书，我觉得还是政治层面的诠释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排满革命论还是人民性诠释、民族意识诠释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聊斋志异》诠释的时代政治特征。近三十年以来，诠释主要集中于其文化层面，对作品的解读慢慢超越了强制性的政治思维，思想上的束缚虽然还有，但已经打破诸多领域，向着多个方向延展，尤其是人文角度层面。其中既有对旧话题的整合，也有对新话题的开拓。进而使《聊斋志异》诠释不断产生新的话题，进一步深化对《聊斋志异》文本的认识，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姿态。日本华裔作家陈舜臣改编，根据聊斋原文作的某种“故事新编”我想这里也再次证明了前论——即为什么我说“其实没有所谓研究人的角色边界。从来未分过江湖还是庙堂，学者还是草根，只是具体突破方向、深浅水平等均有待观察”之语。

　　乃至当今，我们一般说起花妖狐魅、树精鬼女，人们首先就会想起《聊斋志异》这本书。而谈到耳熟能详那些代表人物、故事——如画皮的怪物、做白日梦的道士、可怜的儿女变形计、姊妹易嫁带来的婚姻启示、士林学子的无良、风尘侠女的飘逸风范、狼的贪婪与团队精神等，就会自然想到中学课本中学过的《狼三则》、《促织》、《劳山道士》，戏曲电影《花为媒》、《姊妹易嫁》以及优秀大陆、港、台电影《精变》、《胭脂》、《倩女幽魂》、《侠女》等，都会忆起全部出在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

　　代为致谢四川刘永先生的附图——蒲松龄先生1、前辈或同辈的挚友、社会贤达及家属

　　这一派人士，主要以高珩、唐梦赉等人为代表的同乡先贤和以蒲箬等人为代表的后辈亲属。因为在聊斋志异》写作过程中，由于写作题材、手法的特异，受到了部分人的冷嘲热讽，有些“拘墟之士”、“小儒”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有鉴于此，蒲松龄的许多同乡先贤、子孙后辈等便提出了“道德劝惩说”来与之相对。为《聊斋志异》在正统文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并对《聊斋志异》的继续写作和广泛流传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以赵起杲、鲍廷博、王金范为代表的刻书者

　　从他们的序言、跋等文字来看，他们大都认为，《聊斋志异》虽然谈狐说鬼，但言异而志正，“有功名教，无忝著述”，而且蒲松龄“才大如海，笔妙如环”，以“化工之笔”为“揶揄之论”，因而很受读者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聊斋志异》经过他们的编选、刻印、传播，“以公同好”，也必将对世道人心有所助益。持有这种研究观点固然与他们的时代思想认识有关，而刻书者的身份也使得他们必须充分重视和宣传《聊斋志异》的社会功用因素。

　　所以，除了考虑文字狱对书籍的影响外，于公于私，他们还必须为刻印出版准备流行于后世的《聊斋志异》，找到符合一般社会价值评价系统，同时容易为人们接受的一个理由。

　　3、以冯镇峦、但明伦为代表的一众文学批评家、评点者

　　《聊斋志异》在创作过程中，即有王渔洋的首次评点，此后至清末民初共有十六、七家（如某甲、某乙等）对此书做过不同评点。其中用力较多、成就较高的，有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等。他们对《聊斋志异》的诠释主要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为依据，同样更多强调劝善惩恶的社会功效，广泛涉及作者立言本旨、作品中人物与社会现象等。

　　4、一般人的评价（包括各类古今文人、跨界学者、古典文学爱好者、读者）

　　《聊斋志异》因为文辞斐然，流传广博，影响深远，所以几乎被所有受过传统教育的文人所喜爱，他们对《聊斋志异》的诠释数不胜数，仅举几个例子简要说明一下：

　　"随事寓劝赏，因端严谴诛。君看十万言，实与良史俱。”——王承祖《聊斋志异题辞》“谛观命意略不苟，直与子史相争衡！中藏惩劝挽浇薄，外示诙诡欺纵横。” ——沈娘《聊斋志异题辞》“而窥其大旨，要皆本《春秋》彰善痺恶，期有功于名教而正，并非抱不羁之才，而第以鬼狐仙怪，自抒其悲愤已也。”——孙锡嘏《读聊斋志异后跋》“事新语新，几于一字一珠，而又可以感人心、示劝惩之意。”——陈廷机 《聊斋志异序》“《聊斋志异》是先用诗的形式写写试试看，然后再写成小说。”——赵俪生《读<聊斋>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