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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选段落-----

　　第六章　行走的故乡

　　一种歌谣在两岸传唱了若干个世纪，这就是歌仔。

　　数个世纪前，歌仔流行于九龙江畔，自由、轻松、诙谐，仿佛是漳州人乐天知命、包容开放的性格。

　　歌仔随着游子踏上未知的旅程，家乡的故事沉浮在歌仔的影子里。垦拓时代，歌仔是温暖的乡土记忆。

　　民国初年，歌仔在宜兰成了歌仔戏，歌仔戏风靡了全台。1928年，歌仔戏回到了大陆，一样风靡了漳厦。1949年，两岸隔绝，在彼岸的歌仔戏仍叫歌仔戏，在此岸的歌仔戏成了芗剧。待到四十年后，两岸的艺人终于同台演出，唱芗剧的一样唱歌仔，唱歌仔戏的一样唱芗剧。

　　歌仔是古歌，歌仔戏（芗剧）是两岸共生的唯一曲种，是家国历史，也许还是对未来的一种隐喻。

　　翻开漳台社会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漳州过台湾，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延伸与发展，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播迁和演变，更是背负中原文化基因的漳州人的开拓精神在历史背景下的一次演示。现代性与传统性，一直是闽南群体的显著特征。崇文尚武的传统、凝聚成团的禀性，成为影响深远的族群观念。那些来自闽南地区的农夫后代，血统、地域纠葛极深，熟悉商务、涉足政治，在跌宕的时局中建立自己的话语能力，他们走到哪儿，那里就会有他们的故事。

　　经历过隔绝与融合，我们将如何面对过去，如何看到未来，这是一个涉及中华民族共同命运的话题，讨论这个话题需要自我审视的勇气，也需要具备站在世界潮流上的格局与视野。

　　过番，他乡与故乡

　　（一）

　　郎去南番即西洋，

　　娘仔后头烧好香，

　　娘仔烧香下头拜，

　　好风愿送到西洋。

　　……

　　《好风愿送到西洋》

　　女人在海边吟唱，那些熟悉的港市依次出现在她的歌谣里。良人跟着船越走越远，那些传说中的地方多金但不是家。离家的人会待到来年像候鸟般北归，回不了家的大抵永远回不了家了。

　　尽管从宋元起，南洋各地已经出现一些漳泉人的聚落，不过，出海的大多数人仍然保持着回家的习惯，习惯“驻番”只是贸易的需要。

　　不过，十七、十八世纪这种情形倒变得不一样了。

　　纳入了世界贸易体系的远东地区带来了南洋开发，也带来了掠夺与战争，导致半岛和群岛人口锐减。作为优秀商人和能工巧匠的漳泉人变得十分抢手，荷属东印度和英属海峡殖民地形成一股巨大的人才拉力。

　　与此同时，月港开市推动人们一路向海。然后，战争、动乱、饥荒，更多的人出海做遗民、做拓荒者。

　　那是一种链条式的移民，父亲带着儿子、带着族人、乡人，互相携手、前后牵引。一人出洋，在他的身后，往往是数百上千人的队伍，细水长流一般的。一个沿海村落不过数百人口，出海和在外繁衍子嗣往往比留在家的还要多。

　　把中国纳入全球网络是远东贸易的关键环节，在欧洲人经营南洋的初期，他们在寻求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受挫时，通常在靠近中国的地方招引华商和移民。商人们为他们带来欧洲市场需要的中国商品，向殖民地提供大部分生活用品和技术，把殖民地产品纳入世界市场，也依靠这样勤快的中间商。

　　在巴达维亚，闽南人在开埠时已在那儿定居，从事稻米、甘蔗及蔬菜种植。天启元年（1621），一个叫赫伯特的爵士在东印度游历时，描述了万丹的情形：“万丹城本地出产除了稻米、胡椒和棉花外，很少有其他产品，很大部分胡椒还是由辛勤的华人运到此地的”。闽南商人每年正月成群结队来到这个港口，把从苏门答腊的占碑、婆罗洲、马六甲等地运来的东西卸下，以万丹为仓库，供应给英荷等国家和当地百姓。

　　一种漳州铸造的铅钱在万丹市场通用，这种铅钱粗糙、易碎，但是在中国货涌入万丹、银元被中国商人大量带走的时候，铅钱变得抢手。如果月港商船不来，铅钱价格会暴涨。

　　中国商人是万丹市场的大买家，1598年，万丹市场3万袋胡椒，其中1.8万袋被中国人买去，荷兰人带走9000袋，印度人带走3000袋。

　　荷兰人把建设吧城的希望寄予华人，他们想法子诱使华人离开万丹，迁往吧城。在那里，华人可以得到东印度公司的贷款。1619—1620年，巴达维亚总督科恩4次致函北大年荷兰商馆，要求全力劝诱那里的华人前来吧城，特别是木匠。如果他们不来，公司可以雇佣他们，发给高工资并欢迎他们携带家属，他们的家眷一样可以得到工作维持生活。

　　万丹王国和荷兰人一直处于敌对状况，巴达维亚当局无异于釜底抽薪，而吧城的建设速度则有点出人意料。中国人几乎承建了所有城堡、运河、房屋，连建设这些建筑物的木料、石灰、石材也由华人提供。

　　吧城华人多来自闽南，他们往往已经几代不回中华。

　　十七、十八世纪，荷兰殖民时代，中国人几乎涉及所有的经济领域。1625年，一个居住在吧城叫何（Hehrnius）的传教士这样描述“这儿华人众多，勤劳努力，吧城居民完全依靠他们，否则，吧城就没有市场，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商业可做”。（de Haan：《老吧城》）

　　Christophel Frylce，一个在1680—1686年旅居东印度的军医在回忆录里写道：“吧城华人机巧敏慧，是最为精明的商人，除钟表业外，几乎无不有其店铺”（《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在那个时代的欧洲人眼里，中国人积极、勤劳、俭朴，他们在吧城经营几乎所有有用的手艺、商业和工业，他们种出最好的蔬菜、开办糖厂。总之，这是一群异乎寻常有用的、不可缺少的人。

　　“当人们还沉浸在梦乡的时候，这个人就起床了，他半裸着身体站在火炉旁边，虽然夜里凉爽，但他已经满身大汗，他把发辫盘在脑后，薄薄的蓝布裤盖到膝盖，在夜深人静时，他拼命地干活。”在1855年出版的《爪哇》的书里，Ritter这样描写华人铁匠的生活。

　　荷兰人来到爪哇前，闽南商人已经是这里最重要的中介商，把中国商品推销给爪哇人，荷兰人也发现利用了闽南商人的贸易网络可以省去许多麻烦。荷兰东印度公司把持着对欧洲贸易，充当大收购商和大批发商的角色，而闽南商人就是为他服务的中介商或承包商。因为他们长年在这一地区贸易，熟悉风土人情，从海边到内陆都有他们的贸易网络，许多难处理的事，比如殖民地当局与当地百姓关系，他们做得更好。一些税收干脆也由他们承包。

　　英国人也看好华人对海峡殖民地的作用。1786年8月11日，当莱特上尉占领槟榔屿时，这地方人口不过数十。地理位置不佳，远离太平洋主航道，不过作为东印度公司与中国长途贸易的中点站，让商船在印度洋信风起时来此停泊，维修船只和补给食物淡水，则再好不过了。英国人的目标是吸引中国人来此，没有人会忽视他们的吃苦耐劳。槟城很快成为漳籍移民聚居区。在槟城，中国人最初从事手工业和零售业和农业。十八世纪末，他们控制了当地的香料种植园，十九世纪初期，甘蔗种植也几乎被中国人垄断。

　　今天，马来西亚十三州，槟城华人最多，当人们走在闽南韵味的古街上，听到那福建口音，分明是熟悉的漳州闽南话。祖辈从闽南来到槟城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朵拉，在《月港去来》里提到了西海岸的登嘉楼，那个华、巫、印裔生活的地方，漳州人最早来到这里，从1736—1930年，所有的甲义丹都来自闽南。高玉成、高德利、林庆云等来自漳州，在那里，他们被称为老爹，或者头家，就像在漳州称呼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那样。在登州唐人坡入口，“双龙戏珠”的雕塑，描述一对互相友爱的青龙，在解救了被妖物骚扰的众仙女后，互相推让王母娘娘赏赐的金珠。“友善、礼让、不贪”，这个充满中国儒家精神的故事，在当年的国际贸易港流传。槟城理科大学陈耀泉博士在《瓜拉登嘉楼唐人坡社会发展史》中提到，那里的华人聚落或许从十七世纪的明代末期就已经形成了，那里是马来西亚最早的华人聚落。这个时段，正是月港贸易的鼎盛时段。

　　1819年，英国爪哇副总督佛莱士占领马六甲以南的新加坡时，新加坡也不过是个荒凉的渔村，中国移民为它带来生机，到1860年时，新加坡人口8.2万人、华人5万。祖籍漳州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外祖和前总统黄金辉的祖辈都在这时候来到新加坡。他们在那里开垦、开植、建设、经营百工，最终使它成为闻名遐迩的国际港市。

　　（二）

　　欧洲人对华人社会实行间接统治。他们在华人聚居的地方设置甲必丹制度，委任华人领袖管理华人自己的事务，这种做法方便而且十分有效。

　　甲必丹制度最初在葡属马六甲实施，“甲必丹”一词来自葡语Kapitein意即首领。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感到直接管理有困难，就在华侨社会中寻找有威望的人做首领，由他代表华人与殖民当地联系。马六甲第一个甲必丹是漳州人郑芳杨（1572—1677），欧洲人称Tinkap，即郑甲，有些人称他“漳州国王”。1647年，荷兰人从葡萄牙人夺取马六甲时，郑芳杨带着一批大明遗民在这里生活，1677年，郑芳杨去世，他的墓碑刻着“文山显考甲必丹明弘郑公之墓”。此时，距隆武朝已亡29年。

　　甲必丹制度以后被荷印、英属殖民地承袭。1825年，海峡殖民废止，荷属则延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郑芳杨，是历史上第一个甲必丹。1942年，望加锡甲必丹——祖籍漳州长泰的汤飞龙在对日作战时被俘遇难，这是最后的一批甲必丹。

　　从1619—1809年，吧城共任命22个甲必丹，全部是闽南人，从1645年海澄人潘明岩算起，共9任漳州人出任吧城甲必丹。

　　龙溪后生颜二的成功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漳人奋斗的影子。1602年，当20岁的颜二来到东爪哇，不过是肩挑小贩，二十年后，成为吧城华人领袖。1661年，做了十几年甲必丹的颜二去世，他的“番婆”颜二奶又接任甲必丹8年，直到1670年离职。在南洋开发史上，女性作为华人代表，这是极罕见的事。

　　荷属时期，甲必丹的委任仪式十分隆重，良辰吉日，当局出面宣布，甲必丹家立旗杆、挂灯笼，设宴请酒、演戏酬客。吧城的仪式最为盛大，在前往王城就职时，甲必丹乘五岳大轿，架大座，用唐人扛，排列执事三十二对，前呼后拥，开道而行，鼓乐庆艺，旗旌花灯。唐人则沿途排香案迎接，排场很像老家官员的出巡。

　　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华人自治组织，1792年，槟城的每一个华人社区都会任命一个头人调解内部争端。

　　1787年，槟城的第一任甲必丹是海澄人辜礼欢，这个二十三岁就离开老家的人，被称为che-wan，据说是个健谈、敏感而活跃的人，在细节上有欧洲人一样的精确和判断力。辜礼欢有一个著名的曾孙叫辜鸿铭，一个有欧洲血统、接受欧洲教育却执着于中国传统的人。

　　新加坡在开埠初期成功地实施甲必丹制度，甲必丹由各华侨社会方言、血缘集团共同发起，具有一定程度的司法、警察、行政权限，各方言社群又选出雷珍兰，协助甲必丹的工作。

　　1825年，海峡殖民地甲必丹制度废止，但殖民地政权无力直接统治华人社会，不得不又另行设立亭长制度。亭，闽南人庙宇的名称，一批与庙宇有关的华人领袖被推为亭长，这是另一种变相的甲必丹制度。十九世纪中期，祖籍漳州的陈笃生、陈金钟父子是新加坡最具影响力的华人亭长，他们也是事实上的甲必丹。

　　（三）

　　无论在荷兰东印度，还是海峡殖民地，华人在商业上的地位相当稳固。十七、十八世纪，他们的商业活动涉及几乎所有的方方面面，十八、十九世纪，他们在工业、农业、交通、金融领域独领风骚。二十世纪初，荷属东印度是世界工业原料的重要产地，也是人口庞大的消费市场，华人的商业活动对当时的世纪经济影响深远。祖籍漳泉的华人华侨在批发、土产、贸易、鱼米、布匹、制胶和榨油方面地位根深蒂固，在海峡殖民地，他们是金融领域的支柱，在交通运输、种植表现优异。

　　在南洋开发史上，有无数漳人成功的案例。从马尼拉渔夫到豪族，这是许寰哥家族的经历。1861年，龙溪鸿渐村的少年许玉寰随哥哥许益南来到马尼拉。1866年，迁往中吕宋，加入天主教。鸿渐许氏成为菲律宾何塞·许寰哥家族，20年间从马尼拉的渔夫到拥有数千亩种植园，经营糖业、米业、建筑业的名门望族。1988年，菲律宾总统克拉松·阿基诺夫人寻访了鸿渐村。在村里，她自称是许家的女儿。

　　祖籍漳州的薛佛记家族、陈笃生家族、蔡士章家族和徐炎泉家族、陈祯禄家族，他们世居马六甲，受过英式教育，拥有广泛的人脉，在槟榔屿与新加坡早期开发中脱颖而出。

　　薛佛记，1793年生于马六甲，字文舟，像那个时代的许多文人一样，他在自己的名字前加“漳郡浦邑”。漳浦是他的来处，尽管他可能没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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