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丨400多年前的明朝基层故事，道尽官场百态

　　

　　领读 | 拿铁

　　十点人物志出品

　　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是一本历史著作。

　　历史对很多人来说，是个略显枯燥的话题。因为它说的事情，离现在很远，历史中的人，也和我们差别很大。

　　一个王朝，一个皇帝在史书上或许只有寥寥几百字，尽管其中有许多规律，但对我们这些普通人却很难有所启发。

　　不夸张地说，有时候看历史还不如看一部肥皂剧，至少我们可以在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

　　说到这里，也许你会有些疑问，难道历史真的如此“高冷”，不愿在普通人身上花费一点笔墨吗？

　　事实并非如此。

　　古今往来，其实有许多史书都曾着眼于普通人。只不过，人们对这些不太关注。

　　但细细品读，你会发现，史书中的爱恨情仇，不仅蕴含规律，更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社会风貌。

　　

　　今天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些普通人的故事。

　　这本书的作者是马伯庸，是著名的历史畅销书作家，曾获得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银河奖等重量级奖项，被誉为“文字鬼才”。

　　他笔下的历史，大多充满趣味，引人入胜，广受欢迎。他的代表作《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还进行了影视化改编。

　　这本《显微镜下的大明》是马伯庸的新作，也是一本特别的作品。

　　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这本书收集了许多明朝基层乃至民间的故事，带我们从一个州、一个县甚至一个普通人的微观视角，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

　　接下来，我将为你解读《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你会了解古代社会中社会下层的生活状态。在皇帝和官僚的双重压迫下，下层人民要如何“自救”。

　　你还会发现，在古代的“官本位”社会中，当官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爽，他们真正掌握权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我还将为你展现一套绵延千年的户籍制度，看它是怎样对老百姓实现精细化管理的。

　　学完后，你将会对历史有一些新的视角。将这些视角运用到现实生活中，你会将历史的经验转化为人生阅历，给自己带来更多沉淀。

　　下面让我们开始学习吧！

　　

　　社会下层真是毫无权利的“生产机器”吗？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在你的印象中，中国古代的封建帝制是怎样的呢？

　　是不是皇帝高高在上，手下管着一群大臣，再通过大臣去治理老百姓呢？

　　就像一座大金字塔，上面是皇帝，中间是封建官僚，底下就是贫苦的百姓。

　　这些老百姓，终其一生都在为国家从事农业生产，还要被上层的人剥削。

　　如果你是这样想，那我只能告诉你，这个印象其实并不准确。

　　实际上中国古代对基层的管理，其实依靠两股势力，一股是朝廷在地方的官僚，就是我们常说的县官，县太爷，这是最基层的父母官。

　　

　　另一股就是乡绅乡宦。这其中，乡绅就是那些考科举有些成绩，但成绩还不够做官的人。

　　比如秀才、举人，虽然不做官，但会得到一些优待，例如在官府做临时工、不用交农业税等等。

　　而乡宦呢，就是那些做官退休的。电视剧常看到有些大官告老还乡，这些退休官员，回去就被称为乡宦。

　　这些乡绅乡宦，手里既有一些资源，又有文化，有能力做管理工作。

　　这样我们就能看出来，县里面由县太爷做主，而再往下到乡里，就是这些乡绅乡宦管理了。

　　因此中国古代有句话，叫作“皇权不下县”，说的就是这种治理方式。

　　它不是因为皇权不想下，而是因为国家太大，人太多，下不去。

　　可是这种管理方式看起来分工明确，但其中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

　　如果县官和乡绅意见不同，该听谁的？

　　也许你会觉得，县官级别高，当然是听县官的。如果这样想，可就大错特错了。

　　刚才我们提到，下面的乡绅乡宦，要么是未来的官员，要么是圆满卸任的，你这县官表面上虽然有些级别，但也不能随便得罪啊。

　　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你一个小县官，如何敢管退休的部长呢？

　　更何况还有那些秀才、举人，这都是官场的“明日之星”，指不定回头就当了你的上司。

　　所以说，这些乡绅乡宦级别虽然没有正式的官职，但能量却不可小觑。

　　别说县官，就是再上一级的州官、省官都不敢保证压过这些人。

　　明朝的万历年间，就出过这么个事情。

　　当时的徽州，也就是今天黄山这一块，有一个最大的县叫歙（xī）县。

　　

　　这个县的税收，和另外5个县加起来差不多。

　　当时有个小官叫帅嘉谟，在核算钱粮的时候，发现歙县多交了一笔税，有8000多匹丝绢，就是一种蚕丝制品。

　　按照资料，这笔丝绢应该由徽州的6个县共同承担，不知为什么，全部落在了歙县头上。

　　于是帅嘉谟准备上书，求领导主持公道。可在这里，他耍了个心眼，因为歙县的上级是徽州府。

　　对徽州府来说，这丝绢不管让歙县来交，还是让6个县分，对徽州整体税收都没有影响，对这件事情并不感冒。

　　于是帅嘉谟在歙县本地的乡绅支持下，干脆越了一级，直接把申请交到了应天府，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当时的负责人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海瑞。

　　他看到帅嘉谟的问题，还有许多退休大官的支持，马上就让徽州府核实情况，进行改正。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海瑞突然调任了。

　　果不其然，海瑞一走，徽州府就松了劲儿，开始打太极，拖着海瑞的命令不执行。

　　于是帅嘉谟只能在歙县的支持下，继续往上报。

　　而另外5个县也反应过来，他们居然派人到半路去截杀帅嘉谟，逼得他带着全家出去逃难，这丝绢案也不了了之。

　　大家本以为，这事儿到这里就完了，可有趣的是，6年以后，上级居然要求徽州府重查丝绢案，而且帅嘉谟恰好又在此时回乡。

　　同时还有好几个部门一起向徽州施压，要求继续办理丝绢案.

　　背后甚至有当时的户部尚书，也就是朝廷专门管税收的部长，他也是歙县人。

　　

　　徽州府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行动，背后就是歙县的乡宦。

　　但碍于命令，他们只能召集另外5个县，和帅嘉谟当面对质。

　　那5个县看歙县来势汹汹，也开始组织反击，与歙县展开辩论。

　　但毕竟歙县是最大的县，又找关系疏通领导，眼看着就要拼不过。

　　这5个县干脆就出了一个“歪招”，就是发动他们的乡民纷纷上访，到各路衙门鸣冤。

　　一时间，整个东南地区的官场都知道这件事。

　　一面是上级领导，一面又是上访群众，徽州府倍感压力。

　　更让人无奈的是，两方对质许久，始终相互不服，最后闹到了黄册库，也就是明朝的国家档案馆，也没有查到权威答案。

　　最后徽州府实在没办法，又开始和稀泥，撇开之前的案情，按照6个县的经济情况，把这笔丝绢重新分配了一次，总算有了结果。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明明案件已经有结论，又闹了幺蛾子。原来那帅嘉谟不知道从哪里用公款搞来一副“冠带”。

　　这是什么是呢？就相当于现在的政府荣誉奖章，用来表扬那些德高望重，有贡献的人。

　　他为了炫耀，佩着冠带，风风光光回到歙县，成了全县的英雄。

　　帅嘉谟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另外5个县的老百姓。

　　他们没有想到，这姓帅的赢了官司，还要在他们头上踩两脚。

　　于是群情激愤，民怨沸腾。几个别有用心的乡绅趁机煽动，发动乡民闹起了民变。

　　

　　他们把县衙给围了，还搞起了自治，要求重新分配丝绢税。

　　这下可把徽州给逼疯了，他们用尽全力和稀泥，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

　　因为老百姓造反，不管规模大小，这性质可就完全变了。

　　这就好比两个人打架，虽然打得头破血流，却还是私人争端。

　　可这时突然来了个人，抄起一块儿大石头就砸了县政府的窗户，这可能会演化成群体性事件。

　　最后，徽州府只能上报朝廷，请求派兵平息事端，又想办法从其他的地方挪了一些银两，自掏腰包补上这笔税。

　　而本案的主角帅嘉谟，和几个挑事的乡绅，都被判了重刑。

　　更令人震惊的是，后来人们发现，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相当于当朝宰相，竟然也牵涉其中。

　　他在民变开始的时候，想利用造反的乡绅去攻击政敌，把民变的罪名加给其他无辜的人。也多亏了那政敌嗅觉灵敏，没有参与这件事，才逃过一劫。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8000匹丝绢，对一个州府来说并不算多。

　　但在地方乡绅乡宦的推波助澜下，这个案子居然从县里，打到了徽州府、应天府，甚至闹到国家档案库。

　　下层的乡民，就这样把州官、部长甚至统领百官的内阁首辅都卷了进来，还造起了反。

　　所以说，平头百姓也好，乡绅乡宦也罢，他们虽然处在封建帝制的最底层，却蕴含了不小的能量。

　　他们那些争取利益的思维和做法，反映了中国民间几千年来的政治智慧。

　　

　　古代人当官，真的就那么爽吗？

　　表面上看，那些古代官员的确是“天之骄子”，十年寒窗，一举高中便能跻身朝堂，不但有社会地位，田产、仆人一应俱全。

　　但另一方面，这些官僚又非常矛盾。他们对上要向皇帝和长官负责，对下又要安抚百姓。

　　长官能决定他们的去留，可百姓要是怒了，越级上访，自己也吃不了兜着走。他们置身其中，还要维持自己的利益，可以说两方面都受挤压。

　　有句名言是这么说的：政治是平衡的艺术。

　　

　　明朝万历年间，在江西婺源县就闹过一趟“保龙”争端，尽显地方官员的“政治平衡术”。

　　什么是保龙呢？就是保卫龙脉。古人笃信风水，一个地方有龙脉，就意味着兴旺发达。

　　在婺源北面有一座大鄣山，山脉由北向南，主干直到婺源，在风水上有着青云直上，文笔插天的寓意。

　　按照当时婺源人的说法，正是这座龙脉，保佑百年来文风兴盛，还出过朱熹这种历史级别的大学者。

　　然而马有失蹄，就在万历28年，也就是1601年，科举大县婺源经历了一场考场大地震：

　　平常每届都能考上五六个举人，可这届居然剃了光头。

　　在那之后，连续两届的成绩也都不好。

　　这是了不得的大事。

　　这意味着婺源向朝廷输送的人才减少，政治实力降低，在地方上的话语权也会被碾压。

　　长此以往将形成恶性循环，发展受限。

　　于是当地的有识之士都纷纷找原因。这时，一个叫程世法的学生提出：会不会是风水出了问题？

　　于是他去勘察了一番，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居然发现，龙脉上有许多烧石灰卖钱的灰户。

　　而烧石灰的原料，就是山里的石头和树木。

　　

　　他们的行为相当于在龙脉上割肉，这么放任下去，龙脉将被这些人“凌迟处死”。

　　于是程世法赶紧把这件事回报县里的大佬，也就是婺源的乡宦们。

　　没过多久，一封请愿书就到了婺源县官谭昌言的桌上。

　　这封信不仅有很多退休的高官署名，还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龙脉被开挖以来，婺源就经历了暴乱、蝗虫、干旱和洪涝等灾害。

　　可见这龙脉不仅关系到考生，还影响了婺源的气运。

　　谭昌言一看，马上开始着手处理。

　　但他很快也犯了难，因为婺源的石灰生意确实做得很大，光一个镇的税收每年就上千两白银，这些灰户早就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要知道，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

　　那时1个平民生活1年只要1两半白银，光税收就有上千两，这产业规模可想而知。

　　于是谭昌言反复思考，想出了一个办法：

　　由县衙出面，买下那块烧石灰的地，让灰户去做别的营生，而买地的钱由那些乡宦来出。

　　为了稳妥起见，谭昌言还专门找了个远离龙脉的山地，让那些灰户继续烧石灰。

　　这方案一出，几方面沟通，又折腾了好几年，最终才定了下来。

　　老百姓感念官老爷的英明，还立了一块保龙石碑，赞扬县里决策英明，功德无量。

　　可意想不到的是，县官能把道理讲通，却低估了人性。

　　到万历34年，也就是6年后，许多灰户把钱花光了，又摸回龙脉，继续烧灰。

　　乡宦又只能求助县太爷，这时候县官也换了个人，名叫金汝谐。

　　按道理来说，县里早有规定，这些灰户明知故犯，应该重罚。

　　可是按照明朝法律，给老百姓判重型是需要报给上级同意的，这就让金县官为难了。

　　前任县官把这事处理地十分妥当，到自己这就闹出了重型犯，这恐怕对自己声誉有影响。

　　但如果这样下去，之前的买地政策就快执行不下去了，这可怎么办呢？

　　

　　金汝谐灵机一动，走了个“偏门”。

　　他张榜全县，重申了龙脉的重要性，要求各地高度重视，防止灰户继续为害。

　　然后提出一个重要措施：给之前的保龙碑修了个亭子。

　　这下婺源百姓看出来了，这金汝谐调门起得高，其实开始打太极了。

　　这下可把乡宦们逼急了，急忙找金县官要说法。

　　可就在这时，居然来了一纸调令，金汝谐高升，马上调任。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厮朝中有人，就是过来刷资历的，碰到困难就一阵油滑，给躲过去了。

　　神奇的是，婺源县的成绩也因此急转直下，这些年间没有出几个高中的考生。

　　没办法，保卫龙脉的工作只好求助于下任县官。

　　万历三十八年，后一任县官赵昌期上任。

　　让人欣慰的是，他的作风非常硬朗，他不但亲自带人查封灰户，还鼓励灰户互相举报，举报成功的，可分得一半罚金。

　　当然，赵昌期这么尽心尽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他与婺源县的乡宦走得很近，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官民之间相处十分融洽。

　　这样一来，保龙工作取得极大进展。就在两年后，婺源县终于又有人高中进士。

　　可以看到，一任县官看起来大权在握，可实际上，这地方小官更多的是起到“居中协调”的作用。

　　朝廷的大政策要落实，乡宦的需求要安抚，贫民灰户的生计要照顾，要在这几方势力中寻求自己的发展。

　　十几年间，三任县官的处理方式也大有不同。

　　有趣的是，保龙的故事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

　　这只是一个开头，根据史料记载，婺源保龙，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的光绪年间，居然纵贯了数百年。

　　

　　古代的管理真的很粗糙吗？

　　看到这里，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对历史的许多理解有时候是很笼统的。

　　很多人印象中，封建帝制是一个严密的金字塔，天子的意志可以从塔顶贯彻到每个平民。可实际上，天高皇帝远，官僚们都有自己的考量，老百姓也十分狡黠，并不是我们印象中逆来顺受的样子。

　　正因为这样，明朝也有一个十分严密的社会管理机构，叫作黄册库。

　　刚才提到，这个黄册库相当于国家档案馆。它最早是由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主持修建的，而且在明朝建立的初期起到重要作用。

　　

　　既然这档案馆如此神奇，那它到底存放了什么信息呢？相信你很快能想到，那就是钱和人。

　　黄册库里面记载了明朝的人口和财产信息。

　　它比我们今天的户口要细致多了，上面不仅有老百姓的生卒年月、亲属关系等基本信息，更有职业、财产等生活信息。

　　因为它不仅用来管理百姓，更用于控制百姓。

　　明朝的户籍种类众多，比如工匠户、军户，这些户口实际上也是职业。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变故，你爹是泥瓦匠，那你也是泥瓦匠，你们家子子孙孙都要去做泥瓦匠。

　　而你家的财产，比如耕田的牛、种菜的地可都是朝廷的征税对象，就是呆在家里游手好闲，也得为这些财产交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收税的科目众多，比如前面提到的丝绢税。

　　它不是当官的拍脑门想出来的，这是因为有人种了桑树，所以朝廷让他交丝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