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药学史论文赏析八篇

　　西方药学史论文第1篇

　　中国医学有悠久的传统,而且为人类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及於朝鲜、日本等国家及东南亚地区,近年更逐渐形成西方医学系统以外另一个独立的、现代的医学体系。今後相信东西方的医学会朝着加强交流、取长补短和互相促进的方向发展,为人类谋求更大的褔祉。

　　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在1930年代已见成绩;而较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则是最近二、三十年间的事。笔者曾撰写〈中国医学史研究述评〉,载《历史与文化》第1期(1998年);本文是在此基础上再作补充,务求更全面地介绍二十世纪出版的中医史研究及相关书籍,作为研究入门的阶梯,除中文着作外,酌量兼及英文、日文论着,不过基本上限於通论性撰述,专科专题的中医史着作为数甚多,相信遗漏在所不免,这是要请专家学者见谅的。

　　(二)二十世纪前期的研究概况

　　中国学界对医学史的注意,始自二十世纪初年,不过早期出版的着作均属西方医学史范畴,并且都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1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先驱,首推陈邦贤(字冶愚,1889 - 1976)。他所着的《中国医学史》,是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医历史的着作。此书初由上海医学书局於1920年发行,依次叙述太古、周秦、两汉、晋隋、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国的医学,详於今而略於古,清代和民国时期占较大篇幅。着者对历代医政、名医、名着及所形成的新学说、新成就作了系统的介绍,在疾病史的论述上亦多创见。2 台北远东图书公司於1956年重印此书,但署中国医学研究会主编。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其後作了较大的修订补充,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於1937年出版,收入王云五、傅纬平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辑,自此更为学界所推重。修订本内容分为上古医学、中古医学、近世医学、现代医学、疾病史五篇,叙述中国医学的起源和演变、医术的发展、外国医学的传入等。论者指出,此书「改文言为白话,特别是近现代医学的论述,其引录多注出处,且对史料堆集之弊有了较明显的改变。3台湾商务印书馆曾於1958年据此版重印,所以流传较为广泛。

　　一批由中国人自着的医学史书籍都不约而同在1930年代出现,反映了有关方面的研究已经时机成熟。当中有的介绍西方医学史,4也有全面记叙世界各国医学发展历史的,如李涛(1901 - 1959)编着《医学史纲》(上海: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1940年),除论述西方医学史外,还注意到各国医学的互相交流,如中国医学输入日本,西域医学传到中国,以及西方医学输入印度、日本及中国等。5此外,有的着作注重西医传进中国後的情形,6也有关於中国医药卫生发展史的。7

　　王吉民(1889 - 1972)、伍连德(1879 - 1960)着《中国医史》上、下卷(中央防疫处,1932年初版,1936年第二版),8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医学史专着。此书上卷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古代或传说时期(公元前2697 - 前1122年);二、黄金时期(公元前1121 - 前960年);三、争鸣时期(公元前961 - 公元1800年);四、现代或转折时期(公元1801 - 1936年);下卷介绍现代医学(即西医)传入中国的经过,以及西医院、西医院校和现代医学教育的情形。此书是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医学史的主要依据之一,至今仍有颇大的影响。9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李涛的《医学史纲》及王吉民、伍连德的英文《中国医史》,被誉为早期的三部中国医学史代表作。

　　还可介绍的是两册中医中药辞典。首先,是谢观(字利恒,1880 - 1950)等撰着的《中国医学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从医学、身体、方名、药名、病名、医家、医书七个方面,选收了七万余条词目,凡三百五十万字。作者编写此辞典时,参考了二千余种书籍,取材较为广泛,内容也较丰富。此辞典在1949年前曾再版数次,其後台湾商务印书馆於1958年印行台湾版,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又於1995年影印出版,另外还有两种改编本。10

　　其次,是陈存仁(1908 - 1990)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上、下册,约成书於1935年,收录历代文献所载的各种药物！和药物内容,包括命名、定义、处方、同名、古籍制名、外国名称,以及学名、产地、形态、成分、效能等,近二百万字。此辞典取材广泛,解释也较详尽;但内容主要是罗列资料,兼收并蓄。学界指出其中有些论述不够确切,引述资料亦间有错误。11此辞典後来有香港上海印书馆重印本。

　　(三)二十世纪後期中国内地的研究进展

　　1949年後,中国医学史研究在中国内地续有进展。首先需要一提的,是陈邦贤编着的《中国医学史》,1957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三次修订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更充分的史料,对医学的起源、发展的动力、医学史分期、史料的运用,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内容较前两版有所提高。12

　　1970年代以来,有关中医中药的着作渐见增加,上海中医学院编《中医学基础》(香港:商务印书馆,1975年),是其中一种较容易入手的新编中医学教材。此书将原有的《内经》、《伤寒论》、《温病学》、《中医诊断学》四门课程精简为一,〈绪论〉且扼要介绍中国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

　　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是中医史专着中较具特色的着作之一,「着重阐述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突出了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观察和长期医疗实践,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中医辩证论治这一独特体系。13书中利用了一些新近出土的资料,对医学理论的发展亦有较好的整理。

　　俞慎初着《中国医学简史》(褔州:褔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是一册逾五百页的着作,分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现代五大历史时期,阐述医学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篇着重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医药卫生成就,尤为值得重视。14

　　范行准着《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对中医的起源、发展、成熟、充实、衰变、孱守等几个阶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此外,关於民间 医生的医疗活动对中国各学科的推动作用,传信方在普及医疗保健事业中的功绩,门阀与山林医家的学术分野,以及鼠疫、天花等传染病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影响等,有较详细的说明。

　　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的着作,有:赵璞珊着《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李经纬、李志东编着《中国古代医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史兰华等编《中国传统医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及廖育群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医学卷》(渖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郭成圩主编的《医学史教程》(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有关中国的部分很多。近年出版的中医史讲义渐多,15较新的一种是程之范主编《中外医学史》(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年),此书首述世界医学史的发展,而以过半数篇幅介绍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医学史。

　　史世勤主编《中医传日史略》(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介绍中医传入日本的历史以及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概况,书中亦有日本着名汉医及汉方医籍的简介。潘桂娟、樊正伦编着《日本汉方医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年),是全面探讨日本汉方医学发展史的专着。贾春华着《日本汉医古方派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1996年),则专门探究日本的古方派。至於中国医药传入朝鲜的历史,中文方面似乎未有专着出版,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反而日本医家曾作过较深入的探讨。16

　　较为简易的中医史知识读物,有傅维康着《杏林述珍──中医药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及刘国柱编《中国医学史话》(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此外,还有周一谋等编《中医史话文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颜克海编着《论中医学术渊源?体系?发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及陶御风、洪丕谟、王佑民着《中国传统医学漫话》(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陈乐平着《医俗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也值得一读。医家传记有张志远主编《中国历代名医百家传》(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孙文奇编着《中国历代名医集录》(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则介绍历代名医近千人。另一种值得推荐的小书,是黄仓、王旭东着《医史与文明》(北京:中国医药出版社,1993年),从历史角度对中西医学的两种体系加以分析,追溯中西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强调「以史为鉴、「以史为补,使其成为中国医学走向未来的阶梯。

　　严世芸主编《中医学术史》(上海:上海中医学院,1989年),与一般的医史比较,在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所增加,更强调了中医各家学说发展的脉络。踏入1990年代,医学与文化的关系受到较大的重视,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提出「文史医学的新学科概念,认为「文史医学就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史典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以及医学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17此书以外,还有高春媛、陶广正着《文物考古与中医学》(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更可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有关中国医学文化史的着作:其一,是马伯英着《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二,是马伯英、高曦、洪中立着《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这两种都是洋洋数十万言的巨着,相信有关方面的研究,今後还会受到更大的重视,甚至朝着更专深的方向推进。

　　(四)二十世纪後期港台地区的研究进展

　　香港方面,1949年前後有不少内地医家南来,中医界较前蓬勃,当中亦有一些医家致力於撰述,例如陈存仁着《中国医学史图监》(香港:香港上海印书馆,1968年),亦题《中国医学史》(香港:中国医学研究所,1969年)。此书的英文译本於1977年出版,亦可参考。18顺带一提,陈存仁曾接受香港《大人》杂志之邀,连续撰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两部关於旧上海生活的书,当中有不少关於医药界的轶闻。《银元时代生活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2000年重刊,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史料看待。

　　此外,有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讲义》(香港:医药卫生出版社,1968年)、吕尚志编写《中国古代医学家的发明和创造》(香港:上海书局,1971年),及上官良甫《中国医学发展史》(香港:新力出版发行公司,1974年)、任勉芝《中国医学史大纲》(香港:新亚医药出版社,1976年)。近年江润祥、关培生合着《杏林史话──中国医学史论文集》(香港:中大出版社,1990年),也有助於对中国医学发展史的认识。谢永光编着《香港中医药史话》(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则是第一本探讨百多年来中医药在香港发展的着作。

　　台湾方面,1960年代初有一种英文的中医史出版,19此书附有中文翻译,题为《中国古今医药史纲与美苏医学进展鳞爪》,署徐学嵘原着、王吉人审校、王以文节译,在台中印刷,但无出版社及出版地。较早的中文出版物,有杜聪明(1893 - 1986)着《中西医学史略》(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杜聪明早年留学日本,其後赴欧美深造,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及医学院院长等职,在医学界享有盛誉。

　　197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医学史的着作。最早的一种,当推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上、下册(台北:华冈出版部,1974年)。此书除导言外,共分十章,从医政制度、病名、疫病、药物、名医传、重要之医典、医药教育等方面,分述各时代医学发展的状况及其特点,在同类着作中,是比较详细的一种。论者指出,该书在论述西医传入後对中国医学发展,以及中国医学东传韩国、日本,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且给读者以新的启示。20其次,有陈胜昆着《中国传统医学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及《中国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

　　1980年代出版的中医史着作,有郑曼青、林品石编着《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及史仲序着《中国医学史》(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郑曼青、林品石此书是陈立夫主编「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的一种,书首有陈立夫〈我对於中西医药的看法〉(代序),内容编排不依一般史书的朝代划分,而按中医药的实质演变,分十六章论述,计为:中华医药源流、中华医药文献中之最古医典、《伤寒论》、中华医学中之阴阳五行、中华医学中之道家思想、病机、诊法与脉法、治法与医方、鍼灸学之发展、唐宋时代外国医药之传入、金元四子之学及其流派、《本草纲目》、历代医政及医学教育、医德及禁例、近代医学之大变、中医之衰落及其未来。史仲序此书的处理方式则采折衷办法,前五章叙述上古至清代的医学,分为「巫医相混、「医学隆盛、「汇注医籍、「医学檃鸣及「医学没落五个时期,後七章分论中西医学贯通、针炙医学经纬、中国药学发展、历代疾病载记、卫生保健纪要、历代医事制度、中国传统医德。21此外,还有一些不着撰人的普及读物,如《中国医药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中国医学家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等。

　　1990年代初,有王树岐、李经纬、郑金生合着《古老的中国医学──中国医学编年史研究》(台北:纬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近期出版的有二,一种是魏子孝、聂莉芳着《中医中药史》(台北:文津 出版社,1994年),另一种是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台北:知音出版社,1994年)。魏子孝、聂莉芳均毕业於北京中医学院,任职中国中医研究院,其书共有九章,记载中国自远古至清代的医学发展。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之书,是由北京、上海、湖南、广州,黑龙江的中医学院教授合作撰写,详述医药学的起源(远古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夏代至春秋)、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战国至三国)、医药学的全面发展(两晋至五代代)、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明代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近百年的中国医药学(1840-1949年),内容编排颇有条理,书末附有中国医学大事年表,适合高等院校作为教学参考之用。

　　(五)有关中国医学史的外文着作

　　19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医学史亦开始留意,不过他们的角度多不纯粹着眼於中医史本身的发展,而是注重医学思想、比较研究及当代情况等。22近年,我们还可以在国际互联电脑网页上看到有关中国医学及医学史的研究发展概况。23顺带一提,德文、法文方面,也有一些关於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24

　　廖温仁《支那中世医学史》(京都:弘文社,1932年初版;东京:科学书院1981年重印本),是早期以日文写成的中医史着作。陈邦贤着、山本成之助译《支那医学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40年),据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37年版译出。1990年代出版的有:石田秀美着《中国医学思想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吉田庄人着《中国名医列传》(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年);小曾户洋着《中国医学古典与日本──书志与传承》(东京:塙书房,1996年),主要透过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学传到日本的情形。顺带一提,赤堀昭介绍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专文,是很有用的入门参考。25

　　日本方面称中医中药为「汉方药,近年则以「东洋医学之名作为「西洋医学的对称。所谓「东洋医学,就是指自古以来从中国传入的医学而经日本修饰和补充的医疗体系。1972年成立的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总合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东洋医学研究机关,该所所长大塚恭男着《东洋医学》(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对东洋医学与西洋医学、日本的东洋医学史、日本东洋医学与中国医学等问题均有简明扼要的论述。

　　(六)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及其展望

　　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除了出版着作外,还要注意工具书的编纂和学术期刊的编印,这两方面已取得若干成绩。首先,有关中医中药的图录和工具书,19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例如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庄兆祥、李宁汉主编《香港中草药》8辑(1978 - 2000年),又有萧培根等主编《中国本草图录》12卷(与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合作出版,1988 - 1997年),这些都是科研成果的彩图纪录,为中医中草药研究奠下了更紮实的基础。李经纬主编《中国古代医史图录》(北京:人卫生出版社,1992年),收录文物图片二百六十种,从先秦到清代,供教学和参考之用。图文配合的出版形式,是新时代的一种需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传统医学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是目前有关中国医学史及相关知识最全面和完备的工具书。陈新谦编着《中华药史纪年》(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年),按年记载中国自远古时代以来数千年间在药学领域中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下迄1983年,亦方便参考。宋木文、刘杲主编《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第13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为医药、卫生卷,有中医、中药着作近二千种的介绍。不过,平心而论,适合时代需要的参考工具书仍然十分缺乏,有待努力和改进。

　　其次,医学史期刊的出版也渐受重视。比较集中地刊载中医史论文的,是《中华医史杂志》(季刊)。其前身是1947年创立的《医史杂志》,1953年更名为《中华医史杂志》,後曾停刊,及改称《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人民保健》,1980年起复刊,定为第十卷,而将前此各期编为九卷,由北京中华医学会出版。26至於二十世纪出版的医史论文资料,为数虽然不少,估计逾一万篇,27但内容繁简不一,水准参差不齐,影响所及,连带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也被人忽略,学界对此必须加以检讨。

　　随着大规模对中国医学知识的整理和出版,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成果日见丰硕。由陈敏章、李经纬及多位专家学者合力编着的《中国医学通史》,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此书共四百余万字,分为四卷:一、古代卷(原始社会至1840年);二、近代卷(1840年至1949年);三、现代卷(1949年至1995年);四、医史文物图谱卷(收录古代至1995年间的图片近一千幅)。这是现时最具规模的中国医学史着作,综合了二十世纪多位医家学者的心血结晶,希望从二十一世纪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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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所录,有:【英】马克斐(R.C. Macfie)着、【英】高葆真(W.A. Cornaby)译、曹曾涵校:《泰西医术奇谭》(上海:广学会,1911年);丁褔保译:《西洋医学史》(上海:医学书局,1914年)。较後出版的,有周云路译:《医术的浪漫史》(上海:广学会,1929年)等。

　　2. 参阅方鸣、金辉、杨慧林、唐建褔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陈邦贤编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3。

　　3. 同上注。关於陈邦贤的生平和贡献,可参李经纬〈中国着名医史学家──陈邦贤〉,《中华医史杂志》16卷4期(北京:中华医学会,1986年),页193-198;蔡景峰〈陈邦贤先生对中国疾病史研究的贡献〉、王致谱〈陈邦贤先生早期医史学研究工作〉及陈定闳〈医学史家陈邦贤教授的人格修养与学术修养〉,《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11-19。

　　4. 陶炽孙编:《西洋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相信是中国人自编关於西方医学史的最早着作。此外。有【日】石川光昭着、沐绍良译《医学史话》(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

　　5.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李涛编着《医学史纲》〉条(蔡景峰撰),页1224。

　　6. 汪于冈、葛成慧着:《新医业概况》(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30年),介绍西医输入中国以後发展情况。此外,还有鲍鉴清着:《我国新医之解剖学史》(自然科学季刊编辑部,1931年)及毕华德着:《我国西医眼科之起源及现状》(上海:中华医学杂志社,1931年)等小册子。较後出版的,有江道源着:《十九世纪前中华基督教对於医学之贡献》(兖州:保禄印书馆,1942年),介绍唐代、元代及明清之际入华基督教教士在医药上的成绩;又有范行准撰、余云岫校:《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中华医学史学会钧石出版基金委员会,1943年)。

　　7. 如王吉民着:《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上海:新中医出版部,1930年)、陶炽孙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马允清编:《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天津:益世报馆,1934年)等。

　　8. Wong, K. Chimin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e Service, 1936; repr. New York: AMS Press, 1973).

　　9.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王吉民、伍连德着《中国医史》〉条(蔡景峰撰),页1223-1224。关於王吉民的生平和贡献,可参傅维康〈医史园地悉心耕耘50年──着名医史学家王吉民〉,《中华医史杂志》17卷3期(1987年),页145-148。

　　10. 樊正伦、张年顺根据谢观[！]等编《中国医学大辞典》1926年重印本加以整理,由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此外,又有谢观主编《中华医学大辞典》上、下卷(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可见这辞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中国医学工具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

　　11. 参阅施宣圆、王有为、丁凤麟、吴根梁主编:《中国文化辞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页539。

　　12. 同注2。关於陈邦贤此书三个版本的异同,可参张慰丰〈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陈邦贤〉及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2-10。

　　13.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条(傅芳撰),页1225。

　　14. 关於俞慎初的《中国医学简史》,可进一步参阅余瀛鳌的书评,载《中华医史杂志》14卷4期(1984年),页248-250。

　　15. 较重要的教材是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最初於1960年刊行,其後曾经修订;此外,有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及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 三木荣着:《补订朝鲜医学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阁出版,1991年),包括作者的《朝鲜医学史》和《朝鲜疾病史》两种专书,内容甚为详细,亦记述了中国医学与朝鲜的关系。

　　17. 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页1。此书共有三部分,上编总论包括〈文史医学概述〉、〈文化背景与医学通论〉两章,中编各论分别探讨甲骨文、十三经、诸子、史书、政书、文集、类书、诗词散曲、笔记小说、古文史工具书及其他方面的医学史料和思想研究,下编是文史医学年表,其编排和内容结构,大抵上为文史医学的研究竖立了规模。

　　18. Hsu, Hong-yen, Peacher, William G., Chen’s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Hong Kong, 1977). 此书有台北新医药出版社版,署许鸿源、毕球?威廉编译。

　　19. Evan H. Shu,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a and the Review of Medical Progress in America and Russia, 1962.

　　20.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4。

　　21. 关於史仲序的《中国医学史》,可进一步参阅赵石麟的书评,载《中国医史杂志》19卷3期(1989人),页191-193。

　　22. 主要的着作有:

　　(1) Arthur Kleinman (ed.),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ealth Care in Chinese and Other Societie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 Health Service, 1975);

　　(2) John Z. Bowers, William Hess, J., Nathan Sivin (eds.),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3) 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4) Nathan Sivin,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Aldershot, Hampshire: Variorum, 1995);

　　西方药学史论文第2篇

　　[关键词] 中医中药；科学；复杂性科学；史料学；中国文化；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 R2-0[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5（a）-070-04

　　面对曾经出现的“取缔中医”、“中医不科学”、“中医伪科学”、“取消中医”等论点，笔者思考如下：

　　提出上述观点的人，在学术理论上常提出：“中医中药像西医西药那样科学吗？”该问题的指向是：①中医中药是不同于西医西药那样标准化的科学产物；②中医中药是违反了西医西药的标准化配方而生产的非科学化产物；③中医中药无法按照西医西药标准运行，就是不科学或是伪科学的；④中医中药既然不符合西医西药的科学标准，必然是无法治病的；⑤中医中药既然无法治病就应该被取消。

　　以上几点，基本上是当前以及近现代一些人对中医中药持否定态度的代表性观点。站在以还原论为理论基础的西医西药运行的标准角度，对中医中药的质疑是符合其理论基准的。假如我们能够以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全面、理性、完整、深入地分析中医中药的历史起源，研究中医中药数千年沉积的理论实践经验，或许会令当今社会对中医中药有一种超脱技术层面，超越利益层面，超出时空局限的平静和谐的理解、思考、探求，这本应是人不该割裂、对抗、争斗的一种健康存在，是和谐共生、融通自然生命的宇宙整体观。

　　1 从史料学架构看中医的生成发展史

　　中国传统医学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就已经发源，中医药学的源起是基于中华民族对生命、自然、存在关系宏观整体认识论的基础。可以说中医药是循着下面的脉络发展的：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有关对一般药物的知识和处置手段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从对把握到的地球万物宏观中认识到，自然界万物处在一种无思无为的状态，由此，古人发明了导引术，继而发现了气的存在；

　　由发现气的存在，进而发现了经络的存在；

　　由对经络的认识以及它与万物宏观的相互关系，中医理论和中药学得以完善。

　　我们只要以创立中医学的指导方法去学习和理解中医学，就不会得出中医学不科学的结论。因为中医学与西医学在创立的方法上不同，就不能用西医学创立的方法来对中医学进行生搬硬套。

　　中国古人对天、地、人与自然万物存在的关系长期观察认识总结后，尤其是先贤圣哲“仰观天文以察时变，俯察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天人相合”观的一种生命完整把握与深度悟道之后的自然而然的“中道之医”倡导与实践。在哲学层面，中医是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再到感性的认识过程，观察、体验、实践，再观察、体验、实践，直至整体把握认识的无止境的认知总结、梳理、凝练，指导实践的无限循环过程。

　　史书中已有“有巢氏”为了避免野兽侵害，构木为巢，使居住条件日渐符合安全和卫生的要求。被中华民族奉为医药始祖的神农氏，通过“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和对“医食同源”的概括总结，开创了中医中药回归自然、取法自然、顺应自然的医、理、法、术多维向度观。从人类文明发展史、哲学史、思想史等诸多历史成因看中医、中药的历史沿革发展，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中，尚无任何其他民族或者国家、地区，有过像中华民族中医中药那样建立一个完整的、历经数千年累积的文字记录。中医中药学的医学理论体系、药物特、使用方法及用量标准充满哲理，形成完整、严格的中医中药学体系。从史料学的角度就完全可以这些对中医中药不负责任地批判的谬误观点。从史料学的架构研究，完全可以找到支撑中医中药这座承载生命、文明巨轮的龙骨精神。

　　2否定之否定后――在现代维度中、世界范围内对中医药的再认识

　　在20世纪的末叶，以欧美为代表的高速信息化社会对地球资源的极度开发，能源消耗，高排放之后产生的全球性气候变化，水污染，生物圈污染，人基于社会运行发展压力下的心理、生理产生的应激性反应的身体疾病等严重后果之后，西方的医药学对一系列因人类自行其事而违背自然规律所产生的疾病不仅束手无策，而且产生了诸如滥用抗生素而导致的药源性疾病等问题。据美国政府医疗机构统计，60%的病人的死亡、病情恶化为西药用药不当、西药的多副作用所致。在西药毒副作用下，西医采用对抗性治疗手段方法技术，一些病毒、病体呈灾难性变异，如禽流感，病毒性流感，非典等传染性疾病，以及那些统统为现代文明极度无序消费引发的现代病或亚健康疾病，这些已经大大地危害了21世纪人类整体生活的质量、秩序、健康，使社会总体运行成本高升，严重的因个人健康和社会成本加大而出现矛盾与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西医发祥地的西方社会纷纷把解决的方式、方法、方案寄托在被污损为“不科学”的中医中药中。亚健康态人群的增加，西医药发展中自身的制约，其药性的毒副作用扩大，治疗范围的局限性等，使得历来作为边缘医学的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被重新界定和再认识。

　　以西医药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目前美国有49%的疾病西药无法治疗，而对于这些疾病，美国的一些临床专家认为，中医针灸治疗较现代医学在这方面更胜一筹。美国加州大学E.L.Way 教授曾说：“中国医药学的整体观是现代医学必须学习的内容。”为了满足病患的需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1992年设立了非常规医学办公室(OAM)，主要负责对各种传统医学进行评估（包括针灸、推拿、气功、中药），逐步确立非常规医学（包括中医药等）在美国的合法地位。

　　中医药在欧洲的形势比较乐观，捷克专家索拉说:“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医医疗曾在原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风行一时。今天，中医早已跨越更多的国界，在法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进入高层次的医学管理领域。”1997年欧洲成立了跨国性的中医大学，总部设在法国，西欧各国设立分部，学制五年。2006年1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透露，中法将签署传统医药合作协议。这就预示着中国与欧洲在中医药上的合作将有进一步的发展。

　　面积3 020 km2的非洲是世界第三大洲，人口达7亿以上，1960年以来，在许多国家活跃的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中医药在非洲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据统计，在澳洲，接受中医治疗的2/3是女性，50%的人受过高等教育，80%的人以英语为母语，44%是初患风湿性疾病和神经性疾病，75%以上是有3个月以上病程而来就诊的。

　　综上所述，目前全世界有40亿人用中医药治病。

　　3对立统一规律――中医学是在中国哲学思维中孕育的复杂巨系统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是钱学森老前辈在系统科学上开创性的贡献，它是指：①子系统种类非常多，并且有层次性；②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表现在结构、功能、行为和演化等方面；③系统与周围环境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自然界里存在包括生物体在内的许多复杂巨系统，它们是由巨量子系统构成的，系统通过这些子系统与外界系统保持着多样而又统一的联系。在系统内部，这些子系统看似紊乱而实际以有序的方式进行着集体运动，产生有组织的功能。20世纪70年代，哈肯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思想，就是找到描述系统宏观状态、结构和行为的最主要、最有效、最决定性的参量。他采用了朗道在平衡变相理论中“序参量”的概念。该概念是描述系统宏观有序程度的参量，通过研究序参量的演变，从总体上把握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无须追究微观层次上个别子系统的行为。

　　钱老认为，人体科学研究的对象――人以及人和整个宇宙环境的关系就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人体从结构上看，有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四个层次，由器官组成的人体的子系统包括骨骼系统、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内分泌系统与生殖系统，这些子系统从新陈代谢、兴奋性和生殖等生理功能上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与相互作用。除此之外，人还和他周围的环境人和人、人和社会（尤其是人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人和自然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人体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开放的复杂超巨系统。难得可贵的是数千年前的医哲、圣贤，在他们的实践宝典《黄帝内经》书中，处处涉及了天、地、人，这些无量开放交织的复杂巨系统，集成了世界文明史硕果仅存的中医，是现今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巨系统的真实写照。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表现在一个时代的主要活动的一套抽象概念获得惊人成就时，哲学的功绩往往会被完全掩盖下去。这正是18世纪发生的情形。当时的哲学家根本不是哲学家。他们是批头脑清晰、思想敏捷的天才。他们把17世纪的一些科学抽象概念用来分析广漠无边的宇宙。在当时极感兴趣的那一类观念中，他们所获得的胜利是极其辉煌的。凡是不合他们那套体系的东西都一概置之不理，加以嘲笑，或表示不信任。他们极恨哥特式建筑，这就表明他们对模糊不清的透视是不表同情的。那时是理性的世纪，是健康、豪迈、纯正的理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纪。但那理性却是用一只眼睛透视的理性。”

　　持怀疑态度人的认识根源和理论基础，怀特海一语十分形象地对那批似曾科学概念、权威加身的才者提出理性的质疑。面对广漠无边的宇宙、生命、存在，复杂的巨系统，某些“科学斗士”一家之谈，是无法真实、完整地认知中医中药浩繁、复杂、开放的巨系统的多向度、多维度的信息域相关性及其趋向性。假如只用“科学与不科学”的概念在人与自然、自然与生命、生命与中医、中医与文明中划出一条界线，是偏颇的，恰如怀特海批判的“用一只眼睛透视理性，视野缺乏深度”。

　　中医中药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正是从她生成的那天起，对立统一的规律贯穿其实践理论、生命全部。中医中药以阴与阳的对立统一的客观整体方法论，解释、分析、研究中医中药辨与诊，热与寒，内与外，上与下，气与血，五脏与六腑，经络与穴位，春夏与秋冬，健康与疾病，天与地与人等一切存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从正负相关的复杂性关系中，直接抓住对立与统一关系的因与果关系。令人深思的是：中医中药在认识上述诸关系的过程中，完整地解析、把握这些对立统一规律关系，每一步子系统与母系统的对立统一关系。其深刻程度是在每个环节及每一步过渡过程中完整、准确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探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内外联系作用，进而达到全面掌控对生命、健康、疾病与自然、生物圈、宇宙整体信息域相关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作用下的发展趋向及规律的目的。

　　4 矛盾与矛盾的关系――认识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作为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被广泛用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阴阳交替又被看作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中医学中引进阴阳，不仅方便归纳某些孤立的现象，也为解释其中的变化提供了依据。《黄帝内经》肯定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的观点。

　　阴阳的思想反映的是对立平衡法则，五行的思想反映的是整体的相关性。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理念，也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中医正是运用了这样一种对立统一，互为互动，周行不殆的生命认识精神来构建它的理论体系的。《黄帝外经》对阴阳五行有了进一步的解释：“阴阳不同也。天之阴阳，地之阴阳，人身之阴阳，男女之阴阳，何以探之哉？岐伯曰：知其原亦何异哉。伯高曰：请显言其原。岐伯曰：五行顺生不生，逆死不死。生而不生者，金生水而克水，水生木而克木，木生火而克火，火生土而克土，土生金而克金，此害生于恩也。死而不死者，金克木而生木，木克土而生土，土克水而生水，水克火而生火，火克金而生金，此仁生于义也。夫五行之顺，相生而生相克；五行之逆，不克而不生。逆之至者，顺之至也。伯高曰：美哉言乎！然何以顺而逆之也？岐伯曰：五行之顺，得土而化；五行之逆，得土而神。土以合之，土以成之也。伯高曰：余知之矣，阴中有阳，杀之内以求生乎？阳中有阴，生之内以出死乎？余与帝同游于无极之野也。”

　　人们习惯认为“五行”是日常生活中所见的五种物质(木、火、土、金、水)，先贤的思想家用它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五行”以五类无形生发、转化、运转、相互关系的事物与物之间的发展运行规律。此后五行学说又进一步发展，增添了五行相生相克、循环终始的内容。《黄帝内经》已完全系统化的经络学说，是早期的经络知识与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相结合的产物。经络的周而复始、运行气血、内连脏腑、外络肢节，使人体内外器官和各种生理功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借用阴阳五行而建立起来的脏腑经络学说，成为后世中医理论的核心。

　　“阴阳五行”学说的哲学范式不是说以五种物质存在的形式及其结构内容外沿状态，来描述代表认知自然存在与人的关系，而是以“五行”的物化条件为升发、起始、变化、运行的向度关系解释认知、自然、宇宙、天、地、人物化及思维向度、思维元升发转启关联，正负相关关系。在这些信息、能量、物质、相关的复杂性的系统关联与运动产生后，信息与信息域的运动的对立统一形式，及其运动中的相互作用产生、形成那些自然而然的联系，多维向度的复杂性无量变化的运动与平衡的巨系统。木、火、土、金、水在哲学的范式中已经不是五种定式成分的单向度静止的物质。在活化的宇宙整体运演空间、时间域中，是生生不息的运动发展趋向，是自然与生命及其宇宙运行规律内在的一种有序与混沌相交叉的联系、运动的态势，是一种存在与存在者多维度复杂性系统的代表或说是总称。由木、火、土、金、水所演释运行出的维度趋向形成了个体与系统间的变化体系，而变化体系与变化体系间进而演释成了子系统的存在。而在二个以上的变化运动向度的子系统与新的子系统正负相关的关系建立生成后，必然又生成多维度的母系统。母系统出现后，新的平衡态势生成，平衡态势并非静止的、单一的时空模型。当新的平衡态势出现后即表明新的运动及运动的趋向生成。由此多维度的系统中的运动方向、方法进而沿着巨系统的复杂性趋势运动。这种有特殊、往复、交叉、变化的结构构成了系统运动向度，其系统的运动向度必然有新的纬度、空间、时间的运行规律、方向、发展。

　　“阴阳五行”学说中以形象化思维提出“木、火、土、金、水”的具象物化概念，无非是先贤圣哲藉此将客观整体思想与微观抽象思维相互交织启承，说明在存在中、在自然界中、在宇宙中，信息与能量与物质的关系。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已非我们所知中的具象物化物质，而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演化及层级运行范式。木、火、土、金、水分别以东南西北中的空间方位，在阴阳互变的总体规律，实质公转与自转作用主导下，木、火、土、金、水的方位进行多层级数，多极变的运动。这种自恰与公恰的运动过程，总会有着时间流、信息流、能量流、物质流的原始态及后天态的运动作用力运动趋向。派生成又一新层级的运动。公恰与自恰，达到多维度平衡。当平衡态出现时并不意味着“阴阳五行”复杂巨系统消失和静止，我们只能把这种平衡态作为另一次运动的起点，或另一层级运动的初端，如此往复无穷。

　　在当今科学技术手段尚无法解释、认知的复杂性巨系统架构，在复杂性的理论、方法论尚未形成完整、严格的在哲学架构上的方法论体系时，对“阴阳五行”学说乃至它的完整对宇宙与存在关系的描述、解释，提出任何不负责任的毫无方法论理论依据的批判、指责都是偏颇和不负责任的。阴阳五行学说的价值是人类共有的财富。耐人寻味的阴阳五行学说不是一些人依靠现有的技术、知识、认识限度加以攻击的，也正因为如此，阴阳五行学说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和伟大的价值。

　　5 从人类文化、科学、存在价值认知中医价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离开它的文化价值体系而存在、发展的，特别是那形而上学的精神及其根本的价值观念、理想和信念，是支配他们生存活动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整个价值力量的来源于整个生命精神的所在。”L．比尼恩站在西方的价值体系立场，讲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具有东方哲理价值观的精神价值观。之所以引用一位英籍研究者的话，是因为在“取消中医”的论调中，多数认同者均有西方教育背景或西方理论研究，西医学研究为专长的才俊。

　　一位默默耕耘的研究者、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刘大椿教授在《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中，对科学技术人类存在有着深刻、独立、超脱的学术见树：“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科学认识是一个永恒发展的过程，它的成果――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科学理论，不论怎样成功，也只能是相对完成的体系。这就决定任何一个科学理论必定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新的理论是在实践需要下应运而生的。就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而言，一个新的理论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确立：第一，新理论一定要能解释旧理论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第二，新理论必须在认识的深刻性和量的精确性方面大大优于旧理论，换言之，新理论应以更普遍的形式出现，并且在旧理论得到确认的领域把后者作为自己的特例或极限形式；第三，新理论必须能预见旧理论无法预见的自然现象。”

　　“如果科技水平的进步不与社会整体道德水平进展同时推进，那么由于人们在拥有越来越大的建设能力的同时，也拥有越来越大的破坏能力，个别狂人的发疯行为也就会导致毁掉一个国家，甚至毁掉人类。科技社会是积蓄了巨大能力的社会，人类必须习惯于、适应于这种崭新的巨大能力，因此，他们永远不能放弃对终极价值的思索和追求。”

　　6将来的维度――中医药的发展愿景

　　在中国哲学方法论指导下产生、发展的中医学理论，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创建的“辨证论治”方法，运用特殊的概念和特殊推断方法，构成了一个自恰的，可以演绎的类公理体系，与哈肯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她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复杂的巨系统科学。

　　中医对于生命的认识，其实也是中国文化对于生命的认识。中医的存亡也涉及中华文化根本精神的存亡。复兴中医就是复兴中国文化。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的载体。中医中药的诞生发展的全部过程实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医中药对生命、宇宙、存在以及存在间的完整、系统、准确把握和认识完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

　　李约瑟的合作者、美国的席文教授认为：以往种种解释，都隐含着一种错误的哲学，这种哲学由两个错误的推理构成。推理一是，假如一桩东西欧洲有而中国没有，我们就说他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必须前提。推理二是，假若一样东西欧洲没有而中国有，我们便说他是“近代科学革命”的“阻碍因素”。这种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横竖都有理的论证方式，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席文教授的客观观点基于西方及自认为绝学西方文化科学哲学的研究视角，对中国文化内容的评判见地，应该说是中观的。

　　总理第一次以总理身份高位访问美国时，在哈佛大学有过一次堪称是对中华民族文明的伟大理念的梳理――《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他充满深情和智慧地说：“回溯源头，传承命脉……”在“中医中药是否科学……取消中医中药”的热辩中，温总理的话能否给我辈一种深深的启迪？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每个人应责无旁贷地交出自己的答卷――为了学术、为了祖先、为了历史、为了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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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高希言，宋宇红.中医外治法大全[M].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6.

　　西方药学史论文第3篇

　　【关键词】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研究概述

　　民国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一个存在较为短暂的时期(38年)，在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中只是一瞬，但是，由于其恰恰处在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渡期中，来自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汇与冲突尤为明显，这就决定了其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着西方文化留学背景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西方医学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入国内，政府也积极推动其成为社会医疗主流。中医药事业从起初的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被漏列，医疗行为被限制，发展到中医药被整个废除的境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局面。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整个中医药界奋起抗争，同时也顺应时展的要求，本着“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宗旨，积极实践，勇于创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医的各项权益。他们积极探索创办中医药学校及函授的教育形式，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医院，努力开展学术上的中西医汇通，并围绕着上述内容著述立说。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以《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为主，以下简称《中医联目》）有4330余种，占到全部中医存目存世书籍的三分之一［1］。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对于当今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江苏籍中医医家群体在上述的历史事件中均有参与，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甚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形成的著作有573部［2］。这一群体又大多寓居在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上海，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因此，对其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著作进行研究，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现就以《中医联目》中所载的480余种各类著作为依据，对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作一概述。

　　医籍所涉及的种类

　　按照《中医联目》所划分的种类，去除重复项，在这些著作中，医经类20种，基础理论类12种，伤寒金匮类19种，诊法类11种，针灸推拿类15种，本草类25种，方书类43种，临证各科中包括临证综合类23种，温病类18种，瘟疫类5种，疟疾类6种，内科类12种，风痨臌膈类14类，其他疾病类18种，妇产科类18种，儿科类20种，外科类20种，伤科类1种，咽喉口齿类7种，养生类12种，医案医话医论类63种，医史类23种，综合性著作类24种。从医籍所涉及的种类来看，医家们的著作涵盖了中医药绝大部分的种类，有些尽管从种类上归属于大类，但从其内容上来看，已经超出某个传统种类的归属。如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既是对中医经典理论的阐释，更是不同于传统对经典医籍的注释，而是对经典医籍的现代诠释和发挥，与现代知识的结合更加紧密。再如恽氏的《生理新语》、《病理概论》和秦伯未的《生理学》、《病理学》等等，也已不是一个“基础理论”所能归属了的，更多的是对中医理论的现代认识与诠释。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医家们的著作时，既要注意其传统的一面，更要注意其有别于传统的内涵实质的一面，这些实质性的学术观点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医具有诸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

　　中西医之汇通早在西方医学于十九世纪传入我国即已开始。较系统论述中西医汇通的医家可谓唐容川及朱沛文，但大量开展中西医汇通之学术研究与实践者当属于民国时期的医家们。这其中，江苏籍医家的代表者有恽铁樵、丁福保、陆渊雷、时逸人、杨百诚、章次公、许半、蔡陆仙等等。

　　自从1917年余云岫之《灵素商兑》发表抨击中医理论的观点以来，中西医的论争便趋向公开和激化，中西医阵营中的各自维护者，纷纷发表言论或著书，对余氏的观点加以回应，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著作组成的论争性文献和著作。第一位以著书形式回应余氏观点和言论者当属恽铁樵氏。在其1922年出版的《群经见智录》中，恽氏以独特的领悟，对于中医最基本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他的“四时五脏”学说可谓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真谛，被后世所推崇。他对于中西医体系的优劣进行了较为公正的比较，驳斥了余氏对中医认识的错误方法和观点，从而拉开了中西医相互论争之幕。随后的如其弟子陆渊雷氏，在继承其师的汇通思想之后，提出“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并撰著了相应的著作。

　　江苏籍医家所撰著的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的著作所涉及的面较广，总结起来有论述中西医理论之立足点不同，而主张各取之长、互补其短以及融会贯通的。如恽氏《群经见智录》、《保赤新书》，许半龙之《中西医之比观》等。更多的医家在涉及中医各科内容时揉进西医学的认识，以图全面地在实践中促使中西医的汇通。代表者如恽氏的《生理新语》，其在自序中这样描述他的这本书：“本书既名新生理，自非中国古代五运六气、三百六十五穴道之旧生理，然亦非纯粹西国解剖学、显微镜、血轮细胞之新学说。若用简单概括的话评论我这部书，可以说得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将《内经》所说的证之于病能不得其解，求之于西学。那是轩岐医学、西洋医学和我自己的实地经验，三合而成。”［3］表明其是从新的视角来认识中医理论的。再如丁福保的《新内经》、《中外医通》，杨百诚的《医学新论》，章次公的《药物学》及《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等著作，也是将西医学知识与传统中医学知识相揉合、相比较。

　　与上述书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医汇通思想有所不同的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思想。持这种主张的代表者有陆渊雷、时逸人等。陆氏在其《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以及《陆氏论医集》等著作中虽有欲以西医学知识融会贯通中医的想法，但其主要思想却是以为中医的疗效和验是可取的，理论却是多臆想和空泛无据的，主张以西医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也就是其最终主张的“中医科学化”。陆氏的这一“新观点”在当时整个社会崇尚科学化的大背景下，很有号召力，特别是青年人，一时间响应和追随者遍及海内外，影响较大。其著作《伤寒论今释》和《金匮要略今释》就是不同于别人以《内经》的传统理论来诠释，而是用西医理论解释之，再用各家经验证实之的。陆氏的这一思想和做法，大有废医存药之嫌，故而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尽管如此，陆氏的一些思想还是有值得现代人借鉴和思考的地方。这类著作成为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规模化教育的教材类著作

　　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将中医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漏列，从而导致中医界的奋起抗争。积极抗争者如江苏籍的丁甘仁、余伯陶、谢观等，他们向北洋政府请愿，抗议这种对于中医的不公正待遇。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办中医学校，以期既成事实，劝逼当时的府承认中医教育的合法性。最终，尽管政府没有将中医教育列入整个教育体系之中，但也默许了中医办学校从事规模化教育的事实。

　　中医规模化教育在与各种社会阻挠势力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服务于学校及函授教育的教材著作应运而生。这类著作从丁甘仁氏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脉学辑要》、《药性辑要》以及《医案讲义》等开始，到之后为陆续兴办的中医学校及函授学校自编的教材，所涉及的范围涵盖了当时中西医各个学科，可谓洋洋大观，形成了这个时期所独有的著作形式。如恽铁樵的《生理新语》、《伤寒论讲义》、《伤寒论研究》，秦伯未的《内经学讲义》、《内经类证》、《诊断学讲义》，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许半龙的《中国方剂学概要》、《中国外科学大纲》，张山雷的《古今医案平议三种》、《医学一得》、《籀谈医一得集》，顾鸣盛的《中西病理学讲义》、《中西内科学讲义》，杨百诚的《灵素气化新论》、《灵素生理新论》、《医学新论》，承淡安的《伤寒针方浅解》、《针灸学讲义三种》、《中国针灸治疗学》以及张赞臣的《中医诊断学纲要》等等，这些著作与其说是用于教学的教材，不如说是各个编著者对于中西医学科知识的研究成果。每一本教材著作均迸发着作者的思想火花。这些著作的编著以及在教学之中的使用，为传播知识、启迪后生、使中医药事业得以薪火相传作出了历史贡献。

　　方药类著作

　　《中医联目》中，江苏籍中医家的本草类著作为25种；方书类著作为43种。从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药学家们编写的这类著作的内容上不难看出，他们在此时所要研究的重点是放在古药古方今用上面，突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他们在忠实古代方药文献以及沿用传统文献整理方法的同时，尽量结合西医药的研究成果对古方药的临床功效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贯通，以期为当今医疗实践服务。因而此类著作极少有空泛的理论论述，切合实用是医家们编著这类书的主要目的。本草类代表作有恽铁樵的《论药集》，章次公的《药物学正编续编补编》，张山雷的《本草正义》；还有地方性本草研究的如赵黄的《祁州药志》、《蒙古本草药之原植物》、《蒙疆所产本草药材关于其原植物之考察》等；本草谱录类如赵黄的《中国新本草图志》以及陈存仁的《中国药物标本图影》等。方剂类著作除了上述的著作特点外，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即是医家们以自己亲身临证体会或经名家实验的经验来阐述方剂，处处以临床实效为根本宗旨，这就使得这类书既可以被看作临证方书，也可作为中医教育教材。代表性的有丁甘仁的《丁甘人家传珍方》、《百病医方大全》，丁福保的《中国经验良方》，恽铁樵的《验方新按》，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时逸人的《中国处方学讲义》，秦伯未的《处方学》，张赞臣的《方药考论类编》等。

　　临证各科及医案类著作

　　江苏籍中医医家所编撰的临床著作，按照《中医联目》的分类，有临证综合、温病、瘟疫、疟痢、内、外、妇、儿、骨伤和五官等科。内容涵盖了所有临床学科，是内容最丰富的一类中医学著作。其中既有对前人临证学术经验的总结与阐述，更有作者本人结合自己亲身临证心得体会而得出的理法方药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的重要文献。代表者如张山雷的《中风诠》。是书从阐述历代医家对中风病名、病因、病机的认识及内外风混淆辗转变革的过程着手，反复申论《素问》气血上菀的本旨及其与中风的关系；结合西医学之神经学理论，讨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系统论述中风证治八法，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再如恽铁樵的《温病明理》，在1928年初刊之后的8年当中，对于这本书中4卷所论的内容和观点进行临证检验，在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之后，于1936年另加1卷，再次出版了该书，并有了新的临证认识，如作者认为温病于十二经而言实为手经病以及认为古人以为的“温病下不厌早”之说值得商榷等。这种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另一个特点就是医家们能够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流行病来研究和著书。如对于肺结核病、性病、小儿痘疹惊疳等，体现了作为医生对于社会负责任的职业道德。医案类的著作，在《中医联目》中江苏籍医家撰著的有29种（这其中不包括医家们所撰著的医话医论类的著作，关于这类著作的内容已在其他评述点中介绍了）。这当中绝大多数是医家们自己的临证案例，如《孟河丁氏医案》、《药医案全集》、《陆氏医案集》、《曹颖甫医案》等；尚有集前人医案分类汇编的医案书籍，如《分类王孟英医案》、《医方经验汇编》等。这些医案著作是先辈医家们留给后人的第一手临证资料，也是后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和经验的重要文献。

　　医学卫生保健类著作

　　民国时期相对于前朝封建社会来说要更加开放。这种开放所带来的是西方较科学的社会公共卫生意识。加之西医强势的进入和社会对于医学卫生知识的需求，利用图书杂志报纸等形式宣传和普及医学卫生和中医养生等方面的知识，成为中西医界的共识。中医界人士除了利用所办的杂志报纸等传播医学知识外，还编写并出版了大量的医学普及类读物。其中之代表如丁福保的《怎样调理使你身体强壮》、《卫生格言》、《青年之摄生》，朱振声的《百病自疗丛书》、《家庭实用验方》、《家庭医药常识》、《育儿常识》、《万病治疗大全》，蔡陆仙的《民众医学指导丛书》，顾鸣盛的《长生不老之秘诀》，丁仲英的《康健论》，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因是子静坐法续编》以及谢利恒的《气功养生要诀》等。医家们还针对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医学普及教育，如肺结核、性病等。还有提倡健康生活观念的书籍，如朱振声、顾培玺编撰的介绍如何戒烟的指导性书籍等。这些著作的编写对于当时中西医药知识得以在广大民众中传播与普及、提高中医药在民众中的信任度等，均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

　　民国时期的38年间，由于出版印刷业的兴盛，社会对于医药学类的图书著作的需求较旺，加之中医药界人士意识到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对中医药的学习与研究，于是，由出版界组织，或由个人发起，大量的中医药综合性著作以及史学工具书被编撰出版，形成了这一时期另一种著作形式。在《中医联目》中，仅江苏籍中医医家编撰的这类书就达40余种。综合性丛书合刻医书中除了上述的教材类和卫生普及类著作外，尚有陈存仁的《皇汉医学丛书》、顾培玺的《顾氏医苑》、蔡陆仙的《中国医药汇海》、陆士谔的《基本医书集成》以及张赞臣的《古本医学丛刊》等。医学史类的著作有二十余种，其中以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和谢利恒的《中国医学源流论》等通史类著作最具代表性。陈氏的《中国医学史》可谓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医学通史专著，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出版，在向国外介绍我中华医药方面作出了贡献。工具书类代表者有谢利恒主编的《中国医学大辞典》、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以及章巨膺编撰的《应用药物辞典》等。

　　小结

　　相对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来说，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的著作只是一小部分。通过对上述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著作的评述，我们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内容之丰富，时代特色之鲜明，是历代中医药著作中之罕见者。中医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时期观上得到了一次嬗变。“即使在今人来看，当时医家关于中医药基础理论、中医药教育以及中医科学化的一些见解也还不失参考的价值或借鉴的意义。”［1］民国时期之于今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过去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在古代，对于这一时期的文献研究明显不足，因而，重视和研究成书于这一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应该成为当今中医药研究者的共识，并通过研究和利用，为今日之中医药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焦振廉.民国时期中医药著作概述［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5，6(3)：5.

　　西方药学史论文第4篇

　　    《刮痧》这一片名就是以中医上的刮痧法命名的,也以中医刮痧疗法产生的误会为主线,该影片主角许大同移居美国8年,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在年终行业颁奖大会上获得电玩游戏制作大奖。他激动地说,我爱美国,我的美国梦终于实现了。但随后降临的意外却使许大同如梦初醒,他五岁的儿子丹尼斯因闹肚子发烧,来美国探亲的爷爷因为不懂药品上的英文说明,便以中国民间传统的刮痧疗法为孙子治病,而这就成了许大同虐待儿童的证据。努力多年以为已经实现了的美国梦被这一场从天而降的官司彻底粉碎,也给他们全家带来了噩梦般的经历。

　　    导演郑晓龙所言:“在设计影片的初期,我们就有一个想法,要表现探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1]

　　    对于包括许大同父亲在内的中国人来说,刮痧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常用的自然疗法之一,它是以中医皮部理论为基础,用器具(牛角、玉石、火罐)等在皮肤相关部位刮拭,以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之目的。

　　    影片《刮痧》中的美国人很难理解中国刮痧的原理,历史上,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医的看法带有着鲜明的猎奇与偏见的色彩,也能让人感觉到强烈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所说的:东方主义“不是表达了对一个与自己显然不同的(或新异的、替代性的)世界进行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是控制、操纵甚至吞并——的愿望或意图”[2]。它“与帝国主义强力有着特殊的历史关联”。[3]

　　    考察一下中医被西方解读的历史,中医在16世纪开始为西方所了解,,中国近代,随着西方人大批进入中国,中医在西方人眼中成为异于西医的独特现象。黑格尔所说的“医药也为中国人所研究,但是仅仅是纯粹经验,而且对于治病用药,有极大的迷信。” [4]成为西方人看中医的基本论调。

　　    在西方人眼中,中药更加是不可思议。玻璃碎屑、人的分泌物、石棉、蛾、牡蛎壳都入药,他们感到匪夷所思,并将之作为中国落后和愚昧的标志。经常用来退烧的梨子,在传教士麦高温的笔下也变成了“异物”,“除外观相同外.这种梨与我们家乡的梨有很大差别。它们几乎毫无味道,硬得几乎要用斧子来砍。亲眼目睹一个满脸通红、眼里布满血丝的病人有气无力地努力咬着这坚如岩石的梨以期解渴退烧的情景,实在令人可怜。”[5],中药都“来自植物王国.绝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效验的草药。”[6]我们便不难看出西方人对中药的态度。

　　    反之,考察西医在中国的传播,我们会有迥异的发现。西方的医药知识至少在明代已开始输入中国,1820年,马礼逊与李文斯敦在澳门创设赠医所,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设立西式医疗机构。此后在中国,西医逐渐获得了中国民众的信任。随着来华传教士医师的增多,以及西式医院在中国各口岸的陆续建立,一种新的医疗体系在中国得以确立。随后,“中医”、“西医”的概念出现,而至一般民众对“中医”和“西医”两种认同大体接受,二元的中西医学体系就可以说形成,中西医之间的竞争由是开始。[7]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到民国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学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严复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 陈独秀说:“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梁漱溟认为,中医只是“手艺”,“没有客观的凭准”。鲁 迅在《呐喊?自序》中对中医中药的讽刺更是深刻:“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8]

　　    中国人对西医的追捧和对中医的态度,导致了中国百年历史中,关于中医存废问题的几次大规模的争论:

　　    第一次论争: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并于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前后颁布两次(1912年11月和1913年1月),都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而是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这就是近代史上着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法令》的颁布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中医界纷纷表示抗议。对此,北洋政府认为中西医“致难兼采”,只能“先其所急”,而“专取西法”是“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依然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但为了抚慰中医界的情绪,又称“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第二次: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1925年,中国教育界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因此,中西医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加深,从而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第三次论争:中医科学化之争。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又一次拉开中西医论争的帷幕。支持中医的认为,“中医学的存在价值根本用不着西医来证明”,而反对者则认为中医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检验,是“伪科学”。在民间,双方的争论一直存在。2006年,中南大学的张功耀教授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以及在网络上发动“取消中医”的签名,卫生部发言人表示明确反对,新一轮的中医存废争论又掀起波澜。[9]

　　    中医近代在中国的命运其实反映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德先生和赛先生传入中国社会后,中国人在西方科学化立场下对自身文化系统的一次“讨伐”。中国人置身自己的文化氛围内尚且成为西方文化的代言人,那么在极少接触中国文化的美国社会,对以“刮痧”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误读甚至曲解自然不足为奇。

　　    《刮痧》以中医刮痧疗法产生的误会为主线,由此展开了电影中关乎中西医乃至中西文化的冲突,剧中高潮出现在庭审前的听证会上,这场听证会的双方分别是中西文化的代表,论辩双方辩论的焦点是:刮痧是虐待儿童还是中医疗法, 在列举双方论据时所用的都是中西文化误读的例子。刮痧这一中医诊疗手段在异国国度所遭遇的误解只是一个表现,影片中逐渐展开中西医误读后所主导的中西文化中西医所在价值体系的叙述。

　　    第一个例子:关于许大同打孩子。在听证会上,大同的老板作为证人说出了大同打儿子的事实,令大同非常失望和愤怒,甚至断绝了与老板的朋友和工作上的关系。

　　    第二个例子:关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David说许大同是一个沉醉于暴力文化的人。许大同辩解说孙悟空是一个善良的具有正义感的英雄人物,他代表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

　　    关于第一个例子,许大同打孩子是给老板面子,借用孙隆基先生的解释:“中国人的人格组成中既然具有很重要的他人成分,因此就产生了在别人面前“做人”的观念……“做人”是为了别人才去 “做”一个人为的角色,即使最后是为了自己也必须先为别人。无论哪一种情形,都含示意个人将观众对自己的看法看得比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更为重要。“面子”与“门面”,顾名思义,是指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内里的东西,因此完全是摆给别人看的……中国人特有的人情味就是不待别人开口,而是从“鉴貌辨色”去觉察对方的需要,下级对长官也是“看面色”办事,对“有头有脸”字号的任务就更需要给他“面子”。一般来说,中国人的“做人”表示自己“有心”的方式就是给对方面子。……”(10)许大同当着老板的面打孩子体现了中国传统家庭观的相关方面。“养不教,父之过”,中国儿童教育以严格为主,有时需打骂管教,民间有“棒下出孝子”的说法。正如电影中许父说: “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

　　    关于第二个例子:孙悟空是我国四大古典名着《西游记》中所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他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一直是正义的化身。敢于斗争、藐视一切封建权威的叛逆精神、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知恩图报,具有超凡的智慧、卓越的才能、洞察一切的眼力和清醒的头脑。但如果脱离中国文化背景和孙悟空的个人成长背景来分析孙悟空的形象,则会发现,孙悟空行为冲动,常常具有不顾后果的毁灭性,其价值观往往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悖,藐视常规伦理秩序,不遵守礼法等等。作者在塑造孙悟空形象时恰恰对其特点是褒扬的,也正是因为其特点才构成了这一人物形象的光彩。不了解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不了解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法,不了解作品中所影射的中国社会现实,就无法了解孙悟空这一形象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而这恰恰是律师David不愿了解并故意误解之处。

　　    在《黄连厚朴》中,关于光绪帝和大伟公司总裁之死的两个医案,我们能够发现中西医截然不同的诊治思维。光绪帝之死,龚老爷子称之为“肾虚得厉害”,“胃塞虚膨”、“胃气将尽”,分析其原因,为“先天肾水不足,后天脾胃失调。已经是病入膏肓了”;西医的说法是肾小球肾炎。大伟公司总裁之死,龚老爷子诊断为“心病患者,他当死在与肾相对应的壬癸日,时辰在丑时,就是夜里的一点到三点”,望诊为“行为夸张,风风火火,实为心气盛而神有余。脸色虽赤,然上额的发髻间发黑,下至鼻梁一直延伸到左右两颧”,早期的诊治策略为“细心调养,稍安勿躁再加上黄连泻心汤和厚朴猛攻,是可以见效的”,然而因为治疗的时候已经太晚,故而“人在心死”,医生“无力回天”;西医诊断其死因为“心肌梗塞”。

　　西方药学史论文第5篇

　　关键词：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

　　中医药文化生态是中医药文化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或人文空间，是由置身于中医学体系之中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的中医药文化共同构成的宏观文化体系，它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文化环境。

　　1研究现状

　　1.1成就

　　中医药文化生态思想古已有之。先秦和汉代有关著作中就已涉及到中医生态医学思想的论述，体现了生态环境对人类健康及发病的影响。在“天人合一”生态观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古代医学形成了“人体阴阳说”、“人体五行说”和“自然诊治”、“养生保健”等具有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如《黄帝内经》将人的生命活动放在自然和社会的生态环境来考察，确立疾病的形成原因、诊断、防治原理和思路、方法，它所构建的中医学框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医学体系。

　　陶功定教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的观点，认为应该以“大生态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此外，在对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中，卢焯明、陈诗慧、梁兆科等学者又提出了人体生态医学、人工自然生态医学模式等观点。近年来，刘典恩教授则从生态医学模式建立的价值基础、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以及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医学模式等角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认识发展的逻辑上来看，树立文化生态理念，并适时将其纳入医学模式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生态医学模式将成为引领未来医学发展的基本模式。

　　1.2不足

　　历代学者在医学文化生态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然毋庸讳言的是，其研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主要有：①受特定学科视角的影响，只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研究，缺乏特定区域间的比较和整体性考察；②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研究，过去较多集中在对其历史形成和现状发展的探讨，较少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由历史积淀而来的生态属性进行考察。③研究方法局限，未能及时汲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先进方法，缺乏对素材进行时间上、空间上有机的组织、串联和分析，研究总体呈离散型。

　　2核心价值

　　面对全球化浪潮，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与研究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闽台中医药文化是在特定地理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闽台医史医家、流派演变、学术特点与中医药发展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加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可以把握闽台中医药区域发展的规律性。

　　闽台中医药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健康文化心理结构。在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对于沟通两岸医学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我国中医药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既具备了中华传统医药文化的属性，又具有闽台的民俗性特征，体现了闽台中医药发展同出一源的历史渊源。生态环境对闽台中医药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对认识闽台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编著闽台医学史、医林人物传记、各家学说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基本内涵

　　中医学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指导下，在与古代自然科学交融、渗透、结合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医学体系，中医的整体观不仅重视人体自身组成的生态体，同时也强调人和自然生态环境应和谐统一。中医学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模式，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天即天文气象，地即地质地理，皆为自然生态环境，它的变化对人的健康和发病起着重要的影响，因为环境的剧烈异常变化往往是导致疾病爆发的主要原因。闽台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地域形态，它传承了中华中医药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在文化的不断交融、演化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闽台地域特征。

　　3.1闽台中医药文化特征

　　闽台人民所推崇的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健康文化的一种地方文化生态。它以中医药文化为主，同时涵盖了闽南文化、客家文化中对健康认识的理念，其特征自然首先表现在传统医药文化的核心要素上，即以人的健康价值观念为主要指标的民族性特征上，并且形成了以民间风俗、、饮食习惯和语言等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这些健康理念和行为模式的形成，都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的。从历史进程来看，闽台的主要居民都是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的途径迁移的汉人，并以之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在其开发进程中，首先表现为宋代之前大量的中原移民涌人福建，植入较先进的中原文化，实现当时福建社会跳跃式发展。宋代以后福建在经济、文化、医药、海外经贸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长足的进步。明末清初，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南徒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又大规模地迁入台湾，开发台湾，于是形成了当前台湾民众80？的祖籍都在福建的血缘关系。在此迁移过程中，中医药文化也就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化发展，再传人台湾，受到了闽台人民的认可，并作为维系一个民族健康理念的精神纽带，以及行为模式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密切的医缘与药缘的文化生态关系。

　　3.2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内容与目标

　　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容十分丰富。本研究以历代相关文献为对象，结合田野调查，从事闽台中医药文化传布的传统性、地域性、宗教性、民俗性的特征考察。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3.2.1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来阐述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特征和形成背景。汉唐以来，福建、台湾一带文化逐渐昌盛，名医辈出，东汉建安时期的“杏林始祖”董奉、宋代建阳人“法医学之父”宋慈、闽台民间医神“保生大帝”吴、清代长乐医学教育家陈修园等著名医家，都为闽台地区医疗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繁衍和保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3.2.2从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来阐述自然诊治与现代生态伦理在思想上契合的一致性。对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做专题研究，从文化地理学和生态社会史角度，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学实践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3.2.3从自然因素、地理因素两方面阐述台湾、闽东、闽南、闽西、闽北、莆仙六个文化分区的中医药文化生态状况；从中医药文化生态问题的成因，维护闽台中医药文化平衡的可能路径等方面，进行中医生态医学的研究，将传统“三因制宜”治则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从而丰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涵。

　　本研究从中医药文化和生态医学相结合的层面，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相结合的视野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达到在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等层面，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进一步弘扬闽台中医药传统文化，推进闽台中医生态医学体系的建立。

　　3.3研究关键与创新

　　本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

　　3.3.1闽台中医药文化在不同生态环境下产生的地域性差别，及由此归纳出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生态特征。

　　3.3.2民俗材料的分析、疾病类别的选择和药物来源的考察，涉及到民族、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复杂问题。

　　3.3.3如何透过有限的文献资料，客观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综合论述，阐述生态地理因素对闽台中医药文化及中医流派形成的促进作用。

　　如实收集、整理、研究现有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社会生态环境，从生态医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地理空间中的形成、分布、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生态伦理思想福建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区的生态状况等三个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4发展趋势

　　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从历史与社会学角度上讲，中医是名木，中医药生态文化是沃土。因此复兴中医学术，提升文化精神，完善中医管理，都必须从复兴中医原生态文化做起。实现海峡西岸文化复兴的梦想，呼唤着闽台中医药原生态文化的真正复兴。

　　闽台中医药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而闽台中医药文化更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文化生态结构，这种联系既是生理的、血缘的，又是心理的、文化的。因此，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对于增强大陆的吸收力、聚集力，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兆量.中国民俗地理探幽[J].经济地理，1999，19（1）：1-5.

　　[2]刘德荣.福建医学史略[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3]肖林榕，林端宜.福建民俗与中医药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于秀萍，刘典恩.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J].中国当代医药，2010，17（12）：14-16.

　　[5]陶功定.生态医学思想是贯穿《黄帝内经》的主线[J].山西中医，2004，20（3）：36-40.

　　[6]纪文静.中国古代医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J].柳州师专学报，2006，21（3）：123-123.

　　西方药学史论文第6篇

　　【关键词】 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 中医思维

　　中医药教学不仅仅是基本理论和知识及其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训练人的思维模式。自觉地按照中医传统文化处事为人，练就的是中医人的思维，才能把抽象的理念变为临床的疗效和发展中医的硬道理。培养高等中医药人才50多年，反思教材建设有助于我们做得更好。

　　1 中医思维的起源有必要让学生了解东方传统文化

　　东方传统文化体系是以中国为发源地，流传及盛行于东南亚国家，至今被世界各国所接受，是包含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的体系。由以阴阳统一对立、天人合一的《周易》文化，孔子为主体的儒家文化，以老庄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印度为发源地的佛教文化4部分构成，是已经历几千年经久不衰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体系。

　　中医思维是指受中国传统文化始祖《周易》影响的《黄帝内经》所奠定的认识世界，探讨生命的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技术。受易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医药学的生存土壤和基础，《黄帝内经》是科学技术与辨证法统一的典范。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仅渗透和表现于中医学，还直接参与其有关概念、范畴乃至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医理论的许多概念和原理如“天人相应”“气化万物”“阴阳五行”“辨证施治” “以外以揣内”“防患未然”“防微杜渐”“稳态调节”等等都是古代哲学的直接应用，正所谓“医易相通”。一代大医孙思邈曾经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古代中国在许多领域，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而中国医药学是惟一的继续发挥着功能并仍旧产生着影响的学科。一百多年以来，随着西方医学逐渐昌明于世界，埃及、印度、阿拉伯等国的传统医学都相继衰落，惟独中国医药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在继续向前发展。成废之中顽强立于世界自然科学之林的中国医药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铸就。

　　在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五十余年来，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中《中医基础学》成为对《黄帝内经》的梳理和白话文解释。在笔者30年中医药的教与学生涯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从教材的角度仅仅局限于《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基础学》和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四大经典著作学习。但其中许多课程对教材其中所反映的传统文化内涵并未“点破”，仅仅限于字面解释。这不在于教师的水平问题，而在于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的导向问题，很难让学习者和授业者在切身体验中感受中医药的文化氛围，领悟到由中医思维所支撑的祖国医药学的伟大和民族自豪感，临证中医思路无从谈起。

　　需要“点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的关系。奠定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周易》以论自然之道为主，而兼及社会与生命之道；奠定中国医药学理论基础的《黄帝内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