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的“徽”，从何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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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造就了徽州？

　　▲ 摄影/方托马斯

　　风物君语：山水田园，士农工商

　　1987年11月，国务院发文，宣布撤销徽州地区，转而成立地级黄山市。对于这次更名，不少徽州人仍“耿耿于怀”：我们徽州便只剩下了一个旅游景区吗？

　　▲ 雪后黄山。图/视觉中国

　　徽州的珍贵并不在于名字。山水与村落，是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人，探访徽州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徽州文化的精髓，体现在从哲学艺术到生活方式的自成体系。形成这一特殊地域文化的背后力量又是什么呢？

　　徽州，山水是她的底色

　　▲ 清徽州府的“一府六县”格局。绘图/Paprika

　　古徽州长期保持一府（州）六县的格局，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近代以来徽州府经历行政区划的变革，先是婺源转隶江西，后是绩溪划归安徽省宣城市，徽州的主体部分则作为今黄山市存在。“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的的确确是徽州地区，乃至安徽、中国的一张名片。

　　▲ 徽州拆分后的行政区划。绘图/Paprika

　　徽州经历过剧烈的地质运动。从而形成了中部断陷盆地，两侧断块隆起的基本格局。从地理的角度来说，黄山山脉是长江、钱塘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东接天目山，北连九华山，是皖南山地的中枢。以黄山为首，徽州有着众多的山地丘陵。根据《徽州地区简志》，徽州地区撤销前辖区面积13403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总面积达到了10578平方公里。因为有了这些山，才有了新安画派，才有了行遍天下的徽商，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徽州。

　　▲ 黄山市地形图。绘图/Paprika

　　外地游客去到徽州游玩，多半也是为了看徽州的山。作家郁达夫到徽州旅行时也对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车非要穿入山去，学穿山甲，学神仙的土遁，才能到得徽州了……我先在车里默数着，要绕几个弯，过几条岭才到得徽州，但后来为周围的险景一吓，竟把数目忘了”。

　　▲ 绩溪，梅干岭。摄影/金洁

　　徽州的山太过有名，以至于水的作用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 新安江。摄影/方托马斯

　　最重要的新安江东流进入浙江，阊江、乐安江南流入鄱阳湖，青弋江北流入长江。徽州山地丘陵占主导，但是发源于其间的河流水系不断冲刷侵蚀，使得徽州境内散落着大小不一的山间盆地，进而为后来徽州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空间。徽州的古镇、古村落都是依托盆地与谷地兴建。

　　▲ 宏村南湖。摄影/方托马斯

　　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为本，徽州的地理条件绝对算不上优渥。徽州人只能在盆地与河流沿岸平原，从事有限的农业生产。不过，多亏了这种艰苦环境，才塑造出徽州文化。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这个道理。

　　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

　　在徽州的故事里，山的作用在于阻隔，水的作用则在于沟通。

　　徽州被山脉包围，形势险固，甚至有人将之比作“蜀之剑阁”。山越是这块土地原本的主人，他们就倚仗地形优势，拒绝接受中原的统治。在中原王朝势力逐渐南下的过程中，这些山中土著与外来势力的冲突就不时发生。东汉末年，孙吴重兵围剿山越，将山民驱逐出山，才第一次在这里建郡（新都郡），开启有效统治。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西晋末年战乱爆发，徽州险峻的山峰，足以成为挡在战乱与百姓之间的屏障。这块开发尚不完全的“世外桃源”成为北方难民落脚地之一。

　　以家族为单位的北方世家大族陆续定居于此，徽州人对血缘纽带的执着，此时已埋下了一颗种子。类似的故事又在唐末五代、北宋末年两度发生，迁入的百姓成为徽州居民的主体。从这种角度来看，大概所有徽州人都不属于这里。

　　▲ 婺源石城。图/视觉中国

　　徽州人的脚步倒也真的没有停下过。徽州移民社会的属性不光是“走进来”，也是“跑出去”。明朝人王世贞就说：“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看起来好像都是坐不住的性子。

　　▲ 黟县，卢村。摄影/毛毛熊tinybear

　　徽州连接周边省份除了数条古驿道，靠得就是四通八达的水系。因为多山，徽州的河流大多湍急，所以易出难进。对于打算外出谋生的徽州人来说，水流湍急却是自有好处。徽州的木材商便是通过“放木排”的方式将木材销往外地，也就是将木材捆扎成排，顺水而下。

　　君主专制时期，商人受歧视，经商被视为“舍本逐末”，徽州人却“寄命于商”。他们脑后有反骨吗？偏要与朝廷对着干？徽州人经商是迫于无奈，毕竟这里的耕地太少了。不过，正是他们的背井离乡奠定了徽州繁盛一时的物质基础。

　　无徽商，不徽州

　　如今我们提起徽商，第一反应会是明清的盐商，亦或者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其实徽州的商业活动开始得很早，并且形成了不小的规模。

　　▲阊江老码头（2004年被拆毁）。历史上徽州商人正是通过这条水道，源源不断地把徽州茶叶、香菇、木材，运至安庆、武汉等地。摄影/张建平

　　唐朝成书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记载当时“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唐代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中，已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词句（唐中叶划黟县赤山镇与饶州浮梁县地设祁门县）。可见祁门一带在唐朝已成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

　　“徽骆驼”们外出经商的直接原因是人多地少，但这并不能解释徽商为什么能成为最重要的商帮。

　　▲《徽商水路程图》曾是徽州商人外出经商必备的道路指南。摄影/张建平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徽州人宗族观念极重。唐末以来北方士族群体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世家大族的那种家族观反而在徽州这个“避难天堂”保留了下来，并逐渐成为影响地区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明朝嘉靖年间，长期以来禁止庶民建立家庙的限制被打破，徽州从宋朝就开始的家祭风俗逐渐走向公开化，徽州人骨子里的宗族观被去掉了最后一副枷锁，凝聚力大大加强。以同姓为单位的徽州商帮自然而然受惠于宗族文化。

　　俗话说“无徽不成镇”，徽州人走到哪便把家安在哪。同乡同族的情谊，使得他们在客居地自发形成了商会组织。同时家族从事同一行业也有利于形成垄断，取得利益最大化。比如开设典当铺的就大多是休宁籍商人。

　　▲ 休宁县万安镇，吴水森正在为罗盘装针。吴水森（已故）吴鲁衡罗盘第七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摄影/张建

　　经营有方，加上抱团取暖，徽商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除了用这些钱财进一步投资，提高生活水平，以及造福乡里，就是徽商的主要目的。

　　徽州的村落很多是一姓村，同村便是同宗，宗族观念让徽商有很强的责任感，认为必须要为同族做出贡献，这也是一桩光宗耀祖的美事。西溪南吴氏家族财力雄厚，他们就专门延请水利专家为村落修建条堨等水利工程，这些明朝修建的水渠至今仍在使用。

　　▲ 渔梁坝是徽州著名的水利工程，这里曾经是徽商将货物运往江南的集散地。摄影/方托马斯

　　捐资公共工程之外，吴氏家族最知名的是与文人墨客的来往。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渐江曾长期住在吴家的家山寺庙之中，明朝知名才子董其昌、祝枝山等人都是吴家的座上宾。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吴家家山，就是现在无人不知的黄山。与文人交往在徽商群体中并不稀见，吴氏家族最令人惊叹的还是家藏的艺术品。吴家以盐业致富，巨额财富让他们可以收藏许多艺术珍品，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前一阵因赴日展览而引爆舆论的“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真迹。

　　▲《祭侄文稿》（局部）。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对徽州感兴趣。人们常引用汤显祖所说“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来赞美徽州，其实这是清高的若士先生在讽刺徽州这个“名利场”，表明自己不愿意去徽州谋名利。不过，这倒也侧面说明了徽州人的能量之大。

　　徽州像吴氏一样的大家族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与文人士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兴建书院。

　　再穷不能穷教育

　　▲ 休宁素有“状元第一县”的称号。图为休宁籍状元黄思勇的“状元卷”。摄影/张建平

　　徽商一直有儒商的称号。他们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视，放眼全国也难有能与之相比者。

　　歙县鲍氏的徽商鲍柏庭曾直说：“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有钱了不办教育，有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处呢？徽州的诸多大家族也几乎都有先弃农从商，致富后再投资办学让子弟读书的经历。绩溪胡氏家族一支明经胡氏，就是因为始祖胡昌翼中科举，便以科目之一的明经指代家族。

　　▲ 绩溪大坑口村（龙川），胡氏宗祠。摄影/张建平

　　徽州文风兴盛并不是偶然。因为这里是程朱理学正宗所在。朱熹和程颐、程颢兄弟的祖籍地，都是徽州。理学所阐述的那一套“纲常伦理”，既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思想，又深度契合徽商重宗族的文化内核。希望通过科举取士得到更多话语权，又必须保持家族稳定的徽州人，自然重视儒学。

　　▲ 西递敬爱堂，朱熹所题“孝”字。摄影/Knightlee

　　明清两朝，“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书院这种形式始于唐朝，是徽州儒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自明朝起，徽商通过垄断盐业取得巨额财富，书院也得到了大量资助，即使是深山远谷之中，也能听到诵读声，时人称徽州为“东南邹”。

　　中国人向来在教育上是毫不吝啬的。家里再困难也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条件，徽州人可以说是最佳的例证之一。明万历年间的礼部尚书歙县人许国，少时父亲经商失败，只好自己一边经商一边读书，可惜连续五次乡试不中，家产变卖一空后跑到河边寻短见，最后是得到了木材商的资助才能够继续读书。许国一人的经历，已足以看出徽州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 元宵节，歙县许村敦睦堂的许姓男丁，在村中大观亭前舞起大刀祭祀自己的祖先祈求新年平安。摄影/张建平

　　商人与士人的良好结合，也是徽州文化的特殊性所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士一直是排在首位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则最低，科举制形成之初，商人甚至都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而徽州人能够直接说出“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这样务实的话，或许才是这片土地发展出徽州文化的真正原因。

　　徽，中式美学的一个符号

　　不管是经商还是做官，徽州人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改变家乡面貌的同时，也改变着客居地的一切。清朝时扬州的繁荣，就得益于客居当地的徽州盐商。由于尊儒的传统，这些商人，并不是只知挥霍的暴发户，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中国人深厚的文化中留下独特的一种美。

　　▲ 婺源，甲路纸伞。其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摄影/龚跃贤

　　士农工商之中，最能给今天的我们留下直观印象的不是别人，正是徽州工匠。或许是学风兴盛，徽州的工艺品之中最有名的就是文房用品：汪笔、徽墨、澄心堂纸、歙砚。

　　由于徽州多山地，松树极多，可以满足大量生产松烟墨的需要。徽墨制法复杂，在徽州本地还要细分为歙（县）、休（宁）、婺（源）三派。此外，往来于徽商家中的文人墨客，又参与到工匠制墨的过程之中，使得徽墨实用性、艺术性并重。尽管世事变迁，徽墨一直名列国人通称的“文房四宝”之中。

　　▲ 徽墨的制作工艺：描金。图/视觉中国

　　▲歙砚的制作。图/视觉中国

　　徽州三雕更是直接受惠于徽商雄厚的财力。徽商兴建住宅，或者为家族修建祠堂，都离不开砖雕、石雕、木雕的装饰。从人物、山水到花草、鸟兽，都是徽州三雕常见的题材。装饰房屋的同时，也起到潜移默化的说教作用，让族人耳濡目染，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因为这些精致的雕刻存在，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远观素雅，近观则充满丰富的细节，充分展示了徽州人的审美情趣。

　　▲ 歙县北岸村吴氏宗祠享堂，石雕“百（禄）鹿图”（局部）。摄影/张建平

　　徽州文化大概也是这样。乍一看是徽商文化主导的一种地区文化，其实仔细观察便可发现背后丰富而细腻的文化内涵。里面装着的是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是中国人穷则思变的务实思想，也是对于家族传承的深刻体会。

　　▲ 歙县，渔梁老街。摄影/方托马斯

　　大的徽州的区划已不存在。但是，历经沧桑的徽州文化，传承未曾断绝。她在山水之间展现一如往昔的姿态，也藏在可感可知的文化符号之中，向后人证实着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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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丨伊森

　　图编丨Geethan

　　地图编辑丨Paprika

　　参考资料

　　《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及文化内涵》陈秀伶、肖东发

　　《徽州地区简志》何警吾

　　《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唐力行

　　《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王振忠

　　《中国历史文化概论》颜吾芟

　　《郁达夫文集》郁达夫

　　《徽州：捡拾历史的碎片》张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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