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万历十五年的一点心得

　　在这个期间， 他终于逐渐明白了自己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所制造的符号象征，从而灰心意冷。甚至更深一层地说，他只不过是这家帝国马车上最尊贵的乘客，而并不是他最初所想象的马车夫，他根本无力控制这个庞大帝国的前途，他所作的决定根本什么都不能改变。 张居正不让他习字（"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裨益"），申时行不让他练兵（"九五之尊不应穷兵黩武"），群臣不让他立三太子为储（"废长立幼"），那么他贵为天子，连这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居于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

　　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的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的，只是寓至善于无形，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

　　一言以蔽之，万历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而帝国的制度则注意于个性的收缩。最终的结果就是，万历皇帝长达三十年不上早朝，推行"无为而治"，用消极的处事方式，过完自己的一生，并且遗留给明朝许多覆灭的潜在问题。

　　事实上，我们从万历皇帝的悲剧中能得到很多教训，引以为鉴。 如果万历皇帝能察觉和正视这种个性和体制之间的矛盾，用更果决更积极的方法来处理，事情可能会大不一样。历史上也有过不少废长立幼的先例，他大可以独断地废长立幼，但是万历皇帝却不想背负废长立幼的骂名， 脱去明君的光环。但他也没有办法完全抛开个人感情的诉求，按群臣的要求立长子为皇子。 优柔寡断，以及对这种个性和体制的矛盾的认识不清，是万历皇帝悲剧的一生的根本原因。

　　不光是万历皇帝，我们每个人处在一种个性与制度碰撞磨合的矛盾中。

　　我们一生都在追求个性的发展，但是会面临到不同的限制。

　　童年时期，我们想无拘无束，对自己想得到的玩具会梦寐以求，但是家长会用各种世俗的标准来框定孩子的行为，也会打消孩子一个又一个热情。

　　在高中时期，应试教育要求你对自己个性的收缩，要摈弃兴趣并把热情转移到题海中。

　　成家之后，但家庭的责任也要求你个性的收缩，为了孩子的发展和家庭的幸福，可能要牺牲自己的喜好。

　　走上社会，群体的协作更需要你个性的收缩，以保证整体的高效。

　　站在大历史的角度，我们才得以很容易地发现，当时万历皇帝在立储这件事情上的执着，竟然导致了他接下来一生的悲剧和消极。

　　我们也由此可以知道， 我们必须承认绝对的自由是难以追寻的。而在个性与限制的矛盾中，我们一定要 积极地寻找出路，化解矛盾，否则 只会换来类似万历皇帝一样无力和悲观的一生，把自己的人生交由他人摆布。

　　二、诚意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种疑问，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的仪式？

　　比如。

　　为什么每周一都要升国旗？

　　为什么要阅兵仪式？

　　为什么要大费周折搞08年的奥运？

　　这是文明的象征还是人对自我的约束？它们对人类的发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在此书中我也找到了作者给出的答案。

　　在明朝期间，每天的早朝是不可缺省的环节。虽然即便是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也会觉得持之以恒足一件困难的事情，以致视为畏途。

　　这种繁重的、日复一日的仪式，不仅百官深以为苦，就是皇帝也无法规避，因为没有他的出现，这一仪式就不能存在。1498年，当时在位的弘治皇帝简直是用央告的口气要求大学土同意免朝一日，因为当夜宫中失火，弘治皇帝彻夜未眠，神思恍惚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同意了辍朝一日。

　　我对此不禁产生了疑问， 如此坚韧乃至死板地坚持早朝，以及各种仪式，意义究竟为何？书中的申时行大学士也进行过类似的反思：

　　“为什么一切还要那么较真，而不听其自然呢？

　　这又是说来话长。

　　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

　　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

　　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

　　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

　　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

　　越是地冻天寒，酷暑蒸人，我们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锻炼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份，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

　　也就是说， 人们事实上是通过这种反复的坚持，加强理智的主宰，磨练心智， 增加人们的决心 。然而，对礼仪的熟稔，对教条的了然，反复的坚持，就能对国家的发展有所帮助？作者黄仁宇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解释：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

　　曾经，年轻的申时行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但是成为大学士的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

　　因为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仍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

　　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 即鼓舞土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 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真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使2000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18000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一百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

　　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

　　所以在法制制度不够完善的明朝，更多的是靠的道德的约束来发挥作用。

　　而实行道德的第一步，就是四书中所要求的"诚意"。而当万历皇帝因为立储问题坚持长达二十多年不上早朝后，这种对仪式的破坏带来的恶劣影响是巨大的。使得群臣信心全无，没有了尽忠的信念。

　　" 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依然认为皇帝陛下对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开，他们即会怀疑他对是非善恶可能已经置之度外。信念既失，疑窦即生，他们就很难再尽忠竭力。这也就是《四书》劈头所述的"诚意"至此已经不能维持。"

　　所以，对仪式的坚持，道理就在于此，这些 看似没有意义的仪式，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奥运会得奖之后的升国旗仪式，其实是让人民对国家充满信心。哪怕没有什么事情汇报，公司每周依然会开例会，其实是上下级各自诚意的体现。国庆的阅兵式，看似大费周章，却能发挥精神上的力量，其实是我们国家对民众精神上的鼓舞。

　　说到底， 精神道德依然才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根基。古人所讲求的正心诚意，便是斯了。

　　三、阴阳的人性

　　读罢《万历十五年》，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个收获就是，书中所阐释的人性的阴阳。

　　任何人都有阴阳两面的，不管是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大学士张居正，还是继任首辅的申时行，亦或是清官海瑞，乃至满朝的文官武官，再到万历皇帝。他们身上统统上演着阴和阳的碰撞对决。

　　他们一身均有“阴” 、“阳”的两重性。 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一方面他们追求着伦理道德的正确，可是另一方面却也有摆脱不了的私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而这才是真实的人。

　　而这种阴阳在文官的双重性格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

　　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

　　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斡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

　　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

　　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与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表。

　　而 世人的二元世界观，让阴阳不能和谐地同存，一味地标榜"阳"。

　　最后的结局就是如果人们对清官海瑞的评价，“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 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 。”

　　事实上，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只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再而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鼓励阳的同时，也满足阴的私求，这也是大学士申时行所推行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受到人性的"阴阳"之苦最甚的，当属万历皇帝。

　　大小臣僚期望 万历皇帝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

　　也就是说，皇帝要做一个道德模范！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皇帝要在首辅及老师的控制下作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他要忍受各种礼仪的苦闷与单调，这也许是人们所能够理解的。

　　但几乎很少有人理解，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万历皇帝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

　　所以，万历的苦楚在于，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 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也就是说， 万历皇帝被无限要求"阳"，而"阴"却没有释放的出口，他承受的压力和苦闷，可想而知。

　　也不难想象到， 他后期长期的懈怠，也正是因为自身的人性的过于压制。

　　换句话说，如果 一个人只有正面的积极的存在，而没有地方可以释放负面的消极的私欲的时候，那么他一定会崩溃的。

　　我们在生活中，也要观察自身与他人具有的人性的阴阳，留意它存在与平衡，既要鼓励积极的阳，也要允许有负面的私欲，过于苛责一定会导致失衡。

　　总结

　　《万历十五年》，讲的是由明朝覆灭前的种种青萍之末的迹象。

　　黄仁宇就此年中发生的立储之争和一连串使万历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作分析，研究 发生在万历帝身上的变化，以及由此对整个社会体制带来的巨大影响。

　　黄仁宇指出，最后万历帝在种种问题上妥协，但他由此怠政三十三年，可能是他对抗无效之后，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方式。

　　由此可以理解， 明朝的皇帝表面上是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但终归也要受到传统文化和文官集团的掣肘，这是封建体制的一大弊病。

　　而 整个帝国体制沉溺于道德，不关注于技术，也是导致整个帝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而走向没落的另一大原因。

　　有人可能会问，我们都已经到现代社会了，为什么还要去探究明朝的事儿呢？

　　那么最后，借用历史学家辛德勇先生的一句话作为回答：

　　读史书，论史事，醉翁之意本不在酒，是要借古喻今，整肃世道人心。

　　不好意思，本次的更新写的有点像论文，不太通俗。希望各位仍能有所收获。

　　全篇大量引用《万历十五年》。

　　陈皓宇 于奥卢

　　2018.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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