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独有的宝藏：在这里穿越回秦汉

　　聚焦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加快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2023年成都市工作报告提到，将加强东华门等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传承弘扬天府文化。

　　文物遗产保护专家张谨曾说，很少有国家中心城市的中心地带发现如此规模、存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遗存，从东华门遗址我们能穿越回去，一直穿越到2000多年前，这就是成都独有的宝藏。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穿越吧。

　　动身前往东华门遗址

　　成都2300年来的城市中心

　　在遗址坑里一站

　　如同电梯下行

　　穿越时空

　　地下一层是清朝贡院

　　二层是明朝王府

　　三层是宋朝的路 四层是唐朝的湖

　　再往下是三国的蜀宫、两汉的碑文

　　一直到李冰培育的动物

　　二十多个世纪以来的成都文明

　　就此跃入眼幕

　　一重一重

　　清清楚楚

　　

　　公元前311～公元前207

　　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10号墓出土的距今5000多年前的玉兔，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兔形玉器。这个兔形玉器呈薄片状，玉质呈灰白色。兔头微微仰起，两耳贴在脊背上，尾巴上卷，后足抬起，似乎呈奔跑姿态。

　　公元761年，到成都不久的杜甫有感于成都水灾肆虐、愚民不知治水只知迷信的现状，写了一首《石犀行》乐府诗，第一句就是“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而这“秦时蜀太守”是谁呢，便是李冰。据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记载，“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在市桥下，二在渊中，以厌水精；因曰石犀里也。”可见石犀不是杜甫笔下的三只，而是五只。

　　

　　传说犀牛角有分水作用，故常用来镇水王勤 摄

　　但石犀要见一只也难。南宋的陆游来到成都，在城南35里的李冰庙前东阶之下见到过一只，当时这只石犀早已因为年代久远而风化严重，是以陆游只能在笔记里注明“粗似一犀”。

　　差不多七个世纪后的1913年，在成都西胜街修小学堂平操场时，又出土一只石犀。根据位置分析，极有可能就是“市桥下”的那一只。

　　这两只石犀都命运多舛。庙前那一只虽然挺到了民国初年，但已经成了升旗用的旗台，后来修中学被石匠劈成了石条来砌筑阶沿，这只在历代唯一有记载的石犀就此落幕。新出土的那一只更诡异：不知什么时候这庞然大物就莫名其妙地凭空失踪，连石犀身上文字的拓片和当时文史馆员的研究笔录，后来也无迹可寻。

　　幸好该来的总会来。1973年在如今的天府广场东北侧修钟楼时，施工人员发现了一块形如巨兽的石头，当时的文物专家以为是一头石狮。因为当时技术有限无法吊起，于是将它原封不动地埋了回去。

　　四十年后的2013年，因为要修建天府大剧院才终于又发现了它，把这块将近9吨的巨物吊出来一看：正是一只没了角的石犀。

　　

　　如今位于成都博物馆内的石犀张直 摄

　　这只仅存的，在天府广场的地下埋了上千年的石犀，历经了战争、流年和天灾，躲过了泥土流水的侵蚀和挖地基的钢筋，终于在安稳的年代被人们发现。

　　但进一步的发现，是它证明了出土地点，正是历史记载中李冰的秦郡守府所在。大小公务员们，天天来这里上班。

　　

　　石犀的出土现场 王效 摄

　　石犀出土的同一年，在附近的东华门街到成都体育中心一带发掘出大面积古代城市遗存，秦汉以来的蜀郡官署赫然在目。有着2300年建城史的成都，找到了它的“历史中心”。

　　如今，这里被称为东华门遗址。

　　

　　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为西汉

　　公元25年～220年为东汉

　　两汉时期，成都“列备五都”，成为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称的五大都市之一。文翁所建立的学校，两千余年校址不变。

　　治水的秦蜀郡郡守李冰，将石犀埋在蜀郡郡守府下不过二三十年，秦始皇就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但秦朝很快二世而亡，又被汉朝取代。虽然朝代更换、斗转星移，郡守府的位置却没有变，汉朝的蜀郡郡守，仍然是来李冰呆过的郡守府里到任。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成都城总体而言都没什么变化，基本维持李冰时期的旧貌。到西汉景帝时期，蜀郡郡守文党（字仲翁）想设立一所官学校，城中却已无空地可用。于是文党就在城外的两江之间划了一块空地出来，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官办学堂。由于校舍用石料砌成，故称“石室”。

　　文党在郡守府中摹划石室学堂的时候，多半做梦也想不到离他直线距离仅有1.1公里的学校，在两千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依然矗立在原址，只是今天的名字改成了石室中学而已。

　　

　　今日的石室中学

　　文翁之后，还有不少人杰俊彦前赴后继地来到蜀郡守府中，照拂蜀地百姓。东汉初年的廉范（字叔度）是战国名将廉颇的后人，他来时的法令严禁百姓夜晚活动以防火灾。廉范很快废除了这条法令，只是要求百姓严格储存水以防火。这样的便民举措得到了百姓的大力拥戴，成都人专门为廉范编有歌谣“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

　　而一百多年后的郡守李膺（字元礼），更是东汉一朝数一数二的大名士。当时流行品评人物、区分等级，以求高风亮节、可为世范。时人推选出的“八俊”是八位最杰出的名士，有“天下楷模”之称，而李膺正是八俊之首。

　　这些蜀郡郡守们的政绩，不仅仅有史书传世，也有实物为证。2010年11月9日，在成都市中心最繁华地带的东御街地下，两套汉代石碑被发现。一为800余字的“李君碑”，一为字数1400余字的“裴君碑”，都是当时的郡守府官员为郡守所立的歌颂之碑。

　　

　　总重量达三吨的李君碑

　　从碑文可知，李君、裴君其名虽均已亡佚，但在任期间或亲自撰文推广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等蜀地大才的文章著述，或为安定蜀地周边环境立下赫赫战功。经专家考证，两碑虽被洪水冲倒，但原本所立之地均在郡守府中。

　　

　　裴君碑上的文字

　　两通汉碑的出土，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汉代蜀郡历史的空白，而且也基本确认了秦汉以降蜀郡郡府衙门的位置所在——由秦到汉四百多年里，郡守府建筑当然经过正常维护，但位置与李冰所在时完全相同。

　　而到了三国，郡守府甚至可能会升级为皇宫的宫殿。

　　

　　三国蜀汉

　　公元221年～263年

　　刘备在成都称帝，也成为了三国时代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两年后刘禅即位，他在当了四十年的太平天子后，蜀汉被魏国所灭，也是三国中最先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国。

　　刘备的蜀汉皇宫，究竟在如今成都的什么位置，向来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孜孜求索的问题。随着近年来考古成果的不断更新，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蜀汉皇宫位于秦汉郡守府原址的可能性最大。

　　蜀汉宫城一直以来有“城外说”和“城内说”的分异，“城”指的是秦汉时期成都的大城和少城。因为史载刘备当时在成都武担山下即位，而武担山位于如今的江汉路一代，因此推测宫城应该在这附近。

　　但江汉路一带，至今也未能发现相关年代的考古遗址和文物遗存，实在不合常理；另一方面，将权力中枢的宫殿放在城外，既无城垣保护也不利于控制城中态势，这就更加令人难以索解。

　　

　　北较场城墙

　　在三国蜀汉时代，武担山下还没有后来的城墙

　　而在2013年的东华门遗址出土时，此地发现了以灰坑、水井为代表的大量汉代遗存，时代跨度不晚于三国蜀汉时期。尤其在东华门出土的瓦当中，有一部分瓦当存在涂成朱红色的现象，而涂朱瓦当普遍用于汉至三国时期的高等级建筑。而即便是像益州牧驻扎过的德阳绵竹，也只出土过云纹瓦当而非涂朱瓦当。同时出土的铺地砖中，有“富贵昌”“爵禄尊”“寿万年”等字样，也与汉代宫殿的铺地砖形制一致。

　　因此可以说，在成都市中心发现的为数极少的汉代遗迹中，东华门这一处最有可能是三国时期大型建筑的遗存。当年的刘备可能就是从这里出征东吴，然而从此就没有能再回到成都。

　　蜀汉的皇宫，倒是刘禅在世时扩建最多。诸葛亮在世时，蜀汉国力集中于出祁山北伐魏国，刘禅在这里读着诸葛丞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前后两道《出师表》，也不好表示朕想修宫殿的意愿。等诸葛亮去世，蜀汉的宫殿才开始慢慢越扩越广、越修越富丽。

　　

　　武侯祠内岳飞手书的《前出师表》郭广宇 摄

　　蜀汉亡后不久，西晋文学家左思来成都怀古。此时虽然蜀宫大多已倾颓，但时日尚近，从时人口中左思仍可探知蜀宫曾经的辉煌。在《蜀都赋》中，他写道：

　　“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

　　李冰、文翁、刘禅和左思，如今都已成为过去时。在如今的东华门遗址上，谁也说不清楚是否还有三国的重要文物仍深埋地底，等待机缘巧合的某一日重现人间。

　　

　　东华门遗址南侧的秦汉遗存位置

　　就像李冰在郡守府埋下石犀时，想不到这秦代公务员天天上班的蜀郡府，会有一天升级为宫殿；而刘禅也同样想不到，人去楼空、倾颓归土的宫殿，在将来的某一天又会变成一面湖水，得名摩诃池。

　　文/程启凌 编辑 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