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贩、小商贩、妓女职业受人鄙视，失业者身体上或者更有残缺

　　

　　电影是它的创作者所属的民族性的映演。

　　所谓民族是“人类的一群语言，信仰，过去的记忆，习惯相同及在地理的连结上的人”。

　　电影开场和结束的场景都设在“反文明”的空间，雾气弥漫的港口码头象征了现实的混乱堕落，成群的小商贩、流浪艺人、无业者、妓女流连在这里。

　　

　　镜头前景中的警察代表着社会融合因为维持现有秩序而变得不可能。

　　码头、渡船在影片中串联了安琪儿离开和返回那不勒斯的关键情节，也暗示了出发逃离现实厄运和追寻自由安宁的希望。

　　鲍沙其的镜头结构极力揭示了现实的深层结构，仔细观察世界，以便最后揭示它的严酷和丑恶。

　　

　　移动摄影长镜宛若漫游者的眼睛，长达1分16秒的平移镜头缓缓略过街道、房屋、石桥、店铺，最后停留在安琪儿家的楼下。

　　镜头缓慢前推，门外长长的阶梯和窥伺的邻居投射到墙壁上的黑影，隐喻了抵御城市无情现实的“家庭避难所”即将遭遇的危机。

　　

　　景象惨澹、昏暗无光的陋室内，安琪儿的母亲病重卧床。

　　为了筹措医药费用，安琪儿试图“以色相博资”270，不料却无法招徕码头工人的注意，情急之下她抢夺柜台上找给食客的零钱。

　　

　　因为街头拉客、抢劫两项罪名，安琪儿被判处劳教一年。

　　在押送入狱中途她趁乱逃脱，狂奔归去却祸不单行，她的母亲已经病逝，逝去的母亲意味着家庭避难所的倾塌。

　　影片中，安琪儿躺在母亲身边，拉过母亲的手臂再次搂抱住自己，这一幕不禁让人泪目。

　　

　　然而警察已追至楼下，面对警察的穷追不舍，幸遇马戏团众人将其藏身鼓中，安琪儿才得以脱身，就此加入团中，离开那不勒斯。

　　马戏团主让猴子向“勇敢的警察”行敬礼不无讽刺意味，刻板凶狠的警察形象在电影中反复出现，传达出一种来自当代混乱的世俗生活的敌意。

　　

　　影片将流落他乡自然环境中，安琪儿的纯真欢快与重返故乡时的忧疑悲戚构成鲜明的对比。

　　前者带给她爱情、心灵伤痛的愈合，后者再次瓦解她和吉诺建立的保护其不受外部世界干扰的理想空间。

　　

　　电影采用静态的表现手法，柔和的虚光呈现出银幕上安琪儿“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女性之美。

　　当吉诺希望给安琪儿画像，认为她应该卸下掩盖心灵的表情面具，安琪儿有某一瞬间露出脆弱、惹人怜爱的神情，但很快她调整自己，又恢复到平常坚强自信的自己，“你是个梦想家！就画真实的我！”

　　

　　在看到画像的那一刻，安琪儿无法将画中理想的自我和画前现实的自己联系到一起，这种文化和社会的冲突恰恰是20世纪前三十年美国的主要特征。

　　传统的中产阶级道德秩序已经不能在日益都市化、工业化和种族多元化的社会大环境中继续维持其小城镇的价值观。

　　

　　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自1936年12月筹拍，1937年7月18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开映，至8月12日仅放映十余天。

　　1937年8月13日，抗日战争在上海爆发。

　　三个月以后，国民党军队仓皇撤退，曾经热烈地参加了抗战的上海市民，陷入了极度的彷徨和混乱。

　　

　　电影的英文名为（译音）是上海东区，意指贫民区域。

　　当时的上海市区中心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为中立区，隔着一道铁门的南市和闸北原为华界，现在日本侵略者的占领下，几十万难民变成了“无国的流民”。

　　

　　战争使这一群体中的街头妓女数量不断增加，从法租界“大世界”至东新桥之间。

　　英租界则在劳合路浙江路等处，还有三马路中法大药房门口，黄昏时成群结队地站着街头神女，在脂粉掩盖下的面颊上是一种“青癯癯的死灰色”，可怜的微笑掩饰着凄惨的神情。

　　

　　在《马路天使》里，周璇饰演的歌女小红和赵慧深饰演的街头妓女小云身世飘零，两姐妹因东北家乡沦陷，流落到上海，在鸨母的淫威之下，度着非人的生活。

　　小红每天跟随琴师，出入酒楼茶馆卖唱；小云被迫卖身，受尽鸨母的虐待。

　　

　　影片中，小云的台词极少，面容憔悴，漠然酸楚的眼光里蕴蓄着无限的凄怆。

　　电影片头用一组快速剪辑的短镜头真实再现了1935年秋彼时中国如地狱般的社会环境，“漫天的云际，摩天楼，镜头拉下至地里层，在地狱里蠕动的人们”。

　　

　　失业的压迫，穷窘而受辱，生活的负重在这些诸形百态的漂泊人群中被刻画入微。

　　吹鼓手、报贩、理发匠、小商贩、妓女职业受人鄙视，失业者身体上或者更有残缺。

　　影片中人物活动的主要空间是上海一条弄堂的小阁楼，小红住在吹鼓手小陈的对面阁楼里，彼此经常隔窗相望而萌生爱意。

　　

　　这里的窗户/窗帘在两人之间营造出一个特殊的理想空间，隔离开外界的压迫和烦扰，尤其双方一拉一唱《天涯歌》的场景更增添了这个空间难得的温馨。

　　当小红唱到“家山北望”的歌句，小云不禁回忆起沦陷的东北，愁锁双眉，泪流两颊。

　　

　　在面对可能被卖掉的危机，为了争取自由和生存，小红和小陈等人逃离遭受威胁的阁楼，搬到另一处对抗外部社会的“安全地带”，结为夫妻，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庇护所。

　　而巡夜警察对小云的追踪询问、流氓和琴师找到了小红的新住所，他们只能再次逃离。

　　

　　影片结尾的场景是理发师、失业者和小贩的地下居室，老王抱回重伤的小云，小陈受到触动后悔内疚，请求小云原谅自己。

　　小云无力地、断断续续地说着，“大家都是一样的苦命，谁也说不上原谅谁！”更使这个身世凄凉，又对生活充满向往的不幸女子悲楚动人。

　　

　　安琪儿/谢小云/小红在两位导演同情的镜头视野中，虽然饱受离散漂泊的苦难，却借助巧妙的光影分布、柔焦的摄影风格、活泼的空间处理等艺术方法，尤其借助音乐（口哨/歌唱）以声带画，诗意地表现了她们心灵深处尚未受到侵害的真挚与热情。

　　这种传神含蓄的意境，看不出创造的痕迹，使观众“迁想妙得”，进而辨味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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