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的《故乡》看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意识

　　1919年8月，鲁迅卖掉了绍兴的老屋，购置了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的新居。12月赴绍兴处理搬迁事宜并接家属到北京。1921年，鲁迅以这次返乡经历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故乡》。

　　《故乡》发表于《狂人日记》（1918年）、《孔乙己》（1919年）之后。闰土成为了继阿Q、孔乙己之后鲁迅笔下的又一个封建社会典型人物。闰土受到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的影响，有老中国儿女的麻木、愚昧与落后。面对“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重重重压，他寄希望于香炉和烛台，企图靠烧香拜佛来改变现状和获得精神安慰。

　　尽管闰土处境的艰难值得同情，但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封建文化的斗士、民主与科学的信仰者，作者还是对闰土崇拜偶像的行为进行了嘲讽和批判。靠麻痹思想的宗教迷信，就能带来希望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我”信仰民主，但中年闰土称呼“我”为“老爷”，划出等级，将两人隔膜起来；“我”信仰科学，但中年闰土迷信偶像。于是，闰土似乎站在了“我”的对立面。然而当“我”想到“我”的希望的时候，“我”又无法乐观起来了。“我”自省道：“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希望》原句》），希望也是虚妄的。作者意识到这一点，突然就不愿意再批判闰土了，并且对自己所为之努力的“希望”究竟能否实现表示深深的怀疑。

　　也许闰土可以从崇拜偶像中寻找到心灵的安慰，使他在暗淡的生活当中获得心灵的宁静，获得坚忍的力量，获得精神的支撑，能让他的生活过得好一点。而“我”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也许“我”用“我”信仰的民主与科学强制闰土走“我”的道路，也是一种迷信。“我”自己并不知道应当怎么走，也在寻找出路中。既然“我”不能改变闰土的命运，不能改变故乡的愚昧与落后，为什么要反对他呢？对于启蒙前途的迷茫使作者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和矛盾当中，深感无能为力的悲哀。

　　知识分子特有的思维就是自我反思。鲁迅在《坟》的《后记》里写道：“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故乡》先是按照作者的原定目标批判闰土的愚昧、迷信，以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原句），然而写着写着就开始批判自己了，最后怀疑自己。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中原句）

　　魏晋时期的阮籍驾着马车，随意走上一条路，走到路的尽头时便大哭一场，再返回。不也是无路可走的悲哀吗？

　　然而，鲁迅并不想悲观，他对于自我的怀疑同样是怀疑的。他是一个信心动摇的思想启蒙者，也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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