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北大跳楼致终身残疾，余生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方便您随时查阅一系列优质文章，同时便于进行讨论与分享，感谢您的支持~

　　在1988年，300多亿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要知道我国当时的军费每年才251亿。

　　而有一个人却被人指责贪污了这笔巨款，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人还是小平同志的长子邓朴方。

　　面对长枪短炮的质疑，邓朴方义正严辞地说：“你们谁去把这300多亿分我的存款找出来？我只要留下1%就够了，其他的我都捐献给国家。”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邓朴方如何能做到如此坦然地面对指责和非议呢？

　　1944年4月16日，此时抗日战争虽然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但八路军根据地的日子依然过得十分艰苦。

　　伴随着一声划破长空的啼哭，邓朴方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的麻田村里，白白胖胖的样子给生活艰苦的抗日将士们带来了短暂的快乐。

　　在那个人人都吃不饱饭的艰苦时代，婴儿长的白白胖胖意味着将来生活幸福。带着让未来的中国老百姓人人都能安居乐业的期许，身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小平同志很喜欢同志们管自己的儿子叫胖胖。

　　

　　但“胖胖”的母亲卓琳同志并没有充足的母乳喂养，只好将他寄托给麻田镇云头底村的郭金梅家寄养，并取乳名“奶云”，意思是奶在云头底村的孩子。

　　但对于小平同志来说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奶”者，天下百姓的第一口食粮，“云”者，蕴藏甘霖，滋润万物。虽然只是乳名，却也体现出小平同志希望全中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决心。

　　把自己的亲生骨肉托付给普通老百姓，在我党的领导人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在那个风云变化的年代，迫于形式的压力，我党很多领导人都不得不将孩子寄托在路过的老乡家中，其中也包括伟大领袖毛主席。

　　

　　但这毕竟是骨肉分离，除非万不得已，天下的父母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更何况这些被寄养的孩子大多都因为当时环境的问题没能够再与父母团聚。

　　幸运的是，当时郭金梅住的村子离一二九师师部不远，小平同志夫妇可以经常去看望“胖胖”，解一解相思之苦，但都是来不及贪念半刻温存就得赶紧离去。

　　郭金梅后来回忆道：“他们虽然经常会来，但总是看一眼就走，甚至顾不上喝口水。偶尔待的时间稍微长一些，也只是聊一些老百姓的生活需求。”

　　

　　郭金梅也没有辜负小平同志夫妇的托付，对小“奶云”悉心照顾，连当时只有14岁的女儿秀叶也自愿辍学帮忙，尽管夫妇俩都很感激很不舍，但分别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1945年，在小“奶云”还在咿呀学语的时候，小平同志奉党中央的命令转战河北，夫妇俩和郭金梅母女告别，带着小“奶云”离开了战斗多年的抗战根据地。

　　此时小“奶云”已经快两岁了，平日里忙于工作的小平同志夫妇这才想起来，孩子还没大名呢？

　　可纵使夫妇俩都是学富五车，可在给孩子取名上却犯了难。夜色降临，小平同志看着黑暗中若隐若现的太行山脉突然来了灵感：既然孩子出生在太行山下，干脆就叫他邓太行吧。

　　“邓太行，邓太行。”邓小平同志在心里默念良久，觉得这真是一个好名字，但突然有一个人跳出来表示了反对。

　　

　　“不行，我儿子就叫太行，你儿子不能叫太行，赶紧改个名字。”

　　当时在一二九师敢这么跟邓小平同志说话的只有一人，那就是时任一二九师师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李云龙见了都不敢大声说话的刘伯承司令员。

　　“是啊，你儿子占了我儿子的名字，那司令员就给取个名字吧。”卓林同志打趣着把给孩子取名的任务抛给刘伯承司令员。

　　小平同志闻言，生怕刘伯承司令员不认，赶紧补上一句：“是啊，谁不知道刘邓不分家，你就给孩子取个名吧。”

　　

　　刘伯承司令员见夫妻俩已经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也没有推辞，略微思索，随即答道：“你们觉得这四个字如何？”随即中气十足地说：“朴实方正。”

　　“朴实方正？”小平同志夫妇一起念了几遍。“好，这个名字好，就要他朴实方正，就叫邓朴方。”

　　解放后，邓朴方在北京上小学。京城的有钱人多，当官的更多，年少的孩子们不谙世事，都跟着攀比起来，经常比谁家爸爸的官更大，并以此为荣。

　　当有的孩子问邓朴方：“你爸爸是啥大官啊？”邓朴方总是低头不语，因为他确实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到底是个什么官。

　　他的爸爸从来不像其他孩子的父亲那样用小轿车接送，不像个当官的。而他回家问妈妈的时候，妈妈也从来不跟他说起爸爸的职位。

　　

　　一直到邓朴方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才从外人的口中得知自己的父亲竟然是国家财政部长。

　　邓朴方虽然很吃惊，却没有像其他的孩子一样炫耀，而是遵循父母的教导，无论多大的官都是为了人民服务的。所以这件事，他也一直没跟外人提起过。

　　一直到他上了中学，在填写入团申请书的时候，不得已才暴露了自己的父亲是谁。即便如此，邓朴方也没觉得自己需要被特殊对待，父亲是人民的公仆，而他也要走和父亲相同的道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1962年，邓朴方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去学物理并非出于个人兴趣，而是因为此时我国正以举国之力研究核力量。邓朴方只是单纯的想要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贡献一份力量而已。

　　

　　正当邓朴方感到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他却陷入了一场混乱的局面中。父母受到“四人组”的不公平对待，被安排到了江西，临走时甚至都没能和邓朴方见上一面。

　　而不知道父母去向的邓朴方正被关在北大四楼的物理实验室内，闭门思过。实验室内有很多危害人体健康的放射性物质，如果人体长期接受辐射，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邓朴方经常奋力拍门，企图向外界求救。但负责看守邓朴方的人对于他的呐喊无动于衷，始终对他置之不理。

　　这些人不可能对放射性物质的危害一无所知，因为指示他们囚禁邓朴方的就是内部人员，他们很可能就是想让邓朴方死在实验室里。

　　

　　邓朴方也不知道自己被关了多久，无论对方如何威逼利诱，他就是不肯承认那些污蔑抹黑自己和父母的指责。为了自证清白，邓朴方忍无可忍，留下一封绝命书，掀开四楼的窗户便一跃而下。

　　那一天，继老舍之后，北大的未名湖畔，又一次被赤诚的鲜血染红。幸运的是邓朴方并没有死，在下落的过程中他被三楼的铁丝挂到，在空中顺势翻了个滚，得到缓冲后才着地。

　　但不幸的是，邓朴方的第一脊椎和第十二胸椎彻底摔断。被人发现后，送到了北京三院救治。但当医生了解了他的家庭关系以后，畏惧四人组的淫威，选择了见死不救。

　　

　　无奈之下，众人只好将邓朴方转送至其他医院，但所有的医院都不敢实施手术。后来这件事惊动了周总理，听闻此事无比震惊心痛，立刻指示医院马上安排手术。

　　但因为在不断转院的过程中，邓朴方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从此下半身终身瘫痪，只能靠轮椅度日。

　　后来，邓朴方每每回忆起这段不见天日的经历，经常黯然泪下的说：“我觉得那个时候，人们尝试过这样一种经历，心死都不感到痛苦了。”

　　终身瘫痪已让人无法忍受，邓朴方却还要继续受到非人的对待。

　　

　　1969年，四人组从中作梗，中断了对邓朴方的治疗，将他转送至北京郊外的清河福利院，并不许有人照顾，让他自生自灭。

　　这几乎是邓朴方人生中最难熬的日子，但向死而生的邓朴方并没有因此被打倒，于是平时他就力所能及的做一些手工活，经常用铁丝编纸篓，然后拿到镇上去卖，维持生计。

　　熟悉小平同志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为了自己向党中央要过什么。但在得知邓朴方的遭遇之后，他悲痛交加，一遍遍地写信求助，希望能够父子团聚，好好照顾儿子。

　　毛主席在得知邓朴方的遭遇后也很心痛，立刻指示专人将邓朴方送到小平同志身边。父子俩见面后，相顾无言，唯有心里泪流。

　　

　　邓朴方后来回忆说：“老爷子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邓朴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而卓林同志身体也不好。给他清洗身体的活就只能由小平同志亲自来，他给儿子第一遍先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再擦干净，卓琳则在一旁递水、送毛巾。

　　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夫妻俩把邓朴方照顾的无微不至。

　　

　　1976年，动荡十年终于过去，小平同志也重新被邀请到中央主持工作。但下身瘫痪的邓朴方已经不能再继续自己的物理专业，只是他依然没有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哪些人最需要帮助呢？看着自己坐着的轮椅，想着自己这些年的遭遇，邓朴方很快有了答案，那就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残疾人，为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奋斗终生。

　　邓朴方受到著名医学家陈晋云教授的启发，决心建立中国第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于是，他找来王树声大将的儿子王鲁光，两人合伙只花费了五年时间，就完成了一座现代的康复中心。

　　

　　此后，他又请民政部长崔乃夫帮忙，想要把这项工程向全国推广。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不久又与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合并，成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由邓朴方担任主席，这一干就是四届。

　　在邓朴方的推动下，有关残疾人的康复计划、教育计划、劳动就业计划、文化宣传计划，还有法律法规体系、工作体系得以建立完善。

　　有人说，邓朴方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完全都是靠他的父亲。针对这点，邓朴方坦然的回答道：“不承认这一点谁信呢？关键是做了什么？有没有让残疾人得到好处？”

　　

　　其态度光明磊落，颇有其父之风。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才要给别人打伞。如果不是邓朴方的亲身经历，估计他也不能给广大残疾人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邓朴方身体健康，那么新中国是不是就多了一个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呢？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