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性照护 ｜ 学会观察倾听：1～3岁婴幼儿亲子互动质量提升的关键影响因素

　　摘要：改善亲子互动质量对促进婴幼儿发展、提高家长育儿水平、优化亲子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取样观察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基于对91个家庭在早教活动中亲子互动的实证研究，发现家长的观察倾听能力是对家长亲子互动行为产生影响的可调控因素。因此，早教机构应引导家长破除传统认识和性别刻板印象，认可观察倾听婴幼儿的重要价值，并有针对性地指导父母和祖辈家长观察倾听婴幼儿，家长也要用开放性的对话回应和拓展婴幼儿发起的互动。

　　关键词：1～3岁婴幼儿 亲子互动 观察倾听

　　作者简介：鲍钰清，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教育发展学院师训科科长、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提升0～3岁婴幼儿家长亲子互动能力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FJJKXQ21-075）的研究成果。

　　一、问题提出

　　3岁以下的婴幼儿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研究证明，通过参加早期亲子课程不仅能激发其潜能发展，还对其认知及社会情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1]，亲子互动是确保早教课程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亲子互动指父母与子女之间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相互影响并发生交互作用的方式和过程，既包括心理的交互作用也包括行为的相互影响。[2]按照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本研究所关注的早教机构亲子活动中的亲子互动，是指发展着的人(即婴幼儿)在具有特定物理和物质特征的情景中所体验到的活动、角色和人际关系的一种样式。在已有的研究中，亲子互动的质量可以从父母的温暖程度、反应能力、敏感性、对婴幼儿语言和学习发展的支持程度等方面进行评估[3]，目前世界上应用范围较广的亲子互动质量研究工具——亲子互动观察评估检表（Parenting Interactions with Children: Checklist of Observations Linked to Outcomes，PICCOLO），则包括情感支持、回应质量、鼓励策略、教育支持四个维度。关于亲子互动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从父母特征（性别、身份、年龄、学历、收入、职业、教养方式、父母人格）、儿童特征（儿童性别、月龄、出生顺序、气质特征）、家庭结构、父母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系统等几个方面来探讨。[4]尽管这些研究结论揭示了影响亲子互动质量的因素，但多为不可控因素，并没有进一步挖掘可调控因素，进而阐释如何根据可调控因素来改善亲子互动质量。亲职教育能带来巨大的投资回报[5][6]，但国内早期教育课程良莠不齐，亲职教育更是处于萌芽阶段，多通过家长会、讲座等活动传递教育理念[7]，但在今天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家长并不缺少理念和教育资讯，真正迫在眉睫的是行之有效的、系统的实践指导方案。

　　综上，当前关于亲子互动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是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亲子互动质量的可调控因素，并揭示其与亲子互动中家长行为之间的关系，找到高质量亲子互动中家长的关键能力和典型行为特征，为支持家长改善亲子互动质量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参照已有研究者关于亲子互动质量的影响因素的结果[8]，从中选取部分人口学变量收集信息，研究对象为福州市某早教中心的1～3岁的婴幼儿家庭91个（婴幼儿、家长各91人），基本情况如表1、表2所示。研究对象所在家庭结构中，单亲家庭是指父亲（或母亲）一方与其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年龄在18周岁以下或虽然年龄已满18周岁，但正在接受全日制教育的未婚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核心家庭指夫妻两人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主干家庭指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父母及第三代组成的家庭。

　　（二）研究方法

　　1.时间取样观察法

　　本研究参照陈会昌等（2005）[9]和Pungello（2009）[10]在婴幼儿游戏观察中的亲子互动编码维度，在大肌肉运动、精细动作活动、美工活动、音乐活动和阅读活动等五种不同类型的亲子活动中进行每次15分钟、共4次的时间取样观察。行为编码表分为两个大维度——语言和动作。语言维度包括：引导、教学、回应、提问、描述、积极反馈、指令、约束、不回应和其他；动作维度包括演示互动、积极反馈、限制、旁观与其他。此外，按照互动行为积极程度划分，本研究中将约束、不回应、限制认定为消极互动行为。为检验不同观察员对编码判断的一致性，本研究随机抽取两位观察员的编码记录检验其一致性，Cohen’s Kappa系数为0.765，说明观察编码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2.问卷法

　　本研究对参与亲子活动的家长同步发放亲子互动问卷，以了解家长对自身亲子互动能力的自我认知和判断。本研究的问卷设计参考了亲子互动观察评估检表（PICCOLO），该工具信效度良好，其得分能正向预测儿童认知、语言、社会性等多方面发展结果以及5岁时的学业成绩。[11]考虑到文化适应性因素，本文在原评估表基础上，采用了情境化、具体化的方式表述题项，如原量表表述为“我通过言语和演示来帮助孩子了解新事物”，本问卷表述为“带宝宝出去玩时，如果遇到宝宝感兴趣的事物时，我会一边详细描述该事物的特点和作用，一边引导宝宝关注和观察”。问卷采用3级计分，正向计分题项“经常”“有时”“很少”分别计3分、2分、1分，反向计分题项则相反。

　　为确保问卷的信效度，在正式调查开始前，本研究还进行了预调查，在对预调查问卷结果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时发现，实际问卷数据与PICCOLO原工具中的“四个维度”并不完全一致，观察因素负荷量可知，实际问卷存在五个维度，对比问卷题项与新增维度发现，新增维度均指向家长对婴幼儿以语言、动作、表情发出的互动信号的识别，因此将新增维度命名为“观察倾听”。因此在正式的研究中，问卷包括情感支持、鼓励策略、观察倾听、回应质量、教育支持五个维度，问卷维度、题项与各维度因素负荷量见表3。经检验，本问卷Cronbach α系数为0.748，KMO值为0.822，说明问卷信度、效度较好。

　　*第8、12、15、17题为反向计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早期亲子活动中亲子互动方式

　　通过对家长亲子互动行为的描述统计，发现语言互动占优势，频次明显多于动作互动。在语言互动中，家长更倾向于用引导、指令的方式进行语言互动；而动作互动中，家长演示互动的行为最多（见表4、图1、图2）。

　　（二）亲子互动行为的影响因素

　　由于取样观察所得的亲子互动行为编码，属于计数资料，本研究通过方差分析和泊松回归分析亲子互动行为的影响因素。

　　1.婴幼儿因素（性别、年龄、出生顺序）对亲子互动行为的影响

　　研究发现，婴幼儿的性别（P=0.04）、年龄（P=0.00）对亲子互动行为有影响，出生顺序（P=0.364）对亲子互动行为没有影响。家长与男孩的亲子互动次数总体少于女孩（见表5、表6），且在和男孩互动时，家长会有更多的语言积极反馈，有更多的约束、限制行为（见表6）。

　　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不同年龄婴幼儿的总亲子互动行为呈现显著差异（P=0.01），婴幼儿年龄会对总互动行为和语言互动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增加一个单位（1月龄）时，总互动频次的增幅为1.041倍，语言互动的增幅为1.052倍（见表7）。

　　对婴幼儿年龄一亲子互动行为进一步进行方程拟合（调整R方=0.711，P=0.036），这说明亲子互动行为并不是随着年龄匀速增加的，尤其是语言互动行为，20月齡后亲子语言互动迅速增加（见图3）。婴幼儿年龄会对家长教学、回应、提问等语言互动行为和限制等动作互动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在消极互动（约束、限制、不回应）方面，婴幼儿年龄增加1月龄，消极互动的增幅为1.049倍（见表7），这说明家长更倾向于使用教学、回应、提问这些互动方式与更大年龄的婴幼儿互动，给予他们的限制行为也会增多（见表7）。

　　2.家长因素（性别、年龄、学历）对亲子互动行为的影响

　　研究发现，男性家长更爱用动作互动或发出指令的方式进行语言互动，消极互动更多，他们使用动作互动的次数比女性家长显著高出1.741倍（P=0.008），发出指令的次数显著高出1.768倍（P=0.032），相比女性家长，他们消极互动的次数显著增加2.142倍（P=0.000）（见表8）。

　　家长年龄对引导行为产生极显著的正向影响（P=0.001），对教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P=0.011），对旁观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P=0.014）（见表8）。这说明年长的家长参与互动更积极，更倾向使用语言引导，更不倾向使用教学互动。进一步曲线拟合发现，30岁、40岁是家长语言引导行为迅速变化的两个节点，而35岁后家长的教学行为迅速减少（见图4、图5）。这说明年长家长在亲子互动中积极性更高，参与感更强。

　　值得关注的是，30～35岁的家长，消极互动的频次最高（见图6）。家长学历对消极互动行为会产生影响，但未达到显著水平（P=0.064），在控制了家长身份和年龄之后，本科学历的父母消极互动的频次高于其他学历，研究生学历父母的消极互动频次最低（见图7）。

　　3.活动类型对亲子互动行为的影响

　　不同活动类型中的动作互动没有显著性差异（P=0.308），总互动（P=0.050）和语言互动（P=0.024）呈现出显著性差异。精细动作活动中总互动次数最多，音乐活动中总互动最少。语言和动作互动在精细动作活动中最多，语言互动在音乐活动中最少，动作互动在绘本阅读活动中最少（见表9）。

　　（三）家长亲子互动能力与其亲子互动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中，参考亲子互动观察评估检表（PICCOLO），通过家长自评问卷来了解其亲子互动能力，共包括情感支持、鼓励策略、观察倾听、回应质量、教育支持五个能力维度。研究发现，“回应质量”“观察倾听”两个能力维度与实际亲子互动次数呈负相关，那些在这两个维度高自评的家长，在15分钟的亲子活动中互动的次数约为6～8次（见表10、图8、图9）。“教育支持”“情感支持”两个维度会对语言互动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应质量”“观察倾听”“鼓励策略”三个维度会对语言互动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应质量”维度会对消极互动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见表10）。这意味着，亲子互动的质量与频度无关，过于频繁的互动，可能都由家长主动发起，家长没有很好地倾听和回应婴幼儿发起的互动，而善于采用鼓励策略的家长，也往往更放手让婴幼儿接受挑战，更少运用语言来干预婴幼儿的活动。

　　鉴于家长的亲子互动能力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见表11），本研究假设在上述五个能力维度中，存在1～2个关键的能力维度。为进一步探究各能力维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找到提高家长亲子互动能力的关键能力，本研究采用AMOS软件建立家长的亲子互动能力的结构方程模型，以模型适配度检验指标，采用卡方值、卡方自由度比值、GFI值、RMSEA值、RMR值、CFI值、NFI值、NNFI值作为检验假设模型与观测数据是否吻合的指标[12]，各项指标的判断标准见表12。通过结构方程模拟家长亲子互动能力，发现几个维度之间有如下关系：第一，“情感支持”是重要的自变量，影响其他维度；第二，“观察倾听”是一个中介变量，通过它，家长的情感支持从一种本能和态度转化为良好的观察倾听能力，在“回应质量”“教育支持”和“鼓励策略”三项中取得更好的表现（见图10）。

　　四、讨论与建议

　　（一）早教机构应引导家长破除传统认识和性别刻板印象，认可观察倾听婴幼儿的重要价值

　　一是破除家长对早期亲子活动家长“局外人”身份的传统认识，许多家长受到传统教育观念的支配，推崇早教活动中的教师权威地位，认为要以教师和课程的要求为主，自己作为“局外人”“助手”,只需在婴幼儿没有按照教师的要求完成任务时，通过引导、教学、指令等方式让孩子按照教师的要求重新做一遍，他们或认为观察倾听婴幼儿是教师的职能，或认为观察的目的是评价孩子是否能像教师示范的那样做。因此，机构首先要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亲子活动不只是为了提高孩子的各项能力，也不是为了完成教师交代的各项活动，更不是在集体活动中展示各家教育孩子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提高家长自己的观察、倾听与回应能力，家长没有必要要求孩子循规蹈矩，这样也就不会出现大量的关于“纪律规则”的互动。可根据不同的活动类型来引导家长互动，为家长观察倾听婴幼儿提供指引。例如音乐活动也可以有语言互动，在音乐活动中，用语言描述音乐，丰富婴幼儿的情感体验和词汇表达，观察倾听婴幼儿对于音乐内容、节奏、情绪的多样化理解与表达。又如，绘本阅读可以有动作互动，通过表演表征等多元的方式更有助于婴幼儿理解绘本中的角色、情节。在无字绘本和有字绘本的阅读中可以采用不同的互动策略：在无字绘本阅读中，使用更多的动作提示和回应性反馈，去激发婴幼儿自身的有意想象和创造性；而在有字绘本的阅读中，通过语言的引导和教学示范，让婴幼儿习得词汇的丰富性和语法的复杂性[13]。这样，家长在亲子阅读中的观察倾听就不仅局限于孩子是否看懂了某本书，而是孩子对图画书内容有哪些独特的理解，孩子采用了哪些词汇、句式甚至动作来表达他们的理解。

　　二是破除我国传统家庭教育中“严父慈母”的刻板印象，即男性家长更善于树立权威形象和发号施令，在亲子游戏中多扮演“指挥者”的角色[14]，成人本位价值观的固着，使得男性家长普遍认为观察倾听是有损家长权威形象的。吴航等（2012）研究了婴幼儿父亲参与父职教育意愿及其阻碍因素，发现父亲在“了解婴幼儿身体、心理发展与需求”“增进对婴幼儿表达爱与关怀的技巧”方面的学习意愿很低，并有52.74%的父亲认为自己的太太更了解孩子，去参与机构组织的亲职教育活动更合适。[15]托育机构在进行亲子互动的指导时要结合男性家长和女性家长的特点。研究表明，父亲更倾向于与孩子进行身体游戏，而母亲更倾向于照顾孩子或进行认知上的游戏。[16][17]因此要去除传统男女性别刻板印象对亲子互动的影响，发挥两性的优势，增进亲子关系。

　　（二）早教机构要有针对性地指导父母和祖辈家长观察倾听婴幼儿

　　以往人们往往认为隔代教育倾向于包办、溺爱婴幼儿，然而本研究发现，父母和祖辈在亲子互动中表现出不同的优势：父母在亲子活动中比祖辈的教学行为更多，教育支持水平更强；祖辈在亲子互动中引导行为更多，旁观和消极互动行为更少。由此可见，机构在开展亲职教育时，应在分析父母和祖辈教育优劣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指导他们掌握观察倾听婴幼儿的方法。

　　父母的优势在于受教育程度更高，在鼓励策略和教育支持上的优势比祖辈更明显，相比之下隔代教养更容易出现认知依赖的问题。[18]父母的劣势在于工作压力大，较少有时间陪伴婴幼儿，因而对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感性经验。针对年轻的父母，应该发挥其受教育程度高、善于学习的优势，一方面补充科学育儿、有效亲子互动的相关理论，另一方面在活动中着重培养其观察与倾听婴幼儿的能力，通过观察与倾听，让家长将理论与婴幼儿的实际行为建立联系，让理论“被看见”。例如，美国家长管理培训（Parent Management Training，PMT）项目中，在培训前会发给家长指导手册并要求其阅读，以帮助家长理解育儿技巧背后的行为理论基础，然后开展一对一的家庭培训，培训家长学习如何观察儿童的行为并积极投入与孩子的活动，并且每周都会布置家庭练习任务，电话督促家长观察和记录儿童的行为以及完成练习任务。[19]在康奈尔早期发展和教育研究项目中，家庭教育指导者会向家长提供婴幼儿发展里程碑的观察指引，如婴幼儿发展里程碑量表[20]（见表13），包括有效性、持久性、注意力水平、敏感性、活动性、安静性和舒适性、活动、安静、可安慰性、探索等维度[21]，这些观察指引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婴幼儿进行比较，而是帮助照料者建立对婴幼儿个体差异的敏感度。

　　祖辈的优势在于有充裕的时间，更有耐心，有更丰富的养育经验和人生阅历，使他们在教养孙辈时能主动纠正在抚养自己孩子时曾犯过的错误。已有研究表明，祖辈教育对婴幼儿的语言表达、社会性发展和培养勤奋学习、不怕困难和竞争性强等品质方面更有利。[22-24]他们的劣势在于体力、精力不足，接受新理念的能力弱，更习惯于从自身感受出发照顾婴幼儿[25]，容易不管婴幼儿性别、年龄、时代背景的差异，一味地将自己曾经的教育经验，复制在对孙辈的教育上。针对祖辈家长，机构可以先进行祖辈教养需求与困难的调查，据此研发内容适切且符合老年人学习特点的祖辈亲职教育课程，内容情境性强，教育策略可操作性强，结合婴幼儿的性别、年龄提出具体化的观察倾听策略，以便祖辈家长能在多种不同情境中应用方法策略来了解婴幼儿的需求、发展情况，进而解决问题。

　　（三）家长要用开放性的对话回应和拓展婴幼儿发起的互动

　　亲子互动是一种双向的活动，既包括自己发起互动的能力也包括回应婴幼儿发起的互动的能力，“观察倾听”作为亲子互动质量中的一个中介变量会影响家长的回应质量。研究表明，母亲的自我感知能力（包括正确感知婴幼儿的情绪、想法和感觉）越敏感，她在处理儿童纪律问题上的教养知识就越丰富。[26]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会发现家长有效回应婴幼儿发起的互动的情况要远低于自己发起的互动。其原因在于0～3岁的婴幼儿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思维的能力十分有限，远远落后于认知发展的水平，婴幼儿大脑中非常复杂的思维过程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这种情况下，成人就会掌握对话的主动权，更多地用一种“封闭式问题”去控制对话过程。例如，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在路边看到一辆公交车并说“看，公交车”,实际上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可能是“等我长大以后要去开公交车，带爸爸妈妈出去玩",但家长给他的回应却是“哦，公交车是什么颜色的”或“公交车是大的还是小的”。这些回应指向的答案都是封闭而单一的，孩子没有任何空间发表个人意见、问问题或以其他自然的方式运用语言。[27]为了促进婴幼儿能够与成人交流复杂的想法，家长可使用“去情境化”的语言使用“出声地思考（thinking aloud）”,这么做能够给婴幼儿示范如何在思考的过程中使用语言进行辅助，也能够让对话从“此时此地”转向“当时当地”,这对于婴幼儿的有意想象的发展和小学中年级时的阅读理解能力有正向的预测。[28][29]例如，家长在和婴幼儿进行亲子阅读时，婴幼儿常被主人公之外的一些事物所吸引，这时候家长不要急于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故事的主人公身上，可以循着孩子感兴趣的事物，更随意地和婴幼儿分享阅读故事的感受，在开放式的对话中给予婴幼儿更宽松的语言环境，鼓励他们去思考、想象、质疑、预测，并根据婴幼儿的回答适当地补充、拓展他们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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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稿：早期儿童发展部

　　原标题：《回应性照护 | 学会观察倾听：1～3岁婴幼儿亲子互动质量提升的关键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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