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老约翰的相关文学内容
一、教会的变故
1554年,教皇保罗三世(Pau lIII)接受若昂三世的建议,准备将埃塞俄比亚教会并入罗马教会,并任命若昂·努内斯·巴雷托(Joao Nunes Barreto)和安德烈·德·奥维耶多(Andrede Oviedo)分别为埃塞俄比亚大主教和主教。
教皇派大使到埃塞俄比亚通知了这一任命,埃塞俄比亚皇帝加拉德沃斯(Galawdewos)不希望冒犯若昂三世,同意接见罗马任命的人以讨论宗教问题。1557年6月,奥维耶多来到埃塞俄比亚皇宫与这里的基督教信徒进行了一场公开而激烈的宗教辩论,最终加拉德沃斯没有同意皈依罗马教会。
奥维耶多离开了埃塞俄比亚,并于1559年2月2日发表了一份宣言,禁止拉丁天主教徒和埃塞俄比亚科普特教徒有任何密切联系,并转而支持反对长老约翰的一切武装力量。这个曾经欧洲人眼里的强大盟友最终被贴上了异教徒的标签,并将被当作异端对待。
长老约翰——这个在几个世纪里一直拥有巨额财富和庞大权力的基督教国王最终被降级为异端的、贫穷的、无名的君主。
这个时代不少文学作品中的记载也反映了这一点。安东尼奥·德·托尔克马达(Antoniode Torquemada)的《奇花异草》中,认为人们一直将长老约翰与埃塞俄比亚错误地联系在一起。“长老约翰不是在埃塞俄比亚的人,而是在东印度群岛的人,认为长老约翰在埃塞俄比亚的人都是错误的,尽管人们希望如此”。
拉尔夫·斯坦迪什(Ralph Standish)和拉尔夫·克罗夫特(Ralph Croft)是一艘名叫“霍斯安德(Hosiander)”的船上的两名水手,他们在十七世纪早期从英国到印度的航行中途径莫桑比克(Mozambique)海岸时认为,他们经过的是长老约翰的国家。
“这片位于埃斯佩兰卡角(Capede Bona Essperannca)的土地属长老约翰管辖范围,这里的人民,没有宗教,没有语言,没有法律,没有政府,没有礼貌,没有人道主义,最后一点,他们不穿衣服,赤身裸体,除了用羊毛遮住隐私部位……这里缺乏清洁的环境,他们的面孔有的像阿普人(Appe),有的像狒狒,有的人是扁平的鼻子,还有的人头部和脸部都是扁平的。他们在羊的肠子里吃生的脂油,他们还吃了许多其他的东西,这是最令人讨厌的……”。
随着长老约翰伟大形象的破灭,在他们眼中,看到的不是一位富有而著名的国王,而是一群没有文化、没有法律的野蛮人。
欧洲人与埃塞俄比亚失去了共同的信仰基础之后,种族歧视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从17世纪开始,随着对世界认知的加深,西方学者们加大对长老约翰的研究。许多人试图驳斥长老约翰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联系,并用埃塞俄比亚语言学解释它是如何产生的。随着葡萄牙传教士越来越熟悉埃塞俄比亚的习俗和语言,这使得关于这种语言的调查得以进行。
几个世纪以来将长老约翰与埃塞俄比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说法,逐渐被推翻。塞缪尔·珀切斯(Samuel Purchas)在他的作品《朝圣》中回顾了关于长老约翰的地点和名字的来源的各种假设,最终得出结论,他曾经是一个亚洲君主,他的名字被误用于埃塞俄比亚的皇帝。
“现在,如果有人对长老约翰在印度如此夸张的说法感到惊讶,请让他知道,在我们寻找当时在亚洲的长老约翰时,我看不出他怎么可能是阿比西尼亚人或埃塞俄比亚人……弄清了真正的印度在哪里,也就弄清了真正的埃塞俄比亚在哪里。
至于那位印度的长老约翰,我认为他是某个基督教国王:因为那时有许多基督徒,如威尼斯人(即马可波罗)所称,分散在亚洲各地,还有一些叫做圣托马斯基督徒,至今仍在印度。
为什么我不认为长老约翰在阿比西尼亚,理由还有地理距离:阿拉伯半岛的广袤土地和两边的广阔海洋,把印度和埃塞俄比亚分隔开来;陆地上无法通行的沙漠;历史上也没有提到谁曾把他们赶出印度……宗教的差异。
那些圣托马斯的印度基督徒没有烙上烙铁的印记,也没有受过割礼,在其他仪式上也不同于埃塞俄比亚人。此外,长老约翰这个名字在埃塞俄比亚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由于欧洲人的愚昧无知,当他们第一次听说埃塞俄比亚皇帝时,就用了这个名字”。
二、其他文学作品
巴尔萨泽·泰列兹(Balthazar Tellez)的《耶稣会士在埃塞俄比亚的旅行》针对曼努埃尔·德·阿尔梅达(Manuelde Almeida)等许多作家提出的假设,说长老约翰与埃塞俄比亚错误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他是一个亚洲君主。
泰列兹在他的作品里继续分析其他人的见解,指责科维良是造成长老约翰在埃塞俄比亚的错误看法来源,尽管事实上,长老约翰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联系早于科维良一个半世纪。“他(指曼努埃尔·德·阿尔梅达)几乎走遍了埃塞俄比亚的每一个角落,整体观察了一遍,发现那里根本没有这样神圣的名字和显赫头衔的印迹。
在埃塞俄比亚,那里的人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皇帝有这样的名字,当我们这样提到他的时候,他们感到惊讶,因为在他们所有的语言中都找不到任何与这个长老约翰的头衔有一点相似之处,或者甚至可以暗指它的证据……。
科维良自以为见到了国王派他去寻找的那个人,而且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葡萄牙追捧、鲜为人知的长老约翰……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可,埃塞俄比亚的阿比西尼亚皇帝立即被认定为就是亚洲的长老约翰,首先是在葡萄牙,然后是在整个欧洲;而真正的皇帝就这样被埋葬在遗忘之中,充斥着虚伪的叫喊和鼓掌……。
欧洲人的普遍错误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得出的结论主要是因为葡萄牙人与红海通商,埃塞俄比亚国王就是如此受人追捧和推崇的长老约翰”。
杰罗尼莫·洛博(Jeronimo Lobo)的作品《一段与尼罗河的短暂联系》中,认为是欧洲人误解了埃塞俄比亚人对他们国王喊的一个短语:‘Jan Coy’,意思是‘哦,我的国王!’因此欧洲人误把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当成了长老约翰。
“埃塞俄比亚有一种古老而常见的请愿习俗,在请愿时,每个人都会用自己所在省份或国家的语言,尽可能大声地呼喊,以便更容易被听到……摩尔人会说:‘Acid, Acid, Acid’;提格雷(Tigere)王国的乡下人说:‘A daric, A daric, A daric’。朝臣说:‘A beto,A beto,A beto”……而在这个伟大帝国的心脏地带,即都城附近的人按照这个古老而常见的习俗提交请愿书时,大喊“Jan Coy”。
即“我的国王”(Jan指国王,Coy指我的)”杰罗尼莫·洛博认为,将长老约翰错误地归为埃塞俄比亚人是因为混淆了“Jan Coy”(阿姆哈拉语中的“噢,我的国王”)这个短语,而这种观点并非洛博所独有,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等人也提出了这一观点。
关于这种词汇上的讹误所造成将埃塞俄比亚皇帝误认为长老约翰的说法还有雷德修斯·普鲁特基(Remedius Prutky),有记录以来,他是唯一一位询问过埃塞俄比亚皇帝是否听说过长老约翰这个名字的人,皇帝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他的作品《旅行》中,普鲁特基提出了他自己独特的词源学假说,解释“PreteIanni”一词是葡萄牙语的(preto)和阿拉伯语的(a’yun)的变体,用来指代生活在尼罗河源头附近的黑人。
“每个人都说不知道有这回事,但是当我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后,我亲自告诉皇帝,他在欧洲被称为长老约翰,并请他宣布这件事,他很惊讶,告诉我阿比西尼亚的国王从来没有称呼自己为这个名字的习惯。因此,我转而推断这个名字的其他来源,今天这个名字被错误地用在埃塞俄比亚的皇帝身上……。
葡萄牙人用Aian来称呼阿比西尼亚,就是尼罗河源头和泉源的领土,阿拉伯语为a’yun。由于这些泉水附近的居民都是黑人,最早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征服了印度群岛,将阿比西尼亚王国命名为Prete,这个名字在他们的语言中听起来和黑人一样。
这就是Preteiani这个名字的起源;然后,将这个词汇由葡萄牙语翻译为法语出现错误,长老约翰(Presbyter Joannes)这个名字就诞生了”。
欧洲人在寻找长老约翰的过程中不断更新着自身的认知,直到认知积累至他们发现最终的真相。长老约翰的传说萦绕在欧洲人脑海长达几个世纪,如此一个荒诞的人物和乌托邦的帝国显然让最后的结果十分可笑。
但这并不妨碍长老约翰传说所带来的影响,葡萄牙海上帝国的建立代表了旧的长老约翰模式的重大转变,从欧洲人对外部盟友的寻找和依赖转变为建立他们自己的全球霸权。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观念的转变,也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中世纪到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欧洲是一个知识生产时期,旅行者和探险家们从欧洲外遥远的其他地区收集着琐碎的信息,并通过不安全和不连续的通信网络将其带回欧洲。寻找长老约翰的过程间接促进了各大洲之间的信息流动,并加强了欧洲人地理信息和政治知识的完善。
长老约翰传说,这个关于一个遥远的基督教国王会来帮助他们击败穆斯林的中世纪神话,逐渐演变成现实的早期现代外交。外交就是要揭露各种事实,尽管这些事实往往无法达到欧洲的预想。
1122年,来到罗马教廷讲述奇幻东方王国的约翰族长成为了长老约翰传说的引子,掀开了欧洲人接下来长达几个世纪对外寻找“长老约翰帝国”的序幕。奥托所记载的长老约翰对穆斯林发动的战争唤起了欧洲人对于长老约翰的记忆。
而在公元1165年,一封据说出自于长老约翰写给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信在欧洲的流传,则彻底推动了长老约翰传说的产生。寻找长老约翰并与之建立联系,进而联合长老约翰对伊斯兰国家进行夹击成为了欧洲人的目标,这也符合当时西方扩展对外贸易和开辟东方商路与航路的时代背景。
传言与现实的结合促使了长老约翰传说的诞生。13世纪中期,随着欧洲人通过使臣、传教士和旅行者等人对亚洲的进一步了解,不再认为长老约翰是东方的强大君主。然而长老约翰传说在亚洲的破灭,并没有使欧洲人放弃寻找这个传奇人物。
参考文献:[1]Robert Silverberg, The realm of Prester John, New York:Doubleday,1972.
[2]Matteo Salvadore, The African Prester John and the Birth of Ethiopian-European Relations, 1402-1555,London:Routledge,2017.
[3]Charles F.Beckingham, Bernard Hamilton ,eds, Prester John: The Mongols and Ten Lost Tribes,Aldershot:Variorum,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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