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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选段落-----

　　第八篇百工名物

　　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是中国东汉时期的青铜器，于1969年出土于东汉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官张某及其妻的合葬墓中。该青铜器塑造的是一只奔跑的骏马踏在一只燕子身上的造型，其意在于形容这匹马的矫健。在器物中，奔马身长45厘米，高34.5厘米，宽13厘米，形象雄健轻灵，神采飞扬。奔马昂首鸣叫，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在一只疾驰的飞燕背上，飞燕则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整匹马的重量都踏在一只正疾驰的飞燕身上，显然作者事先严格计量设计了整个器物的重心。整个作品构思巧妙，极具浪漫色彩，雕塑本身也生动逼真，传神地塑造了一匹正在“天马行空”地奔跑的骏马形象。该作品的出现与汉代时朝廷通过骑兵战胜了匈奴，国威大振，人们因此非常喜欢马的社会心理有关。另外，此马也展现了汉代人在开疆拓土、广交天下诸国的背景下的积极向上的心态。

　　金缕玉衣

　　金缕玉衣也叫“玉匣”、“玉押”，是汉代皇帝和贵族死后所穿的殓服。因汉代人认为玉是“山岳精英”，将玉置于人的九窍，人的精气不会外泄，从而保持人的尸骨不腐，于是便制作了这种将人整体包裹在玉中的玉衣。其中用以缝接玉片的线分3个档次，即金缕、银镂、铜缕，分别对应皇帝、诸侯王及公侯大臣。这种玉衣便是将许多片的玉用“线”连接起来，整件衣服穿在人身上后能将人从头到脚包严，而后再在表面按照所对应的人的身体部位画上眼、鼻子、口、手等。整件玉衣光彩照人，有些像盔甲。这种玉衣流行于汉代，后魏文帝曹丕鉴于其浪费巨大，禁止该风俗，遂消失。目前共从汉墓中发掘出各类金缕玉衣20多件，其中以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中出土的两件金缕玉衣年代最早、做工最精美。其中刘胜之衣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窦绾的则用玉片2160片，金丝700克。这两件玉衣排列整齐，对缝严密，表面平整，颜色协调，乃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据说这两件衣服是由几百名玉工花2年时间制成的。

　　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是汉代青铜器，属于有实用目的的宫灯。因此灯曾置放于窦太后（汉武帝祖母）的长信宫，灯身也刻有“长信”二字，故名。长信宫灯于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灯体为一通体鎏金、双手执灯跽坐的宫女形象，灯体高48厘米，重15.85公斤，内中为空。整体由宫女头部、身躯、右臂及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组成，各部均分别铸造，最后组装而成，也可拆卸。整个灯设计十分巧妙，宫女神态优雅恬静，一手执灯，另一手则置于灯顶做挡风状，实则作为一烟囱，避免了污染空气。据考证，此灯原为西汉阳信侯刘揭所有，景帝时刘揭被削爵，此灯与其他家产一道被朝廷没收，归窦太后居所长信宫使用，其后又被窦太后送给远亲窦绾。长信宫灯一改以往青铜器具的神秘厚重，造型轻巧华丽，集实用与美观于一体，是极其珍贵的青铜器具。

　　击鼓说唱俑

　　击鼓说唱俑是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回山崖墓的一个汉代陶俑。陶俑是汉代雕塑产品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其体裁十分广泛，从侍卫奴仆到民间艺人，无所不有。而四川作为远离统治中心的地区，其汉俑则独具特色，内容更为丰富。目前出土的众多俑雕像中，以这件产生于东汉时期的击鼓说唱俑最富特色。该俑席地而坐，硕大的头上裹着一个方巾，额头布满皱纹，赤膊跣足，左臂抱着一个圆鼓，右手高高地举起鼓锤。看那样子，显然已经进入了表演的高潮，神情激动，表情夸张，仿佛已经忘记了别人的存在，竟不自觉地手舞足蹈起来。该陶俑生动地表现了一位热情、幽默而充满生命活力的艺人形象，令人不由自主产生会心的微笑。就艺术手法而言，击鼓说唱俑显然不是一种写实手法，而是采用了极其大胆夸张的手法，表现了汉代雕塑家们高超的艺术创造力，是研究汉代民俗及雕塑艺术的珍贵文物，目前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宋针灸铜人

　　宋针灸铜人是宋代医学家王惟一所制造的一对用于示范针灸教学和考核医生的铜人。针灸学一直是中医学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疗方法，但因为许多针灸书籍存在错误，容易误导人。鉴于这种情况，宋仁宗诏令对于针灸术有深入研究的翰林医官院医官王惟一编订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后为使之更加易于为人掌握，又命其制造铜人两个，用于示范教学。王惟一造了一男一女两个铜人，其身高近于正常成年男女，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与真人大小、位置基本相似的五脏六腑。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空穴由黄腊封涂，并注水于内。人取穴准确，针入而水出；取穴不准，则针刺不入。此一对针灸铜人当时一是用来作为皇家医院的教学之用，另外则用于考核医生针灸技术。相传宋金交战时，金人曾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条件，可见其珍贵。不过经历代战火之后，目前宋针灸铜人已经不知所在。据说现日本博物馆所藏铜人，即宋针灸铜人，但尚有争议。不过自宋代针灸铜人产生后，明、清、民国乃至现代都有不少医生陆续造有针灸铜人，记百余具。

　　敦煌藏经洞

　　藏经洞是位于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窟第17窟的俗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道士王圆篆清除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这个藏经洞。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与时间，几十年来，众说纷纭，主要有避难说、废弃说和书库改造说三种。藏经洞封存了4至11世纪初的文献、绢画、纸画、法器等各类文物，约计五万件，五千余种；其中90%是宗教文书，非宗教文书占10%。后者的内容包罗万象，经、史、子、集、诗、词、曲赋、通俗文学、水经、地志、历书、星图、医学、数学、纺织、酿酒、熬糖、棋经等一应俱全，还有大量民间买卖契约、借贷典当、账簿、户籍、信札等。文书除汉语写本外，还有古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突厥文、龟兹文等写本。此外还有一批木版画、绢画、麻布画、粉本、丝织品、剪纸等作品。这些来自丝绸之路的中世纪珍宝，与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明清档案，被誉为中国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但由于最初发现时的原貌没有一份详细而科学的记录和目录，藏经洞珍宝的确切数量至今众说不一。目前，敦煌学已经形成为一门具有世界意义的学科。

　　车马服饰

　　卤簿

　　“卤簿”，指的是皇帝出行时随从的仪仗队。汉代已有关于卤簿的记载，蔡邕在《独断》中记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

　　应劭在《汉官仪》中解释说：“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谓之簿，故曰卤簿。”“卤”在古代是“橹”的通假字，意思是“大盾”；“簿”指的是册簿，就是把“车驾次第”和保卫人员以及其他装备的规模、数量和等级记录下来的典籍。

　　后代卤簿制度逐渐丰赡，到明代已经趋于完备，至清代乾隆时期更是发展到顶峰。卤簿的使用范围基本是祭祀、朝会、外出和巡幸，它的主要作用是保障皇帝及随员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彰显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仪，还带有对神显示庄重和虔诚的意味。

　　清代乾隆十三年（1748年），完成了中国古代卤簿制度的最后定例，皇帝卤簿在装备方面的具体内容包括：华盖54个；执扇72个；孔雀雉尾和鸾凤16个；幢16个；幡16个；八旗大纛24个，羽林大纛、前凤大纛共16个，五色销金龙纛共40个，图案相反的80个；旗共120个；旌16个；金节4个；仪氅黄麾4个；金钺、星钺、卧瓜、立瓜、吾仗、御仗各16个；红镫6个；鼓24个；横笛12个；钲4个；铜角大小各16个。每一种装备还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要求，对样式也有着非常严明的规定，例如对旗的要求，需有取材于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的4个，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图案的4个，五岳图案的5个，五星二十八宿的33个，甘雨（甘泽、甘澍、甘膏、甘霈）的4个，八风（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闾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的8个等。

　　出巡与行宫

　　出巡指的是皇帝为了巡视或游赏而外出，一般指离开京城的远出。皇帝出京后临时居住的官署和住宅被称为“行宫”，有时皇帝会经常性地出巡到某地，这样就会在该地建造专供皇帝出巡居住的宫殿，而这也成为“行宫”一词的正式含义。在商末纣王的时候就已有了行宫的营建，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段话概括地描写了纣王的淫乐场景，而“沙丘苑台”也就是纣王的行宫，唐代李泰等撰写的《括地志》解释说：“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253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大肆修建行宫，据说秦时“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秦代行宫的数目为历代之最。到隋唐时期，行宫的营建成为一种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的制度，行宫的所在往往成为国家的临时政治中心，而陪都也是行宫的集中地点，如唐代以长安为都，而洛阳、太原、凤翔、江陵都曾立为陪都，尤其是洛阳，地居天下之中，又距京师长安较近，在诸陪都之中的地位最为重要，与长安一起被称为“东西二宅”或“东西两宫”。隋炀帝、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都曾多次巡幸洛阳，因此洛阳成为隋唐时期行宫分布最密集之处。同时，为了皇帝的往来方便，在长安与洛阳之间的道路上也修建了许多行宫。

　　金根车和温凉车

　　金根车和温凉车都为秦始皇时期所创制，为皇帝专用车。《中华古今注》记载：“金根车，秦制也。秦并天下，因三代之舆服，谓殷得瑞山车，一曰金根，故因作金根之车，秦乃增饰而乘御焉。”之所以将其称为金根车，取的是根为载育万物之义，而车又是用黄金来装饰的，天下也只有皇帝才配乘这种车。温凉车，亦作车，是专供皇帝外出巡视的交通工具，车内冬暖夏凉，在内可以自由窥探外面的景象，而外面的人则不能看到里面的情形。皇帝可以在车中召见臣僚，收听奏文，而臣属则在车外聆听皇帝在车里的传话和命令。据说秦始皇在出巡途中即死在温凉车里，后来温凉车也用来做丧车。

　　乘舆

　　乘舆特指天子和诸侯所乘坐的车子，秦后成为皇帝用车的专称，后来用于泛指皇帝所用的器物，也借指帝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建立了一套严整而奢华的乘舆制度，这套制度而后为汉朝所继承，《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汉承秦制……乘舆金根、安车、立车，轮皆朱斑重牙，贰谷两辖，金薄缪龙为舆倚较，文虎伏轼，龙首衔轭，左右吉阳筩，鸾雀立衡，文画辀，羽盖华蚤，建大旅，十有二游。画日月升龙，驾六马……五时车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马亦如之……所御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汉代的乘舆分为多个种类，装饰是非常豪华的。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指出，汉代以来皇帝的乘舆，“有青立车、青安车、赤立车、赤安车、黄立车、黄安车、白立车、白安车、黑立车、黑安车，合十乘，名为五时车”。这也反映出皇帝乘舆规制的谨严与宏阔。

　　“五辇”和“五辂”

　　辇，本义为用人力拉的车，秦汉以后，成为对皇帝、皇后所乘车的专门称谓；辂，原义为安在车辕上供人牵拉的横木，也是古代一种大车的名称。清代前期，皇帝乘坐的玉辂、大辂、大马辇、小马辇、香步辇这5种车，并称为“五辇”。乾隆八年（1743年），对“五辇”的名称进行更改，改大辂为金辂，改大马辇为象辂，改小马辇为革辂，改香步辇为木辂，玉辂仍旧，遂有“五辂”之称。

　　仪仗，是指古代用于仪卫的兵仗，包括帝王和官员出行时护卫所持的旗、伞、扇、兵器等。皇帝的仪仗队伍最为庞大、最为显赫，王侯百官的仪仗也各有等级，原则上是官阶越高，仪从越盛，仪仗越堂皇，至于平民百姓，则没有运用仪仗和仪从的权利。以唐代为例，一品官员有仪从七骑，二、三品官员为五骑，四、五品官员为三骑，六品官员为一骑。再如明代，公爵出行有仪从10人，侯爵8人，伯爵6人，一品至三品的官员6人，四品至六品的官员4人，七品至九品的官员2人。到了清代，官员的仪仗更为繁复，等级差别也变得更大，总督的仪仗为官员之中最盛者，各种仪仗器物如伞、扇、旗、兵器、回避牌、肃静牌等共17种34个，而一般府、州、县官员的仪仗器物只有5种8个。

　　官员出行

　　中国古代官员出行，有一套严整的仪式，而且不同等级的官员随行的仪仗有着严格的区别。个别时候的微服出行之外，官员出行需要回避牌、肃静牌、官衔牌、铁链、木棍、乌鞘鞭、金瓜、尾枪、乌扇、黄伞等一套完整的随行仪仗，此外，还要“鸣锣开道”，以提醒前面的百姓避让，这被认为是必行的官仪，并且鸣锣多少也视官员品级而有着明确的规定。州县官员出行鸣锣，打三响或七响，称为三棒锣、七棒锣，分别意为“速回避”、“军民人等齐回避”；道府官员出行鸣锣，则打九棒锣，意为“官吏军民人等齐回避”；节制武官的大官出行，要打十一棒锣，意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回避”；总督以上官员出行，因是极品，要打十三棒锣，意为“文武百官官员军民人等齐回避”。

　　舆、绥、轼

　　舆、绥、轼都是古代马车上的器件。

　　舆指古代马车的车厢，这是乘人用的。舆的两旁和前面，设置有用作屏蔽的木板。舆的后面不设屏障，乘车时，人从舆的后面上车。车上有绳子，叫做绥，当人上车时，就是手拉着绥上去的。

　　上车后，人站在车舆里，这叫做“立乘”。舆的两边设置有木板，人可以把身体倚在上面，叫做。舆的前面，有一根横木，是做扶手用的，叫做式，又叫做轼。古人在行车时，如果要向人表示敬礼，就扶着式俯首，这种俯首敬礼的动作，也叫做式。

　　辋、毂、辐、辖

　　辋、毂、辐、辖是古代马车车轮上的不同部位。

　　辋指车轮的边框，毂指车轮中心有孔的圆木，毂是小圆，辋是大圆，毂和辋组成为两个同心圆。车轮中间有一根根笔直的木条，叫做辐，辐的一端连着毂，另外一端连着辋。辐条平均分布，从四周向车毂集中，叫做“辐辏”。春秋时代，马车的一个车轮，大概通常是三十条辐条，《老子》上说：“三十辐共一毂。”就透露了这个意思。

　　马车的车轴，是一根横梁。车轮套在车轴的两端，车轴的两端露在毂外，上面插着销子，这个销子叫做辖，辖能够防止车轮外脱。一旦辖脱落，车轮也就散掉了，可见辖的重要性。

　　轫、辕、轭

　　下面我们谈谈轫、辕、轭的概念。

　　古书上有时说到“发轫”，发轫是启动车子的意思。那么这个轫，指的是什么呢？所谓轫，实际上不是车子的组成部分，而是夹在车轮下，用来阻止车轮转动的一块木头。车要开动时，先要把轫移开，所以叫“发轫”。

　　辕是驾车时所用的车杠，辕的后端连着车轴，前端伸出在车舆的前面。辕有一个和它相当的词，叫做辀，辀也是指车杠。不同的是，辕指夹在拉车的牲口两旁的两根直木，一般用在大车上；辀指驾在牲口中间的单根曲本，一般用在小车上。

　　车辕的前面，有一根架在牲口的脖子上的横木，叫做轭。轭也有一个和它相当的词，叫做衡。不同的是，衡一般用在小车上，轭一般用在大车上。

　　黄帝定服饰

　　上古先民们创造的服饰文化虽然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服饰文化相比，连沧海之一粟恐怕都算不上，但它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是我们中华服饰文化的初兴。尤其是黄帝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华文化的各种制度大多在这个时期草创，服饰文化也不例外。这个时期的服饰制度初步成型，并较为充分地体现出古人的世界观和文化观，服饰开始成为礼制的载体。黄帝本人及他的大臣胡曹和伯余可以说是最早的服装设计师，他们制作出上衣下裳，上衣如天（天没有亮的时候），用玄色；下裳如地，就用黄色，以此表达对天和地的崇拜。尤其是在拜祭祖先、祭祀天地时，着统一的样式、统一的颜色，使得这些大型活动显得隆重而有秩序，无形中成为一种被人们认可和遵循的礼仪。黄帝时期的“垂衣裳而天下治”，影响了整个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冕旒和龙袍

　　冕旒是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参加重大祭祀典礼时所戴的礼帽，是礼帽中最尊贵的一种，后来专指皇冠。

　　冕外面黑色，里面朱红色，上面是一块长方形的版，叫延，延的前端有一组缨，穿挂着玉珠，叫旒。天子有十二旒（排），《礼记·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淮南子·主术训》：“古之王者，冕而前旒。”诸侯有九排，上大夫有七排，下大夫有五排。南北朝后只有皇帝才可以戴冕，所以“冕旒”成为皇帝的代称。龙袍又称龙衮、黄袍，因袍的主要颜色为黄色，上面绣龙纹而得名，是皇帝专用的袍，后泛指古代帝王穿的龙章礼服。龙袍的特点是盘领、右衽、黄色。龙一般为9条：前后身各3条，左右肩各1条，襟里1条。这样正背各显5条龙，意味“九五至尊”。清代龙袍下摆等部位绣有水浪山石图案，称“水脚”，意味一统山河。在封建社会，臣民严禁穿龙袍，否则就是谋反。

　　十二章纹样

　　帝王礼服上的花纹共有12种，是以天地山川为代表的“十二章”纹样，是中国儒家学派服饰理论的核心。十二章包括日、月、星辰、山、火、宗彝、粉米、龙、华虫、藻、黼、黻12种纹样，几乎囊括了天地之间一切有代表性的事物。

　　日月星辰，除了取它们照耀大地，带来光明之意外，更重要的是，古代的人们认为日月和星辰在宇宙中有着主宰一切的意义。日一般是绘在上衣的左肩，而月则在右肩，两者合起来就是“肩挑日月”的意思，显得非常霸气，星辰都绘在日和月的下面。

　　山也是绘在上衣上的，由于山川显得稳重，用在衣服上有隐喻江山永固的用意。华虫实际上并不是虫，而是禽类，俗称雉鸡，羽毛华美，寓意王者有文采，即有文章之德。由于雉鸟高洁的缘故，通常都被绣在上衣的肩部到袖子外侧的地方，它在古代人眼中是一种祥瑞，又是神灵的象征，还具有神秘性，故而十二章取其随机应变之意。十二章中的火，既有光明的意思，也有旺盛向上的吉利含义。宗彝的解释比较多，一方面认为它是庙堂里用于祭祀的礼器，后来又在礼器上绘了一只虎和一只长尾猿，虎是凶猛的象征，而长尾猿是非常聪明的，用在这里表达了聪慧的含义，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表达了一种忠孝之意。至于藻，也是绣在下裳上的，藻在民间往往被用来借喻华丽的装饰，也有洁净的意思。粉米听起来就是和吃的东西有关，实际上也是如此，在衣服上绣上这样的纹样，主要是提醒帝王要注意滋养众生，注意惜福养民。黼实际上就是斧头，在章服上用斧头，无疑是为了增加礼服的庄严稳重，提醒王者“当断则断”；而与黼相似的黻是一种奇怪的图案，表达的是一种明辨是非的含义。

　　乌纱帽

　　“乌纱帽”也叫纱帽，它的前身是古代男子裹头发用的幞头。东晋成帝时，都城建康（南京）宫中做事的人，都戴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人称“乌纱帽”。到了南朝宋明帝时，“乌纱帽”传入民间，成为百姓常戴的一种便帽。隋唐时，皇帝、官员和百姓都戴乌纱帽。但为了区别官衔高低，乌纱帽上装饰了玉块：一品有9块，二品有8块，三品有7块，四品有6块，五品有5块，六品以下没有装饰玉块。宋太祖赵匡胤时，为防止大臣在朝堂上交头接耳，下令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一尺长翅，又在乌纱帽上装饰不同的花纹，来表示官位的高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文武百官上朝和办公时，必须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另外，取得功名但还没有授予官职的状元、进士，也可戴乌纱帽。从此，乌纱帽成为官帽。清代官员的乌纱帽被换成红缨帽。至今人们仍习惯地将“乌纱帽”作为官位的代称，“丢掉乌纱帽”就意味着被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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