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信(49):试与武汉大学华中科大等高校校长商榷

栏目:幼儿教育  时间:2023-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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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走长征路找回突破“深水区”的改革魄力

  

  说点别的吧

  1934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向西转移开始了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2010年9月间,在井冈山西北面的黄洋界朱毛红军挑粮小道旁,112名来自中央各部门、地方政府部门的正司局级干部也穿起了红军服,重走当年“红军百里挑粮”的部分路程。不过,虽然他们背后外无追兵、内无王明,但这些“重走红军路”的干部们在修葺一新的“红色旅游景点”山路上,已经是步履蹒跚、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估计,这一番劳累过度、汗如雨下的感觉,要比党校教材、历史教科书上的“长征印象”深刻许多。

  官员们进行“重走红军路”的体验,肯定是件好事。中组部干部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党性培训就是要解决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的不符合党性的问题,提升干部的党性原则,改进干部的不良工作作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但是,红军长征背后的精神意义,并不是爬了几公里山、流了多少滴汗、磨出几个泡就能够领会到的。而“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改进干部的不良工作作风”也不是靠在“红色旅游线路”中的一次简单行军就能解决的。长征背后的精神意义和历史经验肯定不会是像“磨练意志”这般的肤浅。

  长征,是党和红军在危机之下的一次大转折。是内忧外患之下的红军,走的一条“唯独华山一条路”式的突破之路。1935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制定了红军正确的战略方针,长征挽救了红军和党,成为党和红军走向成熟、走向全中国的重要前提。

  反观当下的一些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他们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也莫过于此,内有下属贪污腐败,外有社会矛盾频发。内有地区GDP停滞不前,外有兄弟县市激烈竞争。内有问责追究制度、外有民意舆论监督。可能真的只有用一次类似于“长征一条路”的方式,来进行一此突破成规、大胆尝试、纠正错误、开拓创新的制度和执政变革。“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对当下而言,某些官员更需要吸取的是红军长征精神中的那种勇于改革、大胆突破、改变现状、解决困难的魄力和勇气。这种长征精神,对于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而言,更为需要。

  □吾非羊

      铁路新规有违社会公允!

  

  11月30日,一条很唐突的消息引起大家的关注。铁道部修订后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和《铁路旅客运输办理细则》将从12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规中除了将儿童票执行的身高标准提高10厘米外,其它涉及车票改签等方面也做了重大调整。消息一经传出,即在网络上引发众多争议,几小时的评论就达到数万条。

  引发争议的主要是这两点:

  第一、修改后的细则明确规定,旅客不能按票面指定的日期、车次乘车时,应当在票面指定的日期、车次开车前办理一次提前或推迟乘车签证手续,只有特殊情况,比如因病等情况、并持有医院证明,在站长同意可以在开车后2小时内办理。这意味着旅客因故未能赶上普通列车,那么其购买的车票将作废。但如果购买的是动车组列车车票的话,则不受开车后2小时内限制可改乘当日其他动车组列车。另外,乘坐普通旅客列车中途下车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中转签证手续的待遇也被取消。

  第二、不同席别座位不能随意串行。原来乘车过程中,旅客因为要到餐车吃饭、上厕所、取开水等情况,在各个车厢间走动十分常见。从12月1日起,持低票价席别车票的旅客不能出入高票价席别的车厢。

  不难看出,铁道部的出发点是提高运营率和经济效益。取消普通列车旅客的改签权和中转签证权后,不但能减少一定的客流压力(尽管很小),还能提高车票的销售,可谓是一举两得。而在对待动车组为代表的高端客户上,铁道部则放低身段,不仅力图营造更好的乘坐环境,更在购票、候车等方面提供了比普通列车更周到热情的服务。

  铁路部门提高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它完全漠视了普通旅客的权益和感受。在既没有公开召开听证会,也没有征求各方特别是旅客的意见下,就擅自出台了侵犯旅客权益的新规定。作为国家投资的公共铁路交通企业,中国铁路最根本的任务是为民众提供安全、快捷的长途旅行服务。只有在保障了这个基本要求之后,才能去谋求更好的企业利益和部门利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以牺牲广大普通旅客的权益来换取高额的利润。以其所津津乐道的动车组为例,其高速多班的运行,是以牺牲多数普通列车的运行速度为代价。而对购买普通列车和动车组列车的旅客实行带有明显歧视性的服务标准,更是有违社会公允。

  铁道部如此罔顾广大旅客权益而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还是仗着其天然的垄断地位。联想到不久前“两桶油”为谋暴利而制造油荒的新闻,垄断果然猛于虎也。拥有部级建制的政企不分的铁道部,又有哪个部门能出面来监管呢?

  □蚂蚁虫

     刁民的胜利与政府的胜算

  

  因为响应政府号召,湖南平江县三墩乡三义村村民苏时中在一场抢救山林火灾中失去了双眼。而这位老实本分的农民由于信息闭塞,家境贫寒,申请见义勇为被拒;向法院提请民事诉讼被驳回。乡政府不但否认了原先盖章确认苏时中因救火失明的事实,竟称他为“刁民”。(11月30日法制周报)

  苏时中有没有参与救火,是不是在救火中受伤,只有稍作调查,便会弄清真相。如果确因救火受伤致残,乡政府不但应该履行救助义务,还应该支付伤残补助、伤残津贴和养老保险待遇,以彰显一位普通公民在突发事件中为社会所作的贡献。遗憾的是,三墩乡政府却在真相与迷雾之中玩起了“躲猫猫”,将政府的责任抛之脑后,不但否认苏时中参与救火,甚至否认当地其时曾发生过山林火灾。而这些无力的辩词,又是多么地小儿科,所带来的只能是乡民的嗤鼻和蔑视。

  只不过据理力争,只不过通过司法渠道来解决久拖不决纷争,便被称为无理取闹的刁民。两次向政府讨个说法,竟然一次被用手机敲脑袋提出警告,一次被抬着扔到路边。结局如此之惨,何谈温暖,唯有寒心。政府这样做,无非是因为当事人触犯了政府威严,无外乎想推掉责任,少掏一些医疗和后续赔偿费用。殊不知,此举却让政府很失算,因为在这场争锋之中,政府失掉了更多的东西:道义、良知和责任。

  在政府的制度规则和文件要求中,经常可以看到“以人为本、为民谋利”等字眼,也曾让人心头发热。但一到实际之中,这些字眼便如肥皂泡一样迅即破灭。很多时候,一些标准的良民顺民,只因为依据法律维护自己权益,便被当作刁民,欲动用国家公器治之而后快。此中,政府有意无意地把群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为自己树起一个又一个假想敌。用人民给予的权力来对付人民,只能让政府与民众渐行渐远,实在令人莫名惊诧。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一句经典发言。当国家和政府愈见强大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些小利给那些柔弱的小民、刁民?让他们占些便宜,并不是政府吃亏,恰恰相反,倒是政府的精明和胜算!

  □叶传龙

      试与武汉大学华中科大等高校校长商榷

  

  近日,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先生走入公众视野——据楚天都市报等媒体报道,顾海良校长为了听到学生最真实的声音,他几乎天天都看校园BBS。他还说:“只要骂得对,学生在网上骂学校,有关部门不要删帖子。”有学生反映,学校室外体育设施严重老化,另外,洗澡排队时间太长,至少要排半个小时。顾海良看到学生的意见后,马上指示有关部门,尽快把室外体育设施修好。同时,他还要求后勤部门延长澡堂开放时间。

  欣闻武汉大学校长经常逛校园论坛,尊重学生言论甚至鼓励学生骂学校,并为学生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心中异常高兴。与一些忙于政务无暇顾及学生冷暖的其他高校校长相比,顾海良校长无疑值得肯定。同样值得肯定的还有被学生称为“根叔”的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在今年华中科大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16分钟的演讲中,“根叔”酷词频出,“俯卧撑”、“躲猫猫”、“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蜗居”、“蚁族”、“被就业”、“被坚强”等热词被根叔运用得得心应手,他的亲切与幽默赢得了学生经久不息的掌声。

  紧扣时代脉动的“新新校长”以其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走入公众视野。笔者在为武汉大学华中科大等高校校长叫好的同时,亦有些许隐忧深埋心头,在此,试与这些敢开风气之先的我所尊敬的校长们商榷一二,不知可否?

  诸如,学生的“洗澡排队”问题,校长该不该关注;诸如,校长该不该鼓励学生“骂”学校;又诸如,高校校长该为学子们做点什么;诸如,根叔讲演很“时尚”,但,仅仅是很时尚?!

  窃以为,类似学生“洗澡排队”这样的问题,校长亲自过问是有必要,但是,这亦让我们窥见学校后勤服务系统的惰性和滞后性。校长一句话可以延长澡堂开放时间,如果校长没有逛论坛的爱好,那么学生生活中所反映的现实问题是不是一直被束之高阁呢?同时,对于象牙塔里的学子而言,高校里最基本的生活问题迟迟不决,那么学子的相关科研问题从何谈起,学校国际化的教育路线在这里就大打折扣了。

  另外,校长鼓励学生“骂”学校,这个看似民主的开言论之先的举措,却让人轻易窥见高校德育下滑的现况。一个“骂”字,道尽了社会泥沙俱下的生动图景,但如果连高校都大开“骂”河,这无疑会让人担忧。尽管顾校长的“骂”字或有戏谑调侃成分,但笔者还是坚持认为这个粗鄙的“骂”字还是慎用好。一个身背骂名或动辄就骂的高校,或可能是名校,但,我们更期望能培育出“理性、建设性”学子的高校。因为在文明面前,粗鄙的骂,过季了!

  在这里,笔者期望武汉大学、华中科大等更多的校长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如何建立丰硕的科研成果上,如何缩小与世界名校的差距上,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上,如何问计民生并试图为国家献言献策;同时,积极走进来以及走出去,不仅仅要培育学生深入社会肌理,关注人生百态,更要积极与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高校展开对话,努力搭建联通中国学子与国外优秀学子广泛交流的桥梁,让中国的学子不为现实语境中的车子房子“折腰”,使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参与或即将参与的社会生活;努力扭转“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待遇相当,读书无用”等偏倚价值观,让他们不仅仅活得有尊严,而且可以活得很自我,很国际化,很诺贝尔,很牛顿爱迪生,很比尔盖茨奥巴马……

  时代赋予了我们的高校校长更多的社会责任,中国的高校亦面临着突破旧体制的新的转型,这意味着我们的高校校长具有更多的革新、优化中国教育的机会和可能。

  时不我待,期望武汉大学华中科大等高校校长长风破浪。

  以上商榷,或有偏倚,还望校长们谅。

      □申志民

      农村“三公”现象引人忧

  

  来信

  我们乡间的那座四合院,近年来基本上没有了白昼黑夜之分,前来院子里打牌九摸麻将的人们每天都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互称牌友或者麻友,熟悉以后,干脆连称呼都省略了,乡间碰上唯拱拱手点点头而已。某夜鄙人因为内急起来方便,在走廊上被勤奋创作住在隔壁的老诗翁三嗲嗲扯住了我,说是苦心觅得五绝一首,想要吟颂给我这个文化人听听。

  诗翁摇头晃脑地吟了出来,竟然是一首改版的唐诗《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在押宝;夜来麻将声,输赢知多少?”

  因为睡意渐去,就陪着老人长长短短地聊了起来。对于时下道德颓丧世风日下的社会,三嗲嗲颇多忧虑。老人告诉我,现在农村的民风呈现了一种没有前途很不健康的“三公”现象,如果得不到大力扭转,照此发展下去,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国将不国了。何谓“三公”?所谓“三公”就是,农村小孩子从独生子衍变成了小皇帝,在家中,因为全家宠爱小心呵护,他们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养成了骄纵刁蛮任性妄为的性格,孩子成了十足混帐的“小祖公”;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不思进取,不事农作,好吃懒做嫖赌逍遥,花钱如水袋中从不留半分余钱,只知道死心塌地一往无前地坐在家里啃老当月光族,人们把他们戏称为潇洒的“大相公”;六十到八十的老翁反倒是越活越年轻,真的是七十软如绵,半夜正好耕板田,忙了家里忙家外,犁了田里挖山里,乡间打趣地称呼他们是典型的地主家里的“老长工(公)”。

  农村“三公”现象的确有点搞笑,三嗲嗲的分析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也并非杞人忧天,仔细思考,老人们的担忧还是有着一定道理的。我们知道,老一辈纵然再勤奋再刻苦,他们毕竟已经日落西山风光不再;年轻人如果只知玩乐不思进取,我们的国家就失去了前进的原动力;孩子是我们明天的希望,一味娇惯,不经风雨,怎见彩虹?不经锤炼,怎能成才?

  一个没有优秀传统传承的民族,它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一个只知道玩乐享受的民族,它是一个没有光明未来的民族。中华民族想要实现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复兴,中国农村的复兴首当其冲;中国农村想要实现伟大复兴,那么农村“三公”这三顶帽子必须随着复兴进军的号角,亟须迅速将它们拉入历史的垃圾堆里面去。

      □蒋孟龙

      挥之难去的“跨省追捕”是时代隐痛

  

  来信

  11月23日,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公安分局民警赴甘肃省,将网友王鹏刑拘。王鹏此前多次发帖举报大学同学马晶晶在公务员招考中作弊,警方称,他危害国家利益。马晶晶父母均系宁夏当地官员。(南方都市报11月30日)

  屏南内定事件还未过去,“舞弊门”又在宁夏省打开。而这次,“爹影重重”因添加了“跨省追捕”“因举报获罪”的元素,更加恶性与诡异。

  若从审丑学来讲,这起“跨省追捕案”并不新鲜:官二代招考舞弊,打击举报人,跨省追捕,都已是反法治“菜单”上的家常便饭。但恶例的叠加,让它繁复杂陈:马晶晶不学无术,却能天才般地在400多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招考第一名,在潜规则活跃的语境下,没有人能抹去“我爸是李刚”的魅影,权力暗箱操作的印迹;娇羞的名誉权,再次构筑起了言论壁垒,炮制出“因言获罪”的荒诞情景剧;而久被诟病的“跨省追捕”,何以沉渣泛起,也让人见识到了权力的神通。

  但凡是公众攻瑕索垢的,必有悖逆常识之处。官二代轻易入官衙,之所以动辄得咎,正是缘于不合情理:“举贤不避亲”无可厚非,但至少,程序不能云遮雾障吧?岂能任由权力部门任人唯亲,又忽悠公众智商?马晶晶的“笔试面试皆第一”,跟他平日成绩落差极大,即使再超常发挥,也不大可能“一鸣惊人”。说白了,就是跟“局长女儿99分”如出一辙,有权力做内应,徇私舞弊。但此般拙劣把戏,早已瞒不过民众的耳目。

  王鹏的举报,依旧重蹈了“举报有风险,发帖须谨慎”的覆辙。“危害国家利益”的荒唐罪名,无疑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巅峰之作。

  尽管依法举报是公民正当权利,可公权滥用与名誉权“误读”的勾连,总将举报归于诽谤,权利伸张置换成“侵犯名誉”。用“诽谤罪”钳制舆论,早已被证明是愚昧的“防民之口”,但吴忠市的公安部门却重拾鞭条,毫无权力谦抑之意。连举报内容是否属实,都不加甄别,却忙着“跨省追捕”,警方的立场可谓分明——对马晶晶的肆意庇护,对王鹏的恶意报复,勾勒出了权力运作的轮廓:警察“家丁化”,为虎作伥的媚上渎职。

  罪名的捏造,为“跨省追捕”的登场埋下伏笔。倒是为非的权力运作路线下,王鹏又沿袭了“灵宝发帖案”中王帅的遭遇,虽说公权“捂盖子”的痕迹太过明显,可“权力本位”的傲慢,让“跨省追捕”变得十分铿锵。网帖中常见的“谢绝跨省追捕”的“小贴士”,在权力的骄狂面前,也只能是自作多情。

  举报会被跨省追捕的年代,必然裹着“言论表达权无保障”的隐痛。在公共话语场里,公权的张扬,只会造成权利的萎缩与噤声,权利伸张也只能给“被沉默”让路。没有刚性的制约,失衡态势的加剧就无可扭转。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权力运作回到“恪守权力的边界”的常识上。

      □佘宗明

      一根筋

  

  三行诗

  一根筋陷入爱河

  另一根筋

  和它一起直立行走

     □泡泡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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