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医教育教学改革与经方人才培养采访黄煌教授（一）

黄煌：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国际经方学院院长

提问人：张薛光（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
问：历史上，每逢大疫之后，常常有医家总结出新的学说和治疗经验，以及重要著作问世，如东汉末年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明末的吴有性《温疫论》，清代乾隆年间的余霖《疫疹一得》，等等。您认为，这些既往的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是否足以指导像SARS、H1N1、H7N9、新冠肺炎等病毒性传染性疾病等疫情的防治？
答：是的，古代的大疫很多。每次大疫过后，就会出现不少名医。可以说，一部中医史，其实就是一部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前人的好方，后人不要轻视。

首先，前面提及的《伤寒论》，虽然是张仲景所撰，但这部著作蕴含了数千年中华民族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是我国原创的医学思维模板，是中医临床的指导原则，必须遵循。里面记载的百余首经方，必须熟悉。
其次，后世许多医家的学说和经验，可以参考，不能简单地模仿或全盘照搬。可能是由于处置不同的疫情，前人采用的方药也不同，学说也不一样。
例如明代末年的苏州名医吴有性治疗的是湿热疫，病人多昏迷、舌苔厚腻，他采用了芳香化湿药物以及黄芩、大黄为主的方药，创制了验方达原饮，学说上强调“导邪外出，邪尽方愈”。
清代京师名医余师愚是治疗火热疫，病人头痛昏迷出血，他采用了以白虎汤、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为主的方药，重用生石膏，方如清瘟败毒散。学说上强调“毒火一团”。
还有，金元时代河北名医刘河间治疗的也是火热疫，采用发表攻里清热的方案，创造了集麻黄、大黄、石膏以及大量清热散风药为一体的双解散、防风通圣散，清热则擅用黄连解毒汤，学说上强调“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

清代溧水名医杨栗山治疗的是火毒疫，擅用黄连解毒汤，并创验方如升降散等十五方，学说上强调温疫“从无阴证，皆毒火也”。
清代常熟名医陈耕道擅治疫痧，治疗上除用透表清火外，用犀角、羚羊角等解毒，玄参、桔梗等利咽，用鲜生地、鲜沙参、鲜芦根等养阴生津也是特色，学说上强调“疫火”。
面对众多的各家学说和经验，应该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临床背景，明确其经验方药的方证，再与目前临床疾病相对照，相合则用之，不合则或改之，或弃之。也就是说，需要研究，不是简单地模仿和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