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书写主题构建

　　多元种族社会结构、多元族群共处情况，一直都是认识马来西亚国情的必经路径。马来西亚在 1969 年遭遇“五一三”种族后至今，土著至上政策贯穿整个国家发展的一切领域，遭受边缘化的华族带着反思自身的处境和命运、审视多元族群如何共存共荣的立场，将自我生存理想与受压抑的情绪，藉着书写族群题材反映出来。在具体书写的过程中，把其中一个焦点放在比自己更弱势的族群———少数民族身上，造成族裔中心与边缘距离的产生。由是，也使得相关书写有了一幅自成一格的版图。再者，种族课题纷扰不断的马来西亚于 2001 年获得世界少数民族联盟颁发的“首届国际少数民族和谐奖”①。因此，书写少数民族，除了藉异族题材的开掘来彰显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个体、民族、家国、意识形态等盘根错节的纠葛。本文将以主题建构为切入点去探讨马来西亚华裔作家如何观照少数民族。这些主题不只是隐含着作者的思想建构，同时也潜藏着特定时代的话语意识形态特征与社会文化张力。以相关文本类型的发展脉络为根据，马华作者多从三大层面，即“族群关系”、“文明进程”与“魔幻现实主义”来建构有关少数民族书写之主题。

　　族群关系中的少数民族书写

　　1960 年代末至今，从族群关系议题中开展出来的少数民族书写一直是华裔作家站在自省的角度追忆过去、反映事实的主题内涵，有关文本体现出的歧视、宰制与交融借鉴的主题意识，反映了特定历史语境下一般华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共处的模式：压制———敌对———和谐，也同时显现建构主体与被建构的他者形成的关系：从属———平等———和而不同。

　　一、种族歧视与迫害

　　李永平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创作了“拉子系列”小说，对婆罗洲的种族歧视问题展开虚实交叉的描述。拉子女性在李永平笔下第一次出现始于《支那人———胡姬》①，年轻娇艳的女拉子与华裔老男人谱忘年恋，但遭到男人儿女的阻挠。第二次出现在李永平的《婆罗洲之子》，那时候两个拉子妇都是华人“头家”的弃妇。拉子女人既为“支那人”歧视的族群，但又是支那男人消耗的对象，这一直是李永平笔下拉子女人的必然悲剧。到让李永平一炮而红的《拉子妇》之时，“拉子”已从人物变成一个核心意象，带有种族鸿沟无法逾越的指涉。即便作者赋予少数民族不少受华族认可的优点，例如“会讲唐人话”“，人品很好”，但没有纯正血统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后盾，“异种”的少数民族，仍然不可能在“高尚的中国性伦理体系”中解除低下族裔的镣铐。因此，回归来时路———长屋与山林，是生命的唯一归属。种族迫害的书写不仅只有华族对少数民族的欺凌，在《围城的母亲》中，少数民族反过来成了种族迫害的暴民，在大旱缺粮的季节围攻抢夺、焚烧华族店家，逼得全镇华族竞相奔走。在《婆罗洲之子》中，达雅族更将本身的屈辱发泄到一个流着华族血统的同族人大禄士身上。虽然迫害的主题最后换来了各方和解的结局，展现了李永平对婆罗洲全民融合的冀望，但是一场拉子与半个支那的纷争，揭示了曾经受伤的拉子只能以扭曲的方式发泄自己郁结的狂怒，在暴行中实现自我价值。以东马乡土民情为创作题材见称的梁放，在 80 年代创作的《玛拉阿妲》中，记叙了年仅12 岁的伊班族女孩因家贫断炊，被父亲卖给华族人肉贩子当雏妓的人间惨剧。小说人物俨然是斯皮瓦克（Spivak）所言的“三重不幸者”的再现②。他在 1992 年得奖的作品《观音》,则以“家常感”的氛围来经营华裔妇女与“拉子婆”之间的纠纷矛盾，表达的仍是华裔顽固的种族偏见、缺乏交流意愿皆是生活无法安宁的导火线，隐示了作者对华裔进行反省的寄愿。

　　二、宰制与背叛

　　潘雨桐在一系列以书写东、西马男女情事为题材的小说中，为马来西亚族群政治勾勒了一个鲜为人展示的轮廓，华族男子与少数民族女子之间的纠缠，往往隐喻着西马与东马两地政治情势的张力③。故事中性别的高下之分和种族优劣之别相互交叉，强烈地传达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宰制与背叛的主题。潘氏成稿于 80 年代的《雪嘉玛渡头》，记叙了西马男子以“契约”方式“租借”东马少数民族女子为妻的故事。这种冲破社会规范、不受法律承认的“契约夫妻制”，反映着一国两地之间不讲求对等的政治生态。他于 90 年代中期出版的两部小说集《静水大雪》与《野店》，更深刻与全面地展示两地族群如何相互宰制与反击的现象。小说《野店》，讲述来自苏禄岛的非法移民女子苏丝玛，在沙巴落脚后成为西马男人林阿成的情人，为他生下一个私生子阿卡。林阿成不让阿卡受教育，只当他是帮自己赚钱的工具，以便把赚到的钱用来养“西马的家”。《逆旅风情》中陈宏垂涎露嘉西雅的美色，安排她住到“单门独户”的宿舍“，方便夜里从后门摸进来”“，月底结帐”成了继续享用她身体的交易。故事中的林阿成与陈宏的角色隐喻国家的强势族群与殖民者，仗着自己的强权地位，把本身面对更强势者时受到的屈辱与压抑，带到殖民地来换取平衡，寻求发泄。与此同时，西马男人的行径也与带着种族主义的国家政策相吻合，主导族群把自己意志与价值观强加在其他族群身上，一厢情愿且霸权地向其他族群实施不平等的关系。后来苏丝玛趁林阿成不在时与同族人沙苏曼通奸，露嘉西雅不留情面对陈宏嘲讽，向同乡旧情人靠拢，反映了少数民族被边缘化意识的觉醒与自我救赎。男欢女爱的描写与东西马两地的族群矛盾并置一起，作者将少数民族对西马种族歧视的反抗与报复，体现在东马女人对西马男人的背叛之中。另一篇《热带雨林》，潘雨桐让少数民族女子伊莉以“者”的姿态出击，在愚弄一对华裔父子的描述中完成了弱势者对强势族群的“复仇”，打破了西马总是支配东马这一处境模式，对原有的东西马关系中潜在的权力关系进行了微妙的倒置。

　　三、边缘与主流的融合

　　各族群在社会地位不完全平等的状况下尚能和平共处，是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基本状况和特征，说明了多元种族的交流与融合有一定的扩展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一些作者突破了缠绕在两族之间的歧视与压迫主题，将种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消解为理解、包容与接受，在创作中反映了本土社会不同族裔之间和谐共处的现象。梁放成稿于 1985 年的《森林之火》，铺叙了种族从误解到自省，再到相知相惜的过程，隐喻着异势文化的撞击并非两者的绝对对立，而是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借鉴的情况。少数民族的文化虽落后、迟滞，却在强势文化面前显示出其自身的价值。石问亭写于 2003 年的《梦萦巴里奥•生死契阔》，以多重文化审美视角来叙述华族男子欣赏“大耳拉”女子的种族特征和个性特质，表现了华族对异文化理解与兼容的精神。某些写来颇具戏剧化的情节可视为两种文化在融合之前的碰撞、调整与进行妥协过程的写照。陈绍安在《古巴列传》中，用与众不同的民间视角，对国家三大民族范畴中的“少数民族”———印度人，一厢情愿融入华族社会的故事进行了新的言说方式与评价，从而表达了多元社会之中复杂的种族、文化认同。由此可见，从族群关系议题中开展的少数民族书写，其特定的主题是国家某个阶段、某个时空之下族际关系的缩影，标志着建国以来社会种族主义思潮的嬗变。

　　文明进程中的少数民族书写

　　少数民族文化保留与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引起社会关注的畸形状况，也是近年来婆罗洲作者在有关课题书写上常见的切入视角，更是在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末少数民族书写的具体成果。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创伤与固有社会秩序饱受外来文化的冲击，皆是作者们共同的感悟。这种社会氛围，酝酿了不谋而合的书写策略，更催生了相似的作品主题，相近的书写策略与主题也成为有关作者在文坛上的共同标识。

　　一、边缘文化的挽歌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生活形态的书写者，林岸松、沈庆旺、李振源几位砂华作者的作品不约而同的有着相似的创作触发点：对城市化进程中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展现深刻的文化失落焦虑感，也正由于这种创作意识使然，他们的作品皆显现一种趋同的创作主题指向———为边缘文化的没落奏起一首首的挽歌。沈庆旺于 1994 年出版的诗集《哭乡的图腾》，一系列有故事结构式的三十首诗，在与照片的互文下，反映了沈氏对少数民族被边缘化的复杂感受与深入思考。“失去乡土的图腾”作为原始文化的意象，经由作者主观情感的投射，成为少数民族的代码，象征那些被排除于现存生活秩序和价值体系之外，而与社会发生矛盾的弱势群体，在文明的空间里只能仅仅成为一个失去功能的图像而存在。“原始不是落后，而是更接近本质。”①俨已成为沈庆旺为少数民族辩护的口号，也是他书写少数民族所张扬的理念。②这样的姿势，使他对民族传统的没落显现极度的焦虑，以伊班族重要传统节日———《加威安都》为题的一首重头诗，内容却避开庆典的直面描写，反而透过族人饮酒作乐、交媾欢爱、土地崩流的场面揭示伊班人在文明阴影下的恐惧与希望：

　　文明已混浊我们的血/民族的感觉已被同化/让我们最后一次/忘情地享有/传统幻灭的痛苦欢悦———《加威安都》③

　　作者怀着怜悯乡人痛苦守望的复杂感情，对热爱眷恋乡土的友族给予肯定；同时又对那些因袭着自身的传统未能跟上城市步伐的少数民族充满同情和焦虑，透过这种两难感受，作者把推动社会进步的文明表述成少数民族的一场浩劫。相隔十多年后沈庆旺再出版另一部少数民族散文集———《蜕变的山林》，是他继续更多的心力来记叙少数民族文化的成果，此时作者已将文明侵蚀他者文化的批判转化为一种挽留以及保存他者文化的思考。不断蜕变的山林不再是少数民族的生命乐土，在现代化进程中它所孕育的文化精神被抽空，没了传承的可能。长居汶莱但多以砂拉越风土民情为写作题材的林岸松，于 2000 年先后出版几本文集，如《秋天的过客》、《雨林的盛宴》等，以诗为主，散文为辅，在后殖民文学策略的挪用下，将在帝国统治下断裂的文化传统和破碎的记忆整合起来，翻新与再现。我们读到了游牧民族豪迈粗放的生存状态与原始的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在一系列节奏明快昂扬的诗句中，展现富有激情的生命画面，但这并不在于表现英雄主义的悲剧命运搏击，而是在传达一种文化正走向衰败的无奈。曾以少数民族书写获得首届“花踪”报导文学奖的古晋记者李君（李振源），在 1993 年推出少数民族报导文学著作《后巷投影》中，以砂拉越拉让江的“诗甲邦族”的传统祭祀仪式———“沙坤祭礼”①的失传来见证少数民族文化的危机，在象征层面上可看成是对婆罗洲所有边缘文化消亡的揭露与隐忧。砂华作者们站在社会迅速发展的基点，看着作为国家一分子的少数民族渐渐在主流发展中与自身文化脱节失序，不约而同的书写主题传达了一个共同的意识：原始的生命本质根本无法随着文明被改造，少数民族是无法被彻底同化而否定本身的根源。

　　魔幻写实中的少数民族书写

　　自 80 年代至今，部分把笔锋指向少数民族的作者，尤其是小说创作者，开始从现实走向超现实，从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中折射出他们与自然界不可分割的吊诡关系，表现了有关民族世界内外的奇异现实与文化价值观，并透过特定的艺术手法表现了特定的主题思想。

　　一、生态危机的人性拷问

　　探寻生态危机根源、揭示人类欲望膨胀所导致的生态失衡，是近年来有关少数民族书写的重要主题。黄泽荣写于 1993 年的微型小说《奴英的抉择》，是砂拉越巴当艾水坝兴建后严重影响当地少数民族生态的投射，内容带有对中国古代神话的改造色彩。文中的少数民族作为人类最原始的形态象征，深刻反映了人类原始状况的本性，在面对自然神秘现象与自身生命的存在缺乏科学的理解时，生活行为情感皆以自然界为依归。因此，高科技掠夺与侵害的不只是少数民族的栖身之所，而是民族心灵皈依之处。在人们刻板印象中崇拜自然神灵的少数民族，在潘雨桐营构的世界中，成为生态课题的精神图腾。潘雨桐于 2002 年出版的小说集《河岸传说》，里头近乎每一篇皆出现含魅与带有灵异色彩的少数民族，这些人物的共同点就是带有一种原始思维特征的存在。按照列维•布留尔的说法，这是现实中存在的一种不同于现代文明的思维方式，是原始人类在“互渗律”原则的支配下，看待集体表现的一种思维模式。②这些思维作为文化记忆，沉淀到民族文化心理，世代相传，成为传统文化基础。《河水鲨鱼》中少数民族因泛灵信仰而具有的生态伦理观念，屡次通过少数民族女子艾玛对身边男人的告诫获得体现；《旱魃》中对“‘旱魃’把河水喝干”的“妖言惑众”之说深信不疑的娃希达；《山鬼》中常看见山中妖魔怪事，熟知山中禁忌，但从不多言的电锯手阿巴历斯；《沼泽地带》中的遇害木匠阿里也是这种情节模式“复制”的同样角色；《河岸传说》中的少数民族女工萝伊丝俨然成了山魅水妖的化身，在致使环境破坏的肇祸者周围起着审视、诱惑、告诫甚至复仇的作用。少数民族作为一个被科技昌明社会宰制的群体，其与自然生态、自然崇拜有紧密联系的形象特质，被潘雨桐放入生态系统中去表述，并借其象征性传递有异于理性社会的生活体认和批判，在“天人合一”思想逐渐解体时，表现一种对环保潮流回应的“复魅”精神。潘雨桐在少数民族的表述上，无论是小说或散文皆契应着真实的生态事件，但又以魔幻色彩走出了生态言说拘泥于真实的限阈，予人独特的审美体验。正是作者对少数民族这一“意象”进行集中性的书写，生态危机的主题由此得到了彰显与深化。

　　二、人性的异化

　　在魔幻形态的笼罩下，雨林永远是张贵兴肆意铺张荒诞离奇事件的叙事场景，在张贵兴的笔下，少数民族作为被书写的客体，与欲望、暴力、罪恶等元素纠结，不但大大冲击了华族单一僵化的世界，还形成了一个用以彰显人性的视角。他们的弱势与边缘性作为人类畸形发展的能指，在张贵兴的雨林故事中主要通过两极分化、弱肉强食、跨族交集的叙事呈现出来。一宗宗的少数民族与华族的离奇纠缠、荒诞结合，在弱势民族的边缘性与主流社会的霸权性之间构成具讽喻性的对照，而这个对照表现了一个重要主题———“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性异化不完全是反映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对人的异化, 某种程度上也包含了在社会的不均衡发展中，种族两极化现象对人的异化。其中张贵兴对少数民族着墨最多的两部小说《猴杯》与《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文中人物在畸形环境中的畸形生活、畸形心态的暴露，便是一种人性异化的写照。《猴杯》中被视为民族英雄的达雅克族男子巴都，其生存方式和行为，却大大僭越了文明的成规，残杀生命，视兽为敌，无所忌惮，而且是“猪笼草家族”对余家进行报复计划的“武器”。纹身师阿班班，因余石秀对族人的极度践踏而“取其头颅观其脑纹”，让“汉人出类拔萃的智慧和精髓，永远在他贫瘠的艺术荒野中蔓延发光”①。作者在人物身上表现出生命力的破坏性因素，赋予角色异化的色彩，这个异化的描写体现了马尔库斯的“攻击本能发展”的理论，即成功和欲望诱发人的“攻击本能”。故事中无论是主角亚妮妮迫于无奈出卖灵肉，还是长屋女子以换来金银珠宝的描写，皆显示了男女之间最亲密、无间的关系，在少数民族与华族违背道德伦常的碰撞中成为一场异化的交易关系。《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再度延续了达雅克族与华族之间的爱恨情仇。少数民族女子在华族实施权欲的奴役与欺凌下，不但没有丝毫反抗觉醒的意识，甚至更多敬畏、渴慕与依附的心理。弱势的社会地位使人物显现一种个性的迷失，在现实中的困惑与失落，使她们屈从于强烈的欲望驱使，认为强势社会加诸弱势者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于是以一种主动的姿态混迹社会，构筑堕落的自我，从而实现物质化的理想。无论社会环境的压迫，还是人对人的奴役，都会使个体丧失独立性而异化。主人公苏其一对郎才女貌的父母，婚姻失和，各自“向外发展”，双双成了带有残缺特质的少数民族的“爱情俘虏”。卑微的少数民族却与相对的强势社会人物“相濡以沫”，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人性异化的幽暗画面。2000 年后各种主题内容藉少数民族离奇怪诞的生存状态、神话与传说来反映，然而这不是对原始蒙昧状态的回归，而是无所不包的魔幻内趋与现实生活建立起的联系，也是作者们对民族的文化、情感、命运进行间接式的现代审视和评价。

　　结 语

　　马华作者在跨族群的表述上选择了为更弱势的族群发声，显现了对本身边缘位置的自觉，在试图挣脱文化霸权意识形态的束缚中，抒发休戚与共的感怀。“东方”成为“他者”源于西方世界对东方的叙述和想象，而少数民族在马华书写者的叙述和想象里，却非华族的“属下阶层”，更多时候是引发自我反思，确认自我价值的“共同体”，以及抒发边缘意识的载体。相关的主题建构体现了马华作者重新发掘、发现与审视边缘文化内涵的精神表现。我们可将上述主题意识的表达视为作者对主流话语的颠覆与抵抗，正如赛义德所说的“非殖民文化的抵抗”，这种抵抗意识其中的三大内容为“使囚禁的民族恢复本来的面貌”、“以打破文化之间的藩篱来构思历史”及“摆脱分裂主义的民族主义，向更具统一性的人类社会观和人类解放观靠拢。”①忽略了这一层意义，便无法深入理解为何华裔书写者纷纷为少数民族争取发声的意图。虽然部分少数民族书写的主题意识已经成为有关作者在文坛上的标志，但我们还不能说这些主题发展有一道界线分明的时代轨迹，只能说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在国家发展过程定意识形态之条件下，华裔的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嬗变，还带着各个阶段的书写者不同层次的本土性建构和美学追求。少数民族书写为处于多元文化语境下的马华文学构建一个多样性的文学传统，它对边缘地域的热切追踪，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发挥了文学改变社会族群观念的实践功能，无论其艺术水平如何，自有不可小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