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总局座谈会赞《大地震》：伦理片超越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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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唐山大地震》座谈会会议纪要

　　   

　　时间：2010年7月29日

　　地点：中国电影资料馆

　　张建勇：我对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感受和评价，可以用“震撼、感动和兴奋”三个词来概括。

　　首先是震撼，开头数字技术所制造的逼真惨烈的大地震画面不亚于好莱坞灾难大片，但是后半段近两小时里朴实无华地再现灾后唐山人民的生活状态给我们更强烈的震撼，自然、朴素、平淡、克制、内敛，却又那么富有情感和冲击力，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方式所营造的煽情效果，远比依靠戏剧冲突高潮要强烈得多，直达观众心灵深处。

　　其次是感动，不仅在于亲情，影片也给予我们另一种崇高精神的感动，元妮一家人所投射的唐山人民战胜灾害创伤，重建家园生活的坚韧、乐观、向上的精神，令我们体会到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

　　第三是兴奋，近年来国产大片重商业轻艺术、重形式轻内容，《唐山大地震》的成功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现实主义电影经过与时俱进的创新和转型日臻成功、成熟并达到一个新的创作高度，我为此而兴奋。

　　李敬泽：看电影还是得相信眼泪，我哭得稀里哗啦，是非常感人，非常震撼的一部影片。这样朴素直接地面对人的基本情感，面对我们自身，扎扎实实来自于自身经验的作品确实不能算多，也不是一个流行的思路。现实主义在电影或者文学中的力量应该怎么体现？是一个很重要的新课题。

　　相对于原作，整个剧本中大大增加了母亲和弟弟的篇幅，写得很好、很浑厚，但姐姐这条线索则有点模糊不清。如果这么多年来仅完全纠结于“救弟弟”这句话，有些考虑不周，要害在于这句话导致了她在后来的人生中对世界的不信任。因此这个人物写起来要比母亲和弟弟的要复杂，有些地方琢磨太细，丢失了一些大的胸襟和气度。

　　贾磊磊：

　　第一，《唐山大地震》将艺术品质、思想导向和商业诉求完美结合。我们越来越发现，在主流电影当中，真正文化传播价值最好的是那些通过商业的渠道和产业的路径来传播的，《唐山大地震》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另外，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寻找一个和海外进口影片进行同台竞技的片种，《唐山大地震》非同于一般的商品，在它的商业指数背后，实际上反映出的是观众对这部影片文化价值的一种确认。

　　这个电影不是简单的灾难片，更重要是讲灾难后，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讲对人心灵的弥合。好莱坞灾难电影是灾难结束电影结束，侧重灾难奇观的展现，以及在灾难过程中对人心灵的感化，但是《唐山大地震》讲23秒的时间对整个人一生的影响。一种是物质的废墟，一种是精神的废墟，所以说元妮一直生活在废墟中，这个电影某种意义上就是建立废墟上的丰碑，它不是一部让人从痛苦走向痛苦，从痛苦走向绝望的电影，而是走向希望，走向弥合的电影。

　　刘玉琴：首先，这个电影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但没有完全写成灾难片，把宏大主题和个人生命结合在一起，大的主题，小的切入点，更容易为观众所理解。

　　第二，它的表述很单纯，生活几十年的轨迹都很简单、都不复杂，但是表现得很真诚，掌握了人性最基本的东西——人的生命，所以它的表述是有立足点、有基础的。

　　第三，它的残缺和真实让人感动，看起来都是残缺的、包括躯体的残缺。但是每个人都不圆满的过程中间，有一种真实的力量，非常震撼、非常温暖，同时健康向上。

　　尹鸿：第一，从道德上来讲这是一部引人向善的电影，这点是值得尊敬的。大家看完这个电影要流眼泪、要哭，眼泪本来就是净化的一种特别重要的方式，让人流泪的电影从道德上来讲一定是向善的电影，道德净化和自我心理净化，往往要通过眼泪来得到实现。

　　第二，它确实不是一个灾难片，而是对中国电影传统一种创造性的转化。继承和发展了从蔡楚生到谢晋以来的家庭伦理情节剧传统，以家为单元、以家庭关系创伤和修复作为主要表达，这个传统在中国电影史上曾创造无数奇迹，《唐山大地震》的创造性转化体现在两个“适应”上：一是适应今天的影院消费，和家庭伦理电视剧有所区别；二是适应今天的社会政治环境，过去此类题材常带有批判主义色彩、以家庭的变迁来反映社会的变化，但是《唐山大地震》虽有32年的时间跨度，历史在里面全都是表象，将自己封闭到了一个家庭关系当中。

　　第三，它对于市场化环境的理性适应，包括商业运作的方式、推广的方式、明星的选择，包括“地震”场景的营造，严格来说虽然不是灾难片，但充分利用了灾难片的一些元素来进行推广。

　　彭程：23秒的地震，带给主角之一方登的伤害持续了32年之久，这不仅是个人的伤痛，也牵连一个民族集体的伤痛记忆。同时，电影写出了伤痛之后的温暖，写出了人间真情的力量，写出了亲人之间最动人的感情，能够触动到每个观众内心当中最柔软的部分。

　　演员的表演非常到位、生动，母女32年后的重逢是影片的高潮，这场戏切入点非常巧妙，女儿看着墙上自己5岁时候的遗照，遗像下面有一盆西红柿，这个细节比文学原著更好一些。文学和影视作为不同的艺术表现形态，面对的受众是不一样的，在文学当中表达更有力量的手段方式，在电影中恐怕就要换一种形式。影片的语言对白非常朴实，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但是平实中蕴含着力量，饱含着感情。

　　王一川：第一，这部影片是后汶川地震时代一部成功的巨灾反思力作，表明中国电影艺术工作者有能力对这次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心理振荡，做出冷静的反思。汶川特大地震是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巨大的精神创伤和精神振荡的灾难，但是也是宝贵的艺术创作资源，能否站在今天视角去挖掘潜在的精神宝库，《唐山大地震》代表电影界对后汶川地震时代我国人民的精神反思做出了新的贡献。

　　第二，这是一部家族亲情的反思力作。中华民族是重视家庭亲情的共同体，《唐山大地震》接续这样一个传统，展示家族亲情的力量，爱的力量。

　　第三，这是冯小刚导演自己的一次自我突破和提升之作，从《集结号》的英雄人格刻画、民间正义诉求，到现在平民亲情描写和个人隐秘心里的挖掘，冯小刚已经跨越了他此前个人的电影美学极限。

　　阎晶明：第一，《唐山大地震》是一个向亲情致敬的电影。中国这种以家庭为单元的伦理感情，它是根基最深的，也是被高度伦理化和道德化的一种感情，是非常神圣的。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对中国人普遍愿意呵护的一些感情，进行了一些消极式的表述，失去了价值观、道德观和感情的归属感，《唐山大地震》的出现是非常响亮的一次回应，非常正面、直接的、彻底的做了一次表达，是一种正气和崇高精神的表达。

　　第二，它在灾难方面融入了人性，为中国当代电影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鲜的，非常好的艺术性的元素，表现人们心灵上之间一种救助、抚慰和弥合，是一种中国式的表达，而不是好莱坞式的。

　　第三，关于让人流泪这一点。说它是一种感动的流泪，这毫无问题。但是从创作者的催泪的诉求，借助死亡意象稍显多了些，使得在深化主题过程中，亲情方面的升华有难度，让人去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尊重和呵护人间的这些感情，表达得也还不够充分。

　　胡克：这部电影体现了当代主流电影发展的一个高度，它来自于一个小说，但是把一个个人化小说变成一个大众影视作品，它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保留个人化的同时，被大众所接受，实际上就是精英意识如何大众化。

　　为什么大众会喜欢这位母亲？因为母亲的观念代表大众意识，因为她忏悔，甚至以自虐的方式度过32年，观众同情母亲，但觉得小登有点不近情，最后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亲情。影片是一个大众产品，它感动大众，要被大众接受，要跟大众的意识形态一样。

　　白烨：我用两个关健词来表达我的感受——“双馨和双赢”。“双馨”指它的内容形式与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相对完美的结合；“双赢”是它赢得了市场、赢得了人心。近年来，达到这个标准的片子凤毛麟角。

　　《唐山大地震》在改编过程当中进行了比较大的改变，把母亲改成贯穿性的主人公。使整个重心由撕裂后的痛苦，走向了一个亲情的弥合，走向了对各自人生的支撑，作品写出了唐山人坚韧、乐观，以及他们的奠基故人，奠基亲人，感恩社会，总体上是复合人们善良、和谐和团员这样一种心理气态。把原作这种精英姿态的人性反思作了非常好的电影化、大众化的转化。

　　第二，我觉得这个片子对大片的生产有很多启示。题材不新鲜，手法也不新鲜，但叫好又叫座，说明大众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是基本受众的主要手段。

　　杨远婴：首先，从“大地震”到“余震”，是当代电影叙事上的一个进步。大陆电影过去多是以国为家，而此次冯小刚大题小作，用家庭叙事取代国家叙事，我觉得是对中国电影叙事方法的一种调整，把国家的劫难推到后面，把老百姓的创伤放在重心，而且通过骨肉亲情、母女冲突，把历史事件转化为家庭的悲欢离合，这是一次进步。

　　在《唐山大地震》里，冯小刚彻底颠覆了自己，喜剧变成苦情戏，把原来的金钱梦换成了团圆梦，破镜重圆的团圆梦是这个物欲横流的今天许多人的梦，唤起观众对家庭的认同，对亲情的认同，用这样很简单的东西抚慰老百姓是他成功的基本模式。

　　赵葆华：冯小刚这几年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影与观众的亲近力，这里面确实有艺术选择和文化立场的问题。《唐山大地震》可以选择宏大叙事、可以表现政治、可以表现人性的复杂性，而影片选择了一个通俗化的路线，毅然决然地坚守他的大众文化立场，选择了通俗化的主题——人伦主题，骨肉亲情，并不承载政治回眸、历史沉思，完全是普通百姓在那样一场灾害当中亲情的断裂，情感的断裂，到亲情的融合，人性的融合，与观众具有直接的亲近性。

　　《唐山大地震》不再写边缘人物，而是草根人物。通俗不等于粗俗，在最大层面上与观众进行情感互动，灵魂对接。低姿态、精制作。冯小刚说做《唐山大地震》时不注重有意义、而注重有意思，有意义是单向度的、明晰的，容易用力过猛，而冯小刚关注的是有意思，好看是硬道理，文化软实力核心点是传播力。

　　梁明：第一，我们过去总是在一种误区和悖论中绕不出来，说商业片没有艺术性，或者是没有人文价值，艺术片又走不到广大观众面前，那这个片子就弄得非常清楚，具有正面价值、在艺术上很成功、又有好的商业传播，这应该是电影的一个努力方向。

　　这个片子是高新技术、影像质感和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一个结合。影片环境的质感做得相当好，从服装道具，到地震场面都做得非常好。另外就是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用在人文影片中，我觉得是很好的。影片在影像表达上也是很朴实的，没有花里胡哨，从镜头的运动，到光影的运动都非常的朴实，和整个影片是非常贴切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做得也很好。

　　张颐武：这些年来家庭伦理情节片没有找到和观众切合点，这个电影非常成功把这个传统找回来了，回到中国电影最原生的基本形态里面，回到中国电影原点上重新探索，提供了一个完全新的经验。

　　中国电影里有很多创伤记忆，但是这个电影里的创伤经验不是来自于社会背景、政治，并不是把历史背景强调的最强大，而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就是家庭伦理感情，所以他把历史背景作为一个后景来处理，它有很多社会变迁在里面，这些符号都是作为背景。创伤经验的平复是在汶川地震，它找到了一个历史结合点，有些学者认为过于戏剧化，但是我觉得大众影片情节剧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电影的高度来自于一个情怀，伦理观念是中国式的，但它又是对中国电影的大传统、感伤传统有一个超越。把这个感伤变成一种人类共同的感伤，而不是历史具体情境里面只有中国人的感伤，把20世纪中国人的经验作为人类共同的经验来处理。

　　索亚斌：这部电影应该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不仅回归传统，而且有所创新。

　　煽情的分寸感把握特别好，比如故意省略两个姐弟相认的场面，把所有力量集聚到母女重合的场面。包括唐山方言带出来轻微喜剧感，这和影片整体悲情格调拿捏特别好。

　　这个电影其实并没有特别完整的情节线索，而是选取每个人命运之中最具情感力量的一些节点来表现，其实很多事情的前因后果表现并不很清楚，并不追求特别明晰前因后果的表达，从某种角度来讲有点冒险，可能比观众早走了半步。

　　比较遗撼的是女儿形象不是很令人信服，这是因为在女儿出场的很多戏里，都是通过旁人观察去表现她，她自己并没有成为视点人物，这样人物的心理动机就不足。

　　张卫：电影写了32年元妮心灵自责史，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这么浓墨重彩凸显一个人32年来的心灵自责，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对中国大众文化提出了一个新课题。这在人类东西方各种文化里面都有，西方有忏悔，中国文化里有修身养性，有批评和自我批评。32年的心灵怨恨史，32年的心灵自责史，这两个并在，然后最后以弥合来消除，这都是中国人面临的一个心灵建设，文化心理研究的一个问题。

　　饶曙光：《唐山大地震》对中国电影创作具有一种方向性的意义。

　　《唐山大地震》体现了冯小刚的智慧，我们的专业水平并不支持大片生产上单纯靠视听元素超过美国大片，最核心的力量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心理。

　　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尤其是固化现实主义电影和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而要以一种开放和现代态度定义现实主义，它应该有多种的实现途径，达到对现实主义电影一个有效的扩容，类型电影尽管它是以讲述精彩故事为基本目标，但离不开现实主义的因素，在类型化叙事当中融入的一些现实生活，现实人生的元素，能够与当下观众形成情感和愿望的对接，现实主义电影也可以借鉴类型化叙事与类型电影经验来丰富叙事力量。

　　《唐山大地震》最大的亮点在于主流价值观的重构和表达。小说原来价值观倾向比较晦涩和悲观，部分情节与大众和主流社会情感愿望相违背，那对小说是可以的，因为小说它就需要个人化、私人化、隐秘化，但是电影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不能违背大众伦理和大众主流社会情感和愿望，因此原著当中人性的阴暗面已被彻底扭转。

　　中国电影核心竞争力不仅仅体现在商业运作层面，而且更重要的是电影文化建设，我觉得它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建构一种具有当下性、大众性，富有感召力和生命力的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第二，中国电影核心竞争力在创作层面要在坚持三贴近原则上进一步贴近观众观赏需求，不掩饰现实生活当中的矛盾，不掩饰生存困境、道德困境、情感困境，根据电影化来呈现表现，探索现实主义电影在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背景下的多种实现途径和实现方式；第三，深入研究现代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类似电影的经验，充分吸取好莱坞叙事智慧，同时我们要深入研究本土电影经验和优秀传统，充分挖掘几千年文化资源，并和电影化表达，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电影生产力；第四，电影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高科技的艺术，中国电影与世界同步要全方位学习和发展电影高科技，运用高科技手段来打造满足当代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视听奇观，这也是中国电影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向兵：冯小刚他说他的作品都是接地气的，这种接地气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咱们说的三贴近。《唐山大地震》讲的是比家园重建还要艰难多的心灵重建，今年是唐山大地震34年纪念日，这个纪念日到来之前我们已经经历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心灵的重建和30多年前一样非常艰难。仅从这一点上讲，唐山大地震所揭示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亲人永远是亲人。影片原作者说小说写的是痛，而冯小刚电影写的是暖，《唐山大地震》如果说是煽情的话，那这样的煽情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影片的高票房表明我们亿万观众需要这样的暖，赞同这样的暖。

　　第二，我觉得是《唐山大地震》对于我们宏大题材影片创作的启示性意义。通过活动在历史中活生生的人物命运展现人物历史，这是人带出历史，而不是时代带出人，真正感人的还是作品中的人物情感和人物命运。

　　李春利：我有三点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就是物质世界的坍塌可以重建，但是心理的伤痕修复却是需要长久的，需要温情的；第二个感觉就是没有就灾难片这个概念不停去炒作，而是就人性进行开掘，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好；第三就是悲情下温暖的色彩，不是为了呻吟给人看，也不是为了哭着让所有陪着哭，我觉得它的是在挖掘一种人与自然抗争的生生不息的一种力量，给人一种向上的色彩。

　　作为全国人民关注的一个焦点，期待值很高，我看了以后也有一些不满足。比如说对人性深入的开掘和对人物形象深度打造上，我觉得力度还不是特别够。王登的回归是借助汶川地震让她回归，外因的力量大于自身的力量，其自身情感历程的探寻还不太够。

　　高小立：电影离不开文学的支撑。《唐山大地震》从小说到剧本，再到电影所蕴育的震撼，首先是来自文学精神的传递，从《余震》强调的疼，到《唐山大地震》里面呈现的暖，抒写是大地震的普通心灵，唐山大地震直逼心灵，再次验证电影倚重文学的重要性。

　　第二个感受，主流电影的类型化的探索。《唐山大地震》在融合上做得比较好，它的情节是贯穿的，前后是有呼应的，全篇是有节制的叙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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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布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