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美术馆的人民性

　　社区美术馆作为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建构所在地区的社区意识，传递社区生活新方式，同时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民众的审美素养。社区美术馆的发展本质是与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契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早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就提出了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目标，将上海的目标愿景最终定为上海要在2050年，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愿景。针对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愿景，上海要建成一座怎样的“人民城市”？笔者认为，社区是城市的基础，而人是社区建设的主体，社区的发展与建设不仅仅聚焦于经济，而更应重视以人为本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因为人的发展才是社区发展的终级目标。社区美术馆就代表了一种以人为本，服务人民，贴近群众艺术价值取向，让生活走向高雅，让艺术服务生活的特质。社区美术馆的人民性溯源要想弄清楚社区美术馆的人民性的相关概念，首先要明确人民性的具体含义。“人民性”出现至今已经历200余年，随着时代变迁和经济不断变化，人民性的内涵和外延也不同程度发生了转变。“人民性”的原初话语源于德国启蒙运动主义者莱辛，他“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信》中批判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将莎士比亚戏剧视为标杆和范本，认为根据人民大众的想象力和丰富民间传统进行创作的莎士比亚是‘具有人民性的伟大天才’”。（李明彦,齐秀娟.以民族性重建文学的人民性—对一个理论话题的学术史考察与反思[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莱辛在反对新古典主义秩序的前提下，批判了高特舍特的“三一律”书写，提倡文学创作者要关注现实生活，建立民族戏剧、市民悲剧，以此来实现批判封建社会、唤醒民族意识、完成德国民族统一的目标。而莎士比亚的作品深刻地揭示着当下人民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正符合莱辛的政治与文学要求。可见，在莱辛这里，“人民性”即为“民族性”。同时代，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先驱赫尔德，也在“民族性”中显现其“人民性”思想。1778年，他发表的《诗歌中各民族的声音》一文流露出“人民性”的态度，即“如果我们没有人民， 那既不会有群众、民族、语言， 也不会有我们可以称之为自己的、在我们内心里生活并创作着的诗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383.）的看法。在俄国，被称为18世纪俄国“第一个知识分子”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吉舍夫，在其饱含“人民性”的代表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以反映俄民族性格的民歌开始，以体现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的罗蒙诺索夫结束，使人民的主题贯穿全书”。1819年，批评家维亚显姆斯基给屠格涅夫的信里，俄国的“人民性”一词正式出场。1824年，《古典作家和出版者谈话》（维亚显姆斯基著）中再次出现了“人民性”。（吴育群.拉吉舍夫[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114.）此后，“人民性”在普希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者这里不断发展。总体而言，他们在文艺上既融合“人民性”与“民族性”，又不断明确“人民性”的内涵。继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后，“人民性”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认同。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核心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对“典型”与“现实主义”的认同中彰显出其“人民性”诉求。其“人民性”创新在于其“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在于他们意识到了人民对文艺批评的作用和强调作品中情感倾向的自然而然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在各历史阶段人民反抗斗争中产生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文艺作品，对其进步内容和现实意义给予阐发与褒扬。其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列宁、斯大林等都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构筑人民性思想。尤其是列宁，他将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层面提升到现实层面，其人民性创新体现在“它（指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和将人民性与党性相统一。列宁的论述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以及党领导文艺工作，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也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文艺运动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1944年，随着《中苏文化》文艺专号刊登的《文艺论争中的几个教训》的发表，“人民性”概念首次出现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由此开启了“人民性”在我国的历程。“人民性”随后成为我国历届党和领导人对文艺事业的指导基准，尤其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发展文艺人民性的主题，践行文艺人民性的要求。其实早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学习、借鉴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使之“在中国具体化”。这主要体现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我们党早期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论述中，而毛泽东则集其大成。其中，陈独秀十分注重利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认为民间通俗文艺在开民智、造新人上有重要价值，同时他也特别注重对下层社会的“实写”。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对“文艺何为”“何为文艺”这一对核心问题的回应中，他明确提出中国的“庶民”是占劳工阶级大多数的农民，因此新文艺主要服务和描写对象是劳工阶级。在《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青年与农村[N].晨报,1919-2-20.）中，他进一步认识到，劳工阶级更是文艺青年的思想情感需要认同的对象。可以说，从这里开始，党的文艺“人民性”，即服务对象已开始指向工农。在《“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一文中，瞿秋白明确提出“新的文化革命已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发动起来，这是几万万劳动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它的前途是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J].北斗, 1932(2).）其文艺思想已开始具体落实为实践，例如为了让新式白话文艺真正变成民众的文艺，瞿秋白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并给予明确回答等。此外，左翼文艺家代表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01.）强调了文艺的人民性。1919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的“人民性”承继了“民族性”的内涵，着重文艺的战时作用、文艺与人民群众结合及文艺与党性的统一。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日）中，毛泽东首先对如何领导文艺工作，创造出符合时代需要、人民需要的新型文艺？这一问题作了“文艺是什么““是为什么人的”和“如何为”的具象回答。他认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文艺要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并要求文艺家转变情感和思想立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可以说，这一正确回答，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发展到新阶段，初步完成“中国化”的任务。邓小平将“人民性”思想表现在其文艺伦理之中。他强调：“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邓小平.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N].人民日报, 1979-10-31(1).）并认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者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邓小平.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N].人民日报, 1979-10-31(1).）同时指出，在“文艺与人民”互相需要的时代里，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意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发奋精神来哺育自己。”（邓小平.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N].人民日报, 1979-10-31(1).）其人民性思想更多地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学思考。此后，人民性继续在思想导向中被继承和创新。从“希望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牢记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这个真理。坚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努力把握时代的脉搏，充分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充分认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对文艺发展的基本要求”，（江泽民.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七次代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Z].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2001-12-18/26/147653.html.2001-12-18.）到“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民愿望，把握群众需求”和“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创造，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胡锦涛.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Z].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6/11-10/819004.shtml,2006-11-10.）由此，人民性从关注“为谁服务”的问题转入对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探讨，文艺工作者的身份也彻底从指导型转向服务型，真正实现了文艺人民性的宗旨。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人民性的内在与外延明确收入政治文化理论文献，并明确人民性与党性的统一。在表述人民性内涵时，他首先以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为要求，点明当代人民性要义。其次，他从自身文化视角出发，重新阐释文艺效用和目的，明确文艺人民性内涵的本质，即文艺人民性不仅是一种文艺伦理，更是新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美学伦理。最后，其人民性思想还蕴涵在对好艺术之当代要求中。不难发现，人民性思想因其符合历史潮流及文艺发展规律，不断被阐释和本土化。那么，社区美术馆为何具有人民性？与1986年我国文化部《美术馆工作暂行条例》定义的传统美术馆“是造型艺术的博物馆，是具有收藏、研究、陈列展览美术精品及相关资料，向公众进行审美教育，组织学术研究，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等多项职能的国家美术事业机构”相比，社区美术馆是以社区为依托，更直观地反映社区状况，帮助社区群体进行可持续发展，激发社区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或与当地社区进行良好的互动，参与社区规划设计和社区营造并凝聚当代问题。可以说，社区美术馆作为社会不可分割一部分，其本质在于协助塑造所在地区的社区意识，传递有温度的社区历史、城市精神和人文关怀；其最大优势是产生于民间，服务于社区群体，即将艺术以一种接地气的姿态扎根人民生活中，并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民众的审美素养。因此，社区美术馆是集中体现人民性的开放式艺术空间和社会美育服务机构。社区美术馆人民性实现路径自2002年我国首家社区美术馆—南京广厦美术馆（湖南路天福园小区）成立以来，社区美术馆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如广州玫瑰园社区的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2003年9月）、常州天皇堂弄社区的东方翰缘美术馆（2007年2月）、三亚湾路碧海蓝天大厦的碧海蓝天美术馆（2009年4月）、阿卡迪亚别墅区的重庆江山美术馆（2009年8月）……上海市美术馆与社区互动的实践中亦积极探索，且始终践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由刘海粟美术馆发起“粟上海·公共艺术与社区营造计划”即是典型。这些时代召唤下应运而生的社区美术馆，它们的人民性是如何贯彻的，实现路径何为？南京广厦美术馆笔者认为，主要路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体现时代性、人民性的艺术作品（藏品）和立足于现实、以人民为典型溯源、肩负美育工作重任的艺术创作者；另一方面，以提高社区群体素养为目的的社区美术馆展览和活动等。究其根本，社区美术馆的人民性都旨在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作为美术馆立身之本的藏品（作品），本身就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表达，是人类对真善美的向往，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显现，蕴含着丰富的人民性。在“粟上海·公共艺术与社区营造计划”实施过程中，刘海粟美术馆藏人民的艺术家刘海粟之黄山题材作品被“活化”运用，具体形式为：一是与江川路街道打造的粟上海·红园美术馆（2020年6月）改造中融入“海派文化”和“工业文明”概念，并将上海汽轮机厂废旧设备元件等与刘海粟《十上黄山》作品中提炼的刘海粟色相结合；二是与控江路街道打造的“粟上海·控江”社区数字美术馆开幕展“十上黄山绝顶人—刘海粟黄山精品展”（2020年9月25日）上遴选馆藏刘海粟黄山题材精品辅以艺术画屏等数字科技手段。这些形式使得原本来源于人民的艺术家之典藏作品更“接地气”，更加真实地展现在社区居民面前。此外，愚园公共市集（愚园路1088弄）二层的粟上海·社区美术馆（2018年12月）空间设计灵感也是来自刘海粟的黄山泼墨画作，设计者从作品中提炼出中国传统色彩，用现代手法重新演绎，以此致敬海老。可以说，刘海粟饱含着思想情感的具有人民性的作品，是集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于一体的，在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之余，作品更具民族特色，值得代代传诵。在社区美术馆营造中，作品作为具体内容的一种存在，它承载着艺术植入社区理念，并通过空间改造、艺术创意、社区互动有机融合，提升社区品质，完善城市功能等作用，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于4月19日考察清华大学时所要求的：“要发挥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更多美术元素、艺术元素应用到城乡规划建设中，增强城乡审美韵味、文化品位，把美术成果更好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

　　

　　粟上海·社区美术馆在愚园路

　　(图片来自澎湃新闻）当然，创新艺术内容、引导艺术审美的艺术创作者也致力于实现美育“人民性”本质要求。首先，他们的创作灵感源自人民。创作者立足现实土壤，通过各种采风及实地考察等形式，将生活体验和材料累积到一定程度而发生质的飞跃，为创作提供理性逻辑基础。其次，艺术创作者在把握人民需求时，源于生活和热爱人民的“充沛的激情”和创新思维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感性因素。创作过程中融入热爱人民的情感，由此激发创作者的创作激情和创新意识，进而影响到他们自觉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生活的教科书”般深入人心的作品。秉承让社区“更有趣更温馨”初衷的愚园公共市集（愚园路1088弄）二层的粟上海·社区美术馆的空间在方案设计初期，刘海粟美术馆与CREATER创邑曾邀请设计师与艺术家一同工作，对社区文脉进行田野调查和讨论，发现社区的内容和价值，因地制宜，希望将社区、商业、艺术有机融合，构建一个在地的人们（居民、商业、职能部门）通过艺术得以相互交流的空间。粟上海·社区美术馆空间最终被设计师设置为五大主题区域，尽可能考虑人在空间中的行为，并且结合社区历史与文脉，传达让大众更容易接受与欣赏的艺术。其中，泼墨长廊以18种模块的形体周期变化，使空间变得灵动，灵感正来自于刘海粟晚年《黄山光明顶》泼墨作品，它既是建筑结构的一部分，也是一个装置艺术。此外，设计师还通过将刘海粟画中的山形提炼简化，用彩绳这一弹性材料来塑造山形的张力，柔中带刚。空间上，设计师以线构面的手法，通过旋转、转折、交叠，使二维的面成为三维的体，旋转后的面在不同角度有不同视觉效果。改建后的粟上海·社区美术馆已成为愚园路打卡新地标。首展“日常说：社区影像展”里，负责“字与面type&face”“我们在上海怎么喝咖啡”“双喜临门”“春天迟到了”主题的几位艺术家潜入细碎的社区日常，通过邀请社区居民一起采风和共同创作，充分发挥社区主体的积极能动性，呈现了一场来自居民留给社区的视觉贡献的集结。正如艺术社会学家阿诺德·豪泽尔曾言：“当艺术抓住了生活中最明显的特征，它就能最生动、最深刻的反映现象”。不难发现，社区美术馆的创作者一方面坚守“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创作者也需要以一个明智的旁观者，透过公共理性规范看待社区文脉发展的复杂现象。此外，艺术在来源于生活，亦高于生活。“高于生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艺术具有通感，也就是说它不仅代表了创作者个人的情感，也能够表现出人民审美需求的本质和时代要求。所以社区美术馆的创作者要入乎生活之内，又要出乎其外。“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由此可见，社区美术馆所呈现的社区文艺（展览、活动）需要人民的生活经验、人民的情感的同时，最终还需要回到人民群众中接受人民的评判。粟上海·社区美术馆首展“日常说：社区影像展”之“字与面type&face”展部分，观众可以欣赏到以上海愚园路弄堂里烟火气十足的手写文字—家家户户门口信箱上的“百家姓”、报刊名为创造元素的视觉图像，经艺术家“文本分析”、解构、再分门别类温情地传递出愚园路特有的社区人文传统，令社区民众和游客在观展之余，拉近了与艺术的距离，营造了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该社区美术馆“致愚园路匠人”展（2019年2月28日至3月31日），以时尚片的形式致敬工匠精神，通过讲述愚园路上八组匠人背后的故事，结合具有上海时代特色元素，重现愚园路弄堂里的历史记忆。位于江川路上的“粟上海·红园美术馆”是“粟上海”第二个社区美术馆案例，其前身为上海汽轮机厂专用绿地的红园，同愚园路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2020年6月30日，该馆首展以回顾、纪念、缅怀的形式，邀请工厂老工人和江川路建设者，分享老照片，挖掘城市发展背后的故事，以艺术介入引起社区居民的共鸣，激发他们的归属感、凝聚力和愉悦感。此外，“粟上海·控江”社区数字美术馆开幕展“十上黄山绝顶人—刘海粟黄山精品展”，意借海粟之一粟，回归社区、服务社区，为艺术植入上海的街巷里弄带来一股新意之余，亦切实增强社区群众参与美育活动的获得感。不论是来源于群众中的美术馆作品（藏品）、社区艺术创作者，还是最终以展览活动形式回到群众中去的社区美术馆人民性实现路径，都旨在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思想。同时，社区美术馆以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精心打造的新时代社区美育枢纽，夯实了10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建设，逐渐满足社区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区发展作为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推进人民城市全面进步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各国政府所关注的焦点。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社区硬件设施的建设是必要的，但软件更重要。社区建设的目的之一，是要建设一个基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上的守望相助、尊老护幼、知理立德的现代文明社会，成为一个守望相助的共同体。”（费孝通.对上海市区建设的一点思考—在“组织与体制：上海社区发展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J].社会学研究,2002(4).）社区美术馆之美育“人民性”思索或为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意义，擘画中国美术馆的未来。作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如何订阅：

　　邮政代号：4-287       杂志定价：38.00元/期

　　致电编辑部订阅全年六期惊喜优惠价：200元

　　联系我们：

　　地址：上海巨鹿路709号， 邮编：200041

　　电话：086-021-64377362

　　E-mail:shartreview@sina.com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主管

　　上海艺术研究中心主办

　　《上海艺术评论》编辑部出版

　　杂志投稿邮箱：shartreview@sina.com

　　长按以下二维码 赶快关注《上海艺术评论》，聆听真正的艺术评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