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篇(七)“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生命体验、想象秩序与亟待弥合的现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 ——山东吕剧《下陈州》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群体之中,这些群体的范畴从家庭、村庄、社区再到地域、国家、世界层层扩展,社会学对此有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的区分,我倒是更愿意将其称之为“生命体验”与“远方图景”。生命体验是以第一人称视角为中心展开、具有多元感受、移步换景的生命历程与轨迹,包括我们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亲手触摸到的所有事物、景色、事件、经历等等,它是旅途中疲乏的双腿,是热恋中温热的红唇,是指尖上融化的冬雪,是离别时无名的忧伤,就在此时此刻生命中所有的感受一起涌来,形成了始终簇拥围绕着我的整个世界,也塑造了“我”本身。而“远方图景”则缺乏亲身的经历与感受,它是通过语言、文字、图画、叙事、视频、音乐等人工造物的形式侵入影响个体的内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不可能亲身到达和亲自感受的图景,即《人类简史》中远方的“幻想故事”:农业革命让人能够开创出拥挤的城市、强大的帝国,接着人类就开始幻想出关于伟大的神灵、祖国、有限公司的故事,好建立起必要的社会连接。虽然人类的基因演化仍然一如既往慢如蜗牛,但人类的想象力却是极速奔驰,建立起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大型合作网络。[1]
正是依托这种对“远方图景”的想象与信任,人类社会的规模才能超越身处其中的小型群体,相互勾连扩展,形成更宏大、更复杂的社会秩序。
如果把每个人一生的行动轨迹在地图上标注出来,有的人可能是一个浓重的墨点,有的人是固定的线段,有的人则是密布的蛛网。在传统社会中,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使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比较微弱,能够有机会、有条件游历各方只是少数人,大部分人一生待在本乡本土,偶尔有几次远行的经历就可以成为长久的谈资。因此远方的幻想故事要想传播到共同体的各个角落,必须依靠文字作为载体。考古学界之所以将文字的出现视作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的标志,原因就在于言语会随风飘逝,而文字则能流传千古,它能够将想象秩序建筑在一个更为稳定持久、更易散播流传的基础之上。
从发明文字到印刷术进步之间的这个历史阶段,知识、文化与历史记忆是成本高昂的奢侈品,只能流传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层之内,他们可以是耕读传家的儒门,可以是能读会写的教士,可以是诵经祷告的僧侣,某些特定的职业、家族、社会群体垄断了知识的创制、传袭和诠释,这一小撮人成为整个社会精神世界的主体,其他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则丧失了参与权和发言权,只能聆听或信从。
魏晋南北朝时期刊刻佛经的社会需求推动了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降低了精神产品的载体——书籍——的生产成本,文字不再是“天雨粟、鬼夜哭”的神圣之物,而是日常生活中日益遍及的普通事物。文字越来越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他们能够依靠廉价的书籍学习以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珍贵知识,于是少数群体的知识垄断被彻底打破了,知识被扩散到了整个社会中,精神世界的整体边界与参与度急剧扩张。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为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创立成熟奠定了基础,而两宋时期的活字印刷术则赋予了科举制更具普及化、平民化的色彩,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由此被完全扭转了,从中古时期的门阀贵族转向了两宋之后的平民社会,造成这种历史分叉的核心就是印刷技术革命引发的知识普及。
印刷术、教育机构、识字率、科举制、文化市场,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机制,将文化知识前所未有地扩散到城市与乡野,越来越多地阶层和群体被卷入到整体社会的精神世界之中,雅言越来越难以保有其不成比例的话语特权,俗语则凭借数量优势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声音。如果说唐诗还保有某种文化贵族的矜持,那“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宋词无疑有了更多的平民色彩,更不要说瓦舍勾栏的元曲、市井乡谈的明清小说了。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引发了精神世界的扩展与深化,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被席卷进来,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与我何有哉”的僻野乡民转变为宏大秩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体的生命体验逐渐与共同体的“想象秩序”融为一体,二者链接的触角越来越多,更频繁、更紧密、更实时,直到远方拉近到眼前,想象落地为现实,抽象转变为具象,想象秩序与现实生活最终融为一体难以剥离和区分。
知识文化的普及使“想象秩序”能够更深入地侵入民间社会,但同时为了适应民间社会,“想象秩序”的形式和内容也必须做出妥协、调整和改变。唐宋之际,佛教出现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禅宗,儒教出现了“宋学革命”,同时期的基督教则接连出现各种由底层教士或平民开创的异端宗派,成为后世宗教改革的先驱。这种现象意味着中古时期被知识贵族阶层所垄断的精神世界已经受到来自平民阶层的冲击,不得不降低门槛以容纳新兴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声音,以往由上而下单向道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此时逐渐转变为双向道。到了明清时期,更多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加入到精神世界的大合唱中,无论是“贫不能竟学”的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还是李毓秀这样“落第秀才”编写的《弟子规》,都成为了原本高高在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向社会基层渗透、投射、影响的中继站和扬声器。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儒学下乡”活动,无论是族规、乡约,还是牌坊、祠堂,甚或戏文、唱曲,乃至楹联、砖雕,主流意识形态借助思想、娱乐、建筑、器物等各种形式如水银泻地一般渗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从中古时期的庙堂之高进入了晚期帝国的江湖之远。
帝国的宏大秩序要想被乡间的愚夫愚妇和穷酸秀才们理解和接受,必须建筑在个体生命体验的微观基础之上,因此精神世界的向下扩展某种意义上讲是以其简单化、鄙俗化、庸常化为代价的。在世界任何地区和民族中,血缘家庭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群体,我们出生其中,生活其中、衰亡其中;但只有在中国,血缘家庭才是“唯一重要”的群体类型,在家庭之外几乎不存在其他紧密而有意义的社会组织。传统时代,宗教在世界其他很多地区的人类社会中都发挥了跨越血缘家庭的限制、建立更大规模社会连接的作用,因此宗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反家庭”的: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2]
宗教将信徒从原生的家庭、宗族、部落、社区中裂解出来,投入到一个更大的信仰团体之中,信仰凌驾于血缘之上,特别是亚伯拉罕一系衍生出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均有“四海信徒皆兄弟”的经典教义和社会实践,这在高度重视家庭的儒教看来是完全不可理解、不可接受的。中国社会唯一有意义的群体类型就是家庭,因此传统时代建立宏大共同体的“想象秩序”,落脚的根基必须建立在普通民众能够理解、认同的日常家庭关系模式与情感纽带之上。金观涛总结中国文化是一种“常识合理精神”或“常识理性”:“自然合理”表现在宇宙秩序解释方面,就是视常识为不可怀疑的合理性判据;表现在人的社会行动上即是肯定人之常情合理,并将其视为道德情感之基础。[3]
以这种人之常情为基础的“天理”成为宋明理学的哲学根基: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不仅意味着整个儒家道德哲学和伦理规范统统可以从形而上的天理推出,天理世界的建立还实现了宇宙秩序合理性标准与社会行动合理性标准的统一。[4]
宋明理学将个人化的、以家庭伦理规范为核心的“人情常理”扩展上升为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普遍秩序和根本标准,将中华晚期帝国的意识形态建筑在了一个恒久的、普遍的、符合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情感认知水平的原则之上,不仅获取了强大的合法性认同,也节省了社会化成本和基层管控成本,从而以可以承受的资源代价维持了庞大帝国的直接统治。
在私人领域中,个体始终生活在处于儒家伦理规范的血缘家庭之中,绝大部分生命体验都被儒家伦理信条及其实践所笼罩和充满。家庭天然地承担了政治社会化的重任,一旦个人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时,“移孝作忠”使外部世界的想象秩序先天地拥有了具体而微的生命体验作为坚实基础。儒家伦理打通了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壁垒,也将生命体验和想象秩序贯穿为一体。忠就是孝,君就是父,国家就是扩大了的家庭,政治体制的想象秩序不过是家庭生活的更大翻版,个体可以凭借家庭生活中的丰富体验迅速理解和投身于这种想象秩序之中,并按照一致性的原则和规范开展行动。无数散布在僻野乡间的农夫农妇正是用着“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的生命体验想象、参与着完全不同的宏大秩序,虽然离题千里但却将最基层和最高层勾通在一起,从而维持了君民一家、万众和乐的虚幻图景。
问题在于,这种家-国同构的理念最终只是一种幻想。儒教从祖师爷孔子开始,心心念念想要复原西周宗法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天子既是政治领域的君主,又是姬姓诸侯家庭领域的宗长,家就是国,国就是家,统治集团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庭,家族内部的血缘伦理关系成为指导国家政治运作的根本原则。但随着三家分晋开启了春秋时代,姬姓诸国逐渐被异姓诸国所代替,国与家开始分离,原本用于指导家庭内部伦理关系的“礼乐宗法”已经不能制衡约束毫无血缘关系的异姓诸国,这就是“礼崩乐坏”的真正含义,周室也由同姓各国的族长变为异姓各国的普通一员,自然丧失了至高的政治权威。既然百代皆行“废封建、立郡县”的秦政制,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家庭与国家、血缘伦理与政治规范事实上已经分化并独立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儒家的家-国同构理想再也没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朱熹就曾哀叹: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5]
春秋之后,家国分离,家庭领域中因血缘情感而产生的“孝”根本推不出社会政治领域中毫无血缘情感联系的君臣之间的“忠”,君臣之间不存在血缘情感的牵绊,只有权势利益的苟合。法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上,此世所以有劫君杀主也。[6]
儒家始终不愿正视或承认血淋淋的历史真相,不愿承认社会与家庭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应该践行完全不同的规范标准,总是想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已经分化的社会领域和行为规范千方百计重新捏合在一起,将家庭关系复刻到社会政治关系之上,结果是长期阻碍了公共领域自身的独立分化和发育成熟,使中国人无法探索建立起一种合理化的政治社会秩序。每一次政治斗争和王朝循环都戳破了儒家伦理秩序的虚伪面纱,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愈发丧失其解释力和说服力,导致社会共识只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实际运行的是利益争斗的“潜规则”,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国人表现得有“私德”而无“公德”,能“己”不能“群”。
面对现实冲击,部分有良知的儒家知识分子也试图反思传统政治理论中的粗疏弊端,努力将政治领域与家庭领域进行区分,并在政治领域探索一种完全不同于血缘伦理的新型关系模式。黄宗羲讲道: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于曳木者之前,从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7]
梁启超曾高度评价:“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即便今日,黄梨洲所言仍不过时,很多官员津津乐道的不还是“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的“宦官宫妾之心”吗?
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在传统社会中儒教毕竟发挥了贯穿家庭、社会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整合作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追随西方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于是一个深刻而巨大的断裂出现了,影响延续至今。随着传统中国愈发深入被席卷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中国人对西方先进性的认识和学习也由“坚船利炮”的物质层面进入文化和制度层面,特别是西方的政治社会制度。甲午战争、庚子拳乱、日俄战争,从1895到1904年短短十年间,中国士林风气大变:光绪初年,故侍郎郭嵩焘尝言西法,人所骇怪,知为中国所固有则无可惊疑。今则不然,告以尧舜汤文武周孔子之道,汉唐宋明贤君哲相之治,则皆以为不足法,或竟不知有其人。近日南中刊布立宪,立宪颂词,至有四千年史扫空之语。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创造,卢梭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者,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前后二十余年,风气之殊如此。[8]
现代性引进从器物到制度的变化,在清末新政时期到达高潮。清末士绅公共空间的繁荣来源于一种“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1900年后在二元论意识形态的支持下,社会作为家庭以外的公共空间,是从事各项新政事业的绅士和官僚的活动空间,在这个新的公共空间中推行学习西方制度和经济活动,可以不再受制于儒家伦理的约束。在公共空间,是服从普适中西的公理和公例,也即可以合法引进西方理论和制度。……当时在广大绅士心目中,儒家伦理仍然是家庭和个人道德(私人领域)的合法性根据,而“宪政”、“民权”等西方理念成为政治经济改革等一系列公共事业的指导思想。[9]
二分法意味着儒家士绅阶层想要在政治、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引入了西方的现代性,而在家庭、文化、信仰等私人领域仍努力维持传统的儒教秩序。民国初年民主共和建设的破产,使儒教士绅阶层代表的立宪派退出了历史舞台。完全接受新式学堂教育或国外留学教育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清末,有功名的士绅总数为144万。新政才办几年,到1909年,新知识分子已超过传统士绅的总数。1912年新学堂在校人数达300万,已是传统士绅总数的两倍。[10]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正是老式儒学知识分子的一曲挽歌,他们“大约的确死了”。五四一代的新型知识分子意识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想要破除立宪派的两分法,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再一次统一起来,用西方引入的现代性完全打通和统摄两者,这才有了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家庭革命等一系列针对私人领域的改造运动,基本上整个中国近代文学史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进行的。如果将中国近现代史视作一本小说,我会选择鲁迅的《故乡》作为开头: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间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这个开头虽然平淡无奇,远没有“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那样波澜奇诡,但却一下子抓住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核心的断裂性问题。如果说现代化大潮面前,孔乙己们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那《故乡》中的“我”作为西式小知识分子则变成了“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与自身的历史记忆和本土资源彻底背离、断绝了。鲁迅等五四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不经意间开启了近代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返乡”母题,随后这一历史隐喻便如幽灵一般在文学史中纠缠不散。“离乡一返乡一再离乡”这一情节模式,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显然并不陌生。知识分子离乡受现代教育,因故返乡后以启蒙视角反观乡村而感到苦闷与幻灭,最后再次逃离故乡的情节模式,从鲁迅的《故乡》开始,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过。启蒙主义的视角,使返乡的知识分子与乡村的深刻隔阂获得启蒙意义上的合法性。[11]
家与国、乡村与城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两个世界中痛苦穿梭。尽管他们掌握了历史的话语权,百年来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表面形态,但这些知识分子通过“返乡”、“返家”等母题,实际上从内心深处揭示了对蕴含在乡土基层社会的强大传统力量的绝望、痛惜与恐惧。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尽管不愿承认,但却时刻意识到自身现代化努力的无望、无能、无助,各种现代化思潮、主义、理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走马灯式的轮换,却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扎下根来,“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最大的改变不过是将儒家的“忠君”替换为民族国家的“爱国”,由具象的君主变为抽象的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国家的代表符号——领袖、党派、政权等等),甚至这种想象秩序的根基今日都可怜兮兮地回归到所谓“祖国-母亲”的传统家庭伦理架构之上,成为了传统“君-父”架构的低劣翻版。
知识分子通过“返乡”母题不断提醒我们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半途而废和似是而非,残留在私人领域之内的儒教传统就像沉积着历史沉渣的蓄水池,始终冲击着公共领域的现代化构建。毕竟个体在家庭中习得的所有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都为公共领域的模式创建提供了微观基础。通过儒教家庭模式塑造的个体,在公共领域中根本无法理解或践行自由、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理念,当他们进入公共领域之后只能依靠儒教家庭生活中的经验、记忆去组织群体生活,不可能摇身一变立刻转化为具有现代思维的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私人领域的儒教家庭不断消解着现代性的发展成就,迫使其向传统轨道回归。
无论是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还是文革时期的“亲不亲阶级分”,目的都是消解传统意识形态的微观基础,通过重塑“家”来改变“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深刻的经济变革,顽强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家庭模式终于受到了根本性的动摇。如果说以前是代表着现代性的公共领域在拖曳、冲击、改造传统的儒教家庭,那么近四十年来,家庭的现代化进程反而逐渐走到了公共领域前面。经济形态的变迁以及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代际之间的力量对比,传统家庭伦理和人际关系模式逐渐支离破碎,“孝道”的天然合理性遭受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质疑,年轻一代拥有了经济、教育、技术等优势地位,更是通过网络空间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发言权,于是对原生家庭的反思、“父母皆祸害”的抱团取暖等社会现象开始涌现,这是一次没有街垒和游行的1968年。
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心心念念所要建设的现代性,今天终于有了成功实现的可能。断裂带的落后一方赶上来,新一代接受完全不同教育模式、拥有完全不同生命体验的国民个体逐渐成长起来。网络化生存的这一代清晰意识到,他们是某个更大共同体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个体生命的生存质量极度依赖于想象秩序的优良、合理与完善,因此他们想要更大的发言权、更多的决定权。终有一天,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大断裂”将会被最终弥合,在生命体验中经历了自由、平等、尊重、丰裕等滋味的新一代通过斗争将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今天已经初见端倪[12],未来更值得满怀期待,毕竟“我已经老了,你们还年轻!”
[1]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99页。[2]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10:34-37。[3]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4]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5]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商务出版社1965年版,第579页。[6] 《韩非子·备内》。[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17页。[8] 于式枚:“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考察宪政谨议办法宗旨折”,《政治官报》,第三十七号(1907年12月1日),第9-10页。[9]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216页。[10]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11] 杨天舒:《“返乡”与“进城”——赵树理60年代小说的城乡书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12] 参见知乎上的热门讨论:“为何现在的90后都不愿意讨好领导?”,地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8979915/answer/45591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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