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化论文十篇

栏目：影视资讯时间：2023-08-12

　　山西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冷山》《山楂树之恋》文化差异

　　《冷山》（2004年拍摄）以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为背景，描述了一对恋人因战争而分离，却彼此用深刻的思念来支撑困顿的生活的感人事迹。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拒绝诱惑忠贞彼此而呈现出的那份魂牵梦绕的思念令观众唏嘘不已。《山楂树之恋》（拍摄于2010年）讲述的是我国时期（20世纪）的一段爱情故事。因“成分”而自卑的静秋认识了地质勘探队的老三，两人从相知到相爱，等到静秋所有的心愿都成了真，老三却得白血病去世了。两部影片讲述的都是特殊年代的纯真爱情，都呈现了主人公在艰难岁月中对纯美爱情的凄然守望，结局也都是以男主人公的死亡而告终。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影片表现出来的在对待的态度、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物（主要是女性）与环境之间的依存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就这三方面作一探讨。

　　一、爱情中女性的独立与依赖

　　《冷山》中的艾达原本是当地山区传教士的女儿，在一次聚会和做礼拜中与做木匠的英曼产生了恋情。内战爆发后，英曼被迫参战。而艾达的父亲也不幸离开人世，柔弱的她面对被生活无情抛弃的痛苦，只能寄希望于战争结束，英曼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然而生活是无情的，恋人在遥远的前方，爱情的思念替代不了生活的继续。艾达放弃昔日的尊贵、优雅与浪漫，在山影交错的乡间忍受着孤独。女帮手鲁比的出现使得艾达不堪的生活有了转机，在鲁比的帮助下，昔日荒废的田园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艾达变得日益坚强，学会了如何与艰难的生活抗争，并在解决自己的生计之时享受着给予他人帮助的快乐。战争并没有摧毁这朵娇艳的花，她的内心反而变得坚强、迅速成熟，兀自绽放在荒芜的山野里。

　　《山楂树之恋》中的静秋，是一个单纯透明的人物，单纯到集体意识可以毫无障碍地侵入到她的骨子里，透明到根本不知道男女间的为何物。在爱情中她是一个被动者，时刻被老三的言行影响着，当她深受 “成分” 困扰时，老三给她的人生拨开云雾、带来光明，让她相信这世界总是在变化发展的，如果政策改变了，她可能就不用下农村了，以至后来她用同样的话鼓励同学魏红。老三对静秋的爱更多地体现在物质的给予上：老三用一支新笔换走了静秋漏水的钢笔，同时也换走了静秋的心；静秋的母亲需要山核桃治病，老三叫长林送去一筐核桃；静秋在“成分”的压力下想表现好点，因此赤脚踩在石灰泥上，全然不顾石灰对皮肤的伤害，而老三为她送来了胶鞋……

　　如果说《冷山》中的女性是一个在男性缺席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的坚韧和毅力获得生存的自由，捍卫了纯洁的爱情和自由的灵魂的话，那么《山楂树之恋》中的女性则是处处依靠着男性的保护与呵护，她似乎需要一种引导，一盏指引道路的明灯。这种迥然不一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显著差异：《冷山》的社会背景正是处于西方女权主义萌芽之时，和《乱世佳人》中的斯嘉丽一样，在战争之前，这些女性处在优越的生活环境之中，无忧无虑地点缀在男性世界当中，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她们必须要在男性缺席的境遇中打点生活，重塑人生。所以，《冷山》中艾达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女性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确立，是女性开始追寻个人价值和独立的精神空间的象征，是不依附男人的女性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的重塑。女性首先作为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主体，得到了承认和肯定。这种自强不息的自我奋斗，成为日后女性争取其他权利的基础。而《山楂树之恋》中的背景，虽然晚于美国南北战争几百年，但其描写的爱情中女性对男性的依赖、男性是爱情的“主动施予”者实际源于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对这种旧的传统道德有所冲击，但并没有动摇其根本，抛开“”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就是21世纪的今天，依靠男性的这种观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女性的幸福指向仍是男性，可以说，女性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还远远没有到来。

　　二、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

　　《冷山》全面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男主人公英曼的眼里，家乡的冷山处处充满着生机和童趣。艾达父女俩之所以从家乡查尔斯敦移居到冷山，主要就是因为这里新鲜而潮湿的空气对父亲门罗虚弱肺部的疗养有好处。艾达起初并不喜欢冷山，但情人奔赴战场杳无音信，父亲相继去世的残酷现实却逼迫她不得不与自然融为一体。自小在荒原长大的女帮手鲁比对自然界的一切似乎都了如指掌，面对荒芜的农场，她有条不紊地规划：“第一点：开辟个暖房，种点寒季性农作物，在这里种上芜菁、洋葱、包心菜、甘蓝菜；第二点：谷仓屋顶外补点瓦；第三点：整理这片田地……第十五点：架些瓜棚供燕子栖息，赶走这些乌鸦。”[1]在鲁比心里，一切事情——给篱笆打桩、做泡菜、杀猪——都得听从天意的指示。她说：“要在满月后月亮变小的时候砍柴，否则冬天一到，柴火除了滋滋冒烟什么用都没有……要在朔月之后月亮变大的时候杀猪，要不然，猪肉准缺肥膘。肉片在锅里煎的时候就会卷边儿。”[2]“在弗雷泽小说中的自然是温柔的包容的，和女性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3]。因此艾达和鲁比，这两个女人就这样置身于自然，在冷山中相互取暖，相互安慰，艰难而勇敢地生活下来。

　　如果说《冷山》暗示了人类尤其是女性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关系——女性的生存来自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那么《山楂树之恋》强调的则是人（尤其是女性）与社会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文化强调“人”这个整体，突出人的社会性。“”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个体意识完全被集体意识掩盖，所以静秋的命运和爱情都得毫无条件地服从于组织的需要。处在转正期的静秋，随时都有被学校清退的可能；改造中多病的母亲，被打成的父亲，需要供养的弟弟妹妹，这些对静秋来说如心头的重石，所以尽管她与老三相爱，但爱情毫不留情地被集体意识阻断了前进的步伐——为了静秋的前途，老三无奈地答应静秋的母亲不再去找静秋。而静秋为了能早日转正，主动要求暑假里参加修整篮球场的工作，以她瘦弱单薄的身体支撑起母亲的期待、家庭的希望、未来的前途。静秋的同学魏红在乡下插队时不小心怀孕了，她求助于静秋陪她去做人流，并找人开了介绍信，特意烫了显得年龄大些的发型，最后在一个小医院做了手术，疼痛让她发誓这辈子再不想怀孕了。可见，《山楂树之恋》中女性的生命与生活和社会与集体意识是密不可分的，社会意识指引着她们前进的方向，在那样一个手挥红宝书的年代，我们无法想象魏红会像《冷山》中的艾达一样冷静、成熟，独自抚养孩子长大，因为对于中国的女人而言，在社会上立足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名声，离开了社会认可的女性什么都不是。这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某些特质，“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侧重于共性对个性的规范和制约，而忽视个性，以道德来排斥自我，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思想模式和伦理道德规范，从而使个体失去了它的主体性。”[4]《山楂树之恋》强调的是女性与社会的关系：无害的追求往往遭到集体意识系统性地阻碍。

　　三、西方自由与东方约束

　　《冷山》中英曼与艾达的相识属于一见钟情，而两人还没来得及深入了解，英曼就被战争拉上了前线。在硝烟战火中，当英曼看到一个个生命顷刻间消亡，他的灵魂也几乎燃尽，只有艾达的照片成了自己精神的慰藉；后来英曼克服种种困难，冲破重重阻碍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冷山，与艾达发生了一夜激情，艾达也因此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山楂树之恋》中的静秋听说老三可能得了白血病，请了三天假去医院陪老三，在护士的宿舍里，两人在一张床上和衣而睡，尽管静秋说过“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你对我做什么都可以”[5]，老三也有一些手部动作，但最后却克制了自己的欲望。事后魏红做人流后对静秋说“你给编金鱼的那位，可真是个好男人，他是真疼你啊！”[6]从中可以看出东西方对待的截然不同的文化观念。歌颂冲动，赞扬人的的魅力是西方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中国文化中的性始终是蒙着一层面纱的。拥有充分话语权的中国男性一开始就给女性铺设了一条充满荆棘的之路。静秋的母亲用摸鼻子的方式检验她是不是处子之身的这种做法无疑暗示静秋：性是神秘的、受约束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宣扬倡导的，是无私无畏，舍己为人，能够为整体谋福的利他行为，而决非之类仅满足个体需求的一己私欲。这和强调人的社会性的价值趋向是完全一致的。”[7]老三的举动，实际上也是顽固的传统思想在其身上的体现：牺牲了个人的之需，既满足了社会的认同（即静秋没有“犯错误”，保住了社会对她的认同，也保护了家庭的利益），也维护了他人的利益（即静秋不需要像魏红那样独自承担人流的压力）。所以说《冷山》中表现出来的自由是满足了个人正常的需求，延续生命也就是延续着对他人的爱情。当艾达看着战后生机勃勃的农庄，看着格蕾丝·英曼和小羊一起玩耍时，尽管英曼已经死去，但她却仍然能感受到英曼的存在；老三病后选择了默默离去，他独自承受着疾病的煎熬，在生命弥留之际靠一张和静秋的友谊照来艰难度日；而当老三离世后，留学国外的静秋每年都会回到山楂树下来祭奠老三……个人虽被压制，但精神之爱却是永存的。

　　《冷山》和《山楂树之恋》展现出来的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它给予人们这样的启示：自然和社会都是人们生存的环境，与自然和谐共存，与社会融为一体，人才能生存于世；女性只有在爱情中独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的确立，而理智且富有激情的是人类得以生生不息的源泉。

　　注释：

　　[1]参见安东尼·明格拉导演的影片：《冷山》。

　　[2]查尔斯·弗雷泽：《冷山》，网络小说版。

　　[3]杨道云：《<冷山>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研究》，作家?下半月，2009年，第9期。

　　[4]王元化：《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5][6]参见张艺谋导演的影片：《山楂树之恋》。

　　[7]刘慧韬：《从人体艺术看中西文化之差异》，许昌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第61页。

　　山西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

　　在编写出版教材《中国旅游文化》后,进一步开展课程建设,成功申报了省级精品课程,课程研究逐渐由“面”的普遍研究到“点”的深入研究。建设精品课程与深入开展课题研究并不相悖,于是在打造精品课程的基础上开展课题研究,结合山西旅游发展现状,尝试进行深入具体的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的课题研究,为山西在国内旅游市场中占得传播先机提供借鉴。

　　一、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研究的现状

　　旅游形象传播的学术性探讨在国内是一个非常新的课题。原因在于其植根的旅游业与传播业在20世纪后期才进入高速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拓展和延伸了旅游理论领域的界限,开始了旅游形象传播研究。总体上看主要是从旅游学和传播学中借鉴一些方法,以旅游形象传播为主流的研究趋势。对此省外虽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山西省内还缺乏相关研究和探索。国内进行旅游形象传播研究时间短,成果相对较少,一方面是进行旅游形象设计策划时附带进行传播设计,传播不是研究的重点。另一方面从传播学角度进行旅游传播的研究,对旅游学方法的运用不够,从旅游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省内对于山西文化旅游的研究多集中在资源的发掘与整合、形象定位与策划设计,而形象传播的研究尚属空白。

　　二、开展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研究的意义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旅游资源――文化定位――策划开发――形象传播――旅游者”的链条中,形象是吸引旅游者最关键的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说,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就是文化形象之间的竞争。旅游资源再有优势,文化定位再合理,策划开发再成功,没有作为总体形象传播到游客那里,旅游业也不会有大发展。为了加快山西旅游业的发展,增强山西旅游的市场竞争力,进行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策略的研究,构建较为完整的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发展战略系统,进一步塑造和传播山西文化旅游形象,对于山西旅游的开发、规划、建设、经营和管理都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三、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研究的思路

　　首先分析山西省旅游业现状,总结旅游中的成绩与不足。进而运用SWOT分析山西旅游形象传播中的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Threats。归纳总结旅游传播规律、传播媒介、活动特点等,针对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提出顺应地方文脉,重视旅游形象传播中的首因效应、近因效应、刻板印象等旅游者对旅游地形象形成中的认知偏差,进行定位和设计,研究有效传播山西文化旅游形象的媒介,让旅游者对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产生深刻并且良好的印象。

　　重点研究旅游传播媒介,认识旅游各种传播媒介的特点和作用,把握旅游传播媒介的运行机制,提高使用媒介的能力,研究传播媒介的选择、评价和组合,以及影响媒介选择的因素,比如旅游产品特点、旅游市场范围、旅游受众文化价值观、媒体性质和效果等因素。

　　最后分析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可采用的方式,例如形象构成代替了信息的传播,从而满足人们对形象的需求与消费的形象广告传播;制造和新闻、举办有影响力的活动以及游说活动而形成的公共关系传播;又如网络传播,搭建、更新信息服务平台,全方位地为游客提供"食、住、行、游、购、娱"方面的静态和动态资讯;以及组合市场营销策略,推广山西文化旅游形象,提高知名度,吸引中外游客。

　　四、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研究的方法

　　由于旅游传播学是一门交叉性应用学科,涉及到旅游学、传播学、心理学、地理学等学科,需要运用实地调查、文献资料查阅、案例分析等传统的研究方法,而且需要运用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新方法。

　　借用战略态势分析、从系统的角度、运用信息论的观点和方法,将旅游形象传播视为旅游形象信息的获取、存储、转换、处理、反馈的运动过程,提高传播过程中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并且运用控制论方法的理论和具体方法,整合旅游形象传播内容与山西文化旅游形象,制定相适应的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策略。

　　五、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研究的内容

　　归纳总结旅游传播的规律、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特点等,重点研究旅游传播媒介,认识旅游各种传播媒介的特点和作用,把握旅游传播媒介的运行机制,提高使用媒介的能力,研究传播媒介的选择、评价和组合,以及影响媒介选择的因素,比如旅游产品特点、旅游市场范围、旅游受众文化价值观、媒体性质和效果等因素。从形象传播的角度尝试分析、研究文化旅游传播案例,拓展研究思路。

　　在分析和归纳基础上审视目前已有的传播方式,进而研究适合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方式,如形象广告传播、公共关系传播、网络传播等。最后对传播方式系统化,指出如何有效使用传播方式。针对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的特殊维度,提出研究有效传播的媒介,让旅游者对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产生深刻并且良好的印象。难点在于探索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的新渠道、新途径,挖掘潜在优势,整合适于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的策略,达到树立山西在全国旅游业中的特色与形象,再现山西的文化内涵,使山西成为文化旅游强省,使广大旅游者进一步认识山西、了解山西,推动山西旅游健康、持续发展的目的。

　　总之,课题研究将视角投射到过去我省发展文化旅游不够重视、却最终影响文化旅游发展的“短板”――旅游形象传播上,创新运用战略态势分析法指导形象定位,对山西文化旅游形象进行初步定位及设计,开创性地将我省文化旅游形象引入到传播阶段,得出山西文化旅游形象传播的原则、理念、方式方法选择,形成一套系统化的、更具信息传播有效性的旅游形象传播策略。

　　参考文献:

　　山西文化论文篇3

　　《记者观察》记者自始至终参加并采访记录了这场盛会,虽然全景式地还原和展现盛会的每时每刻殊非易事,但撮其要者加以描述和归纳,则是媒体的职责。我们将那些最亮丽的画面、最热烈的场景、最智慧的思辨、最犀利的观点、最感动的情怀、最磅礴的语言……留存于此,算是为中国的法院文化建设,为中国的法制思想发展,为中国和谐社会特别是和谐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推进尽一份绵薄之力吧。

　　论坛活动是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要求的具体行动。这是一次高规格、高水平、高智慧的文化盛会

　　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由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论坛的主题是“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是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活动。

　　这次论坛是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加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讲话精神,以及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宁波召开的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和王胜俊院长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和具体行动。既是理论研讨会、经验交流会,更是鼓劲动员会、行动部署会。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胜俊专为论坛亲笔题写了主题会标“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向论坛发来贺信。当贺信在大会开幕式上由山西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田甜女士宣读时,会场上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沈德咏在贺信中,首先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法官协会对论坛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宁波召开了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王胜俊院长亲临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王院长在讲话中,对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努力方向、工作重点、重要举措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为全面推进法院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并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这次法院文化论坛的举办,是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贯彻落实宁波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论坛的主题是“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深刻内涵的主题,王胜俊院长亲笔题写了主题会标,这对大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有力的鞭策。他在贺信中强调,古往今来,文化的软实力无所不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社会的每一次大的变革,文明的每一次大的进步,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法院文化建设工作。尤其是近几年来,在王胜俊院长的大力倡导,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动,各级法院和广大干警的积极参与下,法院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以“公正、廉洁、为民”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先进法院文化,已成为广大法官的共同追求。法院文化分会要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依照章程认真履职,当好院党组的参谋和助手,团结带领广大会员积极探索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通过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共同营造一个法正风清、和谐友善的司法环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百忙中通过省委办公厅专门关心此次论坛的盛况。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玉林,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左世忠出席会议并致辞。杜玉林在致辞中代表山西省委、省委政法委对论坛的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论坛的召开是“全国法院的盛事,是山西政法界的喜事”。他指出,论坛的举办,对于深化广大法院干警对法院文化建设意义的认识,增强法院干警综合素质,提升审判水平和改进审判作风,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促进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都将起到积极作用。申维辰代表太原市委、市政府对论坛在太原举办表示祝贺,他说,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深厚历史积淀的“晋商文化之都”――太原举行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既是对太原两级法院大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成绩的肯定,也是对太原发展文化“软实力”工作的鞭策。左世忠代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论坛召开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山西全省法院系统在法院文化建设上的探索和实践,他说,山西法文化历史悠久,这次论坛在山西召开意义深远,山西近年来涌现出了如太原中院等一大批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法院,要借这次论坛的东风,加倍努力,把山西建设成名副其实的法治文化大省。

　　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谢安山、唐德华、李国光、刘家琛,纪检组原组长刘法合等出席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会长李玉成主持开幕式并作总结讲话。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副会长公丕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正安、吕伯涛、李玉臻、姜联润出席论坛并分别主持大会发言。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梁权,太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俊明,太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柳遂记等领导也出席了论坛活动。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的主管领导和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秘书长、委员及山西省各中级法院院长和太原市各基层法院院长等参加了会议。

　　正如李玉成会长所说的,这次论坛真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是一次全国法院文化研讨和交流的群英会。

　　在举行论坛的宾馆楼前,“热烈欢迎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参会代表”的红色横幅在七月阳光下格外引人注目。步入大厅,一块巨大的专为“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设计制作的背景板迎面竖立,像一位彬彬有礼的迎宾巨人,迎候参加大会的人员。大会会场主席台后面的背景墙上,黄河壶口瀑布的巨幅形象融入到蓝色天空的主色调当中,辽远而深广。“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的大字下面,是王胜俊院长亲笔题写的主题会标“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10个行书体的黄色大字笔力苍劲,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仿佛翱翔于天幕之上,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立体效果,灵动飞舞,呼之欲出。参加论坛的同志无不为这些匠心独运的构思和设计而怦然心动,啧啧称赞。大家都说:“从论坛的布置到会议的安排,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让人在炎炎夏日里如沐清凉,如饮甘泉。”

　　论坛活动是全国法官群体中优秀代表思想智慧的大汇集、大交流和大碰撞。文化之花开在法律的沃土里,必然结出别致而丰硕的果实

　　如果用“成果丰硕,大获成功”来总结这次论坛,一点都不为过。作为其最主要的标志之一的论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据悉,这次论坛收到的论文达1280余篇,经过专家评委认真评审,共评选出104篇获奖论文,其别奖5篇,一等奖6篇,二等奖14篇,三等奖24篇,优秀奖55篇,共有38名获奖代表在论坛上作主题发言。据了解,这次论文征集有一个特点,就是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都提供了论文,而且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都有论文获奖。正如大会总结分析的,这表明,法院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全国法院的共同行动,学习、研究和运用法院文化已经成为全国法院日常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论文情况来看,参与撰写的有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比如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勇撰写的《构建先进法院文化塑造法官核心价值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论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的法院文化建设》,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的论文《为民司法价值观的时代意蕴――“陈燕萍工作法”的启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的论文《法官良知体系的构建与维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岩峰的《法官的气象》,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江的《努力建设人民法官的精神家园牢固树立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路德坤的《文化的生命力在仁善仁善的感召力在管理――关于太原法院管理文化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院长许建兵的《基层法院精神文化建设之构想》等;

　　有政法大学和法官学院的教授、专家,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斌的《论人民法院文化体系的建构》,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刘小宝的《论当代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等;

　　有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法院的法官、普通干部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室余士军的《论人民法官的人生理想和追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陈本亮的《“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对法官人生修养的启示》,林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齐斌的《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法官文化建设》,青海省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晁兰军、葛恒美的《西部地区法院文化建设之完善――以青海省海东地区两级法院文化建设情况为视角》等。

　　这些论文,多数是独立撰写,也有两人或多人合作的,还有以法院集体名义写成的,比如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虚”功“实”作:人民法官职业品格的培育与塑造――以成都中院为例》,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的《论新时期人民法官特质及修养》等。

　　论文撰写者围绕“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一主题,搜罗古今,征引中外,既视野宏阔,高屋建瓴,又幽微洞见,鞭辟入里;既注意理论上的阐述和系统,又强调实践中的可行和效果;既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当前法院文化建设和法官品格修养的传承性和借鉴性,又突出新时期对人民法院精神文化建设的更高期待和要求。正像几位参会的老领导们在点评时说的,这些论文是全国法院致力于法院文化建设和研究的同志们心血和智慧的结晶,特别是通过38篇优秀论文的大会现场交流,亮明观点,公开论“道”,各抒己见,效果很好。通过对法院文化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探讨和论述,使得大家对于法院文化的概念、性质及实践运用的途径、方法都有了更细致的了解、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体会,可以说,这些优秀论文,代表了全国法院在法院文化研究方面的理论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研究新高度。

　　这是一幅令人激动的画面,这是一幕令人难忘的场景:因为对中国法院文化的热爱和关注,因为对中国法院文化的奉献和追求,大家齐聚一堂,谈论着同一个话题。这其中有白发老者,他们在全国法院系统德高望重,此次在会上妙语连连,诲人不倦;有青壮年骨干,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勤勉奋斗,此次在会上以文会友,收获满满。发言者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或张扬外向,或沉稳内敛;或引经据典,严谨细密,或层层递进,淋漓酣畅。听者时而凝神听,时而认真记,会场上时而是会心的笑声,时而是火热的掌声。就像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在倾情演奏,有慢板,有行板,而高潮迭起时的如潮掌声就是快板,冲决山谷,响遏行云,戛然而止,让人回味无穷。

　　论坛活动选择在山西、在太原召开,澎湃而活力四射的法院文化与古老而生机无限的黄河文化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东道主不仅以真诚和热情欢迎四方宾客,而且用丰厚、扎实的法院文化建设成果与大家分享。太原法院管理文化走向全国,其经验和做法受到各方肯定和称赞

　　参加这次论坛的同志都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除了在会上研究和交流文化,会场之外的文化特色同样鲜明,文化气氛同样浓厚。这种鲜明和浓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展示和体现山西文化、太原文化(以晋商文化为代表)的内容得益于东道主的精心安排而具有很强的标志性和观赏性,比如,为各位与会代表准备的10件具有文化特色的小礼品,深得大家喜爱;二是山西全省法院文化建设的成果以展板形式完整展示,既烘托了会议气氛,又为论坛提供了实例,成为会场外又一道亮丽的风景。

　　7月26日晚,参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讲述晋商故事和晋商精神的经典话剧《立秋》。由山西省话剧院创作的大型历史话剧《立秋》讲述了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丰德票号,在民国初年出现危机时由盛而衰的故事,展示了富甲天下数百年的晋商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揭示了晋商衰败的重要原因。该剧已在全国公演 6 年之久,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和海峡两岸。等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成为中国话剧百年历程的盛事。它被称为是一部诚信教育、危机教育、创新教育和解放思想教育的活教材。观看了演出的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晋商传奇让人赞叹,晋商精神让人钦佩,晋商文化中提倡的“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理念,与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有着很多相通相融之处,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对大家研究法院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李玉成会长等法院文化分会的领导们看完演员的精彩演出后,激动地走上舞台,向演员们表示感谢,李玉成会长说:“《立秋》是对‘诚信’二字的最好演绎和阐释,至诚能化,有信则立,做人如此,经商如此,我们法院执法办案同样如此。这也应当成为我们法院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27日晚,参会代表们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太原晋商博物馆。该馆是以晋商历史及晋商创造的商业文化为主要展示内容的专题博物馆,通过声、光、电等现代展示手法,展现了晋商从崛起至称雄四海、名扬域外的历史进程,是一部反映晋商500年来社会、经济、文化、民俗等诸多层面的立体画卷。大家看着那一件件珍贵的实物和一张张照片,听着讲解员从古至今的讲解,思绪和情感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数百年前晋商先祖们筚路蓝缕、打拼天下的万里征程和风雨岁月。百余年前,梁启超曾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当讲解员高声念出这段话时,现场掌声一片。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古色的庭院仍旧人流如缕,代表们争先拍照留念,驻足其间,久久不舍得离去。

　　相较于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展示山西三级法院文化建设成果的56块图文并茂的展板,给来自全国同行的印象和感觉就直观和亲切多了。这些展板从承办论坛的宾馆楼门前摆起,沿着通往会场的通道两侧依次排放,每位代表也许只要花费十几分钟时间,就能浏览其概要。

　　这些资料告诉大家,近年来,山西全省法院响应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在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涌现出了太原中院、晋城中院和芮城法院、阳泉矿区法院等许多法院文化建设工作特色鲜明、卓有成效的单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论坛活动承办者的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院党组书记、院长冯少勇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下,将文化建设、思想教育等看似务虚的东西注入到管理的具体活动当中,使管理工作这个“严为要”的形,因有了文化建设这个“人为本”的神,而别开生面,活力无限。他们的法院管理文化,不是死板教条、一成不变的,而是将工作文化、审判文化、精神文化、体育文化、制度文化等融为一体,形成高起点、大气象的全院一体化的文化建设格局;他们的法院管理文化,不是坐而论道、口头革命式的,而是以贯穿全年的丰富多彩、人人参与的各种文化体育活动为载体,鼓励和吸引全院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成为活动的主角,放飞心情、调和心态、开阔心胸、净化心灵,有力地促进了法院全体人员修养的提升和品格的培养。正如冯少勇院长经常说的:“多年的法院管理工作,我深深地感到,人管人,累死人,文化管理最文明。法院管理文化育公正审判、育美、育能、育廉。一个没有文化的法院是没有精气神的法院。”他们的法院管理文化,不是一花独放的院内文化,而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开明的文化。他们主动走向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通过司法进校园、进医院、进军营、进监所、进社区……不仅把法制精神和法律知识带给社会,而且让法院文化的气息影响到更多的人。因此,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颁发了“全国法院文化活动基地”的牌匾。

　　或许是受到会里会外浓浓文化味的熏染,不少代表心潮激越,诗兴大发,艺趣盎然。法院文化分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在会场即席赋诗一首,其中四句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文化非等闲。当今发展耀世界,法院文化写新篇。”这首诗当场诵读后,赢得一片喝彩声。参会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都匀黔南自治州中级法院副院长袁承东迅即和诗一首,他写道:“皋陶刑鼎发源地,春秋五霸晋争先。古为今用体用别,中华法系换新天。”法院文化分会副会长吕伯涛则现场挥毫题字:“艺著学弘谦作本,行端品正德为先。”还有几位书法作者也慷慨留墨。

　　论坛活动受到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各主流媒体纷纷刊发报道,众多网站相继转发有关内容。法院文化“墙里开花,墙里香,墙外也香”,芳香四溢

　　此次论坛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报刊、电台、电视台和网络记者云集会场,文字、图片、影像一时间铺天盖地,联翩而来。

　　山西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山海经；神话；综述；考古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209-03

　　《山海经》全书仅3万1千余字，却涉及神话、地理、历史、方物、民族、民俗、天文、历法、宗教诸方面，被称为中国上古典籍中的“奇书”。但以前《山海经》因其内容怪诞不经，多被当作“虚妄之言”。历史上最早提到《山海经》的是司马迁，因他对其可信性表示了明确怀疑，这对《山海经》在华夏文明传统中的地位产生了根本影响，自汉刘秀整理作《上〈山海经〉表》、晋郭璞首次为注后，一千年间问津者寥寥，直到明清时才再次有学者进行校注释义。其后如蒙文通、王国维、胡厚宣、顾颉刚诸先生的研究则开始使学界重新定位山海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地位。

　　至于《山海经》的研究方向，如郦道元、自隋唐至宋各史志、清毕沅等都视其为地理书，一直也有很多学者热衷于其地理考证。但是尽管《山海经》的地理学价值不可否认，其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仍存在局限性，而且或多或少地回避了地理描述中夹杂的大量神怪内容。

　　真正使《山海经》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却是20世纪初西方“神话”概念的传入以及人类学、神话学等现代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山海经》中的大量神怪内容不再遭到史学家的诟病反而成为当代学者所从事的“中国神话”或“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基石。

　　一、20世纪初到70年代的《山海经》神话研究

　　关于20世纪开始以来我国神话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参考1994年出版的马昌仪的《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作为包含中国“原始神话”最多的古代典籍《山海经》，正是神话研究的重要部分。

　　其中沈雁冰先生可谓是奠定了现代《山海经》神话研究的基本格局，他反对把《山海经》当作实用的地理书，也反对把《山海经》看作“小说”：“他们不知道这特种的东西所谓‘神话’者，原来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其著作《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就对《山海经》的西王母神话、开辟神话、昆仑神话等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且首先注意到西王母在此经中还不是美人形而是半兽形。

　　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还有郑德坤的《〈山海经〉及其神话》（《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他将《山海经》的神话分为哲学的神话、科学的神话、宗教的神话、历史的神话、社会的神话五类，并归纳了《山海经》神话演化的趋势及其价值。卫聚贤的《〈山海经〉的研究》（收入《古史研究》第二集下册，1935）则注重与印度及其他国的神话进行比较研究，虽然其从外来方向寻找中国神话的来源所得出的结论有待商榷，但其研究之细致、资料之广博仍值得借鉴。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1937）认为《山海经》是有旅行指南特殊功能的实用地理书，书中所载种种神怪及祠祭神灵的正法正是行人所不可不知的。虽然仍将《山海经》放入地理书范畴，却并未回避其中神怪内容。顾颉刚的《〈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史学论丛》1934年第1期）则首次提出昆仑和蓬莱神话系统的分类，此分类仍为现在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们所借鉴。此外如凌纯声、荣肇祖、钟敬文等也都有涉及这方面研究。

　　以上老一辈学者们用新的学术眼光来看待《山海经》中的神怪内容，为后来学者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21世纪的研究

　　在七八十年代后《山海经》的神话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出现了相关研究专著，不管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的广度、深度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台湾学者王孝廉的《中国的神话与传说》（1978）以《山海经》所载为主，杂以他书记载，对夸父的神话谱系进行了梳理，并结合他国神话及马王堆汉墓帛书探讨了中国的幽冥神话系统。李丰■的《山海经——神话的故乡》（1982）对《山海经》的神怪进行了重新编排，分为山川宝藏、帝王世系、远方异国、神话信仰几方面，使人一目了然，但不免失了几分原始的趣味。袁珂则是大陆学者在中国神话研究上的代表人物，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如今研究山海经的必备注本，其专著《中国神话史》（1988）等对《山海经》的神话做了详细描述，同时探讨了昆仑山与西王母神话的演变。日本学者对《山海经》也有相当的关注度，代表人物有小川琢治、伊藤清司，前者的《〈山海经〉考》（收入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下，1931）证明《山海经》为原始社会图腾崇拜背景下的作品，这一观点至今仍对国内学界有相当影响。后者的《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90）将《山海经》作为民俗资料进行了全面考察，将《山海经》中的神怪分为恶鬼和善神两大类，认为其确为古代圣贤传讲的辨别万物善恶之书，以应对危险的外部世界。

　　近年来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则有田兆原的《神话与中国社会》（1998），他将西周以后的神话分为齐鲁三晋、楚、秦三大系统，其中将《山海经》归为楚神话系统，这进一步促进了《山海经》同《楚辞》的比较研究。张岩的《〈山海经〉与古代社会》（1999）不仅详细考察研究了《山海经》中的“神”（他认为那些具有图腾祖先属性的鸟兽鱼虫，具有神性的草木和散见于各山并且大多被称为“神”的神，以及在各次山经最后一段文字中所介绍的神都可归为“神”这一类）和神话，更进一步地对“小型部落社会”的文化和制度进行了探索。叶舒宪、萧兵、郑在书合著的《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2004）则提出了“神话政治地理书”的概念，比之“地理”、“神话”、“神话地理”的定性更进了一步，极大拓宽了我们的研究思路。书中利用文化人类学对《山海经》的神话观念及昆仑神话系统等都有较有新意的论述。比较有价值的论文则有张佳颖、张步天的《“〈山海经〉神话群系”的传承流变》（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6），提出了《山海经》“神话群系”的概念，研究了女娲神话、射日奔月神话、黄帝蚩尤之战神话、西王母神话、桑蚕神话的传承流变。以及一些如《从〈山海经〉看神怪观念的起源》（1997）、《山海经的神话思维》（2003）、《山海经神话思维的演变和特征》（2008）等从神话思维角度剖析《山海经》神怪内容的论文以及一些将《山海经》与《楚辞》、《逸周书》、《禹贡》诸书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从中不难看出我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已经不再局限于具体神怪的考释而是开始思考这些内容所反映的意识形态。

　　三、汉画像石与《山海经》神话研究的结合

　　不可否认的是《山海经》对神话的记载仍是极为散乱、简约的，而人类学的神话理论和田野材料又存在很大局限性，所以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来复原古代神话已成为《山海经》神话研究的重要方法，比如广为人知的马王堆汉墓帛画以及诸多相关的秦简汉简。其中汉画像石因其数量和可信度成为主要考古资料，这些材料的年代容易确认，离《山海经》产生的时代不远，内容生动、真实而直观，有相当丰富的以神话、传说、鬼神崇拜为内容的作品，无疑是研究《山海经》可资参证的珍贵材料。

　　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人类学集刊》第一卷第一期，1938年）、常任侠的《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时事新报·学灯》第41，42期，1939年）、闻一多的《伏羲考》（收入《闻一多全集》，1948）等论文率先使用了汉画像石资料（武梁祠画像石）来研究人首蛇身像，得出其为伏羲女娲的结论，如今仍是得到普遍认同，足见老一辈学者们敏锐的洞察力。在解释汉画像石中神怪内容并与《山海经》等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方面有着开创之功的则是日本学者林已奈夫的《汉代的鬼神世界》（1974），曾布川宽的《昆仑山与升仙图》（1979）等著作。此后结合汉画像石与《山海经》等文献资料进行神话研究的论著就层出不穷，可谓方兴未艾。

　　这些论著中大部分是研究《山海经》中某一种或某一类神怪，如西王母。描述西王母的最古老的文献是《山海经》，在汉画像石中西王母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母题，在诸多提到西王母的文献中只有《山海经》对这位神包括她的头饰“胜”、侍奉她的鸟和她栖居的那座山的描述同出现在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相差无几，而且“汉代艺术中充满了图案、叙事、古代圣贤故事、各式各样的日常生活、保护者、天上的居住者，但只有一位神，这就是西王母，东王公只是配角”，这使得西王母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诸如德效骞、鲁惟一、顾颉刚、巫鸿等学者曾讨论过汉以前和汉代各种文献中描述的西王母。其中巫鸿从一个艺术史家的角度来研究西王母，他以西王母的汉画像为原始资料，用文献作为补充，多方面阐释了她的形象。他对于西王母和昆仑山神话从东周到东汉时期的融合过程，也有过详细的讨论。简·詹姆斯的《汉代西王母的图像志研究》（美术研究，1997）对汉画像中的西王母图式的结构、区域特色进行了详细分析。国内论西王母图像的专文有陈履生的《神话主神研究》（1987）、李锦山的《西王母题材画像石及其相关同题》（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和顾森的《汉画中西王母的图像研究》（中原文物1996年增刊），这些主要研究西王母的图式，及其与东王公作为一对主神同伏羲女娲进行了对比研究。最近出版的李淞的《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2000）为西王母研究的最新专著，详尽描述了西王母图像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对西王母图像的地方性和共性加以具体研究，并探讨了其演变的历史因素和宗教因素。

　　其他诸如贺西林的《汉画阴阳主神考》、陈江风的《“羲和捧日、常羲捧月”画像石质疑》、孟庆利的《汉墓砖画“伏羲、女娲像”考》、过文英的《论汉墓绘画中的伏羲女娲神话》则对汉画中常见的与日月组合在一起的人首龙（蛇）身的身份进行了考释，并探讨了女娲是如何从独立女神演变为伏羲女娲对偶神的。吴荣曾的《战国、汉代的“操蛇神怪”及有关神话迷信的变异》、董良敏的《“神人操蛇”汉画像石考释》通过汉画像对《山海经》中操蛇的神人这一群体进行了研究，探讨了画像石中这一母题的创作思想和作用。王炜林的《陕北的汉画像石墓与画像石》提到了神木大保当墓葬特有的句芒与蓐收画像石。赵逵夫的《再论“牛郎织女”传说的孕育、形成与早期分化》从《山海经》中得出织女牵牛的原型为周人秦人的远祖，是由历史人物产生的星座名，又以画像石为证。还有关于河伯、雷公、虹神等神以及熊、虎、龙、凤、开明等动物的结合《山海经》与汉画像石的研究文章。

　　而较为集中地考察汉画像石的神话内容并结合《山海经》等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的有李发林的《汉画考释和研究》（2000），李立的《汉墓神画研究》（2004），牛天伟、金爱秀的《汉画神灵图像考述》（2006），尤其李立通过艺术、宗教、神话、考古、民俗等多角度探索和辨析探讨了“神画”内容的艺术价值、美学价值，这种多学科、多角度地综合研究方法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四、总结与不足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如今考古材料已经成为《山海经》神话研究的重要源泉，即所谓“神话考古”，且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虽说诸多考古资料如汉画像石中神怪形象的塑造应该也必然会有古代神话传说上的依据，以《山海经》神话传说中的神怪形象为“基准”来按图索骥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虽然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二者的区别和差异也是明显的（造成这种区别和差异的原因十分复杂，需要我们加以关注和进一步研究），于是不免产生主观性的揣测和类比，学界已不乏质疑之声。所以考古材料文化解释的不确定性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大挑战。

　　同时，徐复观先生曾经指出：“研究神话，一定要在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上去做这种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好《山海经》神话研究的前提和落脚点，即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茅盾.茅盾评论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凌纯声，等.民俗丛书142·山海经新论[M].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33.

　　[5]钟敬文.中国神话之文化史价值[J].青年界，1933，（2）.

　　[6]简·詹姆斯，贺西林.汉代西王母的图像志研究[J].美术研究，1997，（2）.

　　[7]巫鸿.西王母：西部的女神[J].东方杂志，1987，（4）.

　　山西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承接产业转移；文化产业；区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3-000-02

　　一、产业转移理论研究概述

　　产业转移曾被理解是国家间因资源禀赋、区位、产业配套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动态发展变化的结果。但是，如今产业转移已经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产业流动，国内的产业区际转移也日渐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

　　产业转移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分工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劳动价值论为依据，建立了基于成本优势的分工论。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新产品的技术发展会经过新产品、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相应地会经历产品在发达国家创新、生产和出口，这三个过程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最后发展中国家再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过程。小岛清（1987）的边际产业理论认为，一国应该向国外投资转移的是在本国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而该产业在东道国却具有或潜在具有比较优势。这两种产业转移理论，重点在于转移的产业类型。Dunning（1988）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会依据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国际经济活动方式。随着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产业向中国转移，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向国内欠发达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不断深入。中国学者对产业转移的研究也不断拓展，高见等（2005）分析了东部发达地区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下，基于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其应该成为产业转移的理想地，国家也应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区域间产业转移，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目前，国内对产业转移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大的误区：认为产业转移就是发达区域将一些“夕阳产业”和落后设备淘汰到欠发达地区。虽然发达地区转移出的一般是改地区已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把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等资源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产业的区域扩展。如果产业转移过分强调淘汰落后产业，那么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将面临后劲不足，跟不上世界经济发展步伐等问题。结果将导致中国东西部经济的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有被拉大的风险。

　　二、鲁西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文化产业的背景分析

　　总理2011年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埃德加.胡佛指出：“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表明区域经济联动的发展趋向在于区域经济联动的圈域不断扩大，将更多的区域融入其中，从而支配更大范围的市场和资源，促进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把文化资源丰富的鲁西南地区纳入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不仅有利于扩大文化经济联动圈域，促进山东省文化产业整体发展，还可以利用文化产业的联动效应带动鲁西南地区其他产业的发展。

　　目前，山东省全面繁荣文化事业，大力弘扬齐鲁文化，文化产业得到迅速发展，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卓有成效。2009年全省共有文化（艺术）馆158个和基层文化站1867个。文化（艺术）馆、文化站人员数分别从2005年的2982人、3166人增加到3115人、4593人，增长了5.8%、45.1%。基层文化活动日趋活跃。2009年全省艺术表演团体在农村演出场次11941场，观众达1631.2万人次。广播电视事业繁荣发展。到2009年全省已有市级以上广播电台16个，广播人口覆盖率由2005年的96.5%提高到98.0%。全省市级以上电视台20个，电视人口覆盖率由2005年的95.1%提高到2009年的97.9%。

　　上述数据显示，山东省的文化产业整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同时还存在文化产业区域布局不合理的问题，这严重影响了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使文化产业发展后劲不足。从区域结构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地市文化产业无论营业总收入还是就业人数都明显高于鲁西南地区。山东省文化产业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必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区域产业转移，这是优化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三、基于资源优势和区域粘性的鲁西南承接产业转移优势分析

　　（一）基于资源优势的鲁西南承接文化产业分析

　　鲁西南地区以济宁、临沂、枣庄、聊城和菏泽等城市为枢纽，主体为京杭大运河流贯区域，颇具运河文化特色。鲁西南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是国内保存故国故城最多，现存汉碑、汉画像石最多的地域，是全国地方戏曲原生态保护最好的地区之一，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民风朴实，崇尚自然。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鲁西南地区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为其承接产业转移，促使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文化资源得天独厚。鲁西南地区，拥有孔子文化、儒家文化、运河文化和红色文化等丰富的文化资源。例如济宁，具有7000年的文明史，历史文化悠久，且多山、多水、多圣人；始祖文化、孔孟文化、运河文化、水浒文化、佛教文化、李白文化、梁祝文化、汉碑汉画像石文化和山水文化十大文化交相辉映。

　　民间艺术资源丰厚。鲁西南地区文化积淀极为深厚，是中国的民间艺术之乡。例如菏泽史称“天下之中”，曾数度成为中原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菏泽“非遗”保护工作取得卓越的成就：部级“非遗”名录数量为山东省第一，部级“非遗”传承人数量山东省第一，省级“非遗”名录数量山东省第一，省级“非遗”传承人入选量第一（如表1所示）。“非遗”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昭显鲁西南地区的文化底蕴。

　　表1 鲁西南地区民间艺术资源分布表

　　地区

　　存量

　　民间演艺艺术

　　民间工艺美术

　　菏泽

　　山东琴书、柳子戏、四平调、枣梆、山东梆子、担经、牛屯鼓乐、菏泽弦索乐、山东古筝乐、山东落子、定陶皮影、大平调、两夹弦、大弦子戏、商羊舞、包楞调、鲁西南鼓吹乐、莺歌柳书、孔楼杂技、三皇舞、山东渔鼓、羊抵头鼓舞、小曲子

　　鲁锦、哪城砖塑、曹县江米人、曹州面人、邪城水浒纸牌、曹县木雕、曹县戏文纸扎、曹县龙灯、柳编、蓝印花布

　　济宁

　　火虎、山东梆子、四平调、鲁西南鼓吹乐、箫韶乐舞、吹乐、山东油静、微山湖端公腔、阴阳板、山东落子、邹城平派彭

　　鲁锦、嘉祥石雕、曲阜楷木雕刻、曲阜琉璃瓦、微山渔家虎头服饰

　　聊成

　　鱼山叹、临清架鼓、山东八角鼓、聊城杂技、萃城镇温庄火狮子、柳林花鼓、柳林降狮舞、蛤蟆翁、东阿杂技、临清时调、阳谷寿张黄河夯号

　　郎庄面塑、东昌葫芦雕刻、张秋木版年画、东昌府木版年画、临清贡祛

　　枣庄

　　山亭皮影戏、峰县独杆轿、鼓儿词、鲁南花鼓、柳琴戏、薛城琐呐、运河船工号子、山东琴书

　　滕县松枝鸟、伏里土陶、洛房泥玩具、枣庄民间缝绣、滕州张汪竹木玩具资料来源：根据山东省公布的前两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统计

　　鲁西南地区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可以成为该区域文化产业开发的主要资源，同区域内其他文化资源整合联动发展，形成以旅游业、民间手工艺品业和演艺业为产业重点的民间艺术产业，作为区域内文化产业的支柱产业。

　　（二）基于“区域粘性”鲁西南承接文化产业的分析

　　所谓产业转移的“区域粘性”，是产业在原地形成的多种关联性而对产业转移产生的阻力。鲁西南地区和鲁东发达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渊源的各方面联系密切，山东省在推动和协调本地区产业转移工作中首先应思考“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政策导向，受“区域粘性”的影响也相应较少。

　　鲁西南地区具有承接东部文化产业转移的天时地利。首先，恰逢前所未有的国际产业向中国大陆与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耦合型“双转移”时机。其次，山东省文化产业的东转西接是在本省内部进行，因此具有政策制度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避免了对待文化产业的双重标准，便于文化产业的融合。第三，两地区同受齐鲁文化熏陶，人们的思想观念较接近，便于文化策略的实施。因此东部沿海的资金和经验同鲁西南地区的文化资源强强联合，成为打破目前山东省文化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状态的有效途径。

　　四、结论

　　产业转移具有要素注入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关联带动效应和观念更新效应等各种地区有利于产业承接的影响，但是产业的承接需要配套的基础设施，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市场环境支持。产业承接不只是欠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淘汰产业的一味接受，还应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况选择承接适合自己的特色产业。山东省文化产业实现“东西牵手”应采取以下对策。

　　科学统筹规划，制定文化产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结合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科学规划山东省文化产业转移。实施文化产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能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还可以防止文化行业盲目建设与重复建设，实现区域文化产业效益的最大化。

　　加强鲁西南地区文化产业创新力度，突破产业链的低端锁定。产业转移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为产业升级的需要，把低端落后的产业转移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如果欠发达地区仅仅只接受发达地区转移过来的文化产业，就会使自身的相关产业发展很难有所提高甚至一直在产业的低端徘徊。鲁西南地区产业承接中应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上，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使引入的产业能较好地与已有的优势禀赋要素对接。接受东部转移过来的文化产业时应逐步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结合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创造出适合本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

　　建设完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为承接文化产业转移提供保障。在承接文化产业转移的软环境及硬环境建设方面，鲁西南地区都存很大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其承接文化产业战略的实施。在软环境建设方面，鲁西南地区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完善金融、技术等服务，引进和培养现代文化产业所需的高级人才；其次在在承接文化产业转移的硬环境建设方面，应不断建设完善交通和文化产业园区等基础配套设施。

　　［参考文献］

　　［1］［日］小岛清．对外贸易理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2］ .政府工作报告［N］.经济日报，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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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罗正英，韩坚.区域经济:双圈联动发展战略分析一兼论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5］程必定.产业转移“粘性”与安徽的战略选择［ J］.江淮论坛， 2009 (5).

　　［6］卢根鑫．试论国际产业转移的经济动因及其效应［J］．学术季刊．1994 (4)．

　　［7］韩平. 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J］．商业研究，2002（14）.

　　［8］韩平. 中国创意产业带研究［J］．上海百货（营销与流通），2007（3）.

　　山西文化论文篇6

　　一、民族主义发端的历史时代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加稳固，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也逐渐形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然而曾经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彻底从世界文明、国际政治体系的中心滑脱到世界格局的底端，被迫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饱受压迫与欺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人”的清政府仍做着他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黄粱美梦，继续实行昏聩的统治，不断盘剥、侵蚀中国的广大民众。面对这满目疮痍的社会环境、交错复杂的社会现实，奉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清廷无疑成为人么内口诛笔伐的对象，社会大众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民族认同感不断增强，荡涤着整个时代与社会的思想观念。强烈的民族认同与解放观念与西方思想理论在这片摇摇欲坠的土地上发生强烈的撞击。

　　基于这样的国情与世情，为挽救民族危亡，关于解决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问题的民族主义理论成为晚清时期知识分子的主要研究探讨内容。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改良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都以各自不同的立场对民族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相较于改良维新派依托于统治者陈旧落后的自上而下的温和改良方式，孙中山将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与西方理论进一步熔铸成为三民主义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主义理论，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解放、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1〕189为昏昏欲睡、一蹶不振的社会带来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动力与曙光，其民族主义不仅在实践中具有革命指导意义，同时也丰富与完善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理论。

　　二、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为民族主义理论提供内在的文化根基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东西方文化思想交融复合而成的理论体系与学说，其并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国近代革命形势与革命实践不断成长、变化和完善的，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从理论上讲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然而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有留洋经历，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的烙印，内化到其思想深处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仍在其学说中窥见一斑，尤其在革命初期体现明显。

　　（一）“夷夏之辨”的传统民族观念

　　“处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核心的‘华夷之辨’因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统治局面而基本处于隐含状态，只有在面临少数民族威胁汉族政权、华夏文化正统地位时才会脱离隐含状态而凸现出来。”〔2〕32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在元朝与清朝统治时期，汉民族被蛮夷民族所统治与压迫，汉民族的正统文化受到蛮族文化的威胁与挑战，“夷夏之辨”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大汉族主义倾向明显，强调汉族在各民族中的优越地位，宣传汉族文化的先进性与文明性，一些知识分子高举“华夷大防”的旗帜，期待以此来恢复汉族的中心地位。在清朝末期，国家面临帝国主义欺凌，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势之下，“华夷之辨”又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众中广泛流传。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深重的民族危机，孙中山在革命初期高举“反满”大旗，在兴中会成立之日起便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的口号，“驱除鞑虏”明确的体现出其反对清政府统治，驱除满族的思想。孙中山在革命初期的明确的“反满”倾向，受到了中国传统华夷观念的深刻影响，恢复汉族在政治领域及文化领域的核心优越地位，力主建立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这一点在革命初期革命派主张建立十八个汉族省的中华民国想法中便可见一斑。并且在对民族主义的论述过程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民族主义会灭亡最大的原因归结为被异族征服。

　　虽然这种反满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的这一想法与主张也是切合中国社会现实情势应运而生，在革命初期，向受几千年封建压迫与统治的社会大众宣传民主与革命的理念必然是在思想与情感上都很难接受的。然而，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人民群众民族意识和的不断觉醒，适时的明确提出“反清反满”的口号能更好的激发人们的爱国意识、点燃革命热情，为实现民族革命、建立民主国家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二）以血缘关系位为核心的家族与宗族观念

　　从古至今，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一直贯穿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之中，家本位思想浓厚。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便论述到“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1〕 185他充分认识到家族与宗族主义民众生活中的地位，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而中国人的团结力还没有涉及到国族。正因为家族与宗族观念深入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因此孙中山意识到家族主义与宗族主义在提高民族意识、恢复民族主义中的重要作用，应加以充分利用。相较于西方的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而在中国社会，以家庭为基本的社会细胞。孙中山以传统宗族为连结体，实现家族、宗族向国族的国度；将传统的宗族与家族主义作为凝结整个民族的重要力量与手段，以此来树立民族意识、恢复民族精神、建立民族主义。

　　（三）中国古代道德伦理与哲学思想

　　作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孙中山继承与发扬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与哲学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并将其恰切的融入其民族主义学说之中，来恢复民族地位、指导革命实践。古代先贤的“忠孝”、“仁爱”、“信义”、“爱和平”的道德伦理；“兼爱”“修身、治国、平天下”与“大同”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中得到较好的扬弃，丰富了其民族主义学说。

　　孙中山认为这些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是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在新旧潮流融合撞击的社会现实中，应当被保留与继承下来。“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1〕 244孙中山强调修身、齐家，只有“把中国固有的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地位才都可以恢复。”〔1〕 250他认为要唤醒民族意识、恢复民族地位，提高国民的个人素质是必由之路。

　　革命初期，由于资产阶级自身阶级性与妥协性，民族主义并未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对帝国主义国家一直持有暧昧不明的态度；但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认识的不断提高，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在不断变化与发展，日臻成熟与完善，从早期极端的“反满”倾向、大汉族主义倾向中逐渐抽离，提出“五族共和论”，主张建立大一统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并且孙中山也不断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不再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提出“反帝”主张，主张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对一些年轻人受西方世界主义影响、抵触民族主义的情势下，提出要发达世界主义必先巩固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肩负着“济弱扶倾”的使命，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民族平等与解放才是真正的“大同之世”。因此民族主义有其重要作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秉承了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将中国纳入到建立世界主义的核心位置中去。

　　三、西方思想理论为民族主义理论创建理论框架与内在理路

　　（一）西方民族主义理论

　　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之间总是结构性的交互影响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在政治上进行压迫、经济上进行压榨的同时，也将其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渗透到我国，中国知识分子或主动或被动的受着西方思想理论的熏染。在民族危亡的关键转折时期，对于民族理论的探讨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视野，在吸收本国民族观念的同时，将其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整合，探索适合时代特征与中国国情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在留学日本以及在西方各国家进行演说期间，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对于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也或多或少的产生一定影响。

　　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发端于西方国家，理论体系较为成熟与完善，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认为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时展的要求与必然产物。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对于民族国家建立的原则、产生条件、民族政权等问题有深刻的论述，这些理论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学说中也有广泛的体现。孙中山认为构成民族的五个要素分别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强调“一族一国”。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认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便是“一族一国”。孙中山在早期对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狭隘的种族主义，强调汉族中心，主张民族同化，在面对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客观事实上，强调汉族文化的由于地位，主张以汉族文化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以实现“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

　　（二）达尔文物种起源理论

　　孙中山对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极为推崇的，并将其贯穿到其三民主义学说的论述与阐述中。达尔文的进化论主张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孙中山运用进化论的基本观念来阐述民族兴亡、论证民族革命。

　　孙中山认为自古以来民族兴亡源于天然淘汰，由于这种天然淘汰力的作用，一些民族生存下来，而一些民族则从人类中绝迹了。“但在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1〕 197这种人为力在当时的历史环境立下主要是指政治力与经济力。“照自然力中的天然公例说：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优者胜，劣者败。”〔1〕 217孙中山主张面对帝国主义三种力量的共同压迫，更要树立民族精神、恢复民族地位，以实现民族解放，建立共和。

　　（三）民族自决思想

　　山西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本土化孙中山法律思想

　　一、关于法律移植之理论

　　法律移植，“一条法规或一种法律制度自一国向另一国，或自一族向另一族的迁移。”法律移植是近代化法律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有着自身化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任何外来法未经本土化过滤就很难被成功的移植到他国的法律之中。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倾向于“只强调一种外来的法治对本土法治的影响，而对外来的法治异化过程缺乏描述”这一倾向在我国法律对西方法的移植方面反映尤为突出。事实上，各国在追求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并无可供拷贝的共同法律范本。西方法融入中国本土，也需要一个扎根中国社会土壤的过程，也即法律的本土化。

　　在中国，法律移植中的西方化程度取决于法律观念的主观思想基础的厚重程度。观念不同，一种技术既可能“物尽其用”，也可能“形同虚设”。在历史演进中，但凡使观念与技术决然相裂者，没有成功的。只要技术，不顾观念，没有不失败。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在制度的外观模式上仿效西方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在法治的内在观念上与西方颇具差距。现实中法制是法律人的字面游戏，法律束之高阁，司法活动软弱乏力便是明证。故而，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仿效西方，建立健全法制，仿效法制观念都很重要。

　　现实中“实然法”和“应然法”、“本土法”和“外来法”的差距长期存在，这是中国法制化进程的拦路虎。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制订了大量的法律、法令，但都没有得到有效实施。惯常以为，乃因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使得法律、法令成为“废法”。实际上，人民大众对西方资产阶级法律的不信任，对西方资产阶级法律观念的不信仰占了相当大的因素。这就启示我们，法律体系不仅要有外在的制度层面支撑，还要有内在的观念支撑。否则，法律就会成为没有生命活力的空洞教条。

　　二、关于法律本土化之理论

　　“法律本土化，是指将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某种成熟的法律规则或制度移植到其他国家(地区)，并与该国(或地区)的国情相结合，使之成为本国的法律制度，本国法制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成为一国法律体系的必备内容。”法律的移植与法律的本土化是西方法律传入的两方面，归于一个整体。

　　法治的现代化不同于法律的西方化，法律的本土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的现代化不仅有法律的西方化，也应有法律的本土化。

　　孙中山先生看到了法律是深植于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社会文化不同，风俗人情有异，故而，法律不能照搬。欧美之社会不同于中国社会，法律全盘西方化不能达到法治的现代化。必须通过法律本土化以融入中国社会。“三民主义”的提出，“五权宪法”的提出便是在西方宪政立法理论的指导下，在中国社会文化的作用下形成的有一定借鉴、一定创新的理论思想。

　　孙中山在其著作中论及，中国只能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我们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能进步。

　　“以三民主义”作为立法指导思想，是孙中三为解决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社会改革三大历史任务而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经济和理论纲领，也是立法指导思想，这一制度正是其坚持学习西方先进法律经验，立足中国实际的写照。

　　孙中山先生认为欧美文化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文化。”而中国文化是正统，“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而非压迫人。是要人怀德，而不是要人怀威。”正是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中西法律文化观念也全然不同。西方强调“个体本位”，中国强调“家庭本位”。在中国，西方法律观念是难以为民众所理解。中国采用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却不顾及法律观念上的隔阂，必然导致法律移植过程中的“水土不服”问题。是故，法律的本土化显得尤为重要，孙中山先生主张不能一味仿效西方的法律制度，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应立足于本土社会。

　　在“使最宜之法治适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于世界”这句话可以看出孙中山法律思想中的法律变革理论主张，旨在协调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间的问题，使法律制度与法律观念相适应。

　　在法律制度与法律观念关系上，孙中山先生主张两者关系为动态过程，乃循序渐进过程，孙中山先生将法治作为其最高理想，把建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法律的形式和内容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不断调整，这预示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因时代不同而相互有所损益。

　　法律移植过程中牵涉的文化多元性决定了法治现代化不能全盘西方化，要参酌各方以求中外通行，在法律本土化中将法律移植做活、做大、融入到法律体系中去，从而实现二者统一。

　　三、关于政党、团体的法律活动范围之理论

　　孙中山先生颇有远见地提出一切政党和团体及个人都应该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思想，“民党之所求者，国中无论何人及何种势力，均应纳股于法律之下，不应在法律外活动。”“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契约”。至于“国会议员、不过公民之公仆，并非何种神圣，苟其渎职，即须受法律之制裁。”在一国之内，“人人受此大法之支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之主旨即在于此，“六年苦战，乃能使人人知尊重法律”。

　　“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律观念之引入，革除“朕即国家”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一切政党和团体及个人都应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也是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协调合作的结果，使法制与观念同步引入，从而促进法治现代化进程，也将继续濡养中国的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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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99.

　　山西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苏秉琦；学术思想；红山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06-03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考古教育的主要创办者，曾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苏秉琦先生1909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苏秉琦先生在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专业任教授长达三十年，为培育考古人才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的考古文博部门。

　　在苏秉琦先生几十年的考古生涯中，主持或参与了多个著名考古遗址的发掘，如陕西宝鸡斗鸡台墓地、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地、洛阳中州路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洛阳王湾遗址等[1]，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成果。在20世纪30年代对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中，苏秉琦先生较早地利用了由欧洲人创立的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出土瓦鬲进行研究，提出了先周文化的渊源；主持在西安附近进行的考古调查期间首次发现了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判定了与当地仰韶文化和西周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在洛阳附近主持考古发掘，勘察东周“王城”遗址，建立了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同时也把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和实践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凡此种种，只是苏秉琦先生早期田野工作的一小部分，多年的、大量的考古实践使先生开始致力于理论研究，为不断加强考古学科的理论建设，提高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科学水平，使中国的考古学科更加走向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是苏秉琦先生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总结的一个里程碑式成果，他将中国古文化丰富的区域分成六大块，就此提出了中国文化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使得考古学工作者们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各个区系的考古发现不断增多，更加印证了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的正确性和前瞻性。就在此后不久，苏秉琦先生所划分的六大区系当中的第一个，也就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有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辨识，朝阳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遗址和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的重大发现，苏先生也自此把这片区域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曾多次在燕山南北、辽河流域进行考察实践，并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3]一文，进而提出了国家发展的三模式学说和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目标。可以说，对辽河文明特别是对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促成了苏秉琦先生一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华文明起源课题的诞生。

　　红山文化的发现始于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岛田贞彦等人对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掘，在那里发现了史前人类的居住址和一批陶器、石器；随后一些中外学者在赤峰左近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活动，丰富的文化遗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直到1954年尹达先生提出正式命名红山文化[4]，此后开展了一系列针对赤峰地区考古的研究，逐渐理清了当地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特别是对红山文化的基本特征、分布范围、年代等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是，红山文化得以被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关注还是从20世纪70年代对喀左东山嘴等大型祭祀遗址的发现开始的[5]。东山嘴遗址位于辽宁大凌河西岸的喀左县，是1979年5月辽宁省文物普查试点时发现的，1982年春天由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继续发掘，这里是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随后，考古人员在周围区域继续寻找，在距离此处约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交界的牛河梁村又发现女神庙、积

　　冢等建筑遗迹，经确定都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引起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坛、庙、冢的建筑形式说明我国远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较高等级的社会组织。

　　山西文化论文篇9

　　《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研究: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简介

　　河南洛阳市润阳广场C1M9950号东周墓葬的发掘

　　《浙江宋墓》简介

　　重庆忠县石匣子和洞天堡战国墓地发掘简报

　　山西屯留县康庄工业园区元代壁画墓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9辑)——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简介

　　也谈文化形成的滞后性——以早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为例

　　赫章可乐墓地套头葬研究

　　从中国看古代日本的“东国”——论埼玉稻荷山古坟铁剑的铭文

　　从中国看日本埼玉稻荷山古坟和埼玉古坟群

　　评《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

　　河南洛阳市发现一件西汉铭文铜灯

　　《考古》2009年1～12期总目索引

　　湖北随州市黄土岗遗址新石器时代环壕的发掘

　　《马鞍山六朝墓葬发掘与研究》简介

　　内蒙古赤峰市康家湾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

　　山东淄博市临淄城区一号战国墓的发掘

　　河南卫辉市大司马村一号汉墓及墓前建筑

　　浙江宁波市蜈蚣岭吴晋纪年墓葬

　　《植物考古:种子和果实研究》简介

　　商末周初的举族研究

　　四川东汉大型石兽与南方丝绸之路

　　《交河故城保护加固技术研究》简介

　　再论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

　　“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发现一座战国墓葬

　　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1～2005年发掘简报

　　《荆门子陵岗》简介

　　河南安阳市殷墟郭家庄东南五号商代墓葬

　　“崖墓与中国西南汉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湖南邵东县廉桥东汉墓的发掘

　　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东晋南朝的铁甲和皮甲

　　浙江永嘉县溪口村明代净水池的清理

　　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先民食谱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东方考古》(第4集)出版发行

　　精确定年的祁连圆柏碳十四年代的加速器质谱测定

　　《禹州钧台窑》出版发行

　　湖北枣阳市九连墩楚墓青铜器的材料学特征研究

　　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墓地出土金属器的分析和研究

　　《元上都》简介

　　关于岭南地区何时开始铸造青铜器的再讨论

　　《忠县仙人洞与土地岩墓地》简介

　　吉林敦化市六顶山墓群2004年发掘简报

　　吉林珲春市八连城内城建筑基址的发掘

　　吉林和龙市龙海渤海王室墓葬发掘简报

　　渤海都城故址研究

　　蒙古国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胡拉哈山谷匈奴墓的发掘

　　《水帘洞石窟群》简介

　　吉林敦化市江东、林胜“二十四块石”遗迹的调查和发掘

　　我国史前有槽箭杆整直器

　　试论殷墟孝民屯大型铸范的铸造工艺和器形——兼论商代盥洗礼仪

　　西汉汝阴侯墓所出太一九宫式盘相关问题的研究

　　《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简介

　　“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西周遗存发掘简报

　　香港屯门扫管笏遗址发掘简报

　　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勘探与发掘

　　山西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山水画；发展；当代；价值标准；契机

　　中国山水画从两汉开始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孕育(两汉)、萌芽(魏晋)、成长(隋唐)、成熟(宋元)、发展(明清)、衰落(晚晴明初)、复兴(近当代)。

　　其问，由于中国国门的不断开放，外来的文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冲击，中国山水画也难免受到影响，但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活动的作用下，内化和包容了这些外来的东西，为传统山水画服务。传统山水画是建立在文学层面的绘画形式，所以社会文化思想的冲击与影响一直在左右着山水画的发展方式与方向。从传统的本体走向异化这就使得当今背景下传统的山水画作品弥足珍贵。也正是因为这种社会学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山水画在各个时期获得了不同的内在文化意义，使其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反应出山水画在历史的大主题下的使命感与时展同呼吸共命运的节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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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化论文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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