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行政论文十篇

　　大学行政论文篇1

　　一直以来，我国大学行政管理工作中都存在一些问题，随着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例如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导致机构冗杂、效率低下；行政人员服务意识不够、素质低下，导致人们对高校行政机构存在一些不满跟误解；行政管理工作做得不到位，等等。这些都使得高校行政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效率低下，阻碍各项工作的进展。随着教育事业越来越得到重视，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和改革，这些问题都必须及时得到重视和解决。

　　大学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大学行政管理的首要问题是机构设置问题。大学行政机构跟其他行政机构一样，守着一套旧有的固定模式，如党委办公室、纪检部、宣传部、公会等，由党委领导主要从思想上进行管理。仔细研究，会发现其与教学的关系较小。这些结构的设置需要相应的人员填充，因此就导致行政人员冗杂，甚至出现比学校老师的数量都多的现象，带来学校行政资源成本较高的问题。其次表现在管理系统不合理。由于行政管理中机构设置不合理，导致管理设置的不合理，管理系统的范围太广，包揽任务宽泛，往往导致随意性、岗位职责不明确，这样导致的问题就是学生要办一件事往往需要跑好几个地方还未必得不到有效回应，办事效率低下。再次表现在行政人员的问题，这是主要问题。

　　一般来说，学校的行政人员可以称为辅导员，所谓辅导之意，理论上就是为教师教学提供辅助作用，服务于教师和学生。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辅导员相当于领导，服务意识低下；在他们中间存在严重的官僚作风，也就是指脱离群众和实际的不负责任之风，比如学术权利低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缩小而行政权力泛化，具体表现就是教师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或者没有有效采纳，教师还不如辅导员，衍生的“官本位”思想使得行政人员觉得自己权力很大，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工作效率不高，成员比较散漫，工作消极，不能快速有效地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很大原因是缺乏一个有效的奖惩机制或者说激励机制，如此下去，可能会影响学校的社会形象；第二是打着以人为本的口号却很难真正落到实处。高校行政管理的宗旨应该是为教育服务、为学生服务、为社会服务，但如果过于散漫没有服务意识，那么就尽不到自己的职责，做不好自己的工作；三是权力过于集中。学校行政管理部分虽然机构众多且人员也不少，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却只有几个或某个领导，如此一来，就容易出现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导致工作时效性问题，而且容易滋生校园腐败，应该引起注意。引起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管理体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比较落后。传统的、原有的教育行政机构跟它所在的院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领导跟服从的关系，所谓管理就是这个意思，行政管理管的就是学校。这样一来就容易形成行政人员的官僚之风。而且机构繁杂，人员相应也就增多，形成阻碍创新的局面。二是考核人员的方式陈旧不合理。旧有的考核方式奖惩机制跟鼓励机制都欠缺，难以调动人员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新功能，传统的考核标准，通常是四方面“德、能、勤、纪”，过于粗放，不细致跟明确。

　　二、行政管理如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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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行政管理学课程的理论及实践特殊性，我们在“翻转式”课堂教学改革中采用了传统课堂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行政管理学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和学习效果，我们只选取出部分相对简单易懂的章节进行翻转教学。在翻转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改变了往日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形式，改由学生在课下自主学习，通过观看微视频解决疑惑。在课下学习的过程中由学生提出自己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在课堂上汇总由学生讨论。每一章节习题不再像传统教学模式那样由老师讲解，学生记笔记的形式出现，而是学生自由讨论并完成。具体操作方式为：“学生自由分组”，“课下小组讨论”，“课堂成果展示”三结合方式。具体做法是“：学生自由分组”，即学生采取自由组合的形式，每一个小组5人，以小组形式学习，这一模式可以有效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率。“课下小组讨论”，即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将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来，通过小组讨论来解决，这一环节是对学生知识上的理解进一步加深。“课堂成果展示”，即在课堂上每一个小组对章节的内容进行总结阐释，并提出自己的问题，之后由小组之间相互解答疑惑，教师在这一个环节中主要对学生讨论内容的重点性、准确性进行把握，对于学生无法讨论出的内容进行引导性的解惑。最后老师将习题列出，由学生在课堂完成。

　　二、翻转课堂学习效果检验

　　在采用翻转教学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位学生都具有较强的自觉性，较强的自学能力，往往会发生偷懒的情况。为了尽可能地杜绝这种情形的出现，在课堂中，老师的作用不可忽视。虽然翻转课堂学生是主体，学生在课堂中自由讨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也应随机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来。在讨论过程中，老师也应该抛出自己的问题随机地让学生来回答，并给出练习题，由学生来完成。在每一堂课后，老师根据学生课堂讨论情形，小组整体表现以及课堂练习情况对每一位同学作出准确的评估。翻转课堂为一些原来在课堂上对知识领悟力较差的同学，在课下提供内化知识学习提供可能，有利于每一位同学发展。同时，通过翻转课堂，通过学生在课堂的表现，老师也对学生有了更加理性清晰的认识，改变了以往老师靠印象评价学生，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

　　三、鼓励机制的建立

　　布鲁纳曾说过：动力与激情是学习的源泉。因此，要让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激发出学生的学习激情就尤为重要。而要想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就应该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上，老师在布置课下任务的时候，知识点不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如果知识点过难，直接导致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因此老师应将知识点分解成若干小问题，由学生一个一个去解决，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成就感和满足感。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每堂课老师可以选取一定的奖品带上课堂。对于在不同的任务场景里，每一位表现好的同学可以任意选取一样奖品。当然，不同难度的知识，对应的奖品也应该不同，总的来说，难度越大，奖品品质越好。当然，建立必要的惩罚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有制度才会有规范，这样也能够提醒督促学生认真学习，有利于他们取得学习上的进步。以上三个步骤在“翻转课堂”应用中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必将导致这一教学模式最后流于形式，不能对行政管理学的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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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高校；外语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一、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关于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学科研究体系，公开出版发表诸多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著述。研究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问题研究和实践问题研究两方面体现。

　　第一，理论问题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和教育过程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基本范畴层面，主要包括对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理论价值、学术地位、主要作用、理论本质等理论研究。如“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理论基础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指导；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近伟大成果为指导。”（1）在教育过程构成要素层面，主要包括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内容、途径方法、教育环境等理论研究。如“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教育对象制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使他们具有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方向，较高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素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2）大多学者认为教育内容应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主要理论内容。关于研究的途径方法，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从宏观论证到微观证明，从规范研究到实证分析，从人文科学的描述法、元理论分析、经济分析到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建模方法等都有所涉猎。

　　第二，实践问题研究。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问题研究，其研究具体内容有所差别，基本都是围绕其实践的实效性进行研究的，研究思路大致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寻找对策解决问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如梁金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问题现状》、冯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房晓梅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张秀荣和韦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张苗的《工具理性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邹楠的《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仲兆华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问题及根源》等文章，都是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层面进行探讨的。再如我国学者张再兴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徐艳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环境论》、李伟的《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苏启敏的《价值反思与学生评价》、张秀荣和王瑞荪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文章，就是从解决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题维度来进行论述的。由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教育方法侧重单向灌输和说教，缺乏灵活多样的艺术方法，收效甚微，因此必须建立起教育者与受教者地位平等的双向交流模式、隐形教育模式，采取教育途径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手段，从而有效提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由此可见，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为发展与完善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本文将进行的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基础。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还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大量的资料是重复的，新意不够。相关理论大多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性陈述、对面临问题的滞后性罗列以及对未来发展的理想主义式期盼。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许多重要概念没有做出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现有许多含混不清的概念，如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教育、高校政治教育、高校政治思想教育、高校德育等等，这些概念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之前，无法建立统一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第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学术研究的应然程度较高，实证程度不够，仅仅依凭理论思考与逻辑演绎来构建应然性的原理原则，应结合实践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并进行多维度的实证分析。第三，理论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目前研究方法虽多种多样，但基本上是囿于借鉴其他学科的常用研究方法。而且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经验问题研究多于理性分析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研究多于中微观研究。第四，在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专业课进行渗透的研究方面，学者基本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层面研究较多，而在微观层面研究较少，具体措施或结合何种专业的研究大多不够全面或可操作性不强。

　　二、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已形成专业化研究体系，但从结合高等院校学生专业背景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数量却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中国高等院校艺术专业背景、航海专业背景、医学专业背景等专业领域背景当中，艺术专业背景研究如我国学者何勇和程辽撰写的《职场需求下的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尹振永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陶思璇的学位论文《综合大学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孙传辉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徐彩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敬芯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等；航海专业背景研究如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郭海峡、邱爱红、刘思、刘明明、田沙沙的学位论文《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研究》、《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我国航海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改进对策》、《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等；医学专业背景研究如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汉君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刘蔚的学位论文《“90”后医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石春兰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讨》、我国学者李久东等撰写的《医学类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等。可见，其著述形式主要是以高等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为研究成果，偶尔散见于期刊等文献。这些结合中国高等院校专业背景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都缺乏理论性和专业性，仅简单罗列各个不同专业背景的特殊性，并加以简要分析，分别指出高等院校中具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并试图阐述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对策。

　　从外语专业背景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就更为鲜见，只有河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代晓雅的学位论文《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其对策研究》、河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婷的学位论文《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姬喻波的学位论文《外语专业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状及其教育对策研究――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为例》等数篇文章。

　　另外还有二十余篇期刊论文形式发表的论文。首先，如以概括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为出发点，分析并论述相应问题对策的文章《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征及其思路》（漳州师范学院学者项梅）、《外语专业大学生的特点及教育对策》（商应美等）、《外语类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刍议》（彭海）、《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引导对策探讨》（河北北方学院学者段汝和）、《试论提高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集美大学学者肖振南）、《外语专业女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策略分析》（苏惠芬等）、《新时期加强外语专业班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高荟等）、《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研究》（黑龙江大学学者曲亮等）、《高职院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心探析》（萧君虹）、《新时期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伍廉松）等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阐述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具有专业学习背景、教育生活环境、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等特殊性，并针对这些特殊性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原因分析和宏观对策研究，但这些研究重复率较高，大多是对特殊性和对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罗列和泛化研究，没有深入研究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没有从微观层面出发给出具体对策和方法路径。

　　其次，如从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进行论述的《入世后外语院校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曹文泽等）、《关于外语院校实践育人模式的思考》（大连外国语大学学者李宝章等）、《外语院校德育工作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四川外国语学院学者陈洪丽）、《新媒体时代外语类高校思政工作创新策略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者迟鸥）、《外语院校育人特点分析》（西安外国语学院学者刘伟）、《对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以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成都理工大学学者张钊等）、《加强独立学院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讨》（广东海洋大学学者谢睿萍）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从高校学生德育管理工作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在中国外语类高等院校的管理层面论述了外语专业背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对策。

　　再次，如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放在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外在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强调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途径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网络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重心》（刘练）、《互联网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x睿萍等），这些文章虽然及时关注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息化特征，并根据时代背景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进行了合理分析，但并未将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根本原因及解决困境的对策路径与时代背景直接联系起来，也没有做出系统化专业化的深入研究。

　　第四，如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教学方面的论述来研究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问题。《浅析外语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困境与对策》（四川外国语大学学者张庆虹）、《形势与政策教育对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影响研究》（闫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研究》（张家政）、《涉外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略》（笔者）、《浅析在外语专业学生中开展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田雨）、《思想政治教育在英语教学中的渗透》（杜琳娜），这些文章大体分析了目前中国外语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宏观层面提出一些相应对策路径。也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外语专业课的两种课程教学角度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结合外语专业学生特点进行外语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相互渗透的教学方法。这对于改进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现状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但这些文章大多没有对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提出的对策和路径不够全面具体，同时实际操作性不强。

　　综上所述，从整体上看，以上相关研究成果还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外语专业背景下中国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研究依据，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提出了部分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但在相关研究成果中还是缺乏权威性著作和系统性论述，经验问题研究多于学理性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理论研究多于中微观理论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大都是简单罗列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泛泛分析导致这些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而从宏观层面给出相应对策和路径。因此，结合时代特征、社会背景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对其内涵做出准确解读、对其理论价值进行科学分析、对其困境及其产生根源做出详尽论述、对其调适路径和对策方法进行合理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张秀荣，韦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冯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注释：

　　（1）张耀灿，郑永廷等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大学行政论文篇4

　　    关键词: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改革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是培养青年学生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在高校教育环节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十六大以来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并相继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工作部署。十七大后,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进行了较大幅度改革,把科学发展观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贯穿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始终。但同时不容否认的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严峻的困境。比如学生学习兴趣低,缺乏学习热情;部分学生厌学、教师厌教;人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存在误区;教学内容重复泛化,教学方法简单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又掣肘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改革,使教育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所以需要对教学存在的诸多问题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分析,既考虑学生和教师的主观原因,又考虑社会的客观因素,既考虑教学主体与课题,又考虑教学中介各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以此态度指导教学改革,才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走进学生的生活,并内化为他们自觉的行动。

　　    一、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师队伍素质建设是有效开展教学实践的关键

　　    教师是教学实践的主导,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设计者和指导者。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能否促进学生主动、和谐、活泼地发展,关键在教师。”所以,要有效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和水平,关键在于培养和建设一支坚信马克思主义,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较强的科研能力、比较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献身思想理论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现代社会科学文化知识日新月异,知识创新和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理论品质在于与时俱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有不断更新知识,不断调整知识结构,才能从思想上认识上跟上形势,不断提教学水平。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着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也必须具有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客观理性的逻辑思维,坚持不懈的追求真理的精神。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根本,他在认识论中再三强调理论必须回到现时中去指导实践,才能发挥其巨大威力。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才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的过程。这一历史经验表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主题紧密结合起来,是历史赋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在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有具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透彻理解,才能把它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尤其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阶段目标结合起来,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富有鲜活的教育意义。

　　    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论与实践的难题。这都加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所有方面。因此,能否及时对大学生的思想进行正确的引导,揭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理论本质,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基本素质,才能在大学生普遍关注某一问题的时刻,及时为其做出解答,也才可能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以,在现行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实践中,我们要大力鼓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深人进行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提高自身教学和科研水平。加强学术研究,鼓励教师大力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由此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全能型”的教师队伍,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教学,教学科研良性湖动,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二、完善更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内容是有效开展教学实践的基础

　　    教材是制约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给“教材”下的定义是:“所谓教材,就是一个有目的的情境在发展过程中所观察的、回忆的、阅读的和谈论的种种事实以及所提出的种种观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杜威是把教材作为活的知识来把握的。这里的“知识”决非死的、静态的知识、现成的知识,而是活的、动态的、生成的知识。这就是说,能够作为“教材”的知识,应该具有及时更新完善的与时俱进的功能。

　　    但在现时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作为其教学知识的教材却存在诸多不足。如教学内容重复泛化。主要是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与中学时的思想教育课程衔接性差、重复多。据统计,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中学政治课有近1/4的课程是简单重复,学生感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空洞的政治说教;教材内容与现实存在一定的不相适应和滞后性,教材编写的特点决定了教材总是相对滞后于社会现实,导致了教材内容与现实存在一定的不相适应。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从教材和教师口中得不到对现实情况的合理解释,从而对教学内容产生了厌倦。

　　    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改革就成了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一重要环节和内容。200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这个《意见》最终确定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格局,即:在高校四年制本科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四门必修课。并决定举全国之力编写一套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并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项目,力争于2006年秋季开学后在全国高校(包括高职高专院校)统一使用。新教材的编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和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反映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基本经验,充分反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大学生关心的理论问题。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后,根据教育部要求,又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进行了新一轮的修改和补充,及时把十七大相关精神加入教材,反映了教材编写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三、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文化自觉是有效开展教学实践的核心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学术反思的思想结晶,是继“文明冲突论”后又一重大社会理论突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世界文化转型的时代需要。“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先生在此讲的“自知之明”应该具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这里的认知不仅仅局限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而且包含对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理解、探寻。以便明白在多元文化交叉融合中,本民族文化处于何境地,较之他族文化,我族文化有何特色,在未来发展中该往何去。这是一种兼深度和广度的认知,不是传统意义上个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忏悔,而是走向自身文化深处、走向其他文化殿堂并筹划和追求民族文化理想的探索历程。二是认知的升华,即把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上升为一种自觉行动的理念,也就是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把自身视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把民族文化视为自身生命的组成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主客,合二为一。这样,就把保护传统文化作为自身使命,把认知内化为自身信念和行动指南,在新形势、新环境中自觉地去继承它,保护它,弘扬它,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扞卫它。

　　    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文化自觉,就是要让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有“自知之明”,即使大学生在认知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及其相关知识的同时,把此认知上升为一种自觉行动的理念,内化为自身行动的指南,自觉意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念和准则,主动将之付诸实践,从而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

　　    由于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影响,在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取向选择方面,部分大学生在政治信仰、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动摇,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对主流文化存在质疑。多数学生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在一些问题上常常表现出矛盾或多变性,对社会主导价值和信仰抱有更多的“游离”态度。一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肤浅、模糊、有疑虑,信心不够。诸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这些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受到扭曲、侵蚀和消磨。有些大学生文化价值观呈现明显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特点。有的大学生把参加政治学习,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积极参与学校所组织的各项活动等,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希望通过政治活动和政治参与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的发展和要求。

　　    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之际,在世界多元文化互相冲突和激荡中,在多重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碰撞与交融下,文化自觉作为当代中华民族应有的、正在增强的新型文化观念,对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是一种强大的内驱力。大学生是传统文化及国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继承者和扞卫者,是外来文化的借鉴者和批评者。只有培养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自觉意识,才能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具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种潮流,就有科学的思考,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培养对于保持中国先进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立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时代的要求对多元文化进行审视、鉴别和筛选,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意识。这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教学改革的核心。

　　大学行政论文篇5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行政改革；时代使命；问题意识；创新型政府体系；行政文化

　　中图分类号：D035；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3－0067－04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公共行政学，自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重建以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中国行政学学科建设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困境与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合法性危机”、“身份危机”和“研究品质危机”等。面对这些问题，国内许多学者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如马骏、刘亚平认为，中国公共行政学作为理论学科或在应用领域皆存在严重的“身份危机”，公共行政学研究存在着八个问题：研究中心的“非中国化”，“管理主义”盛行，缺乏对真实世界的了解，消解了“历史”的公共行政研究，规范理论贫困，研究质量存在问题，缺乏学术规范，缺乏指导实践的能力。有的问题，已经存在多年，如薄贵利就曾指出，许多行政学者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热衷于演绎推理，热衷于写不痛不痒的文章，而不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甚至有许多人对中国政府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及其所存在的问题了解甚少，大有你搞你的管理，我搞我的学问，你搞你的实践，我搞我的理论，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之势。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既使行政学研究显得苍白无力，把行政学变成脱离行政管理实际的抽象的空洞的外壳，同时又使行政学的发展失去了理论的源头。

　　学者们对行政学研究的这些反思和批判是十分中肯的，表明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在总体上还比较薄弱，对中国本土的公共行政学关注不够，尤其缺乏对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中现实问题的普遍关注，这样必然造成中国公共行政学陷入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困境。学术是时代的声音，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对学术的特定要求；每一个时代的学术，都应反映所处时代的特征。任何一门学科，尤其是应用学科，在多大程度上回应和满足了时代提出的需求，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发展和繁荣。如果不能回答现实实践的重大问题，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意义。因此，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公共行政学要获得进一步发展，要走向成熟，实现科学化，就必须思考与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公共行政学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时代使命?完成时代赋予的哪些职责?这是关乎公共行政学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也是每个行政学者都需要积极思考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公共行政学需在以下方面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一、确立问题意识，关注行政现象与问题

　　提出一个真实、明确和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有用性的保证。正像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指出的那样：“科学与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公共行政学研究理应努力透过理性思考和行动，去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公共问题。

　　然而，检视与翻阅中国行政学的论著，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研究并没有明确的研究问题，而一些研究中虽有问题但价值性不足，大量研究中则充斥着看上去似乎是研究问题实际上又不是的伪问题，甚至在已立项的课题中也有不少是伪课题。现代社会科学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能离开它对这个国家发展所能够提供的实际贡献。这也就是说，我们固然能够把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引入国内，但是，如果这些最新学术成果不能转化为认识、研究和创新中国公共行政的学术资源，那么这些最新成果，不管引入多少，都构不成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形成这种转化，关键在于确立公共行政学特有的问题意识。公共行政学研究有的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活动中，以专门的公共行政知识和经验为基础，逐步形成的认识行政问题的实质和类型、发现并提出需要研究解决的行政问题的意向和能力。一个完整的公共行政学问题意识大致包含发现行政问题、界定行政问题、综合行政问题、解决行政问题、验证行政问题等基本环节。公共行政学这种意识的确立，主要基三个方面：一是对公共行政研究内容的科学把握，明确公共行政学的核心问题取向；二是对中国行政实践的全面观察和科学透视；三是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与直觉力。这就要求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过程中，一方面要通过研究当代中国的具体行政生态环境以及中国场域中的公共行政管理实践，从而实现公共行政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以及行政学与中国现实的对接；另一方面，还要将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实践指向”及时地提升到“理论指向”。理论研究的使命就在于，以实践问题为“标尺”来衡量原有理论，看看原有的理论观念在哪些方面出现了问题，在哪些方面还有有待于填充的“空白”，由此推进行政理论的革新，用以解决行政实践中的问题，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理论与实践能够相互转化的研究能力。

　　二、推进理论创新，引领行政理念变革方向

　　行政实践问题激发理论创新，是行政理论创新的真正生长点。公共行政学的创新或者说行政理论的创新，是近几年行政学界关注较多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当前的情况看，行政学界的研究就存在大量套用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用西方理论和方法来裁剪中国现实，表现出不是为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进行理论探讨，反而是把中国现实作为证明西方理论的素材和工具。行政学这种研究现状与公共行政学的地位不符，也与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实际不符，需要学界推出大量的扎根本土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今天，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独特的，原有的行政理论不能给予诠释与说明，国外相关的理论充其量也只能起到参照和借鉴的作用。因此，我们只能扎根中国的行政土壤，消化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行政理论成果，建构符合这一特定时代要求的原创理论。

　　审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行政学研究的背景是非常特殊的，中国行政学理论创新的任务也是艰巨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一历史转型是由产品经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时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定位：我们是在西方工业文明业已成熟、高度发达，其自身的弊端和危机已经开始受到批判和诘难而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来完成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换的。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实，中国的行政学研究 必须立足于这个现实去进行独立的探索，也需要理论的创新作指导。因此，中国行政学研究的学者们必须根源于中国的现实进行研究。出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目的，在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中去提升理论研究的学术自觉，从中国现实的行政场域出发选好研究课题，找准研究的突破口，即选择的研究课题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重大学术价值，这是公共行政学科知识得以增长、理论得以创新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还应具有前瞻性的目标，根据人类历史发展以及社会治理的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前瞻性地探讨人类未来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并做出积极的建构性理论探讨。”

　　一种成熟的文化应该有一种开放、外向的积极姿态和自我梳理的勇气与警觉，而不是简单的对抗或背离。我国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是以西方理论的既有存在为前提的，也即是说，以西方科学哲学及方法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学科体系及研究法是我们不可回避的参照框架。因此，在进行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时，必须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政府管理及其改革的有效经验，系统了解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熟悉各种研究理论与方法，从而了解其优点与不足，最终促成我国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创新。正如欧文?休斯指出的，随着经济现代化，迫切需要公共部门现代化，公共管理的某些观念和方法“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中国所发生的变化需要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和新的典范。重组和民营化要求管理者比以前更具有最新的管理技术”。

　　理论蕴含理念，理论研究也催生着一系列新理念的生成。行政学界在推出原创性成果的同时，一方面要注意自身的研究是建立在何种理念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还应注意从研究成果中提炼能够影响行政实践并且符合行政实践要求的理念。从现在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行政学界提供的研究成果是丰富的，但很少有学者就这些成果中体现的新理念进行提炼加工，以致这些可能会影响行政实践的理念长期淹没于林林总总的论著之中。实践工作者虽然也可提出形形的新认识，倡导这样或那样的理念，但由于其工作的局限、经验的限制、视野的羁绊等，这些理念还需多方理论论证。还有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需要探索，那就是理念的实现途径和转化环节。对行政学研究者而言，需要提出理念转化的支撑条件，从学理上判明理念转化过程中的障碍和解决对策，为理念转化提供理论保障。

　　三、聚焦行政改革，构筑创新型政府体系

　　理论创新的根本价值在于指导并服务于实践与改革的发展，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有效回应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已进行了五次，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总的来说，成效不大。这其中不可否认的是指导政府机构改革的公共行政学的理论范式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反思支撑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础，它们究竟是否有助于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善、提高国民的公共福利与政府的管制水平?即便是最近各界争论的大部制改革，也不过是公共行政学研究仅仅触及了行政实践的皮毛而已。在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上，我们没有看到公共行政学研究能够提供多么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关于政府职能定位、行政体制改革、行政法制与伦理、行政人员素质提升等重要行政实践问题，我们只看到公共行政学研究给出的泛泛之论，却看不到切实的可操作方法。

　　行政改革本质是一个利益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与调整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涉及千家万户，与社会各领域、各部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复杂性、艰巨性远超出我们的预料。这样一种改革，需要行政学界积极参与，需要行政学界将行政改革实践的经验加以提炼，对国外有关的做法加以批判吸收，对行政改革各相关利益群体作出分析。而作为行政学界来说，参与这样一场给行政带来重大变化的改革，是一种历史机遇，是彰显其学术价值的重要平台，是提升其学术品质的“可遇不可求”的关键契机。行政学界的同仁应当直面行政改革的问题和困难，为行政改革提供智力支持，为解决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贡献学理智慧，为提高行政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作出应有的贡献。把研究的焦点转移到行政改革上来，就需要加强对行政改革问题的研究。首先，要从世界范围内把握行政改革的基本特点和总体发展趋势，历史地看待行政改革的发展，敏锐地捕捉改革带来的新变化，着力探讨行政改革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其次，行政学界更应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活生生的行政改革实践。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第六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十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着眼于科学发展、改善民生，在大部门体制改革等方面迈出重要步伐。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改革开放。那么，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哪里?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以行政体制为中心的政府改革，最重要的是实现政府自身的转型。这个转型应是两大任务：一是由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二是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行政改革必然推动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管理技术与管理目标等方面的创新。在2006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要建成一个“创新型国家”，就必须更加努力地进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政府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是社会进步的火车头。政府创新是社会创新的表率，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我们有一个创新型的政府。那么，创新型政府体系的思路与框架是什么，创新型政府与创新型国家有何内在联系等一系列问题，都迫切需要行政学界作出学理分析。

　　四、弘扬行政文化，构建公共行政的精神家园

　　大学行政论文篇6

　　关键词：流行文化；教学法改革；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89-02

　　目前，流行文化的传播和渗透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高校是各种文化产生和聚集的重要场所，当代大学生也是流行文化的最主要受众之一。因此，流行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强大影响力势必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特别是网络以及手机上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使得流行文化在我国的高校校园中蓬勃发展。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面临的问题，进一步将流行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方法二者合理地结合起来，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一个新的方向和机遇。流行文化为何在高校传播如此迅速？如何合理利用流行文化，改革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本文试图在一定理论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以期对我国的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当代流行文化现象诠释

　　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属于文化范畴，当代流行文化具有复杂性和灵活性。吉登斯认为：“流行文化指的是被成千上万或几百万人观看、阅读或参与的娱乐，是一种大众广泛参与的娱乐活动。”[1]海蒂兹则认为：“流行文化主要是如同时装、电影、CO、VCO、电视节目一类的普遍可得的人工制品。”[2]流行文化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广告、杂志等而流行于大众中，如流行音乐、叫座的影片、广告艺术、大批量生产和复制的流行文化产品等。流行文化与商业、消费、娱乐、政治有机结合，形成了物质化的、虚假的文化，并满足人们消极、被动、虚假的需要[3]。流行文化风行于现代都市中，充满浓郁的商业气息。流行文化始于西方，它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大众传媒产生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同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的前言中所说：“在其一般现代用法上，文化这个词进入英语思想界是在工业革命期间。”[4]因此，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流行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对高校大学生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日本社会心理学家萌山庆司说，流行是青年人创造的。大学生思维活跃，兴趣广泛，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喜欢追求新奇刺激，是社会生活中最有生机、最具开放思想的人群。他们不仅充实了流行文化的内容，还革新了流行文化的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或延缓流行文化的进程。大学生能够较早接触一些新兴的流行文化形式，甚至对其进行改造，进而传播他们自己的流行形式。他们往往会用一些流行文化的形式来演绎传统或主流文化。比如，在动漫作品中配着古典音乐的国画风格的场景，或者是革命歌曲的摇滚版，这些都受到了大学生的广泛欢迎，并且，在同学们之间广泛传播着。当代大学生对流行文化的创造力与传播力都很强，他们会创造流行文化的形式，通过网络等媒介加以引导传播，高校大学生成为流行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流行文化在高校的广泛传播，其本身的商品性、市场性、世俗性和互动性对大学生消极面日益凸显，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长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思想政治课紧跟时代的发展，着眼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为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通过对近几年来思政课教学的认真研究和反思，我们发现，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了多方面的困境。

　　首先，从教育对象方面来看，有相当数量的高校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感兴趣程度不高、认可度不够。总体来说，大部分高校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并不浓烈，但大部分同学对它并不抵触，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有一个基本正确的认识和积极态度，学生认为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可行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可程度较低，学习态度较为消极、被动，认为课教学内容抽象、空洞，并且与就业相关性小。

　　其次，从教育者方面来看，存在着创新意识不高，采用较为单一的教学手段，习惯于单纯地传授知识，缺乏对现实问题在理论层面上进行研究的现象。有些教师继续采用一个教室、一名教师、一本教材、一支粉笔、一张嘴巴的“五个一”方法，枯燥乏味，使得理论与现实相脱节；有的老师的教学方法就是“坐讲”，就是高高在上，照本宣科，拘泥于书本的纯理论，缺乏实践；有的老师虽然采用了现代教学技术，但仅仅停留在以投影替代板书上；有的平时不注意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对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热点问题和现象，不能给学生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等等，这些都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效果。

　　最后，从教学内容来看，内容较为重复陈旧。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内容已十分丰富，因此，在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时，既要顾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要说明每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话的具体内容，哪一快都不能忽视，从而造成课程体系十分庞杂。这些内容当中，有一部分的内容与中学课程存在低水平重复，某些课程之间也有内容的交叉重叠。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关教材缺乏许多具有现实合理性的观点和内容，缺乏时代感和超前性。

　　三、流行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相结合

　　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都会发生变化，同样，流行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针对上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出现的问题，我们应着力降低流行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因素，并有效结合流行文化的特性，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有效性。

　　（一）利用流行文化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创新思想政治教学的方式和手段

　　流行文化具有形象、生动又富有感染力等特点，很多艰涩难懂的理论，通过流行俗语的形象表达，就变得很容易被高校大学生接受和理解。同时，可以充分运用电视录像、投影、网络、多媒体教学软件等现代科学技术，当代大学生崇尚创新，关注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而且非常希望亲身体会和尝试，希望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来学习知识。这样既能吸引学生，又能创新教学手段。可以把理性的内容具体化，把抽象的道理直观化，以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形式对受教育者造成鲜明清晰的视觉印象和冲击力，可以有效改变传统枯燥乏味的教学活动。

　　（二）充分了解流行文化，引导学生正确对待

　　流行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流行满足了社会适应的需求，是一个特定的模拟，它提供了最一般的条件，使每位个体的行为有可能成为一种榜样。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师是流行文化影响方式、传播途径中的重要变量。这也就要求教师必须充分了解流行文化，只有对流行文化充分把握，并且从专业角度有针对性地看待流行文化，通过对大学生主要需求的分析，挖掘流行文化中的亮点，使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有机结合，才能引导引导学生理性认识流行文化的内涵，分析其利弊，创造师生、生生之间的和谐互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与价值观。

　　（三）重视优秀流行文化，开拓教育教学资源

　　随着高校与社会联系的加强，我们不能用简单抵制与堵截的方式对待流行文化以消除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消极影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正确分析流行文化对思想政治教学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充分认识大学生的身心特点与时展需求，以科学谨慎的态度，选择部分优秀的流行文化纳入到思想政治教学资源之中，顺应时展要求。应充分挖掘优秀流行文化所蕴含的积极意义，开阔大学生眼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时代性，促进教学有效的充分实现。要认同学生对优秀流行文化的学习与创造，但同时要严格抵制低级、粗俗的流行文化及其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这样既可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趣味性，又可以让大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理解思想政治理论。

　　（四）以流行文化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

　　流行文化本身具有实践的条件，包括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践指导教师培训与整合、实践教学运行和保障机制。流行文化会引领出许多新鲜事物和新鲜问题，这些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可以利用流行文化丰富多彩的形式吸引大学生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到实践中去，深入社会调查研究，将实践作为思想政治学生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要坚持以主导价值观和主流文化作为各种实践活动的精神内涵，抵制流行文化中低俗和反主流的负面因素，充分利用流行文化的鲜活形式，吸引大学生们的关注和积极参与，使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加深对思想政治理论的认识。

　　四、结语

　　要改革教学方法，使流行文化真正成为学生学习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手段，教学是整个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实践证明，当代大学生是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与时俱进，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以改革促发展，以建设求提高。只要积极营造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的氛围，坚持真理，与时俱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就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达到百年树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A.Giddens. Sociology[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the Third Edition，1997：364.

　　[2]D.Strinati.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M]. London： Rout ledge，1995

　　大学行政论文篇7

　　【关键词】大众文化 思想政治教育 实效性

　　大众文化的传播流行，尤其是在高校校园中逐渐盛行，其商业娱乐特性对于大学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针对大众文化对大学校园的冲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意识必须放在首位，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牢牢占领思想文化的主要阵地，多元的文化模式与价值选择，决定必须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

　　俗话说，“城堡容易从内部攻破”，内因具有决定意义。要使大学生自觉抵御当前环境中的不良风气，养成积极向上的奋发姿态，必须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使他们具有明确而强大的理想目标。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科学的理论学习帮助大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传播和发扬全社会普遍接受的共同理想。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在大众文化及其大众传媒盛行的时代更是如此。学校教育之所以比其他形式的教育更全面，原因之一就是“学校教育有一种结构完整与合理的教师队伍。”针对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的复杂局面，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应该得到加强，虽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探索多种形式，但是最基本、最直接的仍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导大学生认同主流价值观、自觉抵御不良因素影响，是坚守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和培育新时代合格大学生的必由之路。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课堂、进头脑。在全校开展的公共课理论教学中，我们必须生动全面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科学理论和先进思想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运用于实际的教学与实践之中，以改革与建设过程中的重大事实作为佐证，引导大学生自觉运用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对学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各种文化与价值观念冲突中，大学生的思想也相应地表现出多元化趋势。这种实情的存在，就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的思想加以正确引导，使他们对正确的理想信念始终做到坚守不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将自己的个人理想融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第三，将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凝聚在民族精神之中。中国历史文化中有很多反映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事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学生汲取传统优秀文化遗产的营养，从民族感情的角度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在对党的历史与发展历程的学习中，以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为载体，深化大学生对党的认识，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使命。这两方面的教育学习，都要落实到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中，使其对于当前社会环境中那些低俗、消极的元素嗤之以鼻，自觉以实际行动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主流文化。

　　我们看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具体的实践中已经初步收到成效。通过在高校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并且将其作为一门必修课来学习，大学生逐渐养成勤奋学习、独立思考的精神风貌。学校的文化氛围和学习环境，也在大学生蓬勃的创新精神中得到提升。大学生鲜明的个性培养，也在学校尊重个性差异的前提下得以实现。这一切，都有助于大学生以良好的精神风貌，自觉地坚持主流文化，对各种不良文化的各种表现形态保持理性判断。

　　二、提升教育者的理论素质

　　在引导大众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主的教育者的理论素质状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直接关乎成败的意义。教育者如何对待大众文化的复杂表现？疏胜于堵。我们不是要对大众文化进行围追堵截，将其拒之于千里之外（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而是要加以正确疏导，吸收大众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具有较好的理论素质，能对大众文化加以吸收并运用于实践。

　　第一，发挥课堂教育的同时，注重引导大学生对于大众文化现象的看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以先进的科学理论知识武装大脑，并在长期的教学研究中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在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要认识到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大众文化对于青年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冲击，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就是一项新的挑战，把控学生的思想动向、了解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掌握学生对于社会热点问题与重大事件的态度，这些都需要加以把握和引导。

　　第二，教育者介入大学生的沟通情境，提供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度。大学生是迅速接受新鲜事物的群体，他们所使用微博、微信、腾讯QQ、博客、贴吧以及BBS论坛等沟通方式，也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了解甚至能够加以运用，这样才能更好地介入大学生的沟通情境中，了解大众文化的产生和传播过程，贴近地与学生进行沟通和加以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借鉴和采用这种方式，主动走进学生，感知他们的所想，通常会在他们的思想中产生共鸣。

　　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的效果，决定了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程度。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形式与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改变传统的单项灌输式的说教，运用校外实地考察、现场观摩、基地教育等形式，代之以启发讨论的方式，通过现实生活中形象的事例和身边的事迹来进行教育，能减少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排斥情绪，在生命感悟和教育体验中获得新认识。

　　参考文献：

　　[1]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大学行政论文篇8

　　“行政法学基本理论”确实是一个很难准确、完整界定的概念。但我认为，它可能是关于行政法产生、发展客观规律的总结与阐释，关于行政法中的基本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分析和由此得出的一系列主张和结论，关于行政法的价值、行政法的功能与作用、行政法中最核心的问题-－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又简称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关系的阐释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行政法学基本理论的重要部分。正因如此，笔者主张用“基本理论”，较之“理论基础”可能更贴切些。

　　目前行政法学界争论较多的可谓“三论”之争。即“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也还有学者提出一些其他理论主张、观点*2，但它们都涉及对行政法本质、行政法功能的不同认识，只是融进了主张者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罢了。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对“三论”的争鸣，必须建立在对某些特定概念与范畴达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即“管理论”、“控权论”有其特定的涵义，否则无法实现观点交锋，相反则可能是各执一端，争论半天，只是在几个概念上打圈圈，其实质内容并无太多差异。在我看来，所谓“管理论”、“控权论”是“平衡论”者们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起见，将一些具有共同观念和这些观念支配、影响下建立的法律制度分别综合概括出来的，“平衡论”正是相对于这二者提出来的，所以有针对性地讨论、争鸣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基于对“管理论”、“控权论”这些提法以及其涵义的认同，否则无法进行评析。这几年来我有幸参加了罗豪才先生主持的有关“平衡论”问题的讨论。下面谈谈我对“平衡论”及相关问题的粗浅看法：

　　一、摆脱传统理论束缚，跳出“行政法是管理法”的窠臼

　　在“平衡论”者们看来，“管理论”实际上是将行政管理中的行政相对方视为行政客体，突出地强调行政权力，片面强调行政主体的优越性，漠视相对方的合法权利，这种主张往往与“人治”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将法律仅视为统治民众的一种工具。在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所谓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甚至不惜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行政法”，一定是有较强“人治”色彩或专制成份的“管理法”，它往往与高度中央集权或计划经济相结合，也还可能与政治思想领域或意识形态中的极端理想主义相联系。在这种理论支配下，国家往往缺乏对行政相对方有效的法律救济机制，缺乏对行政权力自身进行监督的法律机制。相反是强化行政权威，强调行政权的影响力。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维护行政权力，轻视公民权利。

　　前苏联还有我国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管理论”占居主导地位。它们认为“行政法就是管理社会秩序或管理公民的法律”或称“治民法”或“官治法”，这从我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概要》可以看出。有的学者对此还作过评析，认为从该书可以看出“中国行政法就是管理法”。*3客观讲来，那段时期主要受前苏联影响，也有自身认识的问题，确实反映出“行政就是管理法”。前苏联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几位前苏联行政法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行政法作为一种概念范畴就是管理法，更确切一点说，就是国家管理法”。

　　*4应该说这种观念在我国政府各界乃至普通民众中仍是很有市场的，甚至为某些官员所赞同与支持。

　　有学者分析“中国行政法实际上是管理法，主要是从教科书内容和当时的法律制度出发来论证的，当然也提及了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5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以为还应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政治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经济条件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当然反过来

　　看在个别国家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统治者或官僚机构来讲，“行政法是管理法”占有很大的市场，在他们看来也许是合理的、最易接受的。但是从整个社会看，仍是一个片面、残缺的理论。因为它是立足于“行政本位”来看待行政法的功能与作用的。

　　二、大胆借鉴外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但又不简单照搬“行政法是控权法”的理论

　　行政法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产物，伴随着分权理论而产生，最早产生于西方。由于英美国家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法律文化传统等因素，“行政法就是控制（限制）政府权力的法”*6，“行政法是管理行政机关的法，而不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7，便有其合理性，甚至至今仍不失其真理性的一面。我认为西方的控权学说有其特殊的背景因素：

　　1、从英、美国家建立的背景看，议会至上、法律至上、议会主权下特别强调行政的法律从属性，强调行政行为同样要受到司法审查，这是英国法治理论的精华，是自然公正原则的必然要求。

　　2、从英美国家的法律文化观念看，在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对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权力与自由等关系的价值选择上，往往选择私人利益、个人利益，这与西方国家尤其重视个体权利密切相关，这一点也可谓深入人心或根深蒂固。甚至在其宪法条文中特别突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3、从西方国家早期兴起的权力制衡学说看，西方国家学者最早提出了权力制衡理论并影响了当时国家权力架构体系和诸多理论，“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便是这种权力制衡学说在公法领域中的反映和体现。该学说以为，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否则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更何况势力强大的行政权，更需要法律对之全面监控。这样在它们的行政法体系中，尤其强调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极其重视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有学者还指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补救的法，而不是实体法”，*8而对现代权的积极作用不作过多研究。尽管也有学者提出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应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但他们选择侧重保护私权和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价值观念并未有根本性动摇。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反映。任何两国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9.以法律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或其理论也肯定存在差异。但是其法律文化中有益的成份是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所以我认为，“控权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深刻的、合理的，仍有其存在的价值。至少在西方国家仍居于法学理论中的主导地位。但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观念上存在的诸多差异，我们也不可简单地照搬与移植“行政法是控权法”的“控权论”，而应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一种适合于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基本理论主张。

　　三、博采众长，以“平衡论”构造当代中国的行政法学体系

　　如前所述，从历史发展阶段看，西方国家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行政法是一种控权法，即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这种“控权论”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其内容有一定的合理性，直至如今其对政府权力进行法律控制的精髓仍有可取之处，只不过不能用静止的观点、用单纯控权的观点来分析行政法的本质、功能，还应当正视现代社会行政权积极作用的发挥，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等方面。不过其“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思想仍可资借鉴，应当继承与发展。

　　“管理论”的主张虽然在总体上显得过时，容易导致行政专横和对人权的侵犯，但是也决不应一概否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其存在也曾有过合理的基础，从辩证角度看，“管理论”中注意维护社会秩序，强调公共利益和提高行政效率亦有某种可取之处。

　　“平衡论”便是摆脱了传统理论的束缚，既吸收各自的合理之处，又扬弃各自的不适应之处。是对“管理论”、“控权论”的批判与继承，扬弃与发展，是对行政法价值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对行政法功能全面、完整认识的结果。*10 平衡论者认为现代行政法本质上应是“平衡法”，“平衡”是现代行政法的精神。对“平衡”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11 平衡论者在对行政法现象进行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行政法学领域中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念及理论体系，即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所流行的“控权论”以及前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管理论”。“平衡论”者结合目前国内外行政法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即政府权力──公民权利的关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矛盾论的分析方法，阐释了行政法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统一关系，阐述了行政法中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12 通过对行政权力的授予、运作与监督，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在立法过程中的公平分配到行政权的运作，再到公民权利的救济与保障等，通过建立一系列制度来确保充分实现二者利益的平衡，追求一种“相对平衡”的价值目标。

　　在我看来，“平衡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正因为如此，“管理论”与“控权论”也是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合理存在的产物。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由于形势、环境的变化，“控权论”与“管理论”逐渐丧失了早期所具有的影响力。这样，一种博采众长，体现“平衡”精神的行政法基本理论主张──“平衡论”应运而生。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某种普遍性或世界性，但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主张更适合于当代中国，因为从当代中国的国体、政体、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标准等诸多因素看，具备了“平衡论”赖以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在当代中国相对于“管理论”与“控权论”而言，“平衡论”更具有其合理、可取之处，更适合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

　　贸然得出上述结论，主要基于对以下若干因素的考虑：

　　（一）“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我认为“平衡论”的可取之处首先在于其采取、运用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即方法论的先进性或科学性，它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论来分析行政法中的“永恒”主题──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剖析行政主体行政职权、行政职责的关系，行政相对方权利义务的关系，针对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行政主体与监督行政的组织之间法律关系的不同特点来揭示不同阶段、不同环节、不同法律关系领域中存在的“非对等性”问题，这种既有“两点论”又有“重点论”的分析方法，避免了“一点论”的片面性及弱点，也避免了极端主义观点的缺陷，便于获得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实际上这种“平衡”的分析方法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社会科学家们的重视与关注。

　　（二）“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如果说计划经济下“中国的行政法是管理法”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为“行政法应是平衡法”提供了可能，或者说为确立体现“平衡”精神的中国行政法提供了可能。众所周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市场经济下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平衡论”提供了一种可以而且应当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经济基础。客观上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既不能象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只顾一头（指国家利益），过分强调公共利益，甚至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维护所谓公共利益，又不能象西方国家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样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至上，甚至以宪法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当然现代西方国家逐步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有时也强调维护公共利益，注意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适度平衡，但总体上讲仍是个人利益居于显著地位。

　　（三）“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的政治基础。我国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根本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第3条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再结合宪法第 5条、第41条等条文可以看出，我国人民政府（行政机关）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存在某些利益冲突，则要遵循“合法性”原则和“统筹兼顾”原则。既要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又要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防止其越权行政、滥用职权；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又要防止公民滥用权利。宪法条文还反映出对行政权力进行必要法律控制的现代法的精神，即“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控权”乃是实现平衡的必要手段。若不实行对行政权力的有效法律控制，便无法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方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

　　（四）“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法律文化基础。对于思想观念和法律文化进行细密分析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对新中国建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法律意识的变化作一粗略描述还是可以尝试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建国初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法律仅被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尤其是视为阶段斗争的工具，八十年代中期后，又逐渐视之为行政管理的工具。*13 未来一、二十年后步入宪政时代时，法的本质精神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控制国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和经济发展。法律除有传统的价值和秩序、效率外，还有维护正义、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14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法制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权利意识普遍有所提高和增强，法律不再只是管理者进行管理的工具，也是监督管理者依法行政的工具，还可以是人们用以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工具。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行政本位”开始受到动摇，个人权利自由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法律作为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任何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追究。

　　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开始认识到，现代政府应是一种责任政府，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同普通公民一样遵守法律。人们也普遍感到一种良好、安定的社会秩序需要政府的有效管理予以维持，同时又希望政府并非一个万能物，而只是一个有限政府，人们也意识到自己既要遵守社会中的法律，也要能利用法律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总之“平衡论”是比较适合于当代中国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的，也容易为社会各阶层的民众所接受。

　　最近几年里，我国几部重要的行政法律、法规都似乎渗透和反映了“平衡论”者们所主张的平衡精神，这恐怕很难说是一种偶然巧合。恰恰相反，在笔者看来，它是中国立法者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外国先进立法例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所作的一种立法选择，它并非西方“控权法”的翻版，更非传统“管理法”的继续，而是一种基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深刻认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它说明了“平衡论”的主张实际上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当然，“平衡论”是九十年代初期刚刚提出来的一种理论主张，目前尚属创建阶段，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论证和阐述。但不管怎样，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行政法学体系的建立，*15 将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平衡论”还将迎接实践的挑战，并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完善与发展。

　　「注释

　　1 参见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载于《中国法学》1993年第 1期；武步云《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载于《法律科学》1994年第 3期；陈泉生《论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服务论》载于《法制与社会》1995年第5期；黄学贤《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新探索》载于《江海学刊》1995年第5期。

　　2 如“服务论”（见陈泉生前引文）“公共权力论”（见武步云同前引文）“公共利益本位论”（见叶必丰《公共利益本位论与行政诉讼》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

　　3 参见何勤华、郝铁川等《中西法律文化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87-93。

　　4 （苏）B.M马诺辛等著《苏维埃行政法》群众出版，1983年版，第24页。

　　5 参见何勤华、郝铁川等《中西法律文化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6 （英）H.W.R韦德和C.F.华斯共著《行政法》第7版牛津克莱顿出版社第4页。

　　7 （美）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8 （美）伯纳德·施瓦茨前引书第3页。

　　9 （美）格伦顿、戈登、奥萨魁：《比较法律传统》米健、贺卫方、高鸿钧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10 因篇幅所限，本文未作展开。可参见另文《“平衡论析评”》。

　　11、12 参见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13 参见蔡定剑《法制的进化与中国法制的变革》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P5-6。

　　14 同13 P6。

　　大学行政论文篇9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研究综述

　　一、公文概述

　　《辞海?语辞分册》将“文书”定义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在工作或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条件的统称。”[1]文书范围较广，包括公务文书和私人文书。公务文书，又称为公文。“它是统治阶级在管理国家、处理政务时用来颁布法律、传达政策法令、请示问题、报告情况、联系工作、商洽事务，制订计划，以及记载各种活动等的一种工具。”[2]公文是国家政权及其行政机关施政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它直接体现和反映国家权力分配、管理架构等重要情况；[3]作为宣传政府法令与政策的书面工具，它以超越“时、空”局限的优长[4]，成为国家与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程式的合理性与处理程序的繁简程度直接关系到政府的行政效率。

　　本文拟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文研究进行专门的学术梳理，以期从公文的角度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效率有所认识，并希望对南京国民时期的公文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二、研究概况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政府曾多次颁布公文程式法令，对公文的种类、结构、标点符号、用语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进入30年代，国民政府提出了“提高行政效率、建立万能政府”的口号，推行“行政效率运动”，公文改革也在此种背景下进行。为改善文书工作，提高行政效率，民国时期知识分子进行了大量关于公文的研究。吴江、朱剑芒《国民政府公文程式大观》（世界书局1928年版），朱剑芒编著《公文程式概要》（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徐望之《公牍通论》（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周定枚《公文程式详论》（上海法学会社1931年），张锐、殷菊亭《公文程式与保管》（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姚啸秋编《新公文程式》（上海中央书店1937年），政法公牍研究社编纂部编《国民政府现行模范公文程式》（录政法公牍研究社1932年版），董柏《时代公文程式大全标点活用》（东方文学社1934年），王大中著《最新军政各界公文程式详解》（萃斌阁军学书局1934年），周青萍编《现代公文程式大全标点分段》（广益书局1934年），周青萍编《现代政法文件新程式》（广益书局1932年），戴渭清编《公文程式新式标点》（大众书局1933年），王尹孚《国民政府现行公文程式详解第13版》（上海法学编译社1930年），董坚志《国民政府公文程式全书注释5》（锦章图书局1929年），朱翊新《现行公文程式集成》（世界书局1936年初版），张虚白《最新分类国民政府公文程式大全》（大东书局1931），姚谷荪、蒋息岑《新公文程式全编》（大东书局1936年），陈德谦著《现代分类公文程式大全》（大华书局1935年），韦维清著《新旧公文程式合述》（1934年法学书局），钱忠实编《应用文讲话》（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邹炽昌《公文作法》（世界书局1931年）、《公文处理法》（世界书局1931年版），蒋希益《大众应用文》（大众书局1936年），董浩《标点公文程式》（会文堂新记书局1934年），靳蕲《公文法程》（商务印书馆1936年），沈公望《标点符号最新公文程式》（大陆出版社1938年），周连宽、孔充《县政府文书处理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五处1935年），正明编辑社著《最新公文成语释例》（证明编辑社出版1934年），何鲁成《档案管理与整理》（商务印书馆1938年），甘乃光《中国行政新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陈国琛《文书之简化与管理》（档案出版社1990年），吴裕后著《改革地方政治的理论及实施办法纲要》（正楷印书局1937年）。

　　建国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文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后，关于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文研究专著较少，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

　　潘嘉《中国文书工作史纲要》（档案出版社1985年），周雪恒主编《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吕发成主编《中国公文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李昌远《中国公文发展简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都列有专章讨论公文改革；孙爱萍《北京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新探》（世界图书上海出版社2010年版）中第7章中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研究，涉及民国公文程式研究、文种变化、公文格式等；王铭《文书学理论与文书工作》（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则涉及通用文种的变化。

　　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对1927―1937年的公文研究有较多的学术成果，涵盖了公文程式、文种、公文改革、公文用语、公文工作等多方面。袁晓川《民国时期“公文程式”解读》（档案与通讯2013年第2期），蒋卫荣、郭添泉《民国时期文书与档案工作的创新与演进――以各时期的考察为中心》（《档案学通讯》2009年第6期），杨璐《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文程式》（《山西档案》2004年第5期），沈蕾《民国“公文程式”考辨》（《北京档案》2010年第2期），王芹《民国公文程式演变的内在规律》（《秘书》2009年第12期），李涛《解读民国公文》（云南档案2009年第10期），王铭《民国公文标点、分段的演变和意义》（《档案与建设》2002年第9期），陈妙英的《民国时期的公务文书与文书工作》（《北京印刷学院学报》，1995年增刊第1号），王学胜《民国时期行政公文研究》（长春理工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侧重通过考察公文程式演变，以解析公文程式变化的原因；储伯欣《民国时期公文名称述略》（《秘书》1995年第8期），沈蕾《民国时期公文文种演变评析》（《档案史料研究》2010年第2期），丁玲玲《民国时期通用文种演变的规律研究》（《档案学通讯》2011年第2期），丁玲玲《民国时期的通用文种研究》（苏州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侧重考察文种的变化；侯吉永《简化民国公文的旧式套语及其简化进程》（学术园地2013年6月），侯吉永《漫谈民国公文装叙结构的演进》（《档案》2012年第6期），侯吉永《民国时期的任命状文书考述》（《档案学通讯》2013年第3期），王铭《论民国文书的装叙模式与关界词语》（《档案与建设》200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