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大全11篇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1）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历来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被誉为："当前信息技术核心和标志"的互联网因其革命性的特质，势必会成为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颠覆传统理念，赋予公共政策互以联网时代的全新内涵。

　　一、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理论创新

　　（一）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体制创新

　　多元化的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观念不仅主导我们的社会生活，亦对多元主体和多元价值体系之社会格局下的公共政策提出了协调与平衡包括经济与政治、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政府与公众、长远与近期、效率与公平等各种社会关系的新要求，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广泛渗透推动了包括文化创新、信息系统创新和组织创新在内的全新公共政策体制。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本质上都是具有一定政策文化背景的人的社会文化活动，而一项公共政策文化，必然受到相应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公共政策的实质在于"公共特性"，互联网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对体现"公共特性"政策文化的创立、贯彻和更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开阔公众视野、拓宽信息渠道、提供参与机会、激发并增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关心程度和自主意识--不仅沟通了政府与公众、完善了政策过程，使公共政策更具科学性和合法性，破除了"经验型"政策文化的局限性，更真正实现了由"个人封闭型"向"公众参与型"政策文化的转变。

　　信息是公共政策的基础，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供决策者使用的信息系统状况。互联网在公共政策领域的英语、更新和完善了公共政策信息输入、传递、加工、选择和反馈系统，是决定者及时顺利获取信息，更好分析使用信息并提高政策方案的有效性。

　　公共政策不仅需要足够的信息，更要求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将各种不同意见充分表达交流后，通过公共政策组织系统理性选择，形成最佳结果。互联网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突破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格局，使得公共政策不仅仅局限于政府组织内部，而真正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领域创新

　　公共领域是介于自律的市民社会和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之间的一个领域，具有开放性和平等性、批判性和批评性、讨论性和推理性等特征。网络以其普遍性、平等性、匿名互性和分散性和交互性为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提供了公平效率、言论自由、充分辩论的"多对多"交流模式的新型公共领域。

　　由于公共领域强调舆论和公众意见的形成，保证公众的话语权便成为了公共领域的必要前提--互联网话语的自由性和多元性冲破传统一元价值观，前所未有的挑战了传统公共领域的话语霸权；互联网话语的分散性和互动性保证了传播者和受传者平等互动，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的时空限制；互联网话语的主体平民化与平等化使话语权分散到普通民众中，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精英话语权模式；互联网话语权的权力性和权利性增强了话语权的影响力，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话语权强制力。互联网时代，网络公共空间在传统社会的基础上构建了广阔的公共领域，完成了公共政策的领域创新。

　　（三）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合法性就是公共政策被认可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价值，包括公共政策的主体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价值合法性，公共政策只有具备合法性才能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和执行；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会影响整个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国家法治进程的发展，是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广泛渗透能切实有效的促进公共政策合法化，以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和法治化发展。

　　公共政策的"公共特性"要求其以民主价值未经依归、公民参与为核心、社会正义为目标，公共政策主体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性缺失和公共政策无法充分代表多元利益主体的公共利益两个方面；公众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重要基石，对公共政策合法性有重要作用，而互联网构建的互动型公共政策新平台能有效消除公共政策主体合法性危机。

　　传统公共政策往往聚焦政策内容而忽视制定程序的具体表现为缺少将政策议题触发机制转化为政策设置议程的制度化程序、公共议程设置基本机制的局限性和公共政策程序缺少公众协商性民主机制等。互联网提供了公共政策制定前的触发机制催化空间和实现协商民主理论的实践平台，有效解决了公共政策"重实体轻程序"的程序合法性危机。

　　传统公共政策遵循以公共权威部门为主导的精英立法模式，由于缺少公众参与和价值认可、缺少多元主体的利益表达和对公权力主体的监督与制衡，其价值的设定和执行极易偏离公众对政策的价值诉求。公众对政策冷漠、质疑、批判甚至抗拒而非认可和支持造成了公共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互联网提供了理性和批判性的公共平台，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公共协商对公共政策是否具有公正性、正义性、公共利益性的价值进行评判，评判结果成为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依据，这种评判和质疑形成了公共政策的价值评判机制，促进公共政策体现公平、正义和公共利益之价值合法性。

　　二、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悖论分析

　　与传统公共政策相比，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可谓是建设性与破除性并存、广阔性与局限性同在，以致公共政策悖论的形成。

　　（一）平等悖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创新改变了传统理论等级森严、自上而下垂直控制的政策体系，而这种平等是以技术发展为前提、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这就在本质上限制了政策参与范围，反而造成了公共政策的不平等。

　　（二）成本悖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创新突破传统理论的时空界限而实现了信息多元、开放、交互式传播，而在对参与者知识素养的要求、政府对参与进行的规范、信息权威度与可信度层面上来看，会联网时代公共政策成本反而有所增加。

　　（三）绩效悖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创新提高了公众参与的质量、能力，虽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也存在着参与质量有限、销蚀公民责任、合作能力下降等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广度、深度、效应等的问题。

　　（四）稳定悖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创新使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声音有了传播的可能，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新载体的同时也会出现非理性化和无序行为，成为社会稳定的极大隐患。

　　三、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传统公共政策理论均是从互联网资深固有缺陷对公共政策的消极影响角度提出了难以解决的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悖论，如果从影响互联网的因素分析，是否可以找到引发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困境的根本原因呢？

　　（一）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直接因素

　　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直接因素是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包括互联网的实际拥有情况和有效使用情况两个方面；公民实际拥有电脑数量、政治素养、工作性质、收入水平、所在地区互联网相关基础性设施和政府电子政务建设情况等因素均会影响互联网的普及程度。

　　尽管互联网以其自由性优势、低成本优势、平等性优势为公共政策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降低了公共政策的参与门槛、激发了公众参与热情、扩大了政策参与规模、保证了公共政策科学性、促进了公共政策民主化，但这一切均是建立于相同的互联网拥有和使用情况的基础之上、以互联网的普及为首要前提。网络时代不等于互联网占有和使用人人相同，互联网普及程度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必然会导致公平悖论、同意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成本必然导致成本悖论、互联网普及情况造成的公民参与程度差异必然导致绩效悖论、甚至可能导致稳定性悖论。所谓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若抛开互联网普及程度这个前提孤立研究公共政策悖论，势必会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

　　（二）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间接因素

　　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间接因素是公民的文化程度，包括公民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公民文化程度可以通过影响互联网普及程度而间接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从更深层面来讲文化程度还会影响公民的政治素养和政治诉求。公民文化程度与其阅读能力、语言能力、技术能力、工作性质等息息相关。

　　文化程度对互联网的实际利用率、互联网技术操作水平、政治参与积极性、政策理解能力和政治诉求等方面均有影响，忽略了公民文化程度差异就等于忽略了网络时代公共政策的"公共特性"，是不科学不理性的；公共政策缺失"公共特性"必然会产生公平悖论、缺失理性和科学性必然产生绩效悖论和稳定悖论，这样的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浪费，结果必然造成成本悖论，甚至会导致网络时代公共政策陷入合法性危机。

　　（三）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根本因素

　　根据著名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公民必然会拥有不同的政治诉求。无可否认，经济因素对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直接影响甚至会超于传统公共政策。无论是直接影响因素即互联网普及程度还是间接影响因素即公民文化程度，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

　　经济影响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政府电子政务建构水平、影响互联网普及程度；在没有互联网情况下研究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讨论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较传统公共政策的种种进步、谈及互联网的种种优势，便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毫无意义。

　　经济影响公民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当公民的文化程度不足以支持其利用互联网参与公共政策，这就等于关上了公民通过互联网参与公共政策的大门、取消了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公共政策的资格，此时互联网不再是进步的象征，反而强化了传统公共政策的消极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有事皆归于无、所谓公平荡然无存、弱势群体的话语销声匿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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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蔡新燕.我国公民网络政策参与的悖论及其消解[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7）.

　　[6]石屹.我国东西部互联网发展的比较分析[J].学海，2010，（5）.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2）

　　所谓网络公共事件，是指围绕现实中的某个社会事件产生，在网络空间引起网民讨论并进而形成强大网络舆论，影响党和政府决策或造成重大现实影响的公共事件。2009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诸如云南“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我爸是李刚”事件、“郭美美事件”和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微笑门”事件，这些事件刚发生时只是一般的、局部的现象，但由于在互联网络上的快速传播，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继而迅速发展成为网络公共事件，不仅给社会心理投下了阴影，还带来了不少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公共安全危机。政府相关部门如果应对不及时、不主动、不科学，小事就可能变成大事，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给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带来危害。所以，网络公共事件已经成为对各级政府社会的响应能力和应急能力的重大挑战，也成为对政府官员网络媒介素养和网络媒介水平的重要考验。因此，深入研究网络公共事件的机理和规律，对地方政府高效处置、有效应对网络公共事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公共事件具有传统公共事件的一般特性，如：突发性，即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程度等都难以预料；紧迫性，即稍有拖延就可能进一步升级恶化；公共性，即需要公共权力介入，调动和整合公共资源等等。但是，为区别于传统公共事件，对于网络公共事件的一些重要特点更需准确把握。

　　⒈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传播的快捷性。互联网对网民的完全开放，拓展了所有人的公共空间，给了所有人发表意见和表达情感的机会。通过BBS、新闻点评和博客、微博客网站，所有网民都有条件在网上发声，社会各阶层都习惯于在网络上“喊话”。截止2011年底，我国网民总数已达5.13亿，仅新浪微博网友每天微博就已超过8600万条。规模庞大的用户群体使网络舆论热点传播速度呈几何级增长，一些社会事件一旦上网曝光，网络舆论就成为事件发展的最重要推手。一般来讲，热点事件发生后，2至3小时后就会出现有关网帖，6小时后就可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后在网上的跟帖和讨论就会达到高峰。随着3G时代的到来，使手机上网更加便捷。

　　⒉网络公共事件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领域。近几年来，网络公共事件复杂多样，基本上都集中在政治与民生领域，2008-2010年在国内发生的148起重大网络公共事件中，涉及官员腐败与政府管理、警民对抗以及医患纠纷、城市拆迁、环境污染等民生问题的事件占47%。“躲猫猫”反映的是牢头狱霸的胡作非为和司法部门的不作为；邓玉娇案反映的是官员腐败问题；河南灵宝跨省抓捕反映的是政府部门的乱作为；杭州飙车案反映的是贫富差距；“执法钓鱼”讨论的是对执法合法性问题的关注；郭美美炫富事件引爆了慈善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最终引发了公众对社会的信任危机。总之，网络公共事件已经从虚拟走向了现实，且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领域。

　　⒊网络公共事件容易出现群体极端化倾向。互联网上普遍存在的电子邮件服务、电子广告栏、在线聊天和网络博客等都支持用户以匿名的方式参与其中，借助这种传播主体的隐蔽性，网民可以毫无顾忌地宣泄极端化的观点和情绪，形成负面情绪“溢出”效应。任何一个独立的事件都有可能被网民或网络媒体进行“有罪推定”，进而激化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对立情绪，如仇官、仇富等。匿名状态容易降低人们对群体规范的遵从性，进而发生大规模的网络集群的集合行为。

　　⒋在网络公共事件产生、演变的过程中，往往真相裹挟着谣言。这些谣言的扩散传播增加了政府处置这类公共事件的难度。网络谣言及虚假信息有极强的诱惑性。有的抓住网民的猎奇心理，利用网民的仇官、仇富心态，编造一些千奇百怪的离奇“真实故事”、“花边新闻”、“干部丑闻”；更有一些别有用心之徒，打着关心民众的幌子，编造和传播一些让人恐惧和不安的消息，以此达到挑起事端、扰乱社会的目的。可以说，每一次谣言的出现都会伴随着网上不同程度的炒作，因而应对和治理网络谣言已经成为提高网上舆论引导能力的重中之重。

　　⒌微博发展迅猛，加剧了网络公共事件的生成、演变和规模效应。微博作为新兴的网络应用已成为网络社交的新平台。它以独有的技术优势、足够的社会实践和推动民主前进的潜质，对公共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微博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微博的海量信息和字数局限性，造成微博只有现场没有真相，只有片段没有整体，网民对突发事件的传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一种猎奇。因此，如何对潮水一般汹涌澎湃的“微舆情”进行应对和管理是互联网管理面临的新课题。

　　二、地方政府应对网络公共事件面临的挑战

　　目前，地方政府互联网建设和发展步伐正在加快，但是，面对国际、国内网上舆论形势的新变化，面对互联网快速发展产生的新技术和新应用方式，网络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和管理将面临许多新课题、新挑战、新要求。

　　⒈网络舆情研判面临新课题。当前，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直接催生了网络舆情，而且使网络舆情更加复杂和多变，其原因既有基于网络传播的技术平台因素，又有当下的网络管理尚未提供给网民传播信息尺度规范的因素。在层出不穷的网络公共事件和某些看似“躺着也中枪”的偶然遭遇中，触及到了现阶段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廉 政、城乡融合、公众参与等社会深层次问题。网络舆情已经成为考察民意焦点指向、确定政府工作重点的一个风向标，网络诱致突发事件成为地方政府应急管理实践当中的一个难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舆情研判的重要性，在“风起于青萍之末之时”，无动于衷，最终使小事变成大事，有限责任变成无限责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建立和完善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网络舆情研究的重视。因此，充分认识网络舆情的重要性，重视网络舆情的收集分析、监测研判、回应沟通和危机管理，提升地方政府应对和处置网络舆情的能力，已经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要课题。

　　⒉网络公共事件应对面临严峻挑战。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期和发展关键期，同时也是问题凸显期和矛盾多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联合在京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对中国210起重大舆论事件的研究表明，网络舆论在近七成（67%）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互联网的强大分众聚合功能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方式，也为各种政治、社会势力在网上勾联、聚集、组织、动员提供了便利，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给建设和谐社会、促进改革开放、维护社会稳定带来了新的变数和挑战。同时，互联网已经成为网络谣言产生的密集区。近年来，随着网民数量的迅速增多以及微博、社区网站、手机短信等新兴传播工具的大量使用，网络谣言渐呈多发态势，由网络谣言引发的突发公共事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从2011年网上热点分布情况看，网上关注点从过去关注大城市、东部发达地区明显转向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 因此，如何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回应网民关注的问题，及时进行权威信息，有效应对网上突发事件和网络谣言，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

　　⒊依法管理互联网亟待加强。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提高了我国地方政府信息化的水平，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其中日益突出的是网络安全问题。如网络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严重危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网络欺诈、网络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网络病毒、黑客攻击等严重威胁了网络运行安全，网络窃密等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和利益。然而，我国在依法管理互联网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法律法规不健全，二是技术手段跟不上互联网发展步伐，三是管理人员力量不足。以吉林省为例：全省9市（州）和长白山开发区管委会，仅有5个地区成立了专门的互联网管理机构，全省网宣部门的专门管理人员不超过50人。因此，如何加强互联网管理地方性法规建设，完善互联网管理专门机构建设，建立起运转高效、体制机制健全的互联网管理体系，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

　　⒋驾驭新兴媒体能力急需提高。有关数据显示， 2011年年底我国网民人数已超过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6.2%，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信息形态方面，网络信息传播正从以文字形式为主向音频、视频、图片等多媒体形态延伸；在应用领域方面，互联网正从信息传播和娱乐消费为主向商务服务领域延伸，互联网开始逐步进入国民经济的更深层次和更宽领域；在服务模式方面，互联网正在从提供信息服务向提供平台服务延伸；在传播手段方面，传统互联网正在向移动互联网延伸。同时，互联网媒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网上舆情多样性、多变性、差异性特征日益明显，网上舆论形势复杂。因此，如何推动文明上网、文明办网，提高网民素养，理性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形成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切实提高驾驭新兴媒体的能力，有效应对各种互联网新技术管理提出的挑战，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

　　三、提高地方政府应对网络公共事件能力的对策

　　网络公共事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表明中国社会的公民参与的自觉性、自主性与积极性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对政府和社会来说，它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它不仅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引发强烈的社会动荡，甚至会动摇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网络公共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地方政府应对网络公共事件的能力。

　　1.提高地方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的能力。首先，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平台建设，建立完善的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以增加投入加强科技研发和技术手段建设，网宣、公安、电信、新闻出版、广电等互联网管理部门要整合资源，规划、建设覆盖论坛、博客、微博、新闻栏目等新兴媒体的互联网信息内容监测指挥系统，实现资源共享，提高监测效能，为领导决策提供客观、严谨的依据。在此基础上，要建立起网络舆情的搜集——筛选机制，从网络的信息海洋中提取出所预设的目标舆情或热点舆情，用于进一步的分析和干预，再通过多种手段和渠道做出正确的舆论方向引导，使网络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从即时处置型向事先预警型转变。舆情监测系统由舆情站、舆情监测点、舆情信息员三个层次构成。舆情信息员可以运用短信、电子邮箱、在线输入等方式上报舆情信息，舆情监测点对这些上报的舆情要加以整理，分析手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再以舆情专报的形式向舆情站反馈，舆情站可以利用舆情智能分析技术对网络舆情做整体分析，及时掌握有关舆情动态并提出预警。同时，还要建立舆情即时通报制度。舆情监测部门要将网上舆情动态以专报的形式每天收集整理，及时报送。对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非法聚集活动、重大灾难等信息，网上突发事件信息以及网上出现的特别重大敏感的信息更是要一事一报。通过建立舆情即时通报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能及时掌握国际、国内的舆情动态，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处置随时可能发生的舆情危机。

　　其次，要建立起科学的网络舆情研判机制。在网络舆情监测的基础上，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展中的各类舆情事件的波及范围、事件性质和严重程度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从而形成一种价值和趋向判断，最后形成相应的舆情报告的过程。舆情研判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重视网络舆情的定性与定量研判。网络舆情定性分析的特点是以个案为研究对象，强调对舆情的基本面的概括和对舆情走势的 预测，主要包括网络舆情的时空研判、民意研判和社会研判三项指数，这三项指标紧密联系，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舆情事件进行综合考察。网络舆情的定量研究是综合利用多种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对危机传播中的网络舆情进行汇集分析，建立相关指标体系，比如“手机舆情热点话题发现”技术、网络信息处理领域的话题检测与跟踪技术、政务舆情研判与应对的指标体系，包括政府响应、信息透明、政府公信力、动态反映、行政问责、网络技巧和善后处理等分项指标，据此，一方面，可以对政府舆情进行及时研判，制定预案防止应对失误；另一方面，可以对政府部门的应急管理能力进行科学的评估。

　　二是要建立网络舆情研判机制。网络舆情的形成依赖于三个基本条件：作为意见表达平台的互联网、作为舆论主体的网民、作为舆论对象的中介性的社会事件，通过对这些网络舆情构成要素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网络舆情研判的指标体系与模型，最终为政府的危机治理提供支持。同时，针对公共危机的生命周期，将舆情研判的工作方式固化、细化为预警机制、响应机制、机制、反馈机制等。

　　三是要加强网络舆情研判体制建设。任何危机都有其特定的生命发展周期，在不同的危机事件中，在不同的危机发展阶段，网络舆情的内容和特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其体制建设要以情报学的信息检测、汇集作为技术、数据支撑，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为主导，结合心理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方面的研究方法，加强网络舆情体制建设。

　　最后，要加强网络舆情预警研究。面对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建立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重点监测、认真分析、慎重处置网络舆情，力争将网络舆情带来的风险化解在潜伏阶段，不使其演变成为重大危机。在这方面，吉林省从2011年开始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尝试，基本建立起了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组织协调，各部门协同配合的舆情预警机制。概括称之为“五个一工作体系”，即建立一套舆情信息收集报送工作系统，一个舆情分析研判机制，一组舆情引导信息平台，一个舆情引导应急工作机制，一支舆情引导专门工作队伍。

　　2.重点抓好网络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的应对工作。首先，要抓小、抓早、抓苗头，防止网络谣言引发社会事件。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从维护稳定大局、创新社会管理高度，重视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应对工作，及时权威信息，正确引导网上舆论，防止网络谣言引发社会事件。

　　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将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工作常态化。应对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谣言传播，要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群众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最大程度地减少谣言传播所造成的危害。

　　最后，要制订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传播的应急预案。各级政府要邀请相关专家、抽调职能部门专业人员，集思广益，制定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公共事件中谣言传播的总体预案和专项预案，并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不断修订公共事件谣言传播的应急预案，使其更加科学、完善、切实和有效。

　　3.妥善处理网络公共事件，明确网络公共事件处置流程。首先，要密切关注涉及地方政府的重大敏感信息。包括：涉及地方各级政府的重大时政、经济信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食品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重大敏感信息；涉及企业产品质量、企业形象等重要信息；涉及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倾向性、苗头性信息。

　　其次，建立网络公共事件应急响应分级制度。在出现网络公共事件或发现网络谣言后，根据预警级别和相应级别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将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制止网络谣言工作常态化。

　　再次，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其主要任务和职责是：在网上及时进行权威信息；负责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重大决策和部署主动征求网民意见；负责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突发事件及处理结果的网上通报；澄清虚假信息和不完整信息，驳斥网络谣言，正确引导网上舆论；听取网民意见与建议，并就媒体和公众关心的相关问题及时进行网上答复等。

　　最后，要建立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在政府的省级层面，协调联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推进合署办公，比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作模式，分别由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省通信管理局负责同志兼任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二是由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召集省直互联网管理和应急各相关部门，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的形式，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最大限度地进行信息资源共享；三是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建设RTX网上工作交流平台，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日常联系沟通和信息传输，形成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的合力。

　　4.加强互联网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依法管理互联网。首先，要加强互联网管理机构建设。设置专职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落实国家有关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方针、政策，指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加强对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牵头处置互联网信息内容引发的突发事件等。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也要按照上述两个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机构建设，明确专门机构、确定专门人员、落实工作责任。

　　其次，要加强应对网络谣言专门队伍建设。各级宣传、网管、公安、通信等互联网管理相关部门要注重吸纳和培养高水平的网络理论和管理人才、高素质的一线网络评论人才、掌握尖端网络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建设一支应对网络谣言的专门队伍。同时，进一步加强由核心网评员、重点网评员和普通网评员组成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建设。加强网络新闻发言人队伍建设，组建由各领域专家构成的专家库，为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提供人才支撑。

　　最后，要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治谣、止谣。公安司法机关要建立完善的查实、惩治网络谣言传播者和造谣者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立法、执法部门在监管、净化网络环境中的重要作用，依照我国现有的与互联网管理相关的法律规定，对利用互联网造谣、传谣或发表诽谤、传播其他有害信息危害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稳定者，要依法惩处，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5.提高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驾驭新媒体的能力。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应对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表现不佳，为此，要加强对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培训，使 各级领导干部适应网络虚拟社会新形势的要求，提高应对网络媒体及处理网上突发事件的能力。要建立一个常态化、全覆盖的培训体系。通过培训和学习，全面提高网络舆情工作队伍和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提高领导干部驾驭新媒体的能力，使其在网络的常态宣传和应急处置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未柠，窦含章.微时代危处理[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2]杜俊飞.政府网络危机[M].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3）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的变迁给当今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公民生活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互联网络正在逐渐改变以往的生活和社会参与模式。对公共行政而言,由韦伯所推崇的“官僚制”范式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向现代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广泛的质疑,“技术的变迁,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官僚制组织形式、形状、性质和活动规则等不得不发生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的治道变革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兴起,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企业家政府等成为现时的流行话语。在这场变革的背后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政治的交叉研究,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也正成为许多研究者的方向选择。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正对公共管理的技术、公共舆论的引导、公共活动的参与以及公共部门的形象等方面构成挑战。在治理不再局限于政府唯一主体的背景下,扩大公共治理的主体以及形式就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任务之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4年出版的《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一书就表明了公共治理的机构、权力主体等方面的一些国家在公共治理的实践。扩大或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和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能力缺陷促使了公共治理的普遍实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市场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手段难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利用的最优化,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共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控制和协调公共资源方面的某些不足;另一方面,公民对公共政策回应性与参与性需求的提高,也要求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网络背景下的参与协作的方式。

　　二、公共领域与网络技术的应用

　　按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指的是公共意见的形成场所,传媒(如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等)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介而存在。其理论主张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有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而互联网的传播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强调了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性,同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

　　(一)网络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球性趋势。传统公共行政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和实施政策,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主张以多元的、民主的、协作的行政模式管理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合作。而互联网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延伸则为治理从思维层次上的概念向实践上的操作提供了可能。体现在:

　　1 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逐步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2007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数达到1.6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2.3%。该报告还分析指出我国互联网的信息和沟通功能已被普遍使用。而早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良副研究员主持的《2003年中国12个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的调查也表明:71.8%的网民和69.1%的非网民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观点”;60.8%的网民和61.5%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能有机会评论政府的工作”;72.3%的网民和73.3%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政府官员可能更多地了解群众的看法”。上述数据表明,超过半数的公民均具有比较强烈的公共参与愿望。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受大众媒体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市民社会的载体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与作为政治和经济入侵者的传媒力量对抗,使他们能够改变、创意性地拓宽和批判性地筛选受外界影响的价值、观点和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种协调机制,重视和利用好这个机制,对集中民智民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 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在网络领域的技术应用亦不断成熟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4年出版的《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一书就表明了公共治理的机构、权力主体等方面的一些国家在公共治理的实践。扩大或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和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能力缺陷促使了公共治理的普遍实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市场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手段难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利用的最优化,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共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控制和协调公共资源方面的某些不足;另一方面,公民对公共政策回应性与参与性需求的提高,也要求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网络背景下的参与协作的方式。

　　二、公共领域与网络技术的应用

　　按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指的是公共意见的形成场所,传媒(如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等)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介而存在。其理论主张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有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而互联网的传播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强调了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性,同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

　　(一)网络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球性趋势。传统公共行政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和实施政策,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主张以多元的、民主的、协作的行政模式管理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合作。而互联网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延伸则为治理从思维层次上的概念向实践上的操作提供了可能。体现在:

　　1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逐步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2007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数达到1.6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2.3%。该报告还分析指出我国互联网的信息和沟通功能已被普遍使用。而早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良副研究员主持的《2003年中国12个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的调查也表明:71.8%的网民和69.1%的非网民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观点”;60.8%的网民和61.5%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能有机会评论政府的工作”;72.3%的网民和73.3%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政府官员可能更多地了解群众的看法”。上述数据表明,超过半数的公民均具有比较强烈的公共参与愿望。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受大众媒体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市民社会的载体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与作为政治和经济入侵者的传媒力量对抗,使他们能够改变、创意性地拓宽和批判性地筛选受外界影响的价值、观点和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种协调机制,重视和利用好这个机制,对集中民智民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在网络领域的技术应用亦不断成熟

　　网络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应用不断扩大,网络信息技术除了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外,在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实体的治理中的应用也逐步扩大。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就是政府部门对网络技术的回应而产生的,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政务有效改变科层制的行政流程,缩减政府的层次和规模,提高政府部门的透明度,改变科层制的工作方式、办事方法以及决策程序、服务形态。如美国总统选举通过电视或网络展开竞选,有政治专家认为,通过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进行大选投票,美国大选的投票率将由现在的50%-55%上升到65%~75%。正如信息学专家曼纽尔·卡斯特所言: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完全由市场、网络、个人和战略组织所构成的世界的来临。

　　3公共政策在更多的网络空间获得了合法性的讨论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5）

　　中国也不例外。《纽约时报》曾评论中国近两年的微博热说，数以亿计的微博用户，当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某个社会热点时，就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足以推动变革。

　　如何有效监管微博，引导舆论，又不致招人诟病，现下已成为考验各国政府执政能力的试金石。对微博这一新生事物，从最初的观望，到后来监管一步步升级，现在又转向参与引导，显示出高超的驾驭能力和政治技巧。

　　“围观改变中国”

　　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2010年被称为“微博元年”。这年相继发生了宜黄拆迁自焚、上海大火花祭，加上次年的微博打拐、郭美美炫富、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在这一连串公共事件中，微博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强大传播功效使人们相信――“围观改变中国”。

　　2010年9月，江西宜黄强行拆迁，造成一死两伤的自焚悲剧，当事人家属钟家姐妹欲赴京上访，途中竟遭到官方四十余人的围追堵截。从9月16日上午8：11开始，《凤凰周刊》记者邓飞通过综合现场记者、钟家姐妹和网友等多种信息源，在三个小时内了20多条微博，向外界“直播”“昌北机场女厕攻防战”，激起了微博上的大量关注、转发与评论。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网民关注一个叫“钟如九”的微博新用户。

　　汹涌的民意惊动了高层。舆情收集部门将网民的关注形成内参，专报报送中央领导人案头。中央政法委书记批示：“认真调查，严肃查处。”该份批示依照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的顺序逐级传达，8名官员被处理。“围观改变中国”，随后成为媒体报道微博力量的典型表达。

　　两个月后，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一栋高层公寓起火，致58人遇难，70多人受伤住院。11月21日，微博发起“头七”献花行动。消息一出，应者如云，清晨6点半，火灾现场就排起了近百米的长队，等待祭上鲜花。据报道，当天共有10万人参与吊唁，其中不少人系从外地专程赶来，还有许多人通过微博委托当地朋友代向逝者献花。

　　2011年7月23日，甬温线两列动车发生追尾事故，官方当天确认35死亡，192人受伤，微博再次成为民众追问真相、发泄情绪的围观平台，并在事故救援过程中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把医生、律师、机械工程师等各方力量组织起来，组建了一个高效的救援网络。事故当晚，一条“血液不足”的微博得到快速传播；不久，另一张照片就在微博上广泛流传；温州各大献血点排起堵车的长龙，灯火辉煌，那都是通过微博聚集起来的等待献血的人群。

　　事故处理过程中，传统媒体由于官方收紧管束而集体噤声，微博这一公共信息平台越发突出。《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微博正在改变中国公共舆论的结构，“过去公共议程或者热点话题均由精英和记者决定，现在形势正在变化，通过微博，民众已经在塑造公共舆论方面占据了优势地位。”

　　监管部门升级扩容

　　动车追尾事件将微博的影响力推上高峰。一些西方媒体开始把中国的微博与中东的动荡局势联系到―-起，期待微博利用其制造公共舆论的能力，让中国人的“政治参与和其他事情一道，大大向前迈进一步”。

　　他们显然低估了中国政府的网络监控能力。还在互联网的早期应用阶段，就三管齐下，以立法、技术和行政三重手段，牢固确立了对代码的控制，试图驯服这个新生事物，把互联网信氢控制在政府能接受的范围内。

　　据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统计，截至2008年10月，全国人大、、国务院新闻办等14个部门，已经推出60余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成为世界上该领域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其中与内容监管相关的重要法规至少有16项。包括国务院新闻办、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保密局等，都可以对专项内容进行监管。

　　大陆最早对各网络运营商实施日常监管的机构俗称“网管办”，其全称为北京市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这是一个略显几分神秘色彩的“有关部门”。北京市其他党政部门大都拥有自己的网页，网管办却没有自己的网页，网络上的信息也比较少。用搜索引擎搜索该机构名称时，排在第一位的搜索结果是一个“北京网络媒体协会”的网站，而该协会的会长是北京市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佟力强。

　　2004年9月，经北京市社团办批准，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市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北京网络媒体协会”成立。2006年，该协会曾组织14家网站运营商发起签署《北京网络媒体自律公约》，在随后为期两周的自查自纠中，共删除不健康帖文、图片近200万条。不久，新浪网和搜狐网的部分论坛因涉嫌未能过滤一些敏感言论而关闭，以论坛活跃闻名的凯迪社区和天涯社区开始自行清理调整。

　　作为一个高度自由化的公众信息平台，微博自身无力约束虚假新闻、文化垃圾等不良信息的传播，有时还被某些社会势力所利用，对社会治理构成巨大挑战。因而，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寻找管理微博的有效手段。目前，大陆的微博信息审核包括后台关键词屏蔽，以及前台审查、删帖等手段。对于严重违背法律和道德规范，谣言、垃圾信息和未经允许的广告的微博用户，则采取“封禁ID”的措施。而国外的Twitter等知名微博，并没有类似信息审核，用户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法律和道德责任。只有在社会动乱时，政府才采取必要手段，限制公民使用。

　　近两年，官方网络监管部门的层级不断提升，从中也可以看出官方对微博的重视。其间最大动作是2010年4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增设互联网新闻协调局（第九局）。根据国新办官方网页上的介绍，九局主要“承担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有关指导、协调和督促等工作”。第九局的首任局长由彭波担任，他此前的职位是五局副局长。

　　五局原来负责互联网事务，其主要职责为组织协调网上新闻工作，指导新闻网站的规划和建设，承担互联网新闻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关工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该局逐渐将监控重点转向公众意见方面。第九局即在此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与五局相比，九局侧重于“监管社交性网站及其他基于用户为主导的网络论坛”。显然，微博是其监管重点。

　　第九局的设立使得互联网监管部门的级别和人员数量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普遍健全了网络文化管理部门，很多地方的网络新闻管理机构从原来的“网络处”升级为副厅级的“网络文化宣传管理办公室”，具体名称各地略有差别。如上海市、四川省成立了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山东省设有网络文化办公室。各地级市、县也设立类似机构，人手亦有所增加。

　　一年后，大陆网络管理再次升级。2011年5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就设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出通知。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评论称，此举意味着大陆“互联网信息管理领域最高权力部门宣告成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职责繁多，“指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加强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负责网络新闻业务及其他相关业务的审批和日常监管”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出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包括国新办副主任钱小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奚国华、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兼任）等。“仅从人事调配的角度来看，你也可以看到政府越来越重视互联网管理。”一位官方媒体从业者曾对《纽约时报》这样评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领导班子的人员构成。

　　以用促管，微博问政

　　去年10月1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北京召开“积极运用微博服务社会经验交流会”，王晨首次在公开场合就微博的监管表态，要求对网络上的知名博主加强引导，对散布谣言者要依法查处。他还鼓励中共理论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党政机关新闻发言人等注册微博账号，“以更加开放自信的态度开设微博、用好微博”，通过微博问政于民，“努力引导好社会舆论”。

　　此吨大陆微博用户数量增加到了3亿，微博已经成为大陆公共舆论的重要平台。王晨这番表态引发各方关注和讨论，有人将其看作是进一步限制网络表达的信号，也有人认为官方已意识到微博的重要性，不会关闭新浪、腾讯等主要微博网站的服务，仅仅是对其加强管理，显示出某种进步。

　　通过官方参与占领微博舆论阵地，意味着管理微博思路的一大转变。此前，各地党政大员相继发声，要求参与微博，引导舆论。9月12日，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发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的署名文章，认为“要影响微博舆论的方向，最根本、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参与其中。如果不在这个平台上发声，不参与舆论方向的塑造，那么舆论就不可能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说：“微博只是一个工具，谁都可以利用，我们不用，别人也会用。”正确选择应该是“管用并举，以用促管”。蔡奇是腾讯微博的用户，1955年出生的他被网友称为“蔡叔”，而他则常常以“同学们”亲切回应。

　　不过，迄今能真正运用微博的党政部门并不多，目前只有公安部门有组织地、系统性地开设了微博。在大陆各政府部门开设的政务微博平台中，公安部门构建了半壁江山。据公安部副部长黄明介绍，至2011年9月，各级公安机关仅在新浪、腾讯开设的公安政务微博已达4000余个，经过认证的民警个人工作微博也有约5000个。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到这年3月，实名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仅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仅720个。巨大反差反映出一些社会管理者对这片舆论阵地的陌生。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6）

　　一、公共管理伦理概述及其重要性

　　公共管理的产生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其责任是维护社会正义。公共管理伦理以正义为准则，指导大众应该怎么做以及做什么，它是以公共管理为基础的基本伦理因子及其道德标准的总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逐渐分开，公共管理伦理可以协调不同利益间的冲突，保证社会环境的和谐稳定。同时，公共管理伦理在展示管理者人性方面具有重要优势，它可以通过展示并完善管理者的人性来达到促进属下人性发展的目的。因此，在现代化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管理伦理拥有重要地位。

　　二、互联网时代公共管理伦理面临的挑战

　　1.政府与公民关系受到挑战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便利，这种便利的参与渠道又激发了公众的热情，使公民权更愿意说出自己的声音。

　　2.伦理约束机制受到挑战

　　一般情况下，网民借由虚拟身份发表言论，更加畅所欲言，更少受到道德伦理的约束。同时，人们在网络上经常聚集在一起发表言论，受到盲从心理的影响，判断力和心智力会受影响。

　　3.社会关系面临挑战

　　作为高新技术的互联网，大大缩短了使行政人员的劳动时间，增加了知识，推动了行政人员向全面化方向发展，也使等级身份在官僚化组织逐渐淡化。虽然互联网的发展提高了行政人员的办事效率，但也导致行政人员过于依赖网络信息和网络工具进行行政决策，造成行政人员对信息技术的依赖取代对官僚体制的依赖。

　　三、互联网时代公共管理伦理的发展趋势

　　1.伦理自主性的加强

　　为了更好地处理突发事件，行政人员应拥有更大的。只有行政人员在有效保持自己伦理限度的同时，满足各个利益群体的现实需要，才能在各种自主情景中应对自如。因此，必须加强培养行政人员的道德判断力，使其伦理自主性得到加强。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基层组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优势凸现出来，为了更好地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必须平衡服从上级命令和加强伦理自主性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

　　2.法律与道德的结合

　　互联网时代，组织规则系统在各个社会组织中发挥类似于法的作用，然而组织规则的制定必须经由组织成员共同协商，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组织成员的广泛认同。组织成员可以自主地选择这些规则，甚至可以通过退出组织方式来拒绝组织规则的约束。因此，只有贯穿了伦理精神的组织规则，才能在组织成员中获得广泛的认同，对组织成员具有实际约束力。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建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成为必然趋势。

　　3.合作共赢局面的形成

　　互联网的发展使权力向社会组织分化，促进了社会组织的成长发育，同时也使其承担更多的社会管理责任，推动其服务功能越来越完善，这使得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不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伦理关系，而是合作共赢的管理关系。与此同时，电子政务的广泛应用，使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突破地域、职能以及层级的限制，职责和权力范围造成行政人员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行政人员能更自由地发表意见和建议。

　　4.良好道德环境的构建

　　公共管理伦理在互联网时代，除了要创设符合新时代条件的道德准则外，更重要的是建构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建构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不仅是在公共管理领域，公众和其他社会组织也会在公共管理者的带领下逐渐培养起尊重、信任、同情等优良品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

　　四、结语

　　公共管理伦理在促进社会发展、改善公众生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在互联网时代，公共管理伦理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公共管理者仍坚信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不仅可以及时回应公共管理伦理面临的挑战，也可以把握时代趋势，建构新的公共管理伦理。在完善公共管理伦理的同时，使其继续为社会大众服务。

　　参考文献：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7）

　　网络是把双刃剑，其传播的信息能量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但是网络乱象也不可小觑。如何扬长避短，最大化网络信息传播优势，最小化网络乱象负面影响，已成为网络管理者面临的最为迫切的课题。今年以来，国家净化网络信息传播环境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秩序成为相关网络管理部门的重中之重：

　　自5月9日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开展为期两个月的规范互联网新闻信息传播秩序专项行动，其中重点整治新闻来源标注不规范、编发虚假失实报道、恶意篡改新闻标题等违规行为。依法查处非法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业务网站，至7月份，关闭的非法网站总数已达107家。

　　7月中旬以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全国“扫黄打非”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全国妇联等部门，组织开展净化暑期网络环境专项行动，关闭274家违法网站、181个网站栏目和频道，对300多家网站进行了处罚。

　　8月10日，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举办。网络名人济济一堂，共同对话畅谈网络名人的社会责任。鲁炜在座谈讨论中提出，网络名人应共同遵守“七条底线”：一是法律法规底线；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底线；三是国家利益底线；四是公民合法权益底线；五是社会公共秩序底线；六是道德风尚底线；七是信息真实性底线。

　　9月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出通报，对“抽屉新热榜”、“鲜果联播”、“ZAKER新闻阅读”、“3G门户新闻”、“一五一十部落”、“蜜蜂新闻”等一批未依法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违规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移动客户端，依法要求限期整改。

　　由此可见，治理和整顿是2013年互联网管理的关键词，也是网络管理部门肩负的重任。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8）

　　一、提高虚拟社会管理水平，是应对互联网快速发展新挑战的迫切需要

　　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广泛应用，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方便了人们的工作生活，也形成了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网络虚拟社会”。互联网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时空和地域概念，而且正在塑造着新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现实社会是虚拟社会的存在基础，虚拟社会的发展对现实社会具有反作用。当前，互联网正处于一个发展应用的快速扩张期，网络技术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网络新业务新业态层出不穷，网上信息传递和获取便捷。特别是微博客、即时通信工具等迅速兴起，使网络信息形成机制、传播机制发生重大变化，互联网的传播力、影响力和社会组织动员能力更加强大。截至2011年底，我国网民人数达到5.1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手机网民达到3.56亿，微博用户超过3亿，腾讯QQ、手机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群体规模庞大。我国不仅已经成为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网络新业务新业态应用普及最快的国家之一。互联网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边界模糊，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双向互动、相互作用的特点突出，互联网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互联网在大大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给人们带来方便实惠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如网络色情和低俗信息蔓延，网络违法犯罪活动高发，网络推手、网络水军兴风作浪，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不时出现，围绕各种社会矛盾和热点敏感问题的不良炒作时有发生。积极探索虚拟社会管理的有效方式，切实提高管理水平，是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紧迫课题。管理体制事关管理效能、管理水平。过去，我国是根据各部门职能分工，实行切块式互联网管理模式，这在一定时期适应了互联网管理的需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执行中也存在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等问题。党中央准确把握信息化发展趋势，强调要把虚拟社会管理和现实社会管理统筹起来抓，提出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并按照统分结合、相对集中、职责明确、责权一致的原则，进一步调整、理顺管理体制，使管理体制更好地适应了互联网的传播特点和发展趋势，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虚拟社会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提高虚拟社会管理水平，必须在提高网上舆论引导能力上下功夫

　　互联网为人们在现实社会之外开辟了新的活动和发展空间，一方面，现实生活对人们的网上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性使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发生新的变化。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各种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相互叠加，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网络上来。而网络往往容易放大社会矛盾，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必将对现实社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要把提高网上舆论引导能力作为加强虚拟社会管理的关键性、基础性工作来抓。

　　一是要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大力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和谐理念、弘扬社会正气、守护道德良知，高扬主流舆论，唱响奋进凯歌，使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大团结好成为网上时代最强音。

　　二是要准确把握网上舆论引导的方向和重点，对于各类社会思潮、各种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析事明理、解疑释惑，澄清思想误区，辨明前进方向；对于房价物价、教育医疗、反腐维权、贫富差距等社会热点，要积极反映党和政府所做工作，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引导网民理性表达意见，把公众情绪引导到健康理性的轨道上来；对于重大突发事件和社会公共事件，要及时引导、正确引导，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满足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坚持讲事实、讲真相，坚持网下处置和网上引导相结合，用尊重民意的实际行动赢得民心，用改进工作的实际成效凝聚民心。

　　三是要不断改进舆论引导的方式方法，善于主动设置话题，善于运用微博客等新的传播手段，善于运用“网言网语”，多用及时准确的信息、多用公正诚恳的态度、多用公开透明有效的举措引导热点，多用群众的鲜活语言、多用群众身边的生动事例、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说理解疑，不断增强网上舆论引导工作的亲和力、感染力。

　　四是要健全完善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加强网上舆情信息工作，提高重大舆情预警、发现和处置能力，形成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互联网内容主管部门协调统筹、实际工作部门及时主动应对、重点新闻网站发挥主渠道作用、商业网站积极配合，宣传、引导、管理相统一的网上舆论引导工作格局。

　　三、提高虚拟社会管理水平，必须在建立规范理性的网络传播秩序上下功夫

　　互联网的虚拟性、互动性、开放性，使网络空间成为崭新的社会形态，各种意见观点交流碰撞，各类海量信息交互式传播。互联网的虚拟性特性，使得网上既能反映事实真相、表达真实民意，又容易导致虚假信息和非理性情绪蔓延；互联网的交互性特征，使得网上既广泛传播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健康信息，又容易产生信息垃圾；互联网的开放性特征，既给人们提供了创新创造的广阔自由，又容易导致网上行为失范。提高虚拟社会管理水平，必须着力建立规范理性的网络传播秩序，既保证网络民意表达的及时通畅，又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的安全有序。#p#分页标题#e#

　　一是要加快推进互联网法制建设。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有的互联网法律法规与网络管理执法工作不相适应的矛盾突出。要加快互联网立法进程，组织有关力量，区分轻重缓急，抓紧完善我国互联网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明确网络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和权责关系，使互联网法律法规覆盖网络运行的各环节和全过程，加快形成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当前，要加快推进《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法》立法工作。

　　二是要切实加强互联网基础管理。严格落实域名注册和IP地址备案管理相关规定，确保互联网站和手机网站域名注册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规范IP地址资源申请、分配和备案管理工作，督促接入服务企业严格执行“先备案（许可），后接入”的规定，进一步完善网络文化服务行政许可制度。

　　三是加强对网络传播秩序的依法监管。认真执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有关法规，督促网站自觉完善信息制作和流程，确保网站新闻来源合法正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以微博客用户真实身份信息注册试点工作为契机，积极推进网络新技术新业务的规范管理。加大网络执法力度，确保互联网法律法规的执行力，严肃查处少数网站违法违规行为，大力整治非法网络公关等严重干扰网络传播秩序行为，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四是要大力净化网络环境。进一步加大网络谣言打击力度，坚决清理网上各类违法和有害信息。针对网上出现的从境内向境外转移，利用移动智能终端和微博客等渠道隐蔽传播，少数婚恋交友类网站变相推崇不良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炒作低俗话题的网络热点事件有所增加等新特点，深入推进整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网上“灰色地带”，严肃查处以各种形式“打球”的行为，重点查处第三方支付平台等中间环节，坚决切断传播网络色情的利益链，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四、提高虚拟社会管理水平，必须在倡导建设网络文明、培育网络空间建设性力量上下功夫

　　根据自身兴趣爱好形成不同的网络群体和网络社区是虚拟社会形态的一大特色，自律自治是虚拟社会管理的内在要求，网络文化是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广泛开展文明网站创建，推动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提高虚拟社会管理水平，必须把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培育网络空间建设性力量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一是要进一步深化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把网络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积极推进文明网站创建，明确文明网站创建的工作要求，评选一批全国文明网站。

　　二是要积极推进互联网行业自律。发挥互联网行业组织作用，引导互联网企业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守法自律，恪守职业道德精神，加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不断增强高品位文化传播力度，不为有害信息提供传播渠道，不为了吸引眼球去搞虚假报道，不为了迎合少数受众刊播低俗内容，不为了宣泄情绪参与恶意炒作，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落后腐朽文化。

　　三是要切实加强监督。加强对各级网络举报受理机构工作指导，强化公众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提高公众举报的处置效率，完善公众举报奖励制度，形成全社会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四是要积极倡导网络空间的公序良俗。广大网民是网络文明建设的主体，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积极参与，一起创造、共同享有。要发挥好、引导好、保护好网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鼓励他们创作格调健康的网络文化作品。要有针对性地加强网络文化的创作引导，对积极健康、雅俗共赏的文化产品给予鼓励，对低俗媚俗、肆意恶搞的倾向给予批评，使网络作品更好地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展示人性善良、社会美好。特别是要积极用好微博客、社交网站、即时通信工具等新型网络传播平台，更多人们喜闻乐见的内容，更多反映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新举措，更好地为社会公众解疑释惑，积极倡导做文明博主、发文明博文，坚决抵制攻击诋毁、传谣信谣、低俗恶搞等网络不文明行为，使微博客等成为文明理性表达的新平台，使网络文化真正成为健康向上、向真、向善、向美的文化。

　　五、提高虚拟社会管理水平，必须在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互联网管理体系上下功夫

　　坚持对互联网实行依法管理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用什么样的体制管理互联网最合理、最有效，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之中。我们要结合国情网情，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坚持和完善虚拟社会管理已有的有效做法，把虚拟社会管理和现实社会管理统筹起来抓，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建设和管理之路。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9）

　　    建设了水上安全联网管控系统、海事应急辅助指挥系统、中国船舶远程识别与跟踪系统、船舶船员“一卡通”等工程,大大提高了协同工作的水平。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期网络基础建设达到一定规模、服务覆盖率大幅提高。政务专网建设:交通运输部在十一五期间,建成覆盖行业各单位的政务专用网络,网络覆盖涉及交通、海事、救捞在内的省市县三级政务部门,并与国家电子政务外网互联互通。政务网络真正实现跨部门、跨地域联通,形成行业政务网络平台,业务信息系统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的联网运行。互联网发展状况:按照最新的互联网发展报告分析,网民规模稳步增长,每年持续保持近20%的增长率,总数已经突破5亿。国家三网融合的规划逐步落实,云计算应用广泛启动,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成熟推广(wifi技术)、下一代互联网进程加快(IPv6),网民通过三幕:电视屏幕、电脑屏幕、手机屏幕广泛使用互联网,这为电子政务的应用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网民互联网应用水平的提高,既为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带来了压力。政府网站建设:政府网站是政府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主要手段之一,我国政府网站的普及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据统计中央和省级政府网站的普及率达到100%,地市级政府网站普及率达到99.1%,超过85%区县级超过85%。全国建设的县级以上政务服务大厅有4500个,都实现了信息化支撑,全国各类农村信息服务站总计愈100万个,覆盖率超过70%,总体而言,电子政务为民服务能力明显提高。

　　    电子政务发展中信息管控的矛盾(舆情)日益突出网络舆情异常活跃。近年来,3.14西藏打砸抢烧事件、奥运事件、艳照门、许霆取款事件……通过网络舆情传播放大,造成了广泛社会影响。政府部门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有关专家认为这等同于新型的公共危机。但是,部分网站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无视政府法规,大量播放、传播不良内容的信息。同时,国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和邪教组织,也利用互联网这一新型视听媒体传播其意识形态,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破坏民族团结,散布邪教和迷信言论的,对我国的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网络舆情与国家安全。网络这把锋利的“双刃剑”在提供了下情上达的便捷方式的同时,也对我国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网上思想舆论阵地的争夺战日趋激烈。二是传统的政治斗争手段,在网上将以更高效的方式实现,利用网络串联、造谣、煽动将比在现实中容易得多,也隐蔽得多。提高公共危机事件处理能力。公共危机事件舆论的形成与发展,往往是由一个议论开始,并沿着若干级差从无序向有序逐渐递进或者消减的过程,因此及时监控、汇集、研判网上舆情,是引导公共危机舆论的重要前提。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目前,网络舆情正在成为行政部门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新形势下,在每次突发性事件发生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如何以最快速度收集网上相关舆情信息,跟踪事态发展,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快速应对处理等,是每一个政府职能部门思考的问题。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10）

　　一.“互联网+”与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众服务行业，服务对象涵括了从儿童到成人的所有普通居民。作为政府财政支持的公共服务机构，公共图书馆在发展中应不断思考如何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互联网+”的核心正是利用新兴的信息技术，实现产业创新与升级，因此“互联网+”与公共图书馆的融合发展是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公共服务领域，“互联网+”应概括为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专业化、高效、便捷的服务。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的图书资料管理应当思考如何运用此类信息技术实现创新与升级。

　　二.“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用户现状分析

　　（一）信息海量化

　　在这个以数据化为特征和标志的深度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每个用户都是信息的生产者，网上各类型信息数据急剧增长，正朝着海量数据方向发展，迎来了大数据时代。有资料显示，目前每天全球互联网流量累计达10亿GB，这意味着每天产生的信息量可刻满1.88亿张DVD光盘。网络信息资源的爆炸式增长在给用户带来丰富资源的同时，也给用户带来极大的困扰：用户想要查找有用、准确的信息越来越困难。如何区分有效信息和垃圾信息成为摆在用户面前的难题。

　　（二）阅读方式多样化（数字化）

　　互联网开启了阅读革命，不仅可以让读者阅读更加便捷，而且还可以让读者自由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阅读资源和方式。互联网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也推动了人们阅读方式的转变。读者从最初的纸质阅读发展到在线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再发展到现在以手机、平板电脑、电子触摸屏等移动终端为载体的移动数字阅读，阅读方式呈现出多样化、数字化、移动化等新特点，这对于公共图书馆的图书资料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服务需求多样化

　　随着网络化进程的加快，读者对信息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专业化的特点。公共图书馆以借阅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服务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读者类型和需求的多样化要求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也应该多样化。讲座、展览和各种活动等已经成为公共图书馆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互联网 +”时代公共图书馆图书资料管理策略

　　（一）加强数字资源建设

　　在“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应顺应读者的移动阅读需求，创新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内容，加强图书资料数字资源建设，可通过将优质馆藏资源转化为数字资源、建立网络数据库等方式丰富服务内容。

　　首先，应将图书馆部分优质图书资料转化为数字资源。图书馆应对现有传统馆藏文献资料进行甄别，将其中价值较高的，如地方志、人物、家谱、年鉴等经典，以及特色馆藏纸质资料，通过扫描、压缩、光学字符识别、音视频捕捉等技术，转化为数字化、电子化的光盘文献或网络信息资源，建立具有本馆特色的超文本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以提高图书馆图书资料的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实现优质图书资料共享，同时也可为公共图书馆开展特色信息服务创造条件。

　　其次，应根据用户需求，建立图书资料网络专题数据库。应在充分了解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应用爬行式搜索引擎、目录式搜索引擎、元搜索引擎等搜索手段搜集网络信息，查寻网上相关信息资源的分布情况，研究相关站点的信息含量和相关度，对图书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按照不同的专题建立网络专题数据库。

　　再次，应建设适合特殊群体阅读的数字资源。特殊群体往往因为自身身体状况或其他方面的制约，不方便到图书馆阅读，公共图书馆要关注这一群体的阅读需求，通过调查分析，有针对性地提供特殊群体需要的阅读资源。例如，针对老年读者群体，在图书资料的管理上，除了提供养生保健、常见疾病防治方面的知识外，还需要为老年人提供简单易懂的网络应用入门知识，如电脑入门、移动阅读入门之类的内容；对于农民群体，可以更多地提供种植、养殖方面的知识；对于青少年读者，可以集中提供经典动画、儿童电子读物等。

　　（二）提供多种文献检索、获取途径

　　传统的检索途径，是读者登录图书馆的书目检索系统或数据库搜索引擎来进行文献检索。而在“互联网+”读者服务模式下，图书馆建立统一的知识检索平台。读者可以通过PC 端、移动终端来访问知识检索平台进行文献检索。只需一次检索，读者就可以获知自己所需的相关类型文献，免去多次检索。另外，开发图书馆的移动APP 程序，让读者实现对资源的方便快捷地检索、获取。文献获取方面，由于对纸质、非纸质载体文献进行数字化，大部分资源都可以通过PC、移动终端直接在线阅览或下载。鉴于移动终端如手机、PAD 等与PC 终端的阅读方式不同，需要对数字化文献格式进行自适应加工，让读者不论通过哪种方式浏览资源，都能得到最佳化体验。而部分无法到达图书馆的读者，还可以通过申请物流递送等方式借阅馆藏文献。

　　（三）适应“互联网+”对图书资料管理业务流程进行再造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公共图书馆的图书资料管理业务流程重组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共图书馆在以“馆藏”为主体的办馆理念向以“读者”为主体进行转变；二是现代读者和用户的全新阅读方式和信息需求的变化；三是公共图书馆不得不面临图书馆泛在化情况。经过调研我国部分省市公共图书馆，以“读者需求”为发展导向和“互联网+”背景下各种信息技术已成为各馆“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基本方向和创新突破口。公共图书馆图书资料管理的业务流程一定是随着服务模式不断进行变化，公共图书馆界图书资料管理多年的整齐划一的业务流程也将慢慢的失去“历史地位”，代之而出的是越来越多的“各馆特色”。总而言之，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图书资料管理流程再造中，一定是以读者或者用户为服务核心，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手段重新进行业务流程的再造，从而实现全局最优效果。

　　四.结语

　　在“互联网+ ”时代，公共图书馆的图书资料管理应把握机会，引入“互联网+”战略思维，进行服务创新，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增强服务的主动性、专业性，从而提高公共图书馆的影响力，为国家的公共文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郝春柳，杨帆.“互联网+”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j].河北科技图苑，2016（05）.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中央电视台纪录片《互联网时代》的热播，以全面直观的视角展现了当今人类鲜明的时代特征――互联网时代。但目前“互联网时代”的基本内涵尚无明确的界定。本文对“互联网时代”做一个大体上的界定：一个不同于工业时代的，社会化大生产不再以机械化、电气化为驱动要素，而是以信息化，尤其是以互联网的发展应用为创新驱动的时代。

　　“互联网+”是近两年才出现的新概念。今年以来，这一概念开始进入国家和社会的视野，有代表性的标志有两个：一是马化腾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全国两会提出关于“建议从国家层面以‘互联网+’为驱动，鼓励产业创新、促进跨界融合、惠及社会民生”的大会提案;二是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可见，关于“互联网+”的内涵有了变化，范围也得到拓展，“互联网+”不再是一个商业的概念，而是有了更加广阔、更加深刻的视角――互联网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

　　“互联网+”就是利用互联网对现有行业进行改造，产生新的行业模式。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改造”体现在：压缩社会的连接层次、建立新的、便利的社会连接关系、加强社会的连接效果，以及对传统模式的革命性创新。

　　应该如何理解“互联网+”时代呢？“互联网+”时代就是在互联网时展到特定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升级、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互联网技术成熟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和交互影响，国家利用互联网从战略层面全面深入推进对现有各行各业的升级改造，从而产生新的政务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模式和文化模式。

　　互联网与相关行业的融合与再造，涉及对现有相关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创新，需要实现社会治理的转型。而治理转型的起点，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现实状态和理想目标的认识和把握。从社会现实角度看，“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面临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从“善治”的角度看，“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的转型方向应是什么？进一步地，社会治理转型的具体路径是什么？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社会治理面临的两个发展趋势

　　“互联网+”对于社会连接关系的建立、加强或连接层次的压缩，客观上造成了虚拟社会的不断扩张，进而导致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融合。这种融合趋势，既体现为“线下”向“线上”的融合过程，也体现为“线上”向“线下”融合的过程。

　　由“线下”向“线上”的扩展。可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分析这个“扩展”的过程：

　　第一，网络空间在“线上”扩展。一是上网人数逐年增长。截至201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个百分点①。二是平均上网时长逐年增加。2010年平均每周上网时长是18.3小时，到2014年则达到26.1小时②。平均上网时长的增加，从总体上印证了社会生活虚拟化和网络化的趋势。

　　第二，社会服务向“线上”扩展。除了当前已有的电子政务、电子商务领域外，个人理财、旅游预订、医疗健康、劳动就业、法律服务、日常家居等领域都呈现向“线上”网络化发展的态势。例如：2013年互联网理财的统计数据是0，而到了2014年，用户规模跃至7849万;2013年网上旅游预订是28077万，2014年是22173万③。目前，网上缴纳物业费、网上报修、网上物业投诉、网上房屋出租等业务也渐有超过“线下”业务的态势。“互联网+”模式将传统的社会服务领域不断地推向“线上”，实现了社会服务的便捷化、智能化和个性化，“私人定制”的服务模式正在来临，这也契合了“互联网+”时代“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和社会发展的趋势。

　　第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向“线上”扩展。“互联网经济”时代背景下，传统的由政府包揽公共服务供给的“一元化”模式不得不进行革新，互联网企业在互联网空间服务方面展现出强劲动力和发展态势，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个人，都能成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或中介者。这种变化，有利于降低政府投入和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增加公众自主选择公共服务的机会。近两年来，以腾讯等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陆续加入到公共服务的运营或公共服务的流程改造中来，通过移动互联网将“人”与“公共服务”以数字化的方式全面连接，大幅提升了社会公共服务效率和水平，促进“智慧民生”的转型升级。

　　由“线上”向“线下”的延伸。“线上”向“线下”的延伸源于社会主体不同的社会动机，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线上”市场主体向“线下”延伸。近年来，“O2O”商业模式（Online To Offline的简称，即通过互联网将线上用户连接到线下经济实体，创造新的商务机会）在社会领域迅速扩张。

　　第二，“线上”社会组织向“线下”延伸。“线上”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是互联网时代虚拟空间发展的一个特定产物和必然产物，具有地理跨度广、参与人数不限、组织协调灵活和活动内容多样的特点。当今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和公益活动，正是在没有正式领导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志愿发起、志愿组织和志愿工作。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出现的微博打拐④、微博解救乞讨儿童事件⑤等。事实证明，一些诸如“微动员”的社会自组织形式，不仅运行成本低廉，而且效率还比较高。

　　第三，“线上”个体向“线下”延伸。网络空间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网民也必然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到现实的公共治理之中。现在，网民不仅停留在借助互联网平台对公共社会问题展开讨论，一些网民甚至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和道义感，对公共事件展开独立调查、取证和研究，并将结果通过互联网公之于众，引起社会舆论共鸣，形成“线上”“网下”互动，最后引起更大规模的社会讨论和社会动员。近年来，网民的这种参与模式越来越多，对形成社会治理合力、推动社会的进步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第四，“线上”治理向“线下”治理延伸。尽管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由“线上”向“线下”延伸体现了创新性和正能量，但也存在不少违规、违法的现象，例如：一些互联网业的商家存在商业欺诈的现象。因此，“互联网+”对传统的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政府不仅要治理“线上”的违法乱纪，更要将治理的领域延伸到“线下”的社会主体和社会行业。

　　互联网促成社会“善治”的两大方向

　　俞可平提出，社会治理的理想结果是“善治”――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⑥⑦“互联网+”时代，多元社会主体的公共参与性和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有哪些新内涵？

　　开放性。从世界范围来看，开放性治理是“善治”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开放政府”（Open Government）的探索实践，其核心理念就是倡导政府向社会开放透明，向责任型政府转型。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美国通过信息化建设来加强电子政府建设;通过互联网实现“开放政府数据”。在此过程中，社会参与不断增强，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合作取得一定成效。2011年，美国发起“开放政府伙伴计划”（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致力于与其他国家为实现透明型、参与型政府加强合作⑧，标志“开放政府”改革成为一项重要的世界议题。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技术升级，中国也具备了向开放性治理转型的必要条件和潜在因素：互联网连接的“泛在化”趋势，为“开放性”奠定了基础和前提条件：互联网管理政策中对“匿名性”的尊重和保护，削弱了传统“把关人”对网络传播与表达的审查;互联网空前活跃的舆论“流动性”，让信息在虚、实两个社会空间进行充分的信息交融和舆论互动;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