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在陕北插队落户我爱上一个农村女子，求爱时却被拒绝

　　“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也已添了新岁，过去的时光难倒回，我和你只能在梦里相依偎……”每当听到这首歌，我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淡淡的忧伤和酸楚，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的情景就会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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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1月17日，我和两名要好的同学在北京车站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北京，在陕西省的铜川车站换乘解放牌卡车继续一路北上，最终跟着队里派来拉行李的毛驴车来到了延安地区的于家沟大队，我和两名要好的同学却没能分在一起，赵成国分在了于家沟大队第一生产小队，我分在了第三生产小队，张建军被分在离我们于家沟八里路远的房家塬大队。

　　于家沟大队也是一个穷乡僻壤的穷山沟，村子周边都是连绵起伏的丘陵，耕地以坡地为主，村前川道里那十几亩川地，是于家沟四个生产小队的麦田，乡亲们逢年过节能吃上几顿白馍和水饺，全依靠这十几亩平坦的川地，要是没有这十几亩平坦的川地，乡亲们的日子会更苦。

　　在于家沟三队插队落户的十一名北京知青就我一人是高中生，于队长就让我担任了三队知青小组的组长。

　　来到于家沟的第三天，我们就参加了起牛圈（往外挑牛粪）垫牛圈的劳动。下午收工的时候，于队长为难了，他问我：“王洪恩（我的名字叫王洪恩），你看一天给你们知青记多少工分合适？”“你是队长，你说了算。”我笑着回答。

　　于队长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们刚参加劳动，还不会干活，你看那个女娃娃，她担粪就像耍把戏，连两半筐牛粪都挑不起。要不这样，给她们女娃娃一天记五分工，你们几个后生一天记八分工，这个标准他们都不吃亏哩，就你一个人吃点亏。”

　　刚参加生产劳动，我们当时对工分标准还没有什么概念，多一分少一分也没人计较。说句实话，和社员们的劳动量相比，这个工分标准绝对是对我们知青的照顾，我也没吃亏。

　　当时帮我们做饭的是于队长的侄女于庆梅，别看于庆梅当年只有十六岁，和面蒸馍、炖菜熬糊糊她都会做，挑水推磨也都抢着干。于庆梅帮我们做饭，队里给她记工分，等于是我们白白使用人家不掏一分钱的劳务费，人家于庆梅还不吃我们的饭。为此，我们感动的同时，也有点觉得对不住人家。

　　一次我跟着于庆梅去挑水，就对她表示感谢说：“谢谢你天天为我们做饭。”“哦（我）不是白给你们做饭哩，队里一天给哦（我）记五分工哩，你们不要感谢我哩。”于庆梅笑着说。

　　看着她一脸的淳朴善良和厚道，我对她的好感油然而生。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地里的农活多了，劳动力不够用，队长就不让于庆梅帮我们做饭了，她也出山劳动去了。但只要她有空闲，就会来义务帮我们做饭，我们表示感谢，她却笑着说：“帮一点小忙，又不费啥，不用谢哩。”

　　当年秋后，队里就为我们知青修建了新窑洞，我们十一名知青搬到了新成立的知青点，住上了新修建的窑洞，居住条件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因为新成立的知青点有四孔窑洞，我们十一人住了三孔窑洞（四名女人住一孔窑洞，七名男生住两孔窑洞），一孔窑洞是空闲的，我就和大家商量，想利用农闲或晚饭后的时间，办一个识字班，队里不识字的社员和娃娃们都可以来学习识字。

　　我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赞同，于家沟三队知青点识字班很快就成立了。于庆梅他爸是个木匠，她就央求她爸用一扇旧门板为我们做了一块黑板，她还挨家挨户到社员家里传话，告诉大家都到知青点学习识字。

　　于队长看我们办了识字班，他很高兴，把队里仅有的两盏马灯都给我们送来，还把平时舍不得点灯的社员家中的煤油供应证借来，为我们识字班买来了几斤煤油。

　　起初来识字班学习的人并不多，只有几个没读书的娃娃和几个后生，连一个年轻女子都没有。于庆梅就带头到识字班来学习识字，她还叫来了几个女子和婆姨一起学习。

　　其实，于庆梅读过五年书，是于家沟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她到识字班来参加学习，就是为了带动大家都来学习，平时自己不认识的字或不明白的问题，也能顺便问一下我。我知道了于庆梅是小学文化，并主动提出为她补习初中课程，于庆梅欣然同意并向我表示感谢。

　　识字班很快就红火起来了，每天晚饭后都有一二十人来学习识字认字，就连于队长也拉着他婆姨来学习识字，还说要是能好好学习识字，到过年的时候就给她买新衣裳穿。

　　就是因为办识字班的原因，我被公社知青办评为了模范知青，我们知青小组成了全公社的先进知青小组，每名知青奖励了一个带盖的茶缸和一本毛主席语录精装本。考虑到于庆梅为我们知青做了不少事情，我就把知青办奖励给我的那个茶缸送给了于庆梅。于庆梅很感动，过年的时候，她偷偷送给了我两个枣花馍（用白面和红枣蒸的花卷）。

　　1973年秋后，县医疗卫生机构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上级要求于家沟大队派一名有文化的青年去县里参加学习，大队书记和于队长都想让我去参加培训。因为当时已经有两名知青招工进城了，乡亲们担心山沟沟里留不住北京来的知青，有人不同意让我去县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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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乡亲们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大队书记就听取了乡亲们的意见，派了一名自己的人（本大队的人）到县里去参加了培训。这个人不是别人，她正是于队长的侄女于庆梅。因为学习几个月后还要参加结业考试，没有文化根本不行。于庆梅跟着我们知青学习了这几年，她的文化程度基本达到了初中水平。

　　在县里学习期间，于庆梅每次回家来，她都到知青点找我，学习中不明白的问题让我给她讲解，直到她弄明白为止。学习结束后，于庆梅顺利通过了结业考试，她成了于家沟大队的赤脚医生，担起了为乡亲们诊病治病的重任。

　　1974年春天，我同学赵成国感冒发烧好几天还不好，他就来找我，问我有没有退烧药。我看他食欲不振，精神状态也不好，就领他去找于庆梅。于庆梅认真为赵成国诊病，初步诊断结果是急性肝炎，建议他到县医院检查治疗。

　　第一时间，我陪着赵成国去了县医院，他果真得了黄疸型肝炎，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赤脚医生，还真有两下子，我和赵成国都对她刮目相看。借着得病的机会，赵成国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到了北京。

　　那年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结果没能通过政审，原因是我外公解放前在一家钱庄有股份，解放后化成了资本家。

　　说句实话，自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外公家不是普通人家，听我母亲说，我外公的那块金壳怀表是瑞士进口的，那副眼镜也很金贵，普通人家咋会有这样的奢侈生活用品呢。好在外公非常疼爱我，要不然我一定会为不能去上大学的事情记恨他的。

　　没几天，我赌气淋了一场雨，结果感冒了，头痛发烧，浑身没劲，躺在炕上一整天没吃饭。那天于庆梅给我打了退烧针和止痛针，还给我熬了姜汤。第二天等我退烧了，她给我端来了一碗热汤面，里面还有两个荷包蛋。

　　那次感冒，于庆梅给了我无微不至地关爱和照顾，我从心里感激她。

　　1975年夏天，猛然听说有人给于庆梅介绍对象，我心里突然难受起来。后来得知于庆梅没看上那个后生，我心里才平静下来。

　　一天在收工回来路上，我看身边没有旁人，就红火着脸对于庆梅说：“庆梅，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你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从心里感激你，也发自内心地喜欢你，我想娶你做婆姨，不知你是否愿意？”

　　愣怔了一会子，于庆梅红着脸说：“哥，老话说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哦（我）一个山沟沟里的女子，配不上你们北京的娃。哥，你有文化，长得又好看，你要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子做婆姨，我真得配不上你。”

　　求爱被无情地拒绝，我心里难受了好一阵子。

　　那年初冬，于庆梅嫁给了二队的一个小学民办老师。结婚那天，我是以娘家哥哥的身份去送亲的。于庆梅出嫁时，深情地对我说：“哥，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哥。”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参加了高考，本以为就算能考上，也过不了政审这一关。没想到我不光考了一个好成绩，还顺利通过了政审，被北京钢铁学院录取。

　　离开于家沟那天，于庆梅和她男人一直把我送到公社汽车站，她专门给我蒸了枣花馍，还硬塞给我五块钱。

　　带着对乡亲们的不舍和留恋，我离开了插队落户生活了八年的于家沟，回到了北京，步入了高校的大门。

　　刚离开于家沟那阵子，我还给陕北的于队长和于庆梅夫妻俩写过几封信，后来学习紧张了，就没再写信，也就断了和陕北的联系。

　　2019年春天，当年一起在陕北插队落户的同学们重返第二故乡去看望乡亲们，因我当时在南非，也就错过了和大家一起去陕北的机会。但从那时起，我突然思念起陕北的于庆梅来，思念之情从没有这么强烈过。

　　今年4月初我去了一趟陕北，可于庆梅一家早就去上海生活了，当年的于队长也不在了，他的儿女们也都不在于家沟生活了。费了挺大劲才找到了于庆梅的电话号码，可拨打过去却成了空号。

　　愈是联系不上，思念之情愈是强烈。从陕北回来，我心里再也难以平静，好几次和陕北的几个熟人打电话询问于庆梅的情况，前天一位老人说联系上了在榆林打工的儿子，他儿子只知道于庆梅夫妻俩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住在浦东新区金桥镇，具体的记不太详细了。电话号码还是之前的那个号码，拨打过去还是语言提示查证后再拨。

　　得到了这个消息，我很高兴，于庆梅的女儿是上海户口，到了金桥镇，寻找起来应该不会太难。我买了4月23日的车票，和于庆梅相见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我把去上海寻找于庆梅的计划告诉了我的好同学赵成国，他却不赞同我去上海，赵成国说相见不如怀念，把曾经的美好记在心里，默默为她祝福，不打扰她平静的生活，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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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赵成国的话，我还真拿不定主意了，已经几十年没有联系了，我这样贸然打扰会不会影响到她的生活呀？我到底该不该去上海呢？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王洪恩师傅讲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