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紧急情况下处理事情有多英明？

　　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又渡过金沙江，要与北大出身的张“才子”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不料张“才子”野心膨胀，竟然想分裂党、分裂红军。毛泽东一面尽量团结和争取红四方面军，一团同张“才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成功战胜张“才子”的“分裂主义”错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毛泽东在处理事情上的英明。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油画）

　　毛泽东一生引以为傲的“四渡赤水”战役，成功地带领中央红军摆脱了蒋介石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费尽这么大的周折，目的就是要带着大家与张“才子”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但，等到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和张“才子”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却风云突变，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险恶了。

　　1935年6月16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抵达懋功，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李先念奉命在此迎接中央红军。一见到李先念，毛泽东就把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下一步战略意图告诉他，要继续向北前进，占领陕甘川边界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当即以党中央的名义致电张“才子”，阐明了中央北上的主张。

　　第二天，张“才子”复电毛泽东，反对向北发展，主张向川西北，经阿坝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推进。如果有困难，可以暂时向南进攻，这就意味着张“才子”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出现了分歧。那么，毛泽东和张“才子”的主张，到底哪个更正确，更符合当时的形势呢？毫无疑问，是毛泽东的主张更正确，更符合当时的形势。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北上发展，是因为有三个有利因素：第一，川陕甘边界地区地理环境接近华北抗日前沿，有利于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第二，川陕甘边界地区有较好的群众条件，有利于支持红军作战；第三，川陕甘边界地区有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及地方游击队的活动，与他们会师后可以形成强大合力，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6月18日，毛泽东又致电张“才子”重申了党中央的北上方针，20日再次致电张“才子”，请他25日来两河口镇一起商讨下一步的战略方针。6月25日上午，毛泽东派人冒着大雨在两河口镇外一块草坪上精心布置了欢迎会场，还在离镇子3里多远的抚边村旁的路上搭了一个避雨的油布帐篷，为了表示隆重和热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包括患病的周恩来）冒着倾盆大雨，提前步行来到油布帐篷里等候张“才子”的到来。

　　下午5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听到了由远及近的杂乱马蹄声，急忙从帐篷里走出来，四五十人在大雨中列队恭候张“才子”。只见张“才子”骑着一匹高大的白色骏马飞驰而来，身后跟着十余骑护卫，一刹那间，群马飞驰过后，地上的泥水飞起来溅了毛泽东等人一身。初次见面，张“才子”就骄横无比地给了毛泽东等人一个“下马威”。

　　张“才子”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及这次双方见面的情形，在他看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似乎个个都像乞丐头子：毛泽东又黄又瘦，长发披肩，裤子膝盖处还打着2个大大的补丁，绑腿里像战士一样插着一双筷子，皮带上挂着个喝水的大茶缸；朱德一脸皱纹、面目黝黑、衣衫破旧，像个伙夫头；周恩来完全找不到南昌起义时的潇洒英武，满脸胡子拉碴，一副病恹恹的神情。

　　再看那些中央红军战士，个个面有菜色，衣衫破烂，没有大炮，枪支也不整齐，看上去中央红军就像是聚到了一起的逃难难民一般。张“才子”看到眼前此情此景，脑子里飞速转着，一心急着想搞清楚中央红军到底还剩了多少兵马？晚上，毛泽东特意备下丰盛晚宴，但张“才子”也吃不香了，晚饭后，周恩来送张“才子”回去休息时，张“才子”试图从周恩来嘴里套出中央红军实力的底细。

　　陈昌浩

　　周恩来反问张“才子”四方面军有多少人，张“才子”得意地说有10万人，然后马上追问周恩来一方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说大概3万人左右吧（不久张“才子”从忠厚长者朱德口中得知红一方面军的底细）。其实，双方的数字都有夸大，张“才子”作战部队有七八万人，加上非战斗人员接近十万人；而中央红军作战部队只剩了七八千人，加上非作战人员最多一万多一点，双方兵力对比是十比一。这么一比，张“才子”觉得自己人多枪多，兵强马壮，比中央红军实力雄厚得多，于是，他的野心就在一夜之间急剧膨胀起来。

　　第二天，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首先阐述了川西北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川陕甘去的理由；毛泽东作了重点发言，阐述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详细理由，并提出打松潘突破胡宗南的封锁向川陕甘进军的计划。毛泽东的发言其实就是战略上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向北还是向南发展的问题，一个是谁作为打松潘的主力的问题。

　　尽管张“才子”在会上不同意北上，也不同意先打松潘向甘南发展，依旧坚持他向西南打成都、再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但参加会议的其他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战略主张，少数服从多数，张“才子”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会议最终于28日通过了《松潘战役计划》。会议结束后，回到了红四军总部驻地杂谷脑的张“才子”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军委下达的《松潘战役计划》。7月1日，张“才子”致电中央，以“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由，向中央索要权力和更高职位。

　　毛泽东何等英明，早就察觉到了张“才子”狼子野心，他内心痛苦地意识到，中央与张“才子”之间的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了。但毛泽东仍不放弃挽救张“才子”的努力，对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采取了团结、爱护、信任的友好态度，后面就会知道，毛泽东这么做绝非软弱，而是体现了他伟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顾全大局。

　　张“才子”向来有极大的权力欲和控制欲，1930年到1931年，他曾在红四方面军大搞“肃反扩大化”，几乎所有团级干部都遭到清洗；他还大力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实际上就是“顺我者昌”的干部路线，伤害和打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比如杰出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曾中生就是被张“才子”秘密杀害的；廖承志也险些被张“才子”秘密枪决，后来是周恩来努力之下才获救的。

　　这期间毛泽东还非常细心、高明地处理了一件事情：三军团在长征途中收容了约有一个排的红四方面军掉队的士兵，正打算带着他们一起北上，彭德怀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说一个也不能带，因为这样会让红四方面军的张“才子”不舒服。毛泽东马上召集这些人给他们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和道理，然后让他们返回红四方面军。毛泽东这么做，是要耐心等待包括这些士兵和张“才子”在内的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主动回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上来。

　　两河口会议后，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后继续北上。6月29日，中央增选张“才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7月初，中央军委把攻打松潘的任务交给张“才子”，但他以“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由拒不执行并阻挠北上。这时期，张“才子”的心思都用在了怎样向中央索要权力和职位上了。

　　7月9日，张“才子”命人致电中央，要求改组总司令部，由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这是周恩来的职位）；7月18日，陈昌浩致电朱德，执意要求张“才子”担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任军委副主席兼参谋长，竭力想把毛泽东排斥出军委领导核心。至此，张“才子”已经是明目张胆、赤裸裸地挟军自重，向中央索要权力和职位了。

　　红军时期的徐向前

　　毛泽东顾全大局，一再忍让，与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商量后，决定将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才子”，张闻天表示他担任的党的总书记一职可以让出来给张“才子”，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再次表明毛泽东看得比所有人都更深远，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非常英明和有远见的，彭德怀曾评论此事，说，如果当时让张“才子”担任党的总书记，那么，他以总书记的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在此期间召开的芦花会议上，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名义，授予徐向前五星金质奖章，表彰了他在创建红四方面军的功绩。而张“才子”却在会议期间派秘书长黄超给彭德怀送去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块银元。张“才子”这种非正常的活动引起了彭德怀的极度反感和高度警觉。

　　张“才子”一担任红军总政委，立刻收缴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码本，想要控制中央红军各部队，以架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就这样被他耽误了一个多月后，张“才子”才勉强率红四方面军北上，但此时战机早已被延误，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全部准备就绪，红军只得绕道夺取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7月底，张“才子”再次生事，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其实就是他变相向中央索要权力和职位而已。

　　于是，中央政治局于8月4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会议，张“才子”把这次会议开成了以一己之力向中央示威要权的咄咄逼人的会议，毛泽东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但为了团结和争取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还是对张“才子”作出让步，同意把红四方面军中2人增补为政治局委员，1人增补为中央委员，3人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

　　但张“才子”仍对毛泽东心怀不满，因为毛泽东是他实现野心的最主要障碍。沙窝会议后，中央把红一和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和张“才子”率领，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巴郡以西的一座古城）；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毛泽东是随着右路军行动的。

　　因张“才子”坚持向西或南下的主张，迫使中央在解决这些争论上耗费宝贵时间，以致贻误战机，蒋介石趁此时机调集30万大军形成三道封锁线，堵截了几乎所有要道，所幸他决想不到红军会从草地北上，因而未在草地一线布置重兵。毛泽东出乎蒋介石意料地带着红军从草地北上陕甘，在蒋介石认为绝不可能通过的地方再一次创造了奇迹。

　　8月24日，毛泽东致电张“才子”，要他率部向班佑一线运动，以与右路军并肩东进，同时，在右路军担任领导的徐向前和陈昌浩也致电张“才子”表达了相同的意见。8月26日，毛泽东率右路军抵达巴西地区，热切盼望张“才子”率部前来。但一直没有张“才子”的动静，毛泽东心急如焚，不得不又与徐向前和陈昌浩一起急电张“才子”，要他尽快率部队过草地北上，因为大敌当前，如果再延误时机，必将给右路军带来严重后果。

　　9月3日，张“才子”终于回了电报，但他又以种种借口不执行中央的既定计划，反过来要求中央及右路军南下。毛泽东一边率领右路军北上，一边天天开会商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9月8日，张“才子”收到徐向前和陈昌浩再次催促北上的电报后，马上回电二人，要他们率右路军南下。事情到这里，表明张“才子”要铁了心地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闹分裂。陈昌浩在徐向前的建议下向中央报告此事，当晚，毛泽东等7人联名致电张“才子”，要他立即北上。

　　红军时期的叶剑英

　　9月9日，张“才子”复电陈昌浩和徐向前，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上，坚持要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这一次，陈昌浩突然同意南下，徐向前不同意南下，但不愿意分裂四方面军，只好被裹挟着同意南下。很明显，张“才子”此举意在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

　　万幸的是，叶剑英先获悉这份电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这时，陈昌浩把张“才子”下达的南下的命令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既然要南进，就要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毛泽东用这个理由才得以从陈昌浩控制的前敌总指挥部脱身，火速赶到周恩来住处，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毛泽东果断决定连夜带着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红军学校迅速转移，向甘南急进。

　　为了给部队突然行动打掩护，以稳住陈昌浩，毛泽东派叶剑英前去通知陈昌浩，说部队要南下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粮食，现在已经动员部队天一亮就出去筹粮。其实，这时候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空气中都弥漫着有可能引发严重内讧的火药味，这一天正是1935年9月10日，也正是毛泽东所说的“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10日凌晨2点，叶剑英和杨尚昆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悄悄离开前敌总指挥部，并带走了甘肃省地图。毛泽东则和彭德怀随红十团一起在队伍后尾。彭德怀担心地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从容应答，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相信他们早晚总要觉悟的！这时，陈昌浩发现毛泽东率部出发了，他大吃一惊，问徐向前，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派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上来，态度强横，毛泽东从容不迫地把李特邀到路旁一所教堂里坐下来谈，毛泽东告诉他，北上是正确的，南下十分不利，如果一时想不明白，过一段时间想明白了再北进，中央也是欢迎的，要他以革命大局为重，有意见随时致电商量。愿意北上的人继续北上，不愿北上的人就回班佑。不到一个小时，毛泽东化解了这场危机，在几名警卫战士陪同下过了巴西河，继续前行。

　　对于这个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的“黑暗时刻”，杨尚昆后来回忆道：这是红军历史上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些人还在不在。毛泽东在战胜张“才子”的分裂主义错误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和高度的灵活性。许多人对张“才子”反党、分裂红军的恶行十分气愤，要求开除他的党籍，但毛泽东不同意。这里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英明：毛泽东说，开除张“才子”的党籍，他还统帅着又蒙蔽了几万人的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

　　彭德怀后来曾高度评价过毛泽东主张保留张“才子”党籍之事，他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才子”的党籍，以后争取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很多。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师，更不会有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由此可见，有着深谋远虑和高超远见的毛泽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确是非常英明的，因为他的眼里决不是张“才子”一个人，而是整个红四方面军。毛泽东战胜张“才子”的分裂主义错误，让全党更加深刻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英明！

　　再说一下张“才子”的结局。张“才子”在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路上越走越远，10月5日公然另立中央，自封主席。但他坚持南下的结局果然被毛泽东言中，到1936年红四方面军减员为4万人，南下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失败。张“才子”被迫同意北上，但到了1938年4月4日，他乘祭黄陵之机投奔国民党，沦为戴笠手下的特务，他在国民党内饱受排挤和打压，过得非常憋屈，晚年在加拿大，晚景凄凉，1979年12月3日夜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医院。

　　参考资料：

　　《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实录毛泽东》（长征出版社出版）

　　《张“才子”传》（四川天地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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