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儒将——周瑜”，为何在三国里是被抹黑最严重的人物？

　　前言

　　周瑜（175-210年），字公瑾，时人称为“周郎”，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出身士族。少时，非常刻苦读书，不仅文武兼备，且精通音律，是难得的全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周瑜形象

　　孙策谋划进攻荆州，命周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攻皖城（今安徽潜山），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遇刺身亡，周瑜辅助孙权继承父兄基业，与长史张昭共掌东吴军政大权，稳定江东形势。这段时期，周瑜协助孙权“讨麻、保二屯，枭其渠帅，囚俘万余口”，又于建安十三年（208年）春，讨伐江夏，于是“渡屯北岸，克期大战”，周瑜“亲跨马擽阵”，不料中箭受伤；为了激扬士气，周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最终取得江陵之战的胜利，任南郡太守。建安十五年（210年），为攻取益州，周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岁。

　　周瑜“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奇才”这是陈寿对周瑜的总体评价，从“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奇才”主要评价的是周瑜作为谋臣的价值，谋略之奇令人钦佩。而且，与一般的谋臣的稳重不同，陈寿又对周瑜兼有“雄烈”“胆略兼人”“言议英发”等称赞，整体上为我们描绘了一位深谋远略同时又意气风发的英雄形象。

　　

　　建安十三年（208年）是三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间，短短十二个月里发生的事件，足以让每一个时事关注者眼花缭乱。继官渡之战后，曹操兵威日盛，力图在统一中原的基础上乘势南下，统一中国。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以汉丞相的名义下书，威胁孙权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曹操的信，简短有力，气势磅礴，寥寥数十字，鞭策宇内的气概跃然于纸上，想必曹操此信写得极为痛快。

　　相比之曹操的痛快，孙权却相当的不痛快。当时形势的危机有目共睹，曹操以汉丞相之名“挟天子以令诸侯”，据豫、徐、青、冀、幽等八州之地，坐拥几十万大军（虽然后来我们知道曹操号称的八十万纯属自吹，但一二十万总是有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人力物力资源上都占有极大的优势。孙权虽然占有江东六郡，自然经济条件较好，但兵仅数万，政治、军事实力与曹操的对比实在过于悬殊。袁绍、袁术、刘表等人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荆州刘琮的举众降又给孙吴带来极大的恐慌，“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

　　

　　站在亡国的边缘，是战是降，朝野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江东政权或者孙权自己也首次面临这样的危机考验。在巨大的军事压力面前，以张昭为首的一些大臣被曹操的声势所吓倒，总体意思就是，曹操挟天子以征四方，师出有名，东吴道义上已经处于劣势。因此，此时不降更待何时。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周瑜首先指出，“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

　　李安溪曰：二语卓然所谓名其为贼，敌乃可服。或曰：破敌之语使顺名义者亦可释然无疑。这就为孙吴抗曹澄清了道义上谋反的罪名，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后，周瑜又对敌我双方的力量进行了全面且客观的分析，总结出了孙权抗曹的有利因素，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内忧外患，又“舍鞍马、仗舟楫”，补给不足且瘟疫横生，这都是兵家大忌，刘备谓为文武筹略，万人之英者岂虚语哉。”可谓评价精当。

　　

　　赤壁之战后，周瑜攻取下江陵。于是，孙权首先采取了行动，拜周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周瑜很明白，此举不仅是为褒奖自己，也为了向刘备方面宣称南郡的所有权，因为刘备的部分军队当时也驻扎在南郡。

　　于是刘备希望将孙权的注意力转引到徐州，他上表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而他自己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治公安”。周瑜主张采取第一种做法，不过他并不主张明确地拒绝刘备，而是希望借刘备往江东之机留下他，再通过糖衣炮弹政策消磨其意志。史载他上疏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

　　

　　再据《三国志，蜀志·庞统传》记载：“先主(刘备)与统从容宴语，问曰：‘卿为周公瑾(周瑜)功曹，孤到吴，闻此人密有白事，劝仲谋(孙权)相留，有之乎？在君为君，时孔明(诸葛亮)谏孤莫行，其意独笃，亦虑此也。孤以仲谋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此诚出于险涂，非万全之计也。’”

　　二、隋唐五代时期周瑜形象演变的原因及背景

　　隋王朝废除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建立了科举制，即通过秀才、明经、进士等科目考试把州、县学的生徒“升进于朝”(《隋书》卷《高祖纪》开皇九年，仁寿元年，也包括由诸州把人才举送中央，考试录用(《通典》卷十七《选举典》)。至唐代，科举制又有了发展，分为常举与制举两种。官吏和平常人均可参加考试，考中后，原是无官职的普通人，也立即由吏部授予官职。科举作为一种取士制度，为士人提供了相对较为平等的竞争机制，为下层士人步入仕途、参加政权开辟了道路。

　　

　　在科举的作用下，等级秩序清晰的贵族社会逐渐瓦解，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不再，地主阶级中各个阶层的都可以通过考试攀登高位。唐诗登进士第的人，“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李肇《唐国史补》卷下）。然而新兴阶层的兴起却又对社会的兴趣与审美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前贵族士人由于出身而对官宦仕途形成的垄断地位和继而形成的贵族社会，也因之解体。贵族社会免除世俗考虑而追求思想超越的习惯，也由此受到极大的冲击。与贵族士人不同，新兴阶层的知识兴趣与思想取向具有更加浓厚的世俗意味和实用倾向，这种大规模的世俗实用性倾向的兴起必然会为整个社会的思想审美标准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李肇《唐国史补》中说的，开元以后，“物态浇漓，稔于世禄”。

　　

　　促进这种世俗而实用的知识兴趣与思想取向迅速成为普遍社会风尚的原因之一，是唐代盛行的漫游之风。国家统一，有利于南北文化的交流；生产的发展、经济联系的加强，促进了水陆交通的发展；农业的繁荣，导致“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旅人不必自带粮食，而取给于路，社会的安定使得士人们可以很方便地迁徙和旅行，“南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千里不持寸刃”。由于有上述这些条件，因此促成了唐代盛行的漫游之风。

　　当时的许多文士，如孟浩然、李白、杜甫等，都有过漫游南北各地的经历。此外，由于科举、栓选、边帅可自辟佐吏等制度的推行，又产生了士子入国子学、赴京应试，以及应试前广谒名流、失利后“举粮”州郡等现象，加上官吏的赴选、迁转、出使，士人的出塞谋职等等，共同造成了士人旅食各地、以四海为家的风气。这种流动性瓦解了传统社会中贵族以姓氏、宗族而居的固定的区域性空间结构。在唐代，一生只安住一地的士人，几不可见。

　　

　　这种社会结构的巨变和文化空间的扩张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正如柳芳在讨论士族时说的，自隋代以来，六朝大世族居住空间的一致性开始逐渐瓦解，过去地域、身份、财富、职业相对稳定的社会已经渐渐解体，家族取代了宗族成为社会和国家的基础，随着“罢乡举，离地著”，因而“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因此，在以上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唐代士人心目中的道德评价便退居于次要地位，反而是功业与人生价值的世俗性评价上升到了主导地位。

　　加之李唐王朝对自我政权合法性的巩固以及宽松的文化政策，南北“正统论”并不像东晋时显得那么重要，虽对蜀、吴、魏创业者的评价高低不等，但关注点基本集中于建功立业的成就，并没有太多以人格与道德为标准进行品评的诗作。

　　

　　同时，府兵制的实行与武举制的开创，为唐朝带来了全民尚武的国风，任侠尚武乃是唐代士人追求的又一人生理想。唐代士人在时代文化的激励感召下，有颇多诗人去过边塞，并创作出大量的边塞诗。无论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选择，还是“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的冲动，都表现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与展望，揭示了有唐一代士人们在时风影响下的人生理想追求。

　　在渴求建功立业、武勇军功报国心态的驱动下，周瑜的历史功绩，被诗人们理想化、诗意化。诗人对他名垂青史的功勋业绩，持歌颂羡慕的态度，流露出英雄崇拜的情绪。此时的周瑜在文人笔下体现出豪迈的时代气息，南唐徐铉就曾在周瑜碑铭上题词：“将主犹主，汉室不倾；将军既没，天下三分”。

　　

　　三、宋元时期的周瑜形象

　　宋元是周瑜形象的转型期，没有一个时代能像宋元一样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如此迅速地改变一个人物的形象。宋元特殊的时代背景与高度发达的市民文化为周瑜形象的演变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不能忽略民间的影响，民间百姓固有的价值观一直坚定而缓慢地作用于上层文人，这在晚唐时期已初见端倪，而宋代发达的商业无疑又加速了这一过程。周瑜临终的上疏也采用《江表传》：“……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与陈寿所引上疏相比，此笺更强调刘备的威胁性，可以看做是对孙权的警告。

　　从以上诸条的选择中，似乎透漏出一些信息，周瑜对刘备曾经造成过非常大的威胁甚至威慑，刘备的才德在周瑜之下。这倒是与王勃《三国论》“周瑜方严兵取蜀，会物故于巴邱。若其人尚存，恐玉垒铜梁，非刘氏有也。”的观点相一致。

　　

　　这里需要补充两条史料，《太平御览》卷八六八引《英雄记》曰：“周瑜镇江夏，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无船，乘簿沿汉水下至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轻船、走舸百艘，艘有五十人拖棹，人持炬火。持火者数千人，立于船上，以萃于簿。至乃放火，火燃即回船走去。须臾，烧数千簿。火起，光上照天，操乃夜去。

　　曹公赤壁败，行至云梦大泽中，遇大雾，迷失道路。”《英雄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不过这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与观念中迥异的赤壁之战。第一，曹操渡江“无船”，所乘的仅是一种竹筏——“簿”，所谓“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干数，操悉浮以沿江”，属于对曹操水军力量的夸饰之辞，实际是刘表原有的船舰并没有投入实战；第二，并无黄盖诈降之类的故事，火烧曹军的“簿”，由周瑜亲自主持。第三，曹操败逃时的狼狈并不是因为东吴刘备方面的追击，而是由于不熟悉地形迷路所致。

　　

　　这两段史料可能太过于平淡，所以裴松之都没有采用。这与时代的风气有关，北宋时严谨持重的风气开始让士人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历史，没有经天纬地的奇谋远略，有的只是朴实的战略部署，以少胜多的奇迹也只是归为对方的准备不足。士人们开始追求一种冲和之美，这让曾经豪情万丈的周瑜形象开始变得平淡起来。周瑜形象的生成史是一个上下互溶、雅俗共济、交叉演进的过程，客观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与审美变迁。从西晋陈寿的《三国志》的撰写到清代毛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诞生，周瑜的形象不断摒弃着作为历史人物的独立特征，而逐渐演化成表达世人心中审美意识的代表性符号。

　　结语

　　以上便是周瑜形象生成过程的大致脉络。周瑜形象的生成史积聚我国人民太多的情感，是不同时期人民思想愿望的寄托。因此，从纵向上把握周瑜形象的流变过程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把握千百年来人们审美理想与思想意识的变迁，以及文学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