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战国时期巴蜀文化双戈戟形符号的考察

　　文 | 清墨史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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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巴蜀地区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其中包括青铜戈、矛、钺、锛、镞等青铜兵器。这些兵器在四川地区出土的数量之多，出土地点之广，时间之长，为研究战国时期巴蜀文化的演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的统计和研究，对这一时期四川地区出土的双戈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其中双戈出现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1]，它是四川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双戈形符号。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巴蜀文化出土的双戈数量太多，学者们对双戈的具体年代也存在不同认识。其中较早的是“战国早期”（前475—前221）[2]。

　　一、四川地区发现的双戈戟形符号

　　四川地区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双戈戟形符号，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川东地区和川南地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包括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和川南地区，以及重庆、自贡等地。从数量上看，这些符号分布范围很广，其出土数量也较多。

　　

　　这些双戈戟形符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单独出土的，另一类是与器物组合出土的。单独出土的双戈戟形符号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和川东地区。如成都平原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发掘的一系列战国墓中有双戈戟形符号出土，如青羊区李家山、龙兴镇和黄荆坪墓地，马王堆1号汉墓也有双戈戟形符号出土；与器物组合出土的双戈戟形符号主要分布在川东地区，如自贡富顺李家山墓地、内江东兴区马王堆1号汉墓等。

　　四川地区战国时期墓葬中的双戈戟形符号主要分布在川南、川东和川南地区，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成都平原和川东地区。如自贡市自流井区三合乡李家山墓地1号汉墓中出土有双戈戟形符号；内江市市中区水井街道办刘家坪遗址2号汉墓也发现了双戈戟形符号；自贡市小井沟2号汉墓发现有双戈戟形符号；内江市市中区马王堆1号汉墓也发现有双戈戟形符号。

　　在川南、川东和川南地区分布的双戈戟形符号相对较少，而在川东和川南地区分布的双戈戟形符号数量相对较多。

　　

　　二、秦蜀间的联系

　　中国学者关于秦蜀文化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多，如谭其骧、黄留珠等都认为，巴蜀文化是秦国的附属文化，秦蜀两地存在着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然而，对于秦国与巴蜀两地关系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是没有对巴蜀文化的研究引起足够重视。

　　秦与巴蜀两地经济和政治联系的重要方面就是交通。秦国统一六国后，秦国在四川地区设置了三个郡：“（1）汉中郡郡治在成都；（2）成都郡郡治在广汉；（3）成都郡郡治在新都。”

　　[8]可见当时秦人对巴蜀地区的控制已比较深入，尤其是广汉和新都两地，对秦国统治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秦王朝军队一直沿长江一线向西扩展，直至敦煌。秦朝军队从西南进入四川地区后，主要是在广汉、新都地区驻扎。秦军的后勤补给主要依靠当地的食盐资源。西汉时，《盐铁论》中记载：“秦昭王时，使蒙恬北筑长城，南置黔中郡。”

　　[9]蒙恬是战国末期秦国名将，曾率兵在河套地区打败匈奴，后又率兵平定了百越之地。蒙恬将岭南地区设置为郡后，便开始在广汉地区大量屯田以补充军粮。赵国时秦军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郡治由广汉迁往新都。秦灭赵后又将广汉地区设为蜀郡治所。因此秦人对蜀地的控制比较深入、广泛。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不久就派蒙恬率军收复了河套地区及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势力。当时匈奴的主要首领是头曼单于[10]，蒙恬收复河套后就以匈奴左贤王为前部长驱进入河套地区（《史记·蒙恬列传》）。

　　

　　公元前209年，秦国派大将蒙恬率领五十万秦军进入河套地区，经过几年的作战，将匈奴逐出河套地区，迫使匈奴远遁。河西走廊的收复及秦军在此屯田的事实表明，秦军已经基本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秦军收复河西走廊后，便开始向南推进。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命大将蒙恬率兵10万再次从西南向北进攻匈奴。

　　蒙恬率领10万大军到达今内蒙古包头附近，接着又开始向北推进。蒙恬率兵东出上郡（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时，他的军队进入了今四川一带。秦将蒙恬率军进入四川后，就开始在广汉、新都两地屯田。至秦二世时，秦军已在广汉地区屯田达十年之久[11]。

　　广汉地区和新都地区作为秦国的重要战略据点，一直是秦人控制的重点区域，对维护秦国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秦人在广汉地区设立郡治后，为了保障巴蜀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秦军在广汉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和屯田活动。如公元前219年秦军在广汉地区与韩赵魏三国联军进行的“子午岭之战”[12]；公元前225年秦国进攻楚国时，秦军也在广汉地区驻军；公元前223年秦将王贲率兵进入巴蜀地区后就一直在广汉地区屯田等。

　　

　　秦蜀两地的联系还体现在两地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和铜钱。目前发现的秦代铜器中有不少兵器是与巴蜀文化有关的，如著名的四川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大量兵器，其中就包括戈、矛、镞等兵器。在四川、重庆、陕西和甘肃等地发现了大量秦时期的铜钱，其形制与巴蜀文化有关。

　　三、双戈戟形符号与巴蜀文化

　　巴蜀地区在战国时期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区域，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历史渊源，对该地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其双戈戟形符号展开的。

　　本文将巴蜀文化双戈戟形符号分为巴蜀两个类型，一个是巴蜀早期，一个是晚期。

　　

　　巴蜀早期为巴国，由于巴国与楚国在西南地区的长期争夺，在战国时期巴蜀地区基本处于混乱状态，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尚不明确。

　　从两个类型来看，巴蜀早期主要是双戈、双戟、双镞等兵器。双戈作为当时最为常见的兵器之一，也是最早出现的一种兵器；双戟作为一种特殊的兵器也是最早出现的一种兵器；而双镞则出现于春秋晚期。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形式的转变，在青铜兵器制造方面出现了很大变化。由于青铜冶炼技术的进步，青铜兵器制造技术不断提高，使青铜兵器的数量不断增加。

　　

　　在这一时期，双戈、双戟和双镞等兵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此时流行于巴蜀地区的兵器主要是矛、剑、戈和箭头等。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双戈这种特殊武器；而在此之前的战国早期，虽然也有一些双戈出土，但数量较少。在这一时期考古发现中，也有少量青铜兵器出土，但都不是双戈戟形符号。

　　虽然当时出现了一些双戈及双戟等武器形式，但由于其数量较少且不是主要武器形式，因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这些出土实物来看，最早发现于四川成都平原上的双戈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而双戈出现在长江上游地区则是战国晚期以后。

　　四、关于“秦蜀间”的思考

　　前文提及，巴蜀文化在战国时期发展出双戈戟形符号，并有相当数量的双戈戟形符号与中原地区的双戈戟形符号同时存在，这种情况说明了巴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中原文化，但同时也说明巴蜀文化在战国时期对中原文化并不排斥。因此，我们可以说巴蜀文化和中原文化并不是“两个世界”的差异，而是存在着“秦蜀间”的问题。

　　首先，从双戈戟形符号本身来看，其形象和功能都比较复杂，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特殊审美心理。巴蜀人对自身祖先的崇拜比较普遍，战国时期巴蜀地区还存在大量的神巫文化。此外，巴蜀人还将自己看作是神的化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巴蜀人对自身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生活中神灵形象的双重认同。

　　

　　因此在双戈戟形符号中，我们看到了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容：既有来自“巫史”传统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等传统内容，也有来自“巫祝”传统的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等传统内容；既有来自“巫”传统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传统内容，也有来自“巫”传统的巫术和宗教等传统内容。不同于中原地区较为统一而稳定的文化形态，巴蜀文化中存在着复杂多样且互相矛盾的文化因子。因此在巴蜀文化中存在着多种文化因子相互交流、融合而形成新的文化形态。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双戈戟形符号在战国时期主要流行于秦国与蜀国之间，随着秦灭六国战争进入尾声阶段以及秦国统一中国建立秦朝以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观点：

　　本文在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对战国时期巴蜀文化双戈戟形符号的发展、演变及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总结。认为在巴蜀文化双戈戟形符号发展的早期阶段，其“器类”、“形制”等方面均较为单一，且在造型上缺乏一定的变化。

　　

　　“器类”主要是在巴蜀文化双戈戟形符号中有代表性的戈戟和戟头两种。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随着巴蜀地区的社会变革，双戈戟形符号开始出现变化，其数量逐渐增多、种类也趋于多样化；随着巴蜀地区的社会变革，双戈戟形符号逐渐由原始的单一式戈演变为有戈、戟头、戟柄等多种形制并存的复合式戈戟，这一点在巴蜀文化双戈戟形符号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参考文献

　　1.唐兰、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张忠培、熊春锦主编《四川文物图典》[M]。成都：巴蜀书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