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性理学，高丽国贞熹王后的从政行为如何体现呢？

　　高丽时代的王妃在女性中占有最高的地位。在把性理学作为国家基本思想的高丽，女性参与政体受到限制，但有合法参与政体的方法。这是小王登基时大王大妃（皇祖母）或王大妃作为王室长辈进行“垂帘听政”。

　　

　　贞熹王后是高丽最早进行“垂帘听政”的人物，与《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的关系上，从发现合设最初记录的世祖时期到合设完成的成宗时期，在政体史上被记录为重要人物，所以将其视为对合设产生影响的人物，并了解该人物的政体活动。

　　

　　初期的垂帘听政

　　贞熹王后于1428年（世宗10年）11岁时与晋平大君李揉（世祖）结婚，同月19日被封为“三韩国大夫人”。贞熹王后21岁那年生下第一个孩子“桃源君（懿敬世子）”、1441年生下女儿、1450年在私邸生下“海阳大君（窨宗）”。丈夫李揉（世祖）的大君称号，其间经咸平、晋阳改为首阳。

　　1455年获得端宗的禅位，登基成为世祖。因此，贞熹王后也被册封为王妃，直至1468年（睿宗即位年）在位了14年1468年9月世祖薨的第二天，世祖的次子世子咣被登基，他就是窨宗。

　　

　　睿宗继承王权，贞熹王后成为大妃，因19岁即位，所以贞熹王后开始进行垂帘听政。“垂帘听政”是指君王能具备统治能力的20岁之前，君王向母亲或祖母询问国政重要事项的制度，根据中国宋朝宣仁太后的范例，手首次在睿宗时施行。但1469年11月眷宗在位16个月后薨。

　　贞熹王后决定让大儿子懿敬世子的次子“者乙山君一一李荽”继承后事。在这种突然的睿宗之死和迅速的后续君王拥戴工作上，有很多令人难以释怀的地方。死因不明，以贞熹王后和“韩明浍”为首的院相们，在窖宗去世的当天，代替眷宗的儿子，推举己故的懿敬世子的次子乽山君（成宗）为王。

　　

　　这些措施让当时的朝廷官僚和百姓们怀疑是否预谋了睿宗的死亡，之后又传出了眷宗的毒杀传闻。但抛开传闻，成宗最终被贞熹王后继承了窨宗的王位，当时13岁的成宗直到20岁为止的7年间，贞熹王后再次开始了“垂帘听政”。

　　整体活动

　　为了说明贞熹王后作为王妃进行了怎样的政体活动，需要了解世祖的执政、登基过程、年间的政体方式。世祖在成立勋戚统治体制的同时，带动了贞熹王后，从而认识为国政就是家政，因此臣僚们将王妃视为国母。在《世祖实录》中看不到贞熹王后作为王妃与臣僚们面对面进行政体行为的记录。

　　

　　但是可以确认非正式地参与了政体，记事的内容通过实录以各种形式出现。第一是关于尹士昕被罢职的记事。尹士昕是贞熹王后的弟弟。1455年（世祖）以正郎錄勋为等原从功臣。他在世祖登基后，突然晋升为“军器监正”，后经良职，职位至一品。

　　世祖破格提拔他的理由是因为他是贞熹王后的弟弟。不光是尹士昕，贞熹王后的其他兄弟们也破格晋升，皆是因贞熹王后至亲的理由晋升为较高的官职。与担心外戚的跋扈，有意清除自己妃子元敬王后闵氏的家世、儿子世宗的妃子昭宪王后沈氏家世的太宗相比，显然看出世祖更加优待外戚。

　　

　　在君王的立场上，外戚虽然脱离了与王权的竞争关系，但却是与自己最亲近的血族关系，因此他们早就被重用。通过反正登上王位的世祖，以自己的势力积极重用外戚。因此，在世祖年间外戚成为政体主轴的情况下，贞熹王后必然处于他们的中心地位。

　　从第一篇记事，对尹士昕的错误，贞熹王后生气地说道：“士昕不听我戒，以至于此＂。贞熹王后也知道尹士昕的官职晋升异乎寻常地极快。另外，贞熹王后很清楚自己弟弟尹士昕的性格，似乎也意识到尹士昕的为人处事有成为问题的余地。第二篇内容是关于文宗的嫡女敬惠公主处分的记事。

　　

　　敬惠公主的丈夫宁阳尉郑惊是1455年（端宗）錦城大君被世祖肃清，并因此受到牵连被流放。1461年（世祖）成宗与僧侣起计划谋反遭到审问，约3个月后的10月，受凌迟的刑而死。同月23日世祖派宦官带敬惠公主到汉城，下月11月4日不连坐正宗的族亲。敬惠公主刚到汉城时，贞熹王后对世祖说：“不能薄待敬惠公主。”

　　敬惠公主时文宗唯一的嫡女，所以通过反正登基，对王位没有正当性的世祖不能薄待敬惠公主。因此世祖照顾了敬惠公主能够跟随正宗到流放地生活。贞熹王后向世祖请求把房子和土地赐给敬惠公主，可见敬惠公主能够跟随正宗去流放地也是受到贞熹王后的影响。

　　

　　演戏和丰呈

　　从实录可以确认举办了王妃“诞日宴”的记事，在太祖实录和正宗实录中分别有关于王妃诞日宴释放囚犯的记事，但没有关于举办王妃诞日宴的记事。但是世祖在14年的在位期间，9次为了贞熹王后举办了诞日宴，这是除了特殊情况外，每年都举行了一次宴会。

　　而且世祖实录中记载的贞熹王后举行宴会或与世祖一起举行宴会的次数达到37回，可见世祖年间宴会频繁。君王和王妃举行宴会，一方面是给臣僚或内外命妇举行宴会，以此招待，另一方面是君王和王妃接受臣僚的贺礼。对丰呈的次数也不少。

　　

　　其中，贞熹王后出席的有25次，与世祖以前的君王相比，这是非常多的数字。值得注意的是世祖在受到丰呈时与贞熹王后同行的次数很多，这可能是为了诱导自己的近臣们将贞熹王后奉为国母，进而能亲近的拜见。贞熹王后可以自然地参与政体，进而以这样的政体经验为基础，对成宗的登基和贞熹王后的垂帘听政产生了影响。

　　积极的崇佛政策

　　世祖成功压迫端宗篡夺王位。世祖在这种登基过程中，不仅牺牲了兄弟，还牺牲了很多年幼的侄子端宗和周围的亲戚。在政体变革过程中出现牺牲者是司空见惯，但自从高丽开国以来，如此牺牲亲人是史无前例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世祖从登基以后就对自己的这种行为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

　　

　　世祖的长子懿敬世子以20岁的年龄夭折，原因是梦中出现了端宗的生母显德王后，一边向世祖吐口水一边说：“你杀了我的儿子，我也杀死你的儿子。”从而传开了冤魂下了诅咒的传闻。不仅如此，弟弟窖宗也于20岁时去世，因此世祖的嫡子都在同年龄被夭折。

　　而且孙子们月山大君（35岁）、成宗（38岁）、明淑公主（28岁）也没能活多久。留下这样的故事，无论其说法是否属实，都可以看作是反映了当时世祖所具有的自卑感。作为克服这种自卑感的手段，世祖开始依赖佛教。世祖比前的君王对佛教更友好，贞熹王后也笃信佛教。

　　

　　通过行次，突出的表现了依赖佛教的态度，世祖的巡行总是与贞熹王后同行，而且大部分是温幸兼寺庙的访问。衍庆寺、王轮寺、俗离寺、福泉寺、长安寺、正阳寺、表训寺、楡帖寺、洛山寺、上院寺等，在位期间，世祖与贞熹王后繋一起访问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寺庙，进行了佛事和祈祷发福。

　　特别是关于上院寺，世祖在1464年世祖因神病受苦，贞熹王后向慧觉尊者信眉和大禅师学悦等人咨询，并下令重建上院寺。之后世祖恢复健康，世祖和宗亲、宰相们赞助了重建上院寺，上院寺于1466年竣工。这时世祖以顺行为借口，驾临江原道，率领贞熹王后和世子、臣僚参加了上院寺的落成宴。

　　

　　这一事实表明，下令重建上院寺的是贞熹王后，贞熹王后甚至向僧侣寻求咨询，可见她对佛教的信仰。孔雀祈祷斋”是叫做“孔雀斋”，以孔雀明王为本尊，消除灾难、减去病魔，是祈祷长寿的佛事。可以确认在世祖之前，孔雀斋在世宗年间和文宗年间各进行了回的记录。

　　文宗年间举行的孔雀斋是世祖因文宗的身体不适，所以在兴天寺实行，当时孔雀斋进行了3天。1457年因懿敬世子的病，将21名僧侣聚集在庆会楼下举行了孔雀斋，下令议国家堂上、六曹判书李翔和承旨，进斋所做祈祷。贞熹王后见世祖的病情不妙，使韩继禧等人在内佛堂施行了孔雀祈祷斋。

　　

　　这可能是基于文宗年间世祖施行孔雀斋和1457年施行孔雀斋的先例而下的旨。通过以上内容，再次强调了贞熹王后使胆大而果断的人物。内助世祖不顾儒学学者的反对，试图振兴佛教，致力于佛教刊行和寺庙的建立，还为了使世祖病愈，还指示进行内佛堂的佛事。

　　最然高丽是以性理学为国家理念的，但君王的健康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是具有正当性的政体行为。在贞熹王后这种贤明的内助下，世祖试图依靠佛教克服对自己登基的自卑感。

　　

　　成宗时代儒教政体

　　高丽李氏王朝的第9代君王成宗出生于世祖长子懿敬世子的次子，1461年（世祖6年）5岁时被封为“者乙山君”。从小聪明、度量大，深得世祖的喜爱，但因父亲的夭折被排除在继承权之外。1486年世祖去世，次子窨宗继承了王位，但时隔14个月窨宗也薨了。

　　这种突发状况，为有关王位继承的纷争埋下了隐患。因为睿宗的长子齐安大君太年幼（当时3岁），现实上很难继承王位。而此前，在文宗薨后端宗登基时，敏捷而果断地捕捉类似情况造成的政体裂痕，执政者有效地利用了当时的经验、平息了危机。

　　

　　成宗虽然不在王位继承的正常序列中，但在13岁的年纪，在王室最年长、具有相当见识和政体能力的贞熹王后命下奉命登基。齐安大君仍然围在襁褓中，月山大君疾病多，者乙山君是其间世祖经常称赞他的气度和度量，甚至将者乙山君与太祖相提并论的理由。

　　但核心的原因是世祖朝代以来最出色的勋旧大臣——“韩明浍”是成宗的岳父。考虑到大臣们必须合作，以平息先前所述的政体危机，把韩明浍的女婿定为后嗣，无论对王室还是大臣，都是最合理、最现实的选择。由于年仅13岁就登上王位，登基初期，受到了贞熹王后的垂帘听政。

　　

　　当时，成宗力压有力的君王候选人，按照韩明浍和贞熹王后的意思登上王位，因此摄政的７年来，国政的所有决定权都掌握在贞熹王后和申叔舟、韩明浍等的元老大臣们手中，但是从结束垂帘听政的1476年开始，废除了元老大臣们参与国政重要决定的“院相制度”，因此重新找回了裁决权。

　　由此，成宗中期的高丽中央政体，因君王君临上位，具备了大臣和台谏形成牵制和均衡稳定的体制。这是可以称之为“政体的鼎立构图”的体制。这种高水平的儒教政体形式的出现，是成宗朝代的重要变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