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王牌特工过80大寿，其妻惊喜地发现：周总理拎着酒站在门外

　　

　　1966年，北京一户人家正给他们80高寿的寿星公过生日，一家人齐聚一堂，其乐融融。寿星虽然年纪大了，但精神还不错，乐呵呵地享受温馨的家庭氛围。

　　正当他们沉浸在欢声笑语中时，门铃却突兀的响了起来。明明家人朋友早已到齐，这时候还会有谁来呢？

　　寿星妻子带着疑惑去开门，来人令她惊喜不已，那张百姓熟悉的脸庞，分明是周恩来周总理。

　　

　　周总理自带了好酒，亲切的称寿星公为“老熊”，然后笑眯眯进了门，两人明显一副老熟人的样子。

　　能让周总理特意看望的人，自然不会是普通人，一定是为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

　　“老熊”全名熊瑾玎，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投身于共产党，在革命与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886年，熊瑾玎在湖南长沙出生，睁眼看见的是腐朽而衰败的清末。

　　他出生的时代不好，民间一片怨声载道，衣不蔽体的流民，骨瘦如柴的穷人到处都是。相比之下，熊瑾玎是个幸运儿，不仅能吃饱穿暖，还能入私塾读书，哪怕只是旧式教育。

　　

　　也许是受做医生的家人影响，他学着传统封建的文字，仁义正直的本性却半点没有被歪曲。尤其接触新思想后，他彻底摆脱了封建思想的禁锢，清醒地审视这个需要救治的社会。

　　熊瑾玎20岁时，他参加了师范速成班，学习了新思想，接触了一些思想觉醒的知识分子。之后他严于律己，以崇高的品格要求自己。

　　他尝试做过普通工人，也做过学校教员，甚至接触政治做过乡佐。最后，他如其他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样，希望以自己为火种，为新一代照亮前路，从事了教育工作。

　　1918年，熊瑾玎32岁，革命浪潮袭来，他放弃了稳定的教书育人的生活，转而投身革命运动。

　　

　　到了他这个年纪，多数人都不敢轻易做出改变，毕竟上有老下有小，家中的主要收入往往靠唯一的壮年男子。

　　时局动荡，放弃手中的工作，也许要很久才能找到下家，也可能就此失业。

　　且在清末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一旦错过少年时的思想启蒙，人到中年大多变得麻木，随波逐流。而一有风吹草动，只会躲起来保全自身，要他们站出来直面危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熊瑾玎不但主动接触革命人士，甚至第二年直接参与了五四运动，成为一名革命人士。

　　

　　这时的他还只是一个文人，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写文章。可对思想被禁锢的大众来说，文字的力量终究有限，只有扫除积弊，改变大环境，才能让他们觉醒。

　　在参与革命运动的过程中，他与毛泽东相识，并无比认同他的观点。

　　当毛泽东提出要培养革命人才，曾做过教育工作的熊瑾玎发挥所长，再次进入教育行业，借教学便利培养年轻的后备人才。

　　之后，毛泽东发觉光靠文字难以拯救腐朽的社会，于是提出要武装革命。而熊瑾玎在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后，也深表认同，并正式加入共产党。

　　可武装革命就代表要人要武器，最重要的就是要钱。

　　

　　不巧的是，当时组织里的年轻人很多都耻于谈钱，这也是熊瑾玎没有一开始就加入共产党的原因。

　　他到底年纪更大，阅历更丰富，看事情不再那么片面单纯，不再那样理想化。三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告诉他，没有钱寸步难行，所以他一直主张要办实体经济。

　　因为“钱”这个话题，他最初和组织里的年轻人常常发生争论，之前虽然一直有为组织提供经济帮助，但始终没有下决心要加入。

　　直到他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后，有了毛泽东这样志同道合的朋友，才决心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正好他以前也负责过组织经费方面的工作，并做过长沙县财产保管处长，于是党中央便任命他为中央机关的会计，负责管理和筹措经费。

　　肩负重任，熊瑾玎终于有机会大展拳脚，将自己办实业的主张转为行动。他以商人的身份前往上海，开办了“福兴”商号，经营地下网络，与乔装成顾客的共产党员互通消息。

　　工作之余，他还意外收获了一段姻缘，夫妻二人相辅相成，相互扶持走过战火岁月。

　　熊瑾玎伪装成商人时，已经42岁，商号在他的经营下生意红火。

　　

　　他会赚钱，能成为大老板当然是好的，这样他一边可以赚取活动经费，一边可以利用假身份接触上流人士，套取更多情报。

　　但他孤身一人，没有任何家人在身边，这并不符合一般事业有成的大龄男人的情况。

　　当然，熊瑾玎并不是从没有过婚姻，只是他与原配是包办婚姻，本就没有感情。他投身革命后，原配家人害怕被他连累，所以早早就解除了他们的婚姻关系，连两人的孩子也被原配带走了。

　　之后他一直忙于革命，没有精力，也不敢轻易开始一段新的婚姻，才一直单身。

　　

　　从前他过单身生活没什么不好，可现在他身份不同了。以他的能力和财力，如果被得知他是个光棍，肯定会有人给他牵红线或投怀送抱。

　　生活中多出与组织和任务无关的外人，被过多关注私人生活，只会给他造成阻碍。恰好这地下网络建立后，消息太多他分身乏术，也需要一个帮手。

　　于是，为掩人耳目和减轻他的工作负担，周恩来就调配了一个女党员去做“老板娘”。这个女党员熊瑾玎认识，叫朱端绶，在从前二人就有过交集，双方留下的印象都还不错。

　　朱端绶比熊瑾玎小了22岁，她做老板娘时也才19岁。

　　

　　二人是熟人，朱端绶熟悉了工作后，很快就能与熊瑾玎打好配合，这对“夫妻”成功瞒过了所有人。

　　而打配合的过程中，他们隐隐有了假戏真做的苗头。

　　朱端绶正是容易陷入爱情的年纪，熊瑾玎年纪比她大了很多，同时身上岁月沉淀后的沉稳魅力也吸引着她。

　　同进同出几个月，二人对彼此的品行都有所了解，朱端绶认为熊瑾玎是个值得托付的人。可她顾虑熊瑾玎是否有家庭，所以一直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想法。

　　而熊瑾玎面对聪颖有活力的搭档也久违的动了心，主动写诗表明心意，并在知道她的顾虑后，一五一十将自己的情况交代清楚。

　　

　　在得知熊瑾玎已经离婚后，朱端绶才接受了他的追求，在周恩来的批准下，两人结成了真正的夫妻。

　　他们各司其职，熊瑾玎主要负责筹措经费，朱端绶则是负责秘密联络和传递消息。

　　三年间，熊瑾玎陆陆续续开了三个酒店和一个钱庄，可观的收入成为共产党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

　　而熊瑾玎自己则是能省则省，绝不多花，实实在在的一堆钱币，在他眼里都是前线救急救命的物资。

　　朱端绶经营的地下网络在绝对隐蔽的前提下，也不妨碍信息交通，身为通讯员，她将收集和传递消息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虽然她年纪不大，做事却已经十分老练，且临危不乱，从未出过错。

　　这夫妻二人就像定海神针，只要看见他们两个，秘密聚首的党员就觉得安心。

　　可惜家贼难防，熊瑾玎和朱端绶再谨慎也防不住内部叛徒。

　　“福兴”商号因叛徒的出现而被迫关闭，熊瑾玎被迫放弃手下已成气候的产业，和朱端绶一起逃往其他地区。

　　说熊瑾玎舍得这些钱是假的，共产党当时处境艰难，经费筹集不易，他失去的不是自己的财产，而是组织的经费。少了他这份收入，共产党的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后来他再度回到上海，却又被叛徒指认，如果不是宋庆龄出面周旋，他早就被国民党杀害。

　　朱端绶前去看望时被捕，好在上次离开上海后，两人对外就不再用夫妻的身份，被拘押的八个月间，她坚持自己与熊瑾玎没有亲密关系才逃过一劫。

　　熊瑾玎被关押期间，朱端绶重操旧业，接来自己的家人，培养妹妹做助手，借钱开了一家小酒店。

　　她和熊瑾玎一样，将自己放在最后，酒店收入除去养家糊口的必要花费，其余都被用做接济被捕党员。

　　

　　长达五年时间，朱端绶不离不弃，隔段时间就会去看望狱中的熊瑾玎，两人互相鼓励，携手度过至暗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熊瑾玎得以提前出狱，与家人团圆。

　　考虑到他的年纪和身体，加上战乱期间也不适合做生意，周恩来不再委托他筹集经费的事，而是将他调到较为安全的岗位。

　　于是，熊瑾玎在弃文从商后又重新拿起了笔，做起《新华日报》的总经理，朱端绶则任会计科长。

　　

　　《新华日报》在现在是一个兼具权威性与知名度的报刊，可在熊瑾玎接手时，它还处处受限，处于停刊危机中。

　　因为有了共同的外敌，抗战期间国共两党才统一战线，面上维持和平。但在战场后方，两方的较量从未停止。

　　文字的力量没有武力直观，胜在潜移默化。

　　当时大部分的民众愚昧，听风就是雨，他们再如何思考也跳不出统治者圈定的范围。所以自古以来，掌控百姓的思想，攥紧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是统治手段之一。

　　

　　《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报刊，上面有太多打开思想囚笼的钥匙，国民党不愿意让它的影响力变大，却也不能直接关闭报社。

　　所以国民党一边假装大度允许它发行，一边动作不断，找各种由头妨碍报社正常运营。

　　国民党所用手段花样百出，不仅限制发行量，还直接封锁纸张源头。

　　此外，他们也会到报社闹事，打砸设备，毁损报纸，连送报的报童也遭遇无妄之灾，毫无缘由地被拘押。

　　这些事换成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可能毫无应对的办法，只能任由他们欺压，最后不得以关闭报社。

　　

　　可换成对经商颇有心得，经历了大风大浪的熊瑾玎，国民党越是要打压，他就越要向上，将报社发展起来。

　　得益于从商的经验，无论是熊瑾玎还是朱端绶，对管账和理财都不陌生。在他们的经营下，报社利用有限的经费，不仅维持了正常发行，甚至越做越大，从入不敷出到销量可观。

　　而夫妻二人初心不改，流水般的收入，又被他们流水般地送往组织，不贪分毫。好像他们经手的不是沉甸甸的钱币，而是不值钱的破烂。

　　对组织而言，他们是“模范夫妻”，是“王牌特工”，可对孩子来说，他们算不上是好父母。

　　

　　熊瑾玎与自己和原配所生的儿子分离的早，且戏剧性的是，这个儿子走上了和父亲完全不同的道路。

　　熊瑾玎自己是共产党的干部，他的儿子熊笑三却成了国民党的主力。

　　至于他和朱端绶，夫妻二人共生育了五个孩子。但因为他们坚持公私分明，哪怕孩子饿了病了，也不愿意挪用公家的钱救急，导致孩子就这样夭折，最后只有一个长大成人。

　　也是他们这样的大公无私，才深受周恩来的信任，说他是“红管家”，为了组织奉献所有。

　　解放后，新中国百废待兴，熊瑾玎也闲不下来，他仍尽自己所能地工作，直到他的身体确实无法负担更多才离职休息。

　　

　　他的人虽然不在眼前了，但周恩来心里一直挂念这个老战友，所以在他80大寿时才会亲自去祝寿。

　　那天，他带去的不止是两瓶上好的雕花酒，还有一份保他们一家平安的证明："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同志担任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这份“最可信赖”证明，使夫妻二人晚年免受许多风雨，享受功臣该有的平静生活。

　　1973年，熊瑾玎病危，自己也病重的周恩来赶去探望。

　　

　　那时熊瑾玎已经说不出话，连呼吸也用尽了力气，只能由朱端绶代他感谢前来探望的每一个老友，不久他就病逝，精彩而又值得的一生就此落幕。

　　而他的名字将与红管家和王牌特工的名号一起，被镌刻在历史里程碑上，赢得生前身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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