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汝新：我想表现的是大历史中的普通人的命运

　　

　　

　　作者简介

　　傅汝新，1958年生于鞍山，文学评论家、作家，曾任《文艺报》编辑，辽宁省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艺术广角》杂志主编。在《文艺报/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自由谈》《南方文坛》《作品与争鸣》《艺术广角》《鸭绿江》《辽宁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理论、评论文章三百余篇，有多篇入选全国、省各类选集，结集出版《跌入低谷与走出困境的文学》《守望“后新时期”文学》《消费时代、欲望与纯文学》三部文学理论、评论集，2001年获“第二届辽宁文学奖·评论奖”。另有散文集《无法告别》、长篇纪实文学《黑太阳》《梦幻乒乓城》、访谈录《现场与记忆》、长篇小说《风尘或关于三个女人故事的小说写作始末》《卡萨布兰卡》《一塘莲》出版。

　　

　　书写“革命英雄传奇”的另一面

　　——长篇小说《一塘莲》写作札记

　　傅汝新

　　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缘起于二十年前的一个夏日的午后。

　　午后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充满诱惑与暧昧、想象与激情的背景，我的许多重要事情都发生在这个时候。当然，有时是真实的，有时则是虚构的。

　　回到二十年前的那个夏日的午后，与一位女士闲聊，她说起她的母亲和两个姨妈的一些往事。听的时候似乎并不曾怎样在意，她讲完之后，我的脑海却有了波澜，不由自主地开始回味，三个风华少女的形象居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她们在冬天即将结束的一天上午，冲出憋闷了一个冬天的乡村屋院，走在去往镇子里的官道上，吸引了无数行人的目光，并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成为一道透着春光的靓丽风景。这一景象在我的脑海里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记得当时我在稿纸上随意地记录了我认为有意思的几个细节，指甲大小的字也只写了三页。1997年夏天至1998年春天的多半年时光里，我每天晚饭后都坐到只有六平方米的餐厅里的电脑前，进行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

　　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走出先锋文学的阴影，采用了元小说的方法，设计了一个三姊妹的后代，她在一个编辑的帮助辅导下开始关于她的母亲和两个姨的故事的写作，现在时态与过去时态交叉进行，她与编辑的暧昧情节与三个风华少女的故事同时展开。小说主要写个人命运，没有突出或明确的历史背景，十八万字，1999年10月由沈阳出版社出版。《夜幕下哈尔滨》的作者——著名作家陈玙先生读完后对我说，母亲和两个姨的故事非常好，可是正看得来劲的时候就断了，这种方法影响了故事的连续性。当年该小说参评辽宁文学奖获得提名，但几个评委后来对我说，他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三姊妹的故事太单薄，缺乏生活的厚度。也有媒体围绕小说的后现代主义方法进行过讨论。我自己的感觉是缺少生活积累，对她们生存的那个时代没有深入的研究，自然无法有效地完成她们具有历史感的人生的描写与叙述。

　　二十多年后的2020年，仍然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在翻阅我去年办的个人画展印制的画册《老傅水墨一塘莲》所配的类似散文诗的《外祖父的莲塘我的莲》时，突然想起二十年前写的那部关于三姊妹的长篇小说，莲的意象与三姊妹的人生命运勾连在了一起，她们青春美丽与激情洋溢的生命，在风雨如晦、大潮激荡的时代里，既有“一一风荷举”般的盛开，也有“还与韶光共憔悴”的窘境与衰败，却呈现出革命历史叙事的另一种样态。在这个午后，我的文学想象爆发了，有如洪水般从脑海中奔涌，撞击着情感与心灵。我决定重写这部小说，名之《一塘莲》，与我近几年的水墨系列呼应，或许还有某些互文的东西在里面。我将先前占了一少半篇幅的现时态的内容都删掉了，直接面对历史，叙述描写三姊妹及其她们周围的五六个人的生活与命运。

　　这次小说的背景异常明确，从日本投降后国共争夺东北，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我开始大量查阅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各种研究、文献和个人回忆录，既获得了感性的东西，又收获了很多可以进入小说的细节，以及总体的历史演进。我将三姊妹的故事放在了这个大的历史背景里，然后让她们按照各自的性格与命运来展开她们的生活与故事。我觉得我进入了一个好的写作状态，因为小说里人物的细节、命运走向，甚至对话语言都不是我在写，是他们自己要那样做，那样说。作为作者，或者叙述者，我完全没有了存在感，我只是一个文字的记录者。至少有七八个人物已经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和文字中，这种感觉支撑了我多半年的写作，并让我享受到了几十年的文学经历中从未有过的明媚与闲适的时光。

　　当然，作为写作者，我在小说里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想法，相反，我一定还要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一塘莲》里，我想表现的是大历史中的普通人的命运。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宏大场景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包括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辽沈战役，彻底改变了国共两军此后的历史走向，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情势从此开始摧枯拉朽，一路凯歌。不过历史毕竟是概括出来的，它强调的是结果，即便有过程，也是简单而笼统的。小说相反，它所着力的细节描写弥补的正是历史的遗漏，或有意与无意遮蔽的那些生活与生命的鲜活血肉，文学之所以感染读者的也是在这些地方。不需要价值与是非的判断，那是时间早已经证明了的，而只是展现各类人物在现实中的人格与人性和生存与命运，以及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的不同的人生向度与追求。

　　辽南的那段历史是复杂的，对革命者而言更是艰苦卓绝的，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谱写了革命的历史，演绎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我没有去刻意描写她们的进步与崇高，因为她们就是普通的百姓，她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中经历并参与了那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但革命胜利之后，她们都没有去索取，这一切在她们看来似乎就是应该这样的。这就是我们的战争中的普通民众，其实好多英雄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在革命胜利后便重归于原初的普通民众的生活。

　　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突出的是“革命英雄传奇”，那么在当下语境中，我想要凸显的则是“性格与命运”，是被革命历史大潮裹挟着，或者随波逐流，或者搏击潮头的多面人生与故事。他们依照自身的逻辑在“革命”的大潮中沉浮，历史的不确定性，以及个体命运遭际的偶然性，构成了“革命历史”讲述中“革命英雄传奇”的另一面。有如一枚硬币的背面，它不显示金钱与价值，但金钱与价值有它的一份儿，甚至一半。

　　日常、民间视域下的“革命战争历史”想象与重构

　　——评傅汝新长篇小说《一塘莲》

　　彭嘉凝

　　引子

　　新世纪以来，当代军旅文学在继承“十七年”时期表现出的“高扬的英雄主义主旋律、宏大叙事的史诗性追求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发生着巨大的裂变。这种裂变可以说是从民族历史宏大叙事到民间日常生活书写的位移，在这种位移中，作者完成了关于革命战争历史的诗意想象和日常化重构。傅汝新的长篇小说新作《一塘莲》无疑是对革命战争历史日常化与民间化，当然包括人性化想象的一次成功转型实践。

　　小说叙事集中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东北解放战争中辽南复杂的国共两党两军的拉锯战，一直到1950年代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六七年的艰难时光。《一塘莲》没有去描写和讲述宏大的战争历史，而是把目光聚焦到了辽南镇海寺宋屯的卢氏三姐妹，以三姐妹的爱情婚姻、生活命运为主线，通过三位女性颠沛流离的命运传奇，勾勒出了波诡云谲的解放战争的民间记忆，描绘出历史变换和时代风云的另一番景致。傅汝新没有将革命历史叙事限制在“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战争与政治的话语中，也不重蹈孙犁、刘绍棠等人的边缘性抒情化轨迹；他选择的是一条“中间道路”，也就是第三条道路。作为军旅小说，《一塘莲》并不规避血腥激烈的正面作战场景，伏击战和情报战同样被写得惊心动魄、精彩纷呈；更重要的是，在宏大复杂的大历史中，傅汝新更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与生命，战争中的民间日常生活细节被大量书写，在个人命运和家国巨变的相互缠绕中，在“宏大叙事”和“民间话语”中，作者找到了创作的间隙，并且成功地实现了日常化、人性化，以至于中国军旅长篇小说极为罕见的女性化视角的缝合。这无疑是傅汝新对当代军旅小说的独特的新贡献。

　　在当代军旅小说的审美艺术中，“世俗化可以理解为祛神圣化和祛教条化”。《一塘莲》显然更进一步，在人物、场景和情感等方面完成了对战争神圣化的解构的同时，作者以女性化的视角重回民间日常生活，提取民间文化元素，打破了对战争历史小说的单一的政治想象，让革命战争叙事打上日常化、人性化烙印，并重新拥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和诗性的清新气息。这在一定意义上重构了新世纪中国军旅文学的生活丰富性和精神民间性。

　　一、丰富战争书写：人物塑造的世俗化与民间化

　　革命战争历史题材小说在很长的时段里被看成是具有魅惑性的存在，正面人物身上或是拥有正义崇高的品质，或是占据着纯洁高尚的理想高地，始终披着不可亵渎的神圣光环。傅汝新在《一塘莲》中消解，或解构的正是传统正面人物的神圣性，他调动了大量战争中的日常生活经验，还原真实历史场景的同时，强调人物的人性化，重新建构民间的、不无世俗化的英雄形象谱系。

　　军事战争领域一直以来是男性为主的叙事空间，由于女性在战争中的对抗能力明显弱于男性，通常在战争表现方面只能是侧应和补充，而难以成为主体。但是傅汝新在描写战争历史时，选择了从女性视角介入，而他的叙述重点并非是女人对于战争的贡献，也不是女人在战斗中的成长，而是把重心指向了卢氏三姐妹的“恋爱和婚姻”，在战争语境中，这种主旨无疑是民间性的。正是用三姐妹的命运牵连出官方与民间、英雄与草莽等多方力量的纠缠，在日常人性中展现女性的生命力与命运的悲欢离合，写实的基础上又不乏传奇色彩。

　　三姐妹出身普通贫民，为营口卷烟厂卷纸烟，并帮助父亲卢四制作花生米，卢四拿去吉祥大戏院贩卖，生活安定无虞。作者赋予了三姐妹出众的美貌，在乱世风云中，美丽的女性显然不会寂寂无名而被湮没。大姐卢芳言语不多，谨慎而有分寸，为了报答方七爷对父亲及三妹的救命之恩，无奈地嫁给了镇上江湖人士方七爷，成为他的三姨太，担负起了为方家传宗接代的重任。二妹卢秋寡言而少语，巧合中和镇海寺的田镇长相爱，但田镇长和于委员的酒后苟合，让卢秋愤然离开。三妹卢云快言快语，被东北民主联军高团长看上后，由一个单纯的乡间女孩成长为舍命营救受伤被俘的高团长的孤胆英雄。对三位女性人物的命运，傅汝新做了传统而又具有创新性的处理。一方面，在传统价值观的笼罩下，女性通过婚姻和爱情改变命运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方式。卢芳、卢秋以及卢云，她们的生活都和男性紧密连接，而通过不同男性的身份角色变换，作品除了描写了众多东北民主联军官兵形象外，还牵连起了地方士绅、江湖土匪、地下党员、国民党官员等一系列的人物，他们共同编织起了解放战争中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手法写实且细腻；另一方面，作者对三姐妹的命运采取了戏剧化方式，显示出带有民间日常趣味的传奇性。卢芳因为方七爷失去性能力而出走，本应寻求女性自由的天地；但她结识了苏大少爷和杨少游，两个革命青年看似可以带卢芳开始革命的新生活，却将卢芳送到国民党沈阳政府秘书长处当保姆，并配合地下党组织获取政府情报。她的身体的付出，既是一种无奈，也成为了革命的另一种献祭。关于卢芳的命运书写，可见旧式“鸳蝴派”传统的影子，但追求女性自尊自主的现代性精神尚存。二妹卢秋参加妇女干部培训班，和田镇长萌生情愫后却无法接受其醉酒后与于委员所犯的错误，两人的爱情无果而终，还间接导致卢秋在支前中因风湿而瘫痪。卢云参军后，多次与敌军周旋，为营救高团长更是不惜献出少女贞洁；但高团长却因伤而失去性功能拒绝了卢云以身相许，使得卢云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挫折。

　　女性在革命中的形象，或像茹志鹃《百合花》中青春美好的少妇少女，或是《红岩》中男性化的理想革命女性，而“女性特工”也成为越来越多谍战题材的青睐对象。傅汝新对于女性的书写，却是努力地进行真实人性的还原。她们对于爱情有着自己的追求，也拥有情欲和伦理观念，在参与革命战争的过程中，经历了从身体到心灵的成长。区别于以往概念化的女性形象，傅汝新笔下的女性接近传统，而又极具现代性，既有情爱加持下的欲念，也有纯洁少女时的初心，真实又传奇的卢氏三姐妹为当代军旅小说贡献了全新的女性形象。

　　男性英雄解构后的日常蜕变，也是《一塘莲》着重书写的向度。在传统的军旅小说中，“英雄情结”“英雄主义精神”不仅是塑造人物时言说的核心，更是一种主流话语的表达方式。而英雄的事迹大都是由男性人物来谱写，崇尚英雄、赞美牺牲成为了战争历史小说的普遍逻辑。但在《一塘莲》中，女性成为主角，男性虽然也有各自的历史，但总体而言却是陪衬的角色。傅汝新在塑造男性人物时，同样注意到了还原英雄的真实性，即普通的人性。自此，“英雄人物已由超人的‘神性’回到了日常的‘凡性’”，英雄人物得以被普通化、民间化、日常化地塑造和表达。

　　作品中着力塑造的三位主要男性人物分别是高团长、田镇长和方七爷。作为东北民主联军中下级军官，高团长带领部队在正面战场与国民党军作残酷激烈的搏斗，他是传统革命历史讲述中当然的典型英雄形象。田镇长也是东北民主联军中下级军官，他的出任地方镇政府的官员的背后本就极富民间传说的色彩，加之潇洒的、更富于文人气质的形象与言语风格，在严酷的战争的状态里，似乎更适宜进行小说的文学性表达。但作者没有沿着我们习惯了的思维与观念塑造这两位正面人物形象，而是在相反的方向上还原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情感与欲望，在关乎男性身体性别与道德尊严的层面，本质性地解构了英雄人物的固有形象。

　　高团长睥睨战场，深爱着卢云，但却伤及私处，无力承受觉醒的卢云的生死爱情。田镇长对卢秋的爱恋是真诚又不乏浪漫情怀，却因酒后乱性，错过真爱佳人。傅汝新更加强调战争背景下的不确定性，较之以往对于英雄人物命运的恒定设计，不确定性和悲剧的叠加更能表现战争及生活的真实与残酷。或许可以说，在经历了和平年代“没有英雄或不需要英雄的时代，在革命者向职业军人转换的时代”后，作家对于传统的“英雄文化”已经从焦虑走向了释然，正是这种现代性的认知才使得其创作更加刻意于男性（英雄）形象的人性化、本色化、日常化。也就是说，作者虽然没有明确的“反英雄”叙事态度，但是，却在不自觉中流露出这一叙事倾向。方七爷是一个以往革命战争历史小说中少见的江湖人物，除了以赌博为业、妻妾众多，迎娶卢芳是为了延续子嗣的封建观念外，他的身上几乎体现了女性对男人相当理想化的想象。比如“事业”有成、家业阔绰、人格信誉、出手大方、结交四方、亲睦邻里、思维缜密、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尤其是英雄不露。劫狱的紧要关头，他单枪狙击敌人，等等举动，令人感佩。还有，当卢芳出走后回归的时候，方七爷不计前嫌地将其接回家中。很显然，作者是把方七爷作为乱世英雄的补充来写的，寄寓了作者诸多的难以言说的对英雄（男人）情结的想象。

　　二、消解残酷：场景日常化、诗意化

　　在重返战争现场、表现战争的残酷场景的同时，傅汝新在《一塘莲》中展现了更多维度的现实生活场域。战争不只是硝烟弥漫、战火纷飞，日常生活的线索和脉络不仅隐含其中，更是重要的现实存在。在歌颂、关注直面生死的英雄壮举时，也应该看到战争背景下普通人的生命挣扎以及跌宕命运，在表现血腥、残酷的战争场面时，也要关注到民间生活中温馨祥和的角落带给人的安抚与诗意。这些日常化的场景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性，也是对于真实历史场景的还原与补充。

　　《一塘莲》中的“莲”当然是小说的象征与隐喻，是卢氏三姐妹的化身，是她们精神、情感及美好理想的诗意表达。在战争的血雨与乱世的腥风中，那一塘婷婷玉立、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给人们带来圣洁的生命气象。在小说中，傅汝新多处细腻诗意地描写自然的那一塘莲花，莲花似乎凝结了他久远不散的乡愁。在创作这部小说的那一段时光里，傅汝新还绘就了以“莲”为主题的多幅水墨作品，受到诸多专家的好评，对于莲花的钟情和偏爱，足见“莲”的意象在作者生命中的独特意义及文化内涵，背后是否还有着更为内在的衷曲不得而知。此为题外话。

　　小说里，宋屯的东南角上，离着卢四家不远处，有个形似湖水的莲塘，作者多次描写了这个莲塘和莲花：

　　再过半个月，莲塘里便会人不知鬼不觉地冒出一片片娇滴滴的清圆，不消数日，那些贴在水面上的清圆就会争先恐后地向空中伸展出小伞般的莲叶，随后莲塘整个被莲叶遮眼，那时候，便有了一望无际的感觉。或风和日丽，或斜风细雨，那一塘莲真可谓摇曳多姿，妩媚动人；尤其是当玉白色的、粉红色的，间或还有一种淡黄色的莲花盛开的时候，莲塘就变幻成了一幅巨大的水墨画，成为镇海寺一处独特的风景……

　　单就莲塘来说，它不仅是宋屯中别致的风景，也是三姐妹自由前往嬉戏游玩的地方。三姐妹在日复一日从事卷纸烟、炒花生米的劳作后，或是跟随父亲打鱼，或是沿着莲塘嬉戏，这些便成为少女时期流连忘返的记忆。女性的柔弱使其天生带有植物性，美丽的一塘莲同时也是女性命运的喻指符号，在她们做女儿时，她们眼中的莲塘尽是诗情画意、妩媚温馨，一如她们的青春时光。

　　在大姐卢芳出嫁时，她在塘边款款踱步，不肯离去：“正是夏末秋初时节，莲塘里的莲叶早已经雨伞般地连成漫无边际的一片，亭亭玉立，摇曳多姿。红白相间的硕大的莲花已经不多了，枯萎的花瓣也七零八落地散落在莲叶和水面上。”莲花的凋谢一如卢芳开始了妇人的生活，少女时代一去不返。遮天蔽日的莲花看似盛世的年华，但嫁做人妇后，自己还能像过去一样自由自在吗？自己的生活与生命还会如这一塘莲一样摇曳多姿吗？而在方家的一番波折后，卢芳出走时再次来到这莲塘：“塘里无数的紫绿交融的清圆浮在离岸边较近的水面上，有的清圆上面有水珠闪着晶莹的光芒。鱼在水中游着，不时地耍欢般弄出一片翻腾的水花，荡起一圈圈的涟漪。”重获自由身的卢芳一如夏莲般轻盈光洁，开启了追寻远方新生活的想象。妹妹卢秋则在绝望中来到莲塘，作者要用她少女时代最美好的记忆完成岁月的交割：“莲塘的上空早已布满浓云，夕阳似乎压力根就不曾有过，一片枯黄的莲被风卷得波浪般地在晶亮的水面上滚动。”此时的卢秋在沉默中被一阵强劲的风吹倒在塘边，如同乱世中飘忽不定的命运。莲花开合凋落，女性的人生起起伏伏，一塘莲花，莲心清明，它们见证了人事变迁，也照见了家国命运。

　　除却了“莲花”与女性角度的切入，傅汝新在叙写革命战争历史时关注了不同的作战主体和区域：辽南独立团的我军战场、宋屯的后方世界、老树皮霸占中的土匪群落、方七爷的辽南江湖……除了独立团的正面作战场景之外，其余的场景都是作者描写的日常化场面。宋屯作为敌后稳定的民间世界，运行着百姓人家生活的天道和自律，吉祥大戏院里的戏曲几乎不曾因战火而停止，老爷少妇们依然在行腔走板中打发时间，小商贩卢四也穿梭其间依靠卖花生米谋生；妇女委员于秀坤不仅办学习班完成政治任务，她也不遗余力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在这样的日常化世界里，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发生根本性改变，而这种非战争场景在建构民族历史记忆时，往往是被忽略或压缩的存在，虽然它代表了解放战争时期更广泛的现实生活场景。

　　“土匪”多在乱世横行，解放战争其间，共产党也曾在东北举行剿匪活动，曲波在《林海雪原》中就对长白山林区和绥芬草原的剿匪活动进行了传奇描绘。在《一塘莲》中，土匪群体的出现为革命战争历史叙事增加了某种邪魅色彩，以老树皮为首的土匪们全然不把东北民主联军放在眼里，他们居然劫走卢云和小蔡，还是靠方七爷的江湖情面两千大洋才将他们营救出来。“匪道”一定程度上是对于正统价值观的补充和消解，在日常世界中运行的不只是战争单一的政治逻辑，土匪世界虽然作为边缘群体，但是他们在民间生活中也影响深远。尤其是东北的土匪，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并不完全如《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匪帮，他们中的好多人都是穷苦农民出身，而且主要是抢掠地主富豪，对平民百性并非都是穷凶极恶。《一塘莲》中的土匪就呈现出了亦正亦邪的两种面孔，老树皮虽因劫持人质得罪过共产党，但被共产党降服后，他却带领手下的弟兄为营救高团长献计出力，且不惜生命。区别于以往的正邪对立，作家更愿意主动赋予江湖和民间活力与传奇。同样的，在方七爷的江湖世界中，他是一个呼风唤雨的民间士绅，为卢家出面请接骨大夫、舍财救出三妹并和土匪结交、为了生育子嗣迎娶卢芳作三房姨太太，以及在营救高团长劫狱时所付出的一切……这些场景中的生活现实，以其或诗意，或浪漫，或传奇地叙事策略改写着人们对革命战争历史小说的单一认知。作者在对民间世界的耕耘中，潜心经营的不仅是一个个活色生香的人物形象，更是战争环境下真实的人性面向生活的状态。自此，革命战争历史叙事不只有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现实主义，而日常与民间视域下的革命战争历史的想象与重构，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现场”，这也是《一塘莲》带给我们的新的革命战争历史叙事观念。

　　三、追寻崇高之源：情感日常化

　　“爱情是人伦关系中富有情感张力和言说价值的伦理关系，它和永恒的死亡一起皆是文学永恒的主体。纵观中外文学发展历史，情爱伦理叙事在文学发展的任何时期都没有被遮蔽过”。爱情不仅是心灵的共鸣，也是身体上的相互吸引。但是在传统的军旅小说中，私人情感必须和纯洁高尚的革命爱情相结合，“革命者对私人情感生活的高度克制和延宕，似乎成了一种非常必要的‘考验’”。与此同时，禁欲也是英雄信条之一，情爱或是性爱成为了被遮蔽的现实。

　　新时期以来，随着人性化的复归和倡导，战争中的“爱情”从主流政治与意识形态符码下逐步解封，不再受其规约和捆绑，对于爱情中的身体、欲望、性爱也成为了军旅文学叙事的表现对象，从而使得“爱情”书写逐步转向“情爱”表达。对于战争文学中的人物来说，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这类纯粹的民族大义依旧是不变的心理写照，但在处理人物情感时，摆脱崇高情感对于个体欲望的压制，这成为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的一次弹击，这种日常化的情爱成为革命战争文学呼唤的“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

　　在《一塘莲》中最主要的线索是三姐妹和三个男人的婚恋，在三对关系中，又旁枝逸出了于委员、苏大少爷等情感纠葛，其中对于高团长的情爱书写最具有代表性。高团长是东北民主联军辽南独立团的最高长官，作者在“英雄性”向“人性”的转型中完成了对英雄的祛魅，他不再是不谙儿女情长的军旅英雄，而是需要红袖添香的普通男人。卢云最早参加部队在工作上并没有正式说法，表面上是为团首长服务，照顾高团长的生活；但实际上，高团长在镇海寺初见卢云已经一见钟情，挑选卢云到身边便有了追求之意。在一次苦闷的醉酒后，他终于表白心思并试图占有卢云，“此时的高团长不可能考虑卢云的心情与感受，即便他清醒与理性也不可能控制得了已经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的情感和欲望”。在这里，《一塘莲》实现了对英雄人物的情爱解禁。对于情爱书写，作者并没有概念化地将爱情贴上神圣纯洁的标签加以颂扬，也没有让人物止步于“发乎于情，止乎于礼”的欲望节制，他释放了人固有的七情六欲，打破战争小说强大的伦理束缚后，实现了“性”能量这一情感本源的回归、转化乃至升华。正如黄子平所说：“革命用暴力改变了人们的身体，也改变了人们谈论和阅读自己的方式。‘性’并非身体的全部，却仿佛成为隐藏在身体深处的某种神秘性和本源性的东西。”

　　其他女性人物身上也都可以看到这种日常化情欲表现。镇政府于委员对田镇长倾心渴慕，她主动想方设法对其示好，当两人酒后发生关系后，于委员进行了一番大胆的表白：“我喜欢你不假，而且我相信你一定也已经感觉到了，但我也知道，你没看上我。不过，我是真心地喜欢你，我愿意为你奉献我的一切，包括身体。”方七爷的大太太因为长时间得不到丈夫的情感安慰，于是和侍弄菜园子的长工守柱发生关系。大太太的“示范”也唤醒了卢芳长期压制的情欲，最终她跟车夫王二发生关系，以抵制自己的寂寞和无依，最后卢芳逃离了方家。独立团中，落落大方的电报员小王和楚政委居然是情侣关系，他们并不掩饰亲昵的情爱和个人的欲望。在《一塘莲》一系列的日常情爱书写中，作者打开了通往人性的路径，宽容，甚至不无欣赏军人以及普通人的情感需求，实现了对于人物的身体与精神的整体性塑造，是军旅小说洞开日常化书写闸门后的一大收获。

　　另一方面，作品中也有剥离爱情与欲望的书写，性和爱的分离为情爱叙事搭建了又一平台。换言之，男女双方没有情感，只是身体需求，这使得作品展现出更多日常生活色彩，读者借助民间历史想象中实现了个人化的窥视，这无疑与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倾向和消费意识、市场需求息息相关。《一塘莲》中卢芳和方七爷之间并无感情，出于感激卢芳牺牲了自己的身体，成为为方家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作者不止一次写到方七爷在卢芳身上的耕耘，求子心切的他，甚至连欲望的愉悦都减弱了，使性爱充满了目的性。在卢云营高团长时，卢云被迫出卖了自己的身体，成为监狱长冯文玩弄的对象。卢云作为牺牲者角色虽然完成了自身的成长，但还不是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现代女性。

　　在战争背景下，男人的欲望并没有被抑制，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而女性也很难摆脱性奴役的命运。战争背后隐藏着太多的人性污垢，在这里，日常情爱以一种负面的形式得以展现，男女之间通过身体的出卖、条件的交易达成了某种共谋或妥协。在一定程度上，情欲叙事成为对个体生命关注的一个起点。对于身体和情感日常化、人性化的审视与书写，让革命战争历史小说不再冷漠和端庄，而是有了下沉到民间生活，关注个体生存境遇的力量，乃至在某种意义上转化、升华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美学范式。

　　结语

　　多年来，“革命战争历史小说”创作逐渐进入困境和瓶颈，很多作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同时又受到意识形态的抑制与规约，难以进行多种向度的开掘。傅汝新在“日常化”“民间化”，还有人性化的审美叙事视域下，从人物、场景和情感等几个角度分别达成了对于宏大叙事的解构，完成了对于“革命战争历史”的新的独特想象与重构。在人物塑造上，实现了对女性主体的聚焦和男性权威的消解，诚如在“养伤”一章中借助田镇长点明的：“身处乱世是我们的不幸，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这几个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能聚在一起，主要原因是卢氏三姊妹，是她们把我们聚拢到了一起”。这无疑是“革命战争历史小说”张扬女性叙事的宣言。在场景描写上，作者不仅触摸到了正面战场的残酷和真实，也把“革命战争历史”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谱系与民间话语传奇结合，并通过日常化方式，描摹出了非战争场景中的民间生活现实面貌。最终，傅汝新从女性化视角出发，实现了日常、民间视域下的“革命战争历史”的全新想象与重构。

　　当然，《一塘莲》也存在一些不足与缺失，比如，个别人物展开的不充分——郑重出场较早，但写到负伤后就戛然而止，没有了下落。在书写女性命运时，作者把女性和生育、婚姻捆绑起来，女性认知革命还是需要男性的教化，这和“五四”传统下男性拯救的模式并无二致。由于作者想要涵盖过量的历史内容，共和国成立后的现实写得略显仓促，给人前松后紧，急于完成人物命运的感觉。但瑕不掩瑜，“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连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