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晚年：嘱托子女去瞻仰旧人墓地，邓林：他始终珍藏着那份爱

　　1938年初，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菜馆二楼的雅座热闹非凡，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婚礼。

　　新郎个子不高，眼窝很深，看上去十分精干。新娘十分漂亮，梳着短发，白净的脸上闪动着一双大眼睛。

　　

　　新郎就是邓小平，新娘叫张锡瑗。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人都来参加了婚礼，他们由衷地替小平感到高兴，因为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

　　这年，张锡瑗21岁。

　　她是房山县良乡人，当时房山属河北省管，所以她算河北人.当过良乡火车站站长的父亲不仅自己参加过“二七”工人大罢工，而且把自己的三个女儿都送上了革命的道路。

　　张锡瑷19岁时到了莫斯科，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半年以后，她认识了从法国来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两人成了同学。

　　这时，张锡瑗也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两人虽不同班，但两人都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共同的话题较多，对革命的观点也很接近，因此平时接触比较多。

　　两人在一起探讨国内外的革命形式和革命经验时，经常会感觉有说不完的话。邓小平向张锡瑗介绍法国的革命情况，张锡瑗为邓小平解读国内革命现状。

　　

　　邓小平潇洒地谈吐、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工作阅历，给张锡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26年邓小平离开莫斯科时，两人之间已经十分熟悉了，当还并没有发展到恋爱的程度。知道一年后，张锡瑗回国参加革命，后来又辗转到武汉。

　　也就是在武汉，两人再次意外相遇。也许是应了那句老话，有情人终成眷属，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两位正当青春年少的老同学又走到了一起。

　　不久，武汉中央迁往上海，到上海后不久，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张锡瑗就在邓小平领导的秘书处里工作。

　　那时，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但是，白色恐怖也阻挡不了爱情的萌芽。邓小平和张锡瑷在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工作中，迸发出了爱的火花。

　　1928 年新年后不久，他们就向同志们宣布，他们要结婚了。

　　于是，就有了聚丰园的这次婚宴。

　　婚后，他们住在上海租界的一幢房子里，楼上住的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

　　年轻的邓氏夫妇情真意切，每天说说笑笑，快快活活。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理想和爱情使他们既勇往直前，又朝气勃勃。这是令人羡慕的夫妻。

　　

　　1929年夏天，邓小平告别妻子，赶赴广西。他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到广西去领导党的工作。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广西的工作很快呈现出新的面貌。

　　但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降临到邓小平身上。

　　1930年，他回上海汇报工作，久别的新婚夫妻才又得团圆。当时，张锡瑗正在住院，等待分娩。

　　这对就要为人父母的年轻夫妇，心情是既紧张又愉快。然而不幸的是，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

　　不久，母女双双病逝。同时失去了两位亲人，使邓小平悲痛万分。这段感人的爱情故事，也走到了结尾。

　　

　　几个日夜在医院看护妻子，又亲眼看到妻子死去，邓小平憔悴了许多。但是，痛苦，只能深深地埋在心里，因为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许多年以后，邓小平还深情地对他的子女说：“张锡瑷是少有的漂亮。”

　　但此时广西形势逼人，军情紧急，邓小平未来得及掩埋妻子便匆匆赶往广西，经过香港，遇到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邓小平委托他代为埋葬妻子。

　　李强在后来回忆说，因为地下工作的需要，所以他们将张锡瑗埋葬在了上海江湾公墓，但墓碑上的名字以及立碑人的名字都是用的假名。墓碑上张锡瑗的名字写的是张周氏。

　　1949年上海解放，邓小平进城后第一时间与卓琳一起去查找张锡瑗的坟墓，但因此战乱，再加上日本人日本人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很多烈士的墓已经找不到了。

　　

　　后来在李强的帮助下，才终于找到墓地。邓小平发现那里被水淹了，便叫人将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里，并说：“放在我上海住的房子楼下。”

　　在1969年前，张锡瑗的遗骨一直被安放在邓小平上海住房的楼下。1969年，张锡瑗的遗骨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她的墓碑上镌刻着：“张锡瑗烈士之墓”，镶嵌着她唯一一张保存下来的照片。

　　20世纪90年代，晚年的邓小平去上海时，仍几次嘱托子女去公墓瞻仰张锡瑷的墓地。邓林曾说：“几十年来，岁月沧桑，爸爸心中始终珍藏着那份真挚的爱。”

　　

　　邓小平和张锡瑷相识于国外，结合于白色恐怖的上海，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相依，夫妻情缘仅不及两年，但“充满爱情的婚姻即使短暂也是幸福的”。

　　他们作为同学、作为战友的情，和作为知己、作为夫妻的爱，历史可以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