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宗时期，上千名宫女利用上元节外出，以此获得改变人生的机会

　　在古代社会，节庆日是许多人游览名胜、愉悦身心的主要时段，对于唐代妇女来说更是如此。相对稳定繁荣的唐王朝为广大群众的外出游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由上至下的出游风气使得唐代妇女逐渐养成了外出观光的习惯。

　　节庆游是唐代世俗妇女出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规模的大小与政府的倡导有着密切的关系。

　　

　　节假日制度的实施，为广大市民阶层出游赏景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性，在这个全民参与的出游时节，唐代的世俗妇女也能够借此机会，与家人、朋友一道游赏览胜、愉悦身心。

　　正月十五，唐人称之为“上元”，这一天也称为上元节。上元节不仅是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还是唐代妇女外出游玩的最好时机。上元节最主要的游玩方式是观灯，该习俗相传起源于汉代祭祀太乙神。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活动逐渐演变成传统习俗，至隋代已成为全民参与的娱乐活动。

　　隋文帝时期，柳或曾提出取消元宵观灯的活动，认为每到这一天，“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由此而成，盗贼由斯而起。”可见，隋代男女共同游玩观赏已成为元宵节一大特点。

　　

　　唐代承袭隋代，传统习俗与活动也被保留下来，妇女外出游玩观灯的风气更胜前代。统治者顺应民意，在上元节前后往往颁布诏令，不禁夜行。妇女们无论老少，纷纷换上最好看的衣服外出游玩观灯。

　　街上的人群摩肩擦踵，男女之间的分隔在此时被打破。不仅是生活相对自由的普通妇女可以外出，许多生活在宫廷之中的女性也能够借此机会外出。唐中宗曾在这一天与韦后微服私访于民间，观灯游赏。

　　

　　唐代妇女外出游玩的节日不仅有上元节，还有上已、寒食、清明三个节日，其中尤以上已节突出。总体来说，上巳节的相关活动与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有关，因此妇女在其中的参与度比其他节日更高。参与度最高的是仕宦阶层的妇女，相比仍以生存为目标的普通家庭来说，官宦妇女外出的机会相对较少，也更加注重利用每一次的合乎礼法的外出机会。

　　寒食、清明期间，探春、踏青之事更是风靡一时。节日期间，许多妇女外出踏青赏花。诗人在探春游玩之际，也记录了广大妇女赏花游乐、探春交友，充分享受闲暇时光与美景的场景。其实春天已经到来许久了，但只有寒食这天，小女孩们才呼朋唤友去游玩嬉戏。日常中，妇女的娱乐少之又少，只有趁着祭祖扫墓之时，到大自然中寻找欢愉。

　　

　　端午节，虽然又被称为“女儿节 ” ，但是受习俗影响，大多数妇女所做之事与祈福有关。不过，伴随着社会的流动，南方的习俗也随着逐渐向北方扩展，比如竞渡。

　　竞渡从早晨开始，整个现场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作者着重描写那些盛装打扮、香气扑鼻的女子，她们聚拢在堤岸上欢呼呐喊。北方的竞渡囿于自然环境的原因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到河边观看比赛的人群中也许有走出家门的妇女，不过和南方相比还是少数。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节庆日期间，唐代世俗妇女外出游玩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一方面，妇女巧妙利用节庆日中传统习俗的力量，和家人、女伴一起走出闺门，她们纵情享乐，观灯、探春、宴饮、登高、赏花，做着与同游男性差不多的事情。无论是荡秋千，还是观看龙舟比赛，这时候的她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参加各项文娱活动。

　　另一方面，进入公共空间的唐代妇女，实际上暂时脱离了传统性别角色带来的桎梏。长期生活在私人空间的妇女，要面对诸多来自社会角色给予的期待与要求。节庆日的出游，给了她们放松的机会，在全民狂欢的大背景下，她们能够暂时逃脱掉礼教的束缚，忘记性别角色带来的压力，投身到一个又一个的游玩活动中去。

　　唐代妇女除了节庆日出游外，也会利用琐屑的闲暇时光走出户外游赏览胜，参与一些文娱活动。其中，春日探春踏青与游园是唐代女子最常参与的户外活动。

　　

　　春日踏青活动持续时间较长，参与人员更多。每年出了正月后，长安城外的曲江等名胜之地都停满了游人的车马。等到了春天，即使没有风吹过，道路上仍是尘土飞扬，这是因为迫不及待游玩的女子们或乘车、或骑马，奔走在长安的郊外。春天的美景确实值得期待，但女子更期待的是走出闺门到户外去，这时候景色反而是其次。

　　春日出游赏乐不只局限在长安女子，各个地方的妇女也都在春日中外出观赏大好美景，看到了俊美的男子，也毫不顾忌地表达爱慕欢喜之意。

　　私家园林是唐代女子外出游玩的重要地点。私家园林一般建于郊外，从所属关系上来说是私人所有，其修建目的主要是游玩而非居住。唐代的私人园林相当多，为躲避大城市带来的酷热与烦躁，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们纷纷携全家到园林居住游玩。虽然私家园林也是私人空间，但是相比于深宅大院来说，拥有宽广的土地和迷人景致的私家园林，为唐代女性提供了一个舒适、安全的游玩空间。

　　

　　唐代世俗妇女以游玩放松为目的的出游，主要有节庆出游、春日出游和游园三种形式，但是，唐代众多节日，并不是每一个节日妇女都可以外出。基本上，女性外出游玩的节日以上元、上已、寒食、清明为主。旅游的目的是求奇、求异、求乐的文化体验，人们可以在其中得到放松。

　　此外，出游对于居住在深宅大院的婢女等女性来说，更是一次逃离。中宗时期曾放数千宫女上元节外出，许多宫女借此出逃，再未回宫。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出游确实能够为她们带来接触外界进而获得自由、改变人生的机会。

　　妇女出嫁后一般在夫家居住，但是无论是从孝义还是亲情来讲，出嫁女与父家之间的联系并不会因适人而被割断。这种联系的维持，除了书信往来，亲人探访与归宁省亲也是必要方式。

　　

　　短期性探访以归宁省亲为主。有的学者认为出嫁女探望本家有固定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是在元日。关于元日出嫁女归宁是否是定制尚未有定论，但是出嫁女在节庆日回本家探望亲人确实为世俗所允许。

　　除此之外，出嫁女有时也会受夫家之托，回本家寻求帮助。

　　出嫁女长期性探访相对较少。因为脱离夫家居住，实际上违背了以夫家为中心的礼法要求。长期性探访是从夫居的居住模式下的一种特殊情形，它的存在有特殊原因。

　　嫁女也会因患疾而回本家常住。柳宗元的妻子弘农杨氏为治病返回本家居住，并于娘家过世。虽然柳宗元说回娘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治病，但是根据学者考证，当时柳宗元和杨家都住在长安，那么所说的为了更好的治病也就并不是什么理由了。

　　

　　除了上述原因，思念亲人也是妇女回本家常住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尽孝侍疾，还是患病产子，抑或是最直接的思念亲人，长期离开夫家回本家居住无疑是对从夫居的突破，尤其回家产子，更是脱离了“以夫为天”的束缚。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尽管礼法森严，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唐代妇女仍然可以借助家人找到自主的空间。

　　唐代世俗妇女探亲出行，既是传统礼法的要求，也是社会现实与人伦常情的诉求。在唐代，妇女归宁省亲成常见之事，而突破从夫居这一居住模式的回本家常住，也成为妇女尽孝的一种方式。

　　

　　此外，在探亲出行中，妇女掌握较多的自主权。在为人妻阶段，妇女需要处理、面对的事务非常多，而且不同的亲属关系为她们带了诸多烦恼。能够回到父家居住，陪伴在父母左右，对于出嫁女来说显然是一件乐事。因而，从主观意愿来看，出嫁女愿意归宁省亲以放松心情、获得亲情慰藉。

　　另一方面，在长期回本家居住这一类型中，从资料中不仅能看到妇女自主意愿的表达，也能看到亲人在其中的支持。柳宗元妻子杨氏在生命最后时光回到父家居住，不仅体现了自身对亲人的不舍与留恋，也能看到柳宗元的爱妻之情。刘尚宾夫人卢氏两次归宁常住，丈夫最后也陪伴左右，更能看到他对妻子的支持与理解。

　　除了探亲外，唐代妇女还有亲友聚会性质的出游。总的来说，唐代世俗妇女在探亲访友上具有极大的主动性。无论是选择回本家省亲，还是外出与亲朋好友聚会，唐代妇女都掌握着主动选择的权力。

　　

　　一方面，归宁受到传统习俗保障，而且在以孝治天下的唐代，回父家探望父母兄长符合官方推崇的价值观念。因此，妇女的探亲能够披上一层合礼合法的外衣，回父家尽享天伦之乐。如果两家相距较远的话，回父家也成为她们逃离为人妻、为人母角色压力的方式。

　　庙道观是唐代妇女外出的重要场所，这与唐代奉佛信道的风俗相关。唐朝统治阶层推崇道教，李唐皇室以李耳为元祖，奉道教为国教。从太宗到玄宗再到武宗，唐代的统治者大多都信奉道教，这带动着道教自上而下的在全国范围传播。佛教从东汉传入后，与本土文化相结合，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民间信仰的主流。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为在思想上与原有统治集团相抗衡，武氏在全国大力推行佛教。许多女性都或多或少的信佛奉道，因此，寺庙道观成为大量妇女会集的重要公共空间。但妇女的宗教活动出行并非漫无目的，其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 、烧香祈福、治病避灾。

　　杜甫冬天到金华山观游览，虽然天气寒冷，仍看到许多女子前来上香。外出祈福烧香只是唐代妇女最常见最普通的宗教活动，很多都具有目的性。求医治病是其中比较常见的目的，这与以医弘道的宗教传播手段有关。

　　除求医治病外，许多妇女也会前往寺观祈福烧香，预防灾病。

　　

　　求医治病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类型一一求子，相对于其他疾病来讲，求子的宗教性质更浓。古代由于医学水平的限制，大多数人对生育并不是很了解，因而往往求助于神灵的帮助。

　　二、参加宗教活动。

　　除了烧香拜佛，广大妇女信徒也会积极参与到宗教活动中。为了能够看到佛教奇观，寺院僧人也借此机会举办宗教活动，吸引大量信众祈福念经，士女之中自然有不少是女性。

　　此外，民间还经常有一些集体参与的宗教活动。除了有目的的号召聚会外，也有民众自发形成的类似宗教的祭拜活动。

　　

　　在众多民间宗教活动中，妇女结社是不得不提的一项活动。民间结社风气由来己久，伴随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佛教结社逐渐流行开来。到了唐朝，佛教进入大盛阶段，信仰佛教的妇女也越来越多，她们为了能够更加自如地参加宗教活动而结成佛社。

　　因宗教活动而出行的目的地不只有寺庙道观，长安城中行人会集的街道同样也是一个进行宗教活动的公共空间。长安城交通发达，人员密集，为弘扬佛道二教，政府有时会在街道上举办一些具有宗教色彩的活动，比如迎接佛骨、佛像等宗教信物。

　　通过这些政府举办的公共活动，宗教的活动空间不再局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寺庙，而是逐渐向人员众多、成分复杂的街道上拓展，相对应的女信众也趁此将自己活动空间扩展到更为广阔的街道上。

　　

　　佛教信奉者众多，其中按照她们信奉的程度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出家的比丘尼，第二类是热诚的信奉者，第三类是普通信奉者。其中第二类中大多数都受过戒，成为了优婆夷，也就是在家信佛的女子。与比丘尼相比，她们只是在家修行，仍属于世俗妇女。

　　在道教盛行的唐代，很多人希冀通过修道达到长生不老的境界。唐代奉道妇女也可分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出家的女冠，第二种是未出家的女冠，第三种是道教女信徒。这些女信徒也会外出修道访学。总之，宗教信仰拓宽了女性的活动空间，成为她们自由外出的最好媒介。

　　存在于宗教场所的除了宗教职业人员和女信徒外，还有大量的女性游玩者。寺庙观景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 、宗教活动后的观赏。许多妇女在烧香祈福后，会借着不可多得的外出机会，在寺庙内观赏美景。此外，地方政府也会下令佛寺道观在宗教节日开放供士女游乐。

　　二、观赏自然景观。天下名山僧占多，庙宇道观不仅所占的位置优越，院内的景色亦十分吸引人。既有山寺所处的名山胜景，也有禅意深深的人造景观，这些美景都深深的吸引着游客前来观赏。更不用说寺观成群的都城长安，慈恩寺、唐昌观、西明寺等都是春暖花开之时游人常去的景点。

　　三、文娱活动。唐代的寺观同时也是一个大众娱乐的文化场所，许多文娱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有具有世俗性质的私人宴会，比如禅定寺就常常举办宴会活动，其中不乏妇女的身影。有精彩的歌舞百戏，也有传播佛教教义的俗讲。

　　所谓俗讲，是僧徒们用俚语向普通市民讲述佛教故事、传播佛教教义的一种方法，有的时候也会采用民间流传的故事。用俚语讲能够让更多的人听懂，加上所讲之事贴近民间，吸引的人很多，包括普通阶层的妇女都到寺院听俗讲。

　　

　　综上，唐代世俗妇女的日常出行可以分为三大类：节庆日出行、日常游玩的娱乐出行，探亲访友和宗教活动出行。

　　首先，日常出行具有普遍性。无论是官宦女子，还是平民女性、姬妾、商妇，她们都可以借着节庆日、宗教、探亲等进入到公共空间中。

　　其次，日常出行的目的与结果彰显了礼教约束与个人意志的统一。节庆游是唐代全民的狂欢，打破了时空对妇女的限制，妇女通过节庆出现在街头寺观符合社会规范；探亲访友是不同家庭之间维系关系的重要途径，奔丧还乡也是礼教对妇女的要求。

　　从出行目的上来看，她们的出行都合乎规范。但是从结果来看，一些妇女借由出行脱离了家庭角色带来束缚，这是个人意志的彰显。唐代妇女的日常出行，既体现了性别秩序与传统礼教的束缚与压制，也体现了妇女对这些规范的掌控与主体能动性。

　　

　　为生存、生活而游走在公共空间的唐代妇女还有很多，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她们的生计出行中混杂着各自的目的。形形色色的目的推动着长期生活在私人空间的妇女走出闺闱，拓展交往范围，呈现出特有的出行特点。

　　唐代笔记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寻医治病的故事，其中妇女的资料也很多。妇女寻医治病按照治病对象来讲能够分为两类，一类是为自己求医，一类是为亲人求医。为自己求医治病的妇女并不会单独外出，一般会有父亲、丈夫、儿子的陪同。

　　另一类是为他人求医，这一类记载比较少，《太平广记》中“阿足师”条记载陕州有一男性，“生而愚騃，既挛手足，复懵语言，惟嗜饮食，口如溪壑”，他的父母为了治病，“迎医求药。不远千里。十数年后，家业殆尽。”父母的拳拳爱子之心体现的淋漓尽致。

　　还有一种情况是夫妻二人都生了奇怪的病，常年在外求治，比如张士平夫妇，中年以后都患上了瞽疾，也就是说两人都成了盲人。夫妻二人游走在外，遍访名医。

　　

　　妇女无论是为自己求医治病还是为他人寻访名医，一般都需要男性亲属的陪同，这主要与治病寻医这一类出行的特点有关。一是求医的范围比较大，求医的地点不固定；另一方面，治病过程具有不可预料的特点，有的为了及时医治而举家搬迁。不固定的地点、无节点的时间、不断扩大的出行范围加大了妇女出行的难度和风险，所以多数情况下妇女会选择在亲人的陪同下外出访医治病。

　　唐代下层妇女的生计出行，虽然出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总体而言，下层女性的生计出游是群体的从属性与个人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商妇群体的外出仍然无法完全脱离家庭，这就使得她们仍然受制于家庭中的权威一一男性；至于看病求医，妇女基本上都需要男性亲属的陪伴。但同时，在这些群体中同样存在个人的主观努力，而这些女性的凭仗就是技艺。技艺为她们提供了反抗礼教束缚的武器，也为她们提供了与男人平起平坐的台阶。

　　

　　另一方面，女性可以通过生计出行获得改善生活、跨越阶级的机会。生计出行意味着活动范围的扩大，接触人群的增多，女性可以借助出行改变命运，卖胡粉的少女可以与富家子相恋，卖馅饼的妇女认识到落魄的臣子，进而成为官宦妇女。总之，下层妇女的生计出行，既有整体上的从属性的表现，也有个体行为中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唐代世俗妇女的出行活动种类繁多，既有全民参与的娱乐出行、探亲访友出行和宗教活动出行，也有遍及各地的随父兄子和众亲属的从宦出行和生计出行。多样的出行活动推动着长期处于家庭的妇女走出闺闱，突破性别秩序的桎梏，进入到公共空间中。在这一过程中，妇女的活动范围、社会交往都在不断的扩大。出行缩短了她们与社会之间的距离，为她们提高自己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