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缅三方面的交往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交往的发展，中国人对缅甸在地理上的认识有了变化。认识的范围扩大了，到达了现在缅甸的中部和南部。

　　不仅知道了大致的地理位置，而且在古籍中还出现了有关当地物产和当地社会状况的记述。

　　中国人对邻国缅甸的认识，不仅表现在自然地理方面，还表现在人文地理方面。这一时期，两国之间的边境贸易往来日益繁荣，文化交流不断发展，但政治交往却趋于停滞。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此时正处于四分五裂时期，战乱不断；而缅甸国内局势也不稳定，各小国之间也时常发生战争，严重干扰了两国之间的官方交往。

　　一、古籍中有关缅甸的记载

　　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古籍中，提到了缅甸南部有一个古国叫林阳。《南州异物志》说：“林阳在扶南······民十余万家，男女行仁善”。如果以一家五口来计算，林阳的人口至少在60万以上。这在当时的东南亚，已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了。

　　林阳国也被三国吴人康泰记载在了《扶南土俗》中：“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水注经》卷一引竺枝《扶南记》又说：“林阳去金陈国······竺枝目见之”。

　　

　　这个时期的古籍史料中，还提到缅甸的丹那沙林南部地区有一个古国叫顿逊。

　　萧衍是梁武帝的名字，到萧衍国，就是到了我国南方的港口。竺枝的《扶南记》较详细地记载了顿逊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顿逊国属扶南，国主名昆仑······美而醉人”。

　　《扶南传》也说：“顿逊国人恒以香花事天神······沉于海水，此必生天上。《南州异物志》也记载了关于顿逊国物产的情况：“霍香生顿逊国，属扶风香，形如都梁，可以着衣服中”。

　　到了魏晋南北朝后期，我国史籍中开始出现了骠国的记载。在晋人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中，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明帝乃置郡（永昌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这里所说的“僄”即“骠”。

　　

　　二、贸易往来日益繁荣

　　随着中缅交往的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在这一时期也增多起来，贸易规模逐步扩大。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中，有关于大秦国（即古罗马帝国）经水陆与永昌发生联系的记载，其中说永昌有大量外国商品是与它经过水陆西通罗马有关。

　　《华阳国志》中记载：“永昌郡，古哀牢国”。《后汉书》也载：哀牢“出铜、铁······犀、象”。

　　

　　上述诸物，依据后世文献记载，并非完全产自永昌境内。如宝砂、缅虫、缅铃、宝石“此诸物皆出外地，有千余里者，有数千里者，贾人裹粮行数十日始至其处，购之甚难，货之亦甚贵，若宝石、琥珀、墨玉之数见尤其贵，且远者。

　　一统志竟指为永昌所产，通志辩之而未详，此盖其永昌而来，实未考其所自出”。光绪《腾越厅志》卷3《地舆志·土产》也说：“宝石出猛拱，琥珀、玛瑙、珊瑚皆出外夷”。

　　这些珍奇异物并不产自永昌，却成为永昌的赋产，说明当时中缅两国边境贸易已十分繁荣。当时，永昌市面上既有从内地贩运而来的丝绸和当地物产，也有犀牛角、翡翠、琉璃、珍珠、海贝等来自缅甸、印度、大秦等国的商品。

　　

　　缅甸、印度、大秦等国的商人将这些商品贩运至永昌进行交易，交易完后又将换来的商品带回自己的国家出售。

　　三、文化交流不断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缅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未因中国处于战乱分裂时期而停止，仍然在不断发展。

　　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在这个过程中，他将汉族先进的文化传播到了西南地区，从而也对与西南边疆地区接壤的邻国缅甸产生了影响。

　　

　　如《蛮书》曾记载滇中地区的农民在田里耕作时“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

　　而缅甸北部的农民在耕田时也是使用三尺犁，两牛中间架一格，一个人在前面牵牛，一个人扶犁，还有一个人在后面播种。《齐民要术》还记载了云南农民在山田种谷的方法，也被缅甸山区少数民族所沿用。

　　这些都是两国劳动人民在互相学习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有关诸葛亮的传说也在缅甸境内广泛流传。宋人赵汝适所著《诸蕃志》一书中就提到了在蒲甘国内建有诸葛武侯庙，明人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中记载了武侯南征碑曾出现在蒲甘城中。

　　

　　此外，《海客日谭》、《滇系》等古籍中也有类似记载。由此可见，诸葛亮南征对中缅边境地区各族人民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这一时期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局面，恰好缅甸又是一个“举国信佛”的国家，因此这一时期两国在佛教文化交流上产生了交集。

　　一些来自印度和斯里兰卡的高僧通过缅甸来到中国传播佛法。比如印度著名的高僧拘那罗陀，就是从下缅甸进入中国传播佛教的。

　　

　　国内小乘佛教（上座部佛教）的有些经典也是从缅甸传入进来的。同时，国内的佛教文化也传入了缅甸。缅甸著名的考古学家杜生诰经过考证认为，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佛教开始从中国传入缅甸。

　　一些中国僧侣在太公、卑谬和蒲甘等地开坛布道，与印度来的僧侣一同在缅甸传播佛法。由于中国的政治势力较强，因而在传播过程中占据了优势，为佛教在缅甸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

　　缅文中的有些佛学名词，如“喇嘛”、“罗汉”、“佛爷”等也源出汉语。这些佛学词汇虽然来自梵文或巴利文，但都是再从中国传入缅甸的。

　　

　　四、政治交往陷于停滞

　　这一时期，中国史书上不见中缅官方往来的记载。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相比两汉时期，此时中缅双方的边境贸易日益繁荣，中国人对缅甸的认知进一步加深，表明中缅双方的交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按理说，此时中缅双方的政治往来应该比东汉时期更加频繁，为何反而陷于停滞状态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以为这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和缅甸国内的政治局势有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时期，大一统的格局被打破，各地军阀割据混战，朝代更迭不断，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这种局面对中外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这种消极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中缅之间的政治关系，是造成中缅两国之间政治往来陷于停滞的原因之一。但中国国内局势的不稳并不是造成中缅两国政治往来陷于停滞的主要原因。

　　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的一些割据政权仍然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官方往来，甚至来华朝贡的东南亚国家较以往有所增加。

　　如扶南曾先后六次向西晋王朝遣使朝贡，四次向刘宋王朝遣使朝贡，十二次向梁朝遣使朝贡，三次向陈朝遣使朝贡。

　　

　　在南朝这几个政权当中，与东南亚诸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萧梁政权，史载：“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长于前代矣”。

　　梁武帝时期，扶南、大秦、婆利国、盘盘国、丹丹国先后派遣使者来华朝贡，所贡之物有香料、药材、古贝、象牙、佛塔、玻璃器等。

　　这一时期中缅两国政治往来陷于停滞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缅甸国内自身的局势。缅甸古代早期，其境内存在着诸多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小国，如较早出现的敦忍乙、掸国、僬侥等小国，以及随后出现的林阳、顿逊等古国。

　　缅甸境内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或部落，相互之间经常发生兼并战争，大国兼并小国，大的部落蚕食小的部落也时有发生。

　　

　　9世纪的波斯旅行家苏莱曼在他的旅行记中就提到当时缅甸孟人国家之间的战争。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在东汉时期多次遣使朝贡的掸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就销声匿迹了，史籍上再无此国的记载，取而代之的是林阳、顿逊等古国。到魏晋南北朝后期，我国古籍上开始出现有关骠国的记载。

　　到了唐代，史书上就只记载了骠国、弥臣等古国遣使朝贡。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缅甸国内也在经历着战乱，各小国之间专注于你死我活的争斗，自然也就无暇顾及到与中国保持政治往来了。

　　

　　到隋朝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随后又被唐朝所取代。缅甸国内也慢慢结束了战乱的局面，在兼并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骠国、弥臣等小国又重新恢复了与中国的政治往来，派遣使者到中国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