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悬疑剧《风起陇西》文学改编策略探析

　　    　　■张星宇 西南大学文学院

　　网络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全新的创作模式和传播模式，助推了类型小说的蓬勃发展。《风起陇西》是一部间谍小说，其中基本囊括了马伯庸历史小说的所有元素和优缺点，即大刀阔斧地解构正史、模仿名家风格并混搭的语言氛围。《风起陇西》并非一部三国历史小说，而是一部借用了三国历史的架空小说。此后，《三国机密》《长安十二时辰》《四海鲸骑》等同类型作品接连面世，马伯庸在这一领域的深耕也为他赢得了关注。在众多历史时代当中，马伯庸对三国情有独钟，他以探索历史谜团为切入点，通过对阴谋的揭示和对英雄主义的赞美，营造属于他自己的三国世界。他的三国题材小说首先避开了三国故事中的主体部分，通过将历史上存在或不存在的小人物串联起来，引出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人情社会，和历史事件中不为人知的细节。而路阳导演的《风起陇西》电视剧，其改编则是基于马伯庸小说框架的进一步架空。

　　追本溯源：故事原型框架的解构

　　《风起陇西》小说的故事源于《三国志·李严传》中的一段记载：“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在《三国志·李严传》中，作者陈寿将诸葛亮祁山战役失败的原因归咎为李严运粮不济，且李严在兵败后上书欺骗后主刘禅，犯了欺君之罪，后被诸葛亮识破，数罪并罚下将李严弹劾下台。《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也有相关记载，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部署，指挥失当，大意失街亭，是此次祁山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

　　马伯庸的小说从这次事件的前两年开始写起，蜀汉因弩机的科技优势在第二次北伐中击杀魏国将军王双，从而引发了魏国军方窃取蜀汉弩机科技的间谍行动。依靠潜伏在魏国陇西十余年的间谍“黑帝”杜弼提供的情报，在诸葛亮领导下的蜀汉情报部门司闻曹全力对抗魏国，力图保护机密。其中，靖安司从事荀诩尽忠职守、忘我奉公，几乎挫败了魏国阴谋，但终究因为魏国打入蜀汉内部的间谍“烛龙”从中作梗导致弩机科技泄露，荀诩被外贬，本来已经沉寂的谍报战场因两年后魏国政局震荡重起涟漪。魏国情报中级官员徐永叛逃蜀汉，拯救了“黑帝”杜弼，牵引出了魏国针对蜀汉二号政治人物李严的策反计划。其后，荀诩官复原职、奋力稽查，在经历了挫折后最终抓获“烛龙”。然而，情节突然翻转，令人吃惊的是“烛龙”并非是魏国间谍，而是诸葛亮亲自布下的一枚双面暗棋，他获取魏国信任，迷惑魏国谍报机关，为蜀汉努力工作，策反李严也是诸葛亮为了平衡蜀汉政局一手设计的。

　　悬念设置：人物三角关系的架构

　　美国剧作家威·路特在《论悬念》中说：“戏剧性故事的讲述者运用更有诱惑力的技巧来吊观众胃口，从广义讲，它埋下一颗炸弹，这颗炸弹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感情的，然后把它留到最后爆炸。把戏剧中的能量释放出来，这种能量就是悬念。”作为一部间谍小说，《风起陇西》最核心的卖点在于三国无间道式的角色架构，马伯庸将其整合在一套杜撰的繁琐冗长的蜀魏行政程序中。

　　在原著中，司闻曹和间军司是马伯庸为蜀汉和曹魏虚构的情报机构。由于原著故事体量偏小，出场人物众多却不够丰满，不利于电视剧的创作，在改编过程中，编剧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动。陈恭与“白帝”在原著中原本是两个人物，编剧把原著中走过场的陈恭提升到了主角的位置，与“白帝”合二为一，变为营造悬念、推动情节的核心人物。通过开场蜀国游枭被杀的情节交代了陈恭在曹魏如身处龙潭虎穴的危险境遇，面临被怀疑与被构陷的双重危机。在曹魏，重塑了郭刚、糜冲的身份，增加陈恭与郭刚的情谊，以及陈恭与糜冲的对立；在蜀汉，增加了陈恭与荀诩妹妹翟悦的姻亲关系。如此，便形成了两组人物三角关系：陈恭、郭刚和糜冲组成的同事猜忌三角，陈恭、荀诩与翟悦组成的人伦情感三角，而“白帝”陈恭正是处于这两个三角的中心。

　　人物置换：正史中的边缘人物与虚构、半虚构人物

　　在《风起陇西》小说中，马伯庸选择的主角不是大众熟悉的刘备、诸葛亮、孙权、曹操等经典历史人物，而是一批被文学批评家毛宗岗视为“二流角色”的人物，甚至是一些像荀诩、翟悦一样的虚构人物，再就是像陈恭一样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因缺乏详实记载，只是借用了身份空壳的半虚构人物。

　　这些人物成为马伯庸阴谋历史观的主要演员。这批文臣武将原本隐没在类型的群像之中，只是在孙刘曹、诸葛等主要人物的某些活动中为完成具体任务而出现。在小说中扮演角色的几百个人除了少数主角外，都能轻易归纳为一批重复出现的人物形象，与其说是固定的人物脸谱，倒不如说是经典情节的重现模式。

　　正如马伯庸所言：“历史呈现给我们的，永远只是一些不完全的片段与表象，而在这些片段的背后和间隙究竟存在着什么，却拥有无限的可能性。我的工作，是从一句微不足道的史料记载或一个小小的假设出发，把散碎的历史片段连缀成完整的链条。”

　　笔者分析他说这话的原因在于：其一，选择历史的配角作为文学的主角，便于结合历史索隐与文学想象，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文学叙事的历史真实性和历史重现的文学感染力；其二，历史配角们的性格未被充分阐释，留有被“误读”的空间，给文学叙述留下了大片性格塑造的空白，马伯庸在不改基本史实的前提下解放出原本笼罩在“足智多谋”“算无遗策”等概括中的谋士们，让他们在阴谋大行其道之时展现自己的才华与个性；其三，操控历史配角们的活动便于创作者主观历史趣味的添加。马伯庸注重历史叙事的趣味性，有意将网络写作戏谑和混搭的风格注入叙事之中，比起已经在大众中形成经典印象的刘备、曹操等人，历史配角的趣味叙事方法显然要容易控制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