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迁都北京与多民族国家治理：北京，汉文化的桥头堡

　　一个国家的首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该国的基本国策，自中国出现以来，基本上所有的首都都是在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这表示着中国的基本的控制范围就在这里。在几千年之中这些地方从未更改，毕竟中国的大部分土地都在这里。

　　可中国历史在元朝之后，首都已经逐渐去掉了经济意义转而为政治意义，由引领全国转变为钳制全国。也是因为元朝的外族身份，所以在这段时间，中国的民族逐渐成为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在这时的汉族虽然仍未具体出现，但也是成为了国家的国民代表。

　　那么，为什么明朝要放弃原有的都城南京，转而在北京这个前朝的首都定都呢，仅仅因为朱棣在这里苦心经营十数载吗，恐怕这还不是决定因素。

　　

　　北京，北京

　　世传定都南京的朝代都是短命，事实上确实有着这样的一个现象存在。

　　那么，究竟中华文明定都于何处才是最佳的位置呢？从现在的角度看，西安和洛阳已经在历史之中积灰，因为周围的地势太闭塞适合古代防御而非现代交通，现在看来这两个位置是不理想的。

　　上海和南京距离大海太近，不利于军事作战，经济太发达会成为敌国最先进攻的地方，地势更是无险可守。武汉和成都、重庆也只能偏安一隅，地势偏于盆地，广州等地更是距离北方太远。因而最佳的方案，只剩下苦寒塞北的北京。

　　1.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北上

　　在历史书之中大家都可以看到，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之后，因为北方的连年战乱，北人南迁，因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南方就这样在战乱之中崛起，在北方已经平定之后，北方的居民反而不再想要回到那个地方，因为南方的气候和北方相比简直是天堂，虽然是毒蛇猛兽的群居之地，但是土地的收成和大片的荒地，都展示出这片土地的活力。

　　

　　到了两宋，北方已经成为辽金西夏的囊中之物，所以仅剩的南方在这段时间里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经济中心南移的时候，为了方便统治，政治中心也是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在这个时候，元朝的统治无疑是打乱了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统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中，似乎只有的命令在这里生效，而听不到任何面对经济的有效手段。强势入主中原的蒙古人不会想到他们所仰仗的军队在仅仅百年之后就无法保卫自己的国家。

　　明朝起源于朱元璋，朱元璋又在凤阳起事。因此在这一带，朱元璋是最好统治的，定都南京顺理成章，面对北方的军事威胁，朱元璋不会放手不管，但是北方的威胁确实已经大过了来自南方的当地的反叛威胁，朱元璋几次想要建立北方的“陪都”，甚至已经在凤阳和西安等地实地考察，却最终终于国库空虚，百姓劳累，这个北方之都的想象，空有雄心无法实现。

　　2.边防还是经济，在迁都之中摇摆21年

　　在明朝之前，中国首都一般都是在长安、洛阳、南京、开封等等相对与南北向，在东西方向上更加的频繁的移动。这一定是形势上表现出当时的战乱战况。至于北方长期都是在边境敌对势力的掌握之下，虽然有着几百公里的缓冲区，但也就是对方数小时就可以轻松越过的地方。当时定都南京，朱元璋最为头疼的不是刚刚恢复平静的国家社会经济建设，也不是随处隐藏着的王室和降将叛乱。

　　

　　当时的黄宗羲就在自己的《明夷待访录》之中说：“以关中为上”，是因为“关中风气汇聚，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之后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出现了“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又经流寇之乱，十无二三，生聚教训，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当时的整个国家都意识到，南方经过多年发展，实力早就远远超越了北方，这个时候北方容易受到威胁而被占领，但是国都在南方，就无暇顾及北方的战事。

　　因为古代的交通极其不发达，军队的轮换修整和驻防，都需要大量的住房、交通等等，最为关键的是大量的粮食。古代的华北地区土地的收成只能够满足北方人自己的日常，至于这些军队，只能说所担负的担子太重了，运输粮食的大运河年久失修，及其长的时间内，这一方面都只能靠南方北运，极费人力物力。

　　3.直面草原，北方群狼环伺

　　北京定都之后，或者说之前，就已经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边防问题了，在明朝刚刚建国的时候，北方的元朝势力依旧没有扫清。在洪武二年，常遇春和李文忠的开平之战，才在一定程度上面打败了元军。在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在捕鱼儿海打败元军，此战才最终挫败了元朝的势力。直到此时，北方才平定下来，更何况之前的数年。所以在朱元璋的统治时期，北方一直都是隐患，也是作为战争前线存在着的。

　　

　　到了永乐年间，北京已经成为一个首都，此时北京的军事实力远非几十年前的燕王的军事实力所能比，北方自然是无忧。鞑靼和蒙古长达几百年的边境骚扰无法成为气候。为了一劳永逸的我解决边境问题，永乐帝在斡难河打败鞑靼军主力，并在之后的军事行动之中，采用各种方式瓦解了蒙古部落的松散的联盟。而且在战后为了平均各部落实力，采用了册封各部落首领的方式，使得边疆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安定的场面。

　　草原与耕地，游牧与耕地长达千年的对峙

　　在什么时候中国从汉人变为中华民族，这具体时间可能在于元朝的统治，也许早在五胡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当然这一点现在历史界也争不出具体的时间。明清两朝，名义上面是以汉人为主体的，实际上面对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的看法。作为刚刚结束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的明朝，是不是在对于少数民族的做法上面犯过民族主义呢？

　　

　　1.华夷一家——“用时千年的铸剑为犁”

　　“中华民族是一家”在现代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但是在蒙昧的古代，依旧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初生的明王朝，即使兵强马壮，但是对战这些小国，连年的战争会让明王朝大伤元气。因此在明朝时期，对外的主动战争极少，这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军事实力在明朝之后有了明显的退步，一方面使得和平这一观念输入了中国人民的印象之中。

　　当时除了元朝残存的蒙古势力，鞑靼和瓦剌这些北方的军事势力，西域的众多小国也对明朝颇为不信任。此时在中国巨变的时候，中亚也变了天，蒙古帝国解体之后，中亚成为各部落的征战之地。原来中国得以悠闲自得的统治西域是因为中国的强大，和西部准格尔高原阻断了与中亚的联系。作为初来乍到者，明王朝需要做一些事来表示：我对你们依然具有统治力，你们依旧是我明朝的附属国，在我这里可以得到安定。

　　2.安抚的用处永远大于征战

　　两个民族之间仅仅只有一点矛盾也会逐渐变为世仇。想要恢复安静的生活，只有把对面消灭或者和亲上贡，除此之外，想要两个国家和平来往，在古代那个生存即毁灭的时代，是不可能的。鉴于此情况，明初的几位皇帝都不约而同地提出采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边境地区的危机。

　　

　　朱元璋曾经在起义的时候说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类似的民族主义口号。也在执政后期，认为对少数民族“以德怀之”“朕即为天下主，华夷之间，姓氏虽异，如一。”

　　抚爱

　　对于长时间在边关驻守的朱棣来说，对民族关系这一方面更加有着明确清晰的理解，提出了“华夷本一家”的思想，对民族政策更加的包容，“好善恶恶，人情所通，岂间于华夷”，认为少数民族本质和中华汉族没有区别，觉得“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

　　但之后因为明朝实力的加大，面对少数民族之时，朱棣还是产生了思想变化，认为“逆命者必歼除之”，天朝上国的姿态开始暴露无遗。

　　总结：

　　明朝的对外的民族政策，现在看来都是极为先进的，对于“蛮荒之人”依旧有着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判断。不认为少数民族就是低人一等的贱民，这一观点在之后的时间之中虽然略有松动，但是也是长时间地贯彻下来了。但是明朝自永乐帝之后，因为政治腐败和自视清高，对于整体的民族政策采用了独断专行的方式，这一点在历史上面也记载得清清楚楚。

　　这在今天这个国家民族大一统的时代警醒着我们，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拥有着中国的民族政策，大民族主义依旧频繁。放眼世界上面其他的国家，战争多数是民族国家的相互对立和国内少数裔与多数的冲突。也许只有经历过数千年历史，才能真正明白民族之间团结的作用。在古代，民族之间只有你死我活的战争，但是岁月变迁，留给我们的是更多条道路，而每一条都通向最后的和平共处。

　　参考资料：

　　《明夷待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