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四川女子因生活困难，为了父亲遗产，不惜对母亲痛下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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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的一天，四川广元大坝村的村民们正在谈论着家长里短。

　　“你听说了吗？咱们村子里的张祝英死了，据说人都放坏了，这才刚被她儿子发现。没看到那些警车吗？全部都开到咱们村子里来了。”

　　看到陆续开进村子里的警车，他们也不由得产生了一股恐惧的情绪。

　　

　　他们谈论的主人公张祝英，早已经没了性命。平日里经常与大家来往的邻居，突然之间，无声无息地离开人世，任凭是谁都会感到惊讶。

　　而更让他们惊讶的是，根据警察的初步判断，张祝英并非自然死亡，是被他人蓄意谋杀的。

　　一个看似平静的小村庄，突然出了如此恐怖的一起杀人案，村民们人心惶惶。张祝英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起案件的杀人凶手最后会浮出水面吗？

　　勘探现场，走访人际

　　2013年的一天，四川广元旺苍县的公安局接到了一起报警电话。

　　对面是位名叫何军红的男人，他的母亲在家中离奇死亡，而且目前尸体已经腐烂，死亡真相不明。

　　

　　警察得知此事，不敢有片刻耽搁，当即开着警车前往大坝村。村子里的村民们看到警车开来，这才聚在一起，三言两语地谈论着张祝英死亡的事情。

　　张祝英正是何军红的母亲，也是发现尸体的那座房屋的主人。

　　警察赶到时，发现尸体已经腐烂，面容模糊不清，身份也无法鉴别。法医只能采取DNA比对的方式，把死者的DNA与何军红本人的DNA进行对比。

　　在法医工作之时，刑侦人员首先对死者初步情况进行了判定。根据身形条件以及身体特征来看，死者应该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所以警察不排除自然死亡的可能性。

　　不过，没过多久，有人就在死者的床下发现了一把榔头。榔头上方有着已经干涸的血液，这部分发现也第一时间被法医记录在案。

　　

　　经过对比，榔头上的血液属于死者本人，而死者的DNA与何军红的DNA高度匹配。也就是说，死亡的人正是张祝英本人。

　　很显然，榔头就是导致张祝英死亡的真正原因。在排除了自然死亡的可能性之后，警察无比确定，这是一场相当明目张胆的谋杀案件。

　　在勘测现场时，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提出：“这一次凶杀案，或许是熟人作案。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凶杀现场的凌乱情况基本可以反映出死者与凶手之间的熟悉程度。你们看看这四周，我们已经可以得到初步的线索。”

　　在张祝英的死亡现场，一切生活物件的摆放都井然有序。若不是躺在床上的是一具尸体，乍一看，外人还以为只是有人在床上安睡。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他人袭击，且仅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是死者非常熟悉的人，熟悉到她对对方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备之心。

　　基于此，警察以张祝英为圆心，针对她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走访。

　　他们首先调查的，就是这次的报案人何军红。

　　在警察局里，他也向警察详细阐述了当时发现案发现场的情景。

　　那天，他本打算去外地打工，趁着有空回了一趟老家，想着与母亲亲自告别。

　　他身上没有钥匙，所以就在门外敲门，大声叫嚷。可屋内始终没人来开门，他也以为母亲此时没在家中。

　　可他转念一想，母亲会不会躺在卧室里，没有听到他的敲门声呢？

　　恐怖片

　　他绕到母亲的卧室旁边，透过窗户，看到床上似乎躺着什么人。当时他无比确信，母亲就是在床上睡着了。

　　所以他对着窗户大声敲击，企图吵醒母亲。可不管他制造多么大的声响，屋里的人都一动不动。

　　该不会老太太出什么事儿了吧？会不会是昏迷了？抱着这样的疑问，他再也顾不了许多，捡起旁边的一块大石头就把家里的锁给破坏掉，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他掀开被子，定睛一看，却发现床上躺着的人并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一具早已经面目全非的尸体。

　　何军红险些被吓得魂飞魄散，他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

　　

　　由于何军红也是他们的怀疑对象之一，所以警察问他：

　　“虽然是你报的警，但是在得知死者正是你母亲本人时，你的状态似乎不大对劲，至少不像一般的儿子的状态。”

　　面对警察的疑惑，他也做出了解释。

　　“我和我妈的关系，怎么说呢，其实并不融洽。如果不是因为她，我跟我媳妇儿可能也不会离婚。也是因为离婚这件事情，我跟她之间有很大的隔阂。何军红解释道：我平时一般不回家，两三个月都没跟她联系过，实在没有办法对她产生多么深厚的感情。”

　　这个解释倒也合乎情理，而且，如果他真的是凶手，他不可能主动报警，吸引警方的注意。考虑到这一点，警察基本排除了他的嫌疑。

　　至于其他的人际关系网络，警察也没有放过。

　　母女相似，提供条件

　　在对现场做出进一步的勘探时，警察发现，这起凶杀案或许是一场典型的谋财害命的案件。

　　家中的所有存折，银行卡，包括张祝英的丈夫早年间去世以后她得到的抚恤金，全部都不翼而飞。

　　

　　经济冲突，金钱纠纷，这或许是破案的一个新的思路。

　　既然了解到了钱财问题，警察当然第一时间找到了镇上的信用社，并且要求信用社调出监控录像，寻找与张祝英有关的痕迹。

　　然而，由于时间太过久远，监控录像的数据早已经被清理干净。不过好在张祝英当时取出的金钱金额较为庞大，所以工作人员对她印象很深。

　　信用社的工作人员说：

　　“她当时一口气取了3万多块钱，而且还想取更多。但是，我们机构有规定，在不清楚理由的情况下，不能够一次性为老人支取这么多的金额。而且我还劝过她，一定要管好自己的财产，千万不要被骗子给蒙蔽了。”

　　也就是说，在被谋杀之前，张祝英曾经亲自来到信用社，支取过一笔较大金额的存款。可是现在，警察却没有在她的家中发现这笔钱的痕迹。

　　

　　那么有没有可能，当时来取钱的人并不是张祝英本人呢？

　　这个猜想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银行的工作人员提到过非常关键的一点，她总觉得，来取钱的张祝英似乎比身份证照片上的张祝英更为年轻。

　　但是，从面容特征上来看，两个人几乎是一致的。所以除了保养得当之一原因，工作人员也想不出更好的解释。

　　不过由于当时他确实非常疑惑，所以在接受警察问询的时候，他也把这一点提了出来。

　　而这一点，正是这起案件当中最关键的一点。

　　警察想起，他们之前在走访村民的时候，有不少人都说过同一句话：

　　“她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尤其是女儿，跟她长得特别像，就跟从一个模子里倒下来的一样。”

　　而且，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张祝英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当中时，她的女儿正好陪在她的身边。

　　

　　只是由于村民们对她们母女关系的一致评价是感情深厚，所以这份评价才蒙蔽了警察的视线，让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把张祝英的女儿何文娟纳入到怀疑范围之内。

　　现在，看到种种已经发现的线索，警察不由得怀疑，何文娟或许与张祝英的死脱不开关系。

　　只是，一个女儿亲手杀死自己的母亲，这些事情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听起来实在太过诡异，就连办案的警察也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可他们是司法人员，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必须谨慎查验。即使再匪夷所思的推测，他们也需要证据来推翻。

　　隔天，警察拿着一张从何军红那儿找到的何文娟的照片，再次来到了信用社，并且把照片交给了工作人员比对。

　　

　　那位提出的工作人员恍然大悟，他说：

　　“那天来取钱的分明是照片上这个人，怪不得我总觉得她年轻太多。她是户主的孩子吗？她们母女俩长得实在太像了，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怀疑过户主身份的真实性。”

　　虽然以前没有过怀疑，但是现在看到照片，工作人员完全能够确定，前来取款的并非张祝英，而是何文娟。

　　种种已经被发现的线索，几乎都指向了何文娟。四川的警察第一时间与吉林方面取得联系，因为何文娟远嫁去了吉林省，目前没有在四川省内生活。

　　对于姐姐的家庭情况，弟弟何军红似乎并不太了解。他们姐弟二人的关系也并不融洽，平时几乎不会联系，他更不会去主动关心姐姐的情况。

　　百般无奈，警察只能从户籍信息库当中调出照片，请何军红一一比对，进行辨认。

　　

　　在吉林缩小了搜索范围之后，他们又找到了何文娟的孩子上学的地方，并且在班主任那里找到了何文娟一家的具体住址。

　　警察的动作很快，拿到地址之后马上上门，在没有风吹草动的情况下堵住了想要出门的何文娟。

　　一位警察问她：

　　“你的母亲在四川出了事儿，你弟弟应该跟你说了吧。怎么？我看你的样子好像一点儿也不担心，你也没想过回去看看吗？”

　　何文娟解释道：

　　“我这里还有一大家子人需要照顾，哪里能抽得出时间？吉林和四川相隔太远了，我也没有办法。”

　　在她被警察控制住时，其余人员拿着搜捕令搜查了她的房屋，并且在屋子里找到了张祝英丈夫的存款，以及以张祝英为户主的银行卡。

　　面对如此赤裸的证据，何文娟对自己杀母的事实供认不讳。

　　

　　这样一个看起来老实本分的女人，怎么会残忍到亲手杀死自己的母亲？即使已经从凶手口中听到了承认，警察仍然觉得此事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他们逮捕了何文娟，把她带到了警察局，要求她把犯罪事实如实道来。

　　她也没想隐瞒，坦诚地说：

　　“我也没想过要杀她，是她实在太自私，只顾自己，完全不顾儿女。”

　　原来，何文娟从前离过婚，有两个孩子需要独自抚养。而她再婚之后，又与第二任丈夫生下了第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的成长，让何文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她没有文化，挣不了什么大钱，丈夫的工资连一家人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所以她只能开口，向远在家乡的母亲求助。

　　张祝英手中，有早些年丈夫去世之后留下的抚恤金，那是很大一笔钱。所以何文娟想着，母亲如果能够拿一部分给她，就能帮助她渡过难关。

　　可每次她开口寻求帮助，张祝英的态度都是不温不火。她只会随手打发女儿几百块钱，完全不理会女儿的要求。

　　2013年她过生日，何文娟回了一趟老家，想要趁此机会当面说服母亲。她和弟弟一起为母亲过了个生日，一家人吃了团圆饭，母亲的心似乎也因为亲情的感化而变得柔软了许多。

　　所以那天晚上，她再一次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但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不予理会，甚至还让她少说话，多睡觉。

　　

　　看到母亲浑身流露出的拒绝意味，何文娟的内心突然产生了一股无法言喻的愤怒。而就在此时，床底下的一把榔头映入了她的视线。

　　看着这锋利的武器，何文娟起了杀心。

　　但面前的人毕竟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她很难下定决心杀人。母女之间的亲情无法作假，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她还是希望母亲能够回心转意，母女二人不要撕破脸皮。

　　于是她尝试着靠近母亲，与母亲敞开心扉地聊天。脉脉温情在二人之间流淌，何文娟以为，母亲终于被她打动。

　　可是第二天白天，张祝英照样冷硬地拒绝了她的借款请求。她说得多了，张祝英不耐烦了，甚至想直接将她赶走。

　　

　　因为这样的态度，她终于下定决心，谋财害命。

　　所以那天晚上，她趁着母亲休息，悄悄拿出了藏在床底的大榔头，狠狠敲在了母亲的头上。

　　张祝英想要反抗，她敲了两下以后，便拿被子捂住对方的口鼻，硬生生把张祝英憋死了。

　　确认母亲死亡以后，她把家里洗劫一空，带着钱仓皇逃窜。

　　但事实上，从做出杀人行为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做好了被发现和被逮捕的准备。警察今天上门，她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不必再带着巨大的负罪感躲躲藏藏。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令人唏嘘，何文娟的所作所为更是叫人叹为观止。

　　

　　因为杀人和抢劫的罪名，她被依法判处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场震惊社会的弑母案件，也终于落下帷幕。

　　结语：

　　那些被何文娟觊觎的财产，属于她父亲的遗产。而张祝英作为死者的伴侣，当然享有对这份遗产的完全支配权利。

　　在利益的驱使之下，何文娟被愤怒蒙蔽了双眼，对着自己的亲生母亲痛下杀手，泯灭人性。她的所作所为，既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也会受到道德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