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1945

　　

　　抗战老照片（资料图片）

　　

　　王晓光，直隶（今河北）安国人，1924年7月出生，1939年入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9月2日到最高检任副检察长，1991年12月29日离休。

　　

　　辛波，山西洪洞人，1919年8月出生，1937年10月参军，1979年9月到最高检工作，1983年10月离休。

　　

　　张琦，江苏武进人，1916年8月出生，1942年3月参军，1949年12月到最高检工作，1982年11月离休。

　　

　　杨森，山西介休人，1925年12月出生，1943年12月参军，1978年5月到最高检工作，1985年9月离休。

　　

　　王尚三，安徽萧县人，1922年8月出生，1939年参军，曾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1954年到最高检工作，1982年12月离休。

　　

　　周来以，江苏泰州人，1928年3月出生，1945年7月参军，1956年7月到最高检工作，1983年12月离休。

　　

　　张幼岚，江苏南通人，1926年4月出生，1942年参军，1978年到最高检工作，1982年11月离休。

　　抗日模范村走出的女兵

　　——访最高人民检察院抗战老兵冯烈

　　

　　冯烈，1922年6月出生，山西孝义人。1939年参军，1951年2月到最高检工作，1979年2月离休。

　　得知要接受采访，98岁的冯烈老人特意穿了件红色上衣，衬着脸色格外好看。

　　“我们村是抗日模范村，100多户人家，出来参加抗日革命队伍的有108个人，女的出来了5个，都是十几岁的孩子。108人现在就剩下我和一个弟弟两个人了。”冯烈用洪亮的声音向记者讲述着记忆里的抗战故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冯烈在抗日救国的感召下投身到抗日战争中。1939年参加八路军115师学兵大队。由于敌人封锁了铁路和公路，要从一个根据地转移到另一个根据地，必须经过敌人的封锁线。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只能在没有月亮的晚上行动。“人家睡觉都是脱鞋，我们睡觉得把鞋穿好，鞋带系紧，衣服穿整齐。一有命令就得马上出发。”冯烈回忆说，为防止有人掉队，都会安排一个男兵带两个女兵。行军时，有的女孩子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趴在地上不起来，男兵把她们拽起来继续走，还不能有一点儿声响。万一被敌人发现开了枪，谁也不许跑，就算中了枪，也得相互扶着一起走，不许任何人掉队。

　　1940年，冯烈在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妇联工作。先后在灵石、汾阳、清徐深入农村，组织、宣传、动员妇女参加抗日。1950年调省军区、武装部后勤科工作，1951年底调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工作，1979年2月离休。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冯烈一直战斗在敌占区、游击区，处境非常艰难，多次被敌人包围，经常遭遇险境，为了顺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出生入死，无所畏惧。冯烈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生活上既无工资，又无津贴，一心想着跟党走，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

　　1942年农历腊月二十九，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正是滴水成冰的数九天，听说游击队刚从前线突围回来，冯烈到离县城五里地的小山村了解妇救工作情况。突然听到了枪声，她快步走进一户百姓家中，这位妇女正从织布机上下来，两人见面后没说几句话，日本人就闯进门，张牙舞爪地问，“有没有土八路进来过”？那位房主被吓得只是抱着小孩坐在炕上摇头，冯烈见状大声回答，“不知道什么叫八路军，听不懂你的话”。那几个日本人在家里翻箱倒柜什么也没有找到，气冲冲地用枪砸坏织布机的机头，又把院里的狗打死，而后离开。

　　敌人走后，冯烈和老乡谈了大约半小时，正准备返城，又听到连续不断的枪声、狗叫声。当时所有的路都堵死了，只有一条小路可以冲出去。老乡把孩子托付给冯烈，主动提出自己来应对日本兵，让冯烈先走。老乡跟冯烈换了服装，还在冯烈脸上抹了把锅底黑，防止被敌人认出来，暴露目标。在重重围困中，已牺牲了几位民兵，无奈之下，冯烈鼓足勇气，趁日本人一时不注意，抱着孩子跳下雪山，死里逃生，在山洞里露宿一夜，天明前赶回县城。

　　（本报全媒体记者谢文英）

　　祖父舍命保护专署机关

　　

　　李仲一，河北武邑人，1907年4月出生，1939年1月参加工作，同年入党。

　　我是河北省阜城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李洪涛，祖籍武邑县北王政村，祖父李仲一是建国前的老党员。自记事时起，就常听抗战时期祖父舍生忘死保卫冀南五专署机关的故事。老一辈革命人对党忠诚、不怕牺牲的精神始终引领着我。

　　“日本侵略我国杀人无数，我要去投八路军抗日，不然就成亡国奴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身为教师的祖父面对日寇大举侵略国土，临行前对曾祖母说了这番话。曾祖母深明大义，全力支持祖父奔赴抗日救亡道路。祖父随后参加了中共冀南五专署工作，同年入党，任民教科副科长等职。祖母赵世华在祖父影响下也入了党，任村妇救会主任，日夜组织妇女操练、宣传抗日主张，为八路军织军布做军鞋，支援战士浴血抗战。

　　1942年百团大战后，日寇发现八路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便放缓了正面进攻，转而对冀南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疯狂进行大扫荡，在距村2公里的苗小庄设了据点，修建炮楼3个。当时部队赴外线作战，专署机关的生存发展陷入困境。祖父反复思考后，决定把家里闲置的后院空宅提供给专署机关用以藏身。他将通向胡同的门堵死，挖掘地道躲避搜查。由于封闭严实保密得当，敌人多次扫荡都未被发现，为专署机关开展对敌斗争提供了落脚之地。

　　1944年10月12日，由于有人告密，说村里藏着八路军官，日军半夜动用几百人包围进村。祖父母朦胧中听到脚步声，就赶快让大家下地道。日军三次闯进我家，把刺刀架在祖父母胸口恐吓，祖父母视死如归，沉着应对，使专署同志在这次大搜捕中平安无恙，当时脱险的有专署专员任仲夷、主任张海峰、科长沈铁民、秘书尤洪涛等多名同志。

　　祖父母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是我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激励后人将革命家风代代传承。受祖父影响，父亲李樵民在解放战争时就入了党，他革命意识强，思想觉悟高，建国后一直从事财税工作。父亲工作任劳任怨，生活艰苦朴素，没有吃的就挖地种菜，没有钱花就捡废品补贴家用，始终保持清正廉洁，不拿单位一分一毫，直至1983年从财税局副局长岗位离休。

　　正是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我始终坚守在清贫、艰苦的工作岗位，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埋头苦干，连续多年入选河北省调研人才库成员，连续8年获省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受表彰奖励50多次，荣立个人一等功，被授予“全省杰出检察官”“最美河北人”等称号。

　　（李洪涛/口述 本报记者肖俊林整理）

　　难忘那场战斗

　　——访安徽省检察院两位抗战老兵

　　

　　陈开平，1928年出生，1944年参加工作，1945年入党。

　　

　　冯玉珍，1926年出生，1944年参加工作，当年火线入党。

　　在安徽省检察院，参加过抗战或为抗战服务的离休干部共有3位。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前夕，记者有幸采访了其中的两位，一位是陈开平老人，另一位是冯玉珍老人。

　　采访陈开平老人是在医院里进行的。老人看起来精神状态还不错，他向记者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的点点滴滴。陈老当时参加的是民兵自卫队，虽然没参加过大的战役，但一些小型战役倒是打了不少。随着战事吃紧，部队需要通过不断转移来牵制日军，和日军打游击、打狙击战。有一天晚上去围剿敌人，取得了胜利，这让战士们受到极大鼓舞。

　　“当时生活很艰苦，能吃上一顿饱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很知足的事情，但大家一心只想着打败敌人，早日把敌人赶出中国去，好过上太平日子……”

　　1979年，安徽省检察院恢复重建，陈开平转业到检察院二处工作，任正处级检察员，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经历过那段苦难岁月，陈开平老人特别提醒大家“要倍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建设好我们的国家，要时刻心向党，跟党走，铭记党的恩泽，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建设好我们的党”。

　　冯玉珍老人的老家在河北冀东平原，那里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八路军打击日军的主要战场之一。因为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冯老十六七岁就入了党。冯老告诉记者，她当时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基层组织开展工作，担任过儿童团团长，还参加了抗日妇女救国会。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过战斗，但一直在为八路军服务，比如交公粮、送信件、站岗放哨等等。

　　1985年，冯玉珍老人原工作部门被撤销，关系转到安徽省检察院后离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采访结束前，冯老深情地写下了这句话。她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人民也幸福了，老年人也都很享福，这要感谢我们亲爱的党。她希望年轻一代一定要忠党爱党，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在党的领导下，去建设美好生活。

　　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陈开平、冯玉珍两位老人都获得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荣誉纪念章。

　　（本报记者吴贻伙 通讯员李昂  李瑞英）

　　外公消灭了日军守粮官

　　

　　王宜皋，河北清河人，1925年5月出生，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离休。

　　我是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行政检察组负责人焦新国，细细数来，在检察机关工作了25年。时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抗战故事涌上心头，那时我由外公王宜皋照看，闲暇之余，外公常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

　　外公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那是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外公十八九岁时，日军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村里成立了民间抗日组织“六离会”，组织年轻队伍抗日，外公作为热血男儿难容山河破碎之辱，便悄悄加入了该组织，秘密开展游击战。

　　1943年秋天，那年的庄稼收成不太好。驻扎在村里的日军开始了新一轮扫荡，在那个艰难年代，乡亲们就靠这些粮食维持生计，可日军却丝毫不给他们留活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外公和“六离会”的同志们策划了反击行动。

　　那晚月黑风高，他们悄悄潜入粮仓，杀死了一个看守粮食的日本士兵，但没等运出粮食就被巡逻日军发现，随即遭到疯狂报复。村里14名年轻人被残忍杀害，11人被抓走，受伤群众若干，外公在县大队的掩护下才侥幸得以逃出。

　　“他们都还那么小，有的才十五六岁啊。”每每讲到此处，外公都会落泪。外公常常告诫我要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这是他的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也是从这件事起，外公认识到了党组织的重要性，正式加入抗日队伍，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共产主义精神给外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他随组织四处作战，之后根据安排转入地下工作，为完善清河抗日革命根据地，组建地方政权作出重要贡献。

　　外公的抗日故事虽然没有多么惊天动地，可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像外公一样的共产党人，才有了今天强大的新中国。外公晚年时，常念叨毛主席的一首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阳。”我知道，这是他看着如今的太平盛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跟随外公的步伐，我也走进了军营，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伍后我转业到检察院，成为一名检察干警。25年从检路，我多次因工作突出被评为先进个人，两次荣立三等功，在两次获评优秀共产党员期间，我参与办理了很多反贪大要案，面临各种危险和诱惑，从未有过丝毫动摇。

　　老一辈革命人一心为党，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无私奉献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现在我也常把外公的故事讲给子女听，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焦新国/口述 本报记者肖俊林 通讯员孙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