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东华：红军四渡赤水白沙会议的意义浅探

　　

　　红军四渡赤水白沙会议的意义浅探

　　万东华

　　遵义会议增补了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没明确在党内和军队的指挥权。毛泽东是如何掌握军事指挥权的？又是如何进入军事指挥核心的？博古交权后，张闻天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在古蔺的白沙场连续发出的两个重要文件，又是如何形成的，有何意义。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现梳理如下：

　　一、遵义会议前后

　　1935年1月7日，由刘伯承同志指挥，1军团6团智取遵义成功。军委纵队1月9日进入遵义城。由刘伯承同志兼任遵义警备司令。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柏公馆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会议只能在晚饭后召开。因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室内还生了火盆取暖。

　　会议由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决定和审议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总结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与西征（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在否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方案后，便集中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首先是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被称为“副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发言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进攻时犯了冒险主义，防御时犯了保守主义，突围时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洛甫（张闻天）也作了长篇发言，王稼祥在发言中第一个推荐毛泽东进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十分激烈。在会议期间，敌军薛岳兵团2个纵队8个师尾追中央红军进入贵州，集结于贵阳、息烽、清镇等地。先头部队已进至乌江南岩；黔军以2个师兵力担任黔北各县城守备，又以3个师分别向湄潭及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懒板凳进攻；川军14个旅分路向川南集中，其中2个旅已进入至松坎以北的川黔边境；湘军4个师于湘川黔边境的酉阳至铜仁一线构筑碉堡，防堵中央红军东进；滇军3个旅正由云南宣威向贵州毕节开进；桂军2个师已进至贵州独山、都匀一线。

　　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曾指出：“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其他问题暂不争论”。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一）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1月19日起，中央红军分别向长江边出发。准备北上入川，“争取四川赤化”。1月28日，红军三军团、五军团在途中与川军相遇于贵州土城一带。由于敌人在内线作战，力量雄厚；红军外线作战，人员装备严重不足；川军以逸待劳，人地两熟；红军则长途转战，人地生疏。土城战斗红军受到严重挫伤，毛泽东提议为保存实力，再图发展，撤出战斗，改向川南古蔺转移。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四渡赤水。

　　一渡赤水后，经古蔺、叙永向滇东镇雄转移。2月5日，在“鸡鸣三省”的叙永石厢子，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重新分工，由洛甫（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博古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明确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重大问题仍交集体讨论。

　　2月7日到达云南镇雄扎西。2月8日由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张闻天受遵义会议委托，以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为基调，综合其他同志的发言，而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定》）。在此期间，毛泽东向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央红军需要进行整编，为下一步进退做好准备。2月10日军委下达各军团缩编的命令。由于滇军孙渡纵队与川军潘文华从南北两个方面向扎西压来。2月11日，毛泽东提议中央红军迅速脱离川军、滇军的侧击，向东四川古蔺南面转移。当日军委下达命令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东进。由云南再次进入四川古蔺南部，经过古蔺（现叙永县）的营盘山、黑泥哨、摩尼等地。

　　2月15日军委直率部队，从黑泥哨到达古蔺白沙场只有六十来里路。到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安排住白沙场魚塘湾的三合头房里，红军总部朱德、周恩来等住白沙场崔家祠堂（两地间隔一百多米）。还早毛泽东看到白沙河坝绿茵茵的油菜就出来走走。走到崔家祠堂，见到朱德、周恩来站在崔家祠堂的坝子边，就随便走了进去。这时，一个年轻的译电员送来一份电报，交给朱德。朱德看到最后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他随手把电报递给身边的毛泽东。笑着说道：“这是刚刚破译的薛岳的电报，你们看看！”

　　原来那电报讲了一大篇红军的动态，位置之外，还有很多吹嘘的东西，说什么“共匪主力被我川滇军截击”，说“四处崩窜，已成流冦，短期内决可尽歼”，极力贬低红军。毛泽东、周恩来看到这里，相对哈哈大笑。毛泽东笑得烟灰都抖落到衣服上去了。朱德用冷峻的口吻说：“蒋介石很喜欢听这一类的消息，他的下级也就会给他提供这类新闻。悲夫！”

　　也许是敌人的电报给了毛泽东灵感，他突然眼睛一亮，神色愉快兴奋起来。周恩来猜到他心中已经有数了，就笑着问：“主席，是不是有了锦囊妙计了？”毛泽东从容地点起一支烟，吸了两口，才微笑着悄声地说：“我看，还是杀个回马枪！”“回马枪？”周恩来眼睛一亮，“是要重回桐梓、遵义？”

　　“是的。”毛泽东点了点头，“现在形势很明显，敌人要把我们聚歼在这里，这个地方是不能久待了；第二，敌人共有三十多个旅封锁长江，北渡长江也使不得；而遵义地区敌人兵力空虚，我们正好狠狠地咬它一口。这样，我们突然调头南下，等这一坨坨敌人摸清我们的行踪，已经望尘莫及了……”

　　“妙棋，妙棋”朱德不禁抚掌笑道。

　　“好，好。杀回马枪！”周恩来也连声赞叹，接着又补充道：“不过，我们还是向洛甫（张闻天）汇报－下。”

　　毛泽东仰起头，望了望大家，说：“事不宜迟，要快。一边汇报，一边作好渡河电文的起草。”

　　周恩来拿起刚翻译的电报去向洛甫（张闻天）汇报，毛泽东和朱德一起起草《二渡赤水河行动计划》。

　　洛甫（张闻天）听了汇报，也认为是条妙计，立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联系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一致同意。作出决定二渡赤水河。于当晚20时，由中革军委发出《二渡赤水行动计划》。会后毛泽东根据当天会议精神，红军要再渡赤水河了，为了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这一战略意图化为全体指战员和政工干部的自觉行动，当晚拟出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于2月16日上午会议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此文件。当天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联合下达。发到全体指战员及政工人员。这个文件贯穿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政治治军理念，起到了保证二渡赤水，消灭敌人的动员令的作用。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随即开展了遵义之战。二渡赤水后的遵义战役完全超过了原来的设想规模。红军五天时间取桐梓，夺娄山关，占遵义城。尤其是消灭中央军吴奇伟部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击溃黔军八个团，毙伤敌二千四百多人，俘敌约三千人，缴枪二千支以上，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

　　1935年3月初，张闻天有感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才能的卓异超群，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3月4日，中革军委正式出文任命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3月11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电报给中革军委，提议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当天，张闻天立即在鸭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与会大多数人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一人坚持主张不打。他认为在当前我们不能“啃硬的”，不应打固守之敌，还是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可是，大多数通过要打的主张。毛泽东很不放心，认为打是不对的。当晚半夜里，毛泽东提起马灯到周恩来住处，建议缓发作战命令，应慎重从事。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11日晨再次开会研究，说服了与会者放弃进攻打鼓新场计划，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

　　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军事指挥需要适当集中，临时决断，不能像过去那样许多人开会讨论后才作出决定，这样不利于军事指挥。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很赞成”毛泽东的提议，第二天便在苟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成立“三人团”，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周恩来任团长。交付讨论，获准实行。至此，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重要决策遂告完成。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成为事实上的领导核心。

　　3月16日至17日，在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古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经古蔺的镇龙山向长江挺进，红军主力却隐蔽集结。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断定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还得意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蒋军大举西进。中央红军立即掉头，于3月21日晚至22日分别经过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仅用五天时间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河。四渡赤水到贵州之后，直逼贵阳。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十分空虚。中央红军乘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时，迅速进入云南，并于5月7日在皎平渡、洪门渡过了金沙江。

　　“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堪称是无招胜有招的最髙境界。

　　二、二渡赤水后，是中央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开始

　　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写道：“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这说明“循原路反攻遵义”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决定。2月15日，经集体讨论，由中革军委发出《二渡赤水河行动计划》。明确“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作战目标”。这份电文第（四）项中，还明确“我们率军委直属队明日在白沙休息”。谁能率军委直属队，当然是中央政治局了。电文的最后一句“以后并由军委逐日命令指导上述计划的实施”。这也是中央政治局的口吻。各军团立即作出了统一安排布置，于18日至21日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渡河。由此可见此电文《二渡赤水河行动计划》，是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一起研究，并起草的。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革军委统一了思想，同意作出的决定。

　　二渡赤水后遵义之战，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此为红军自江西突围以来有数之胜仗，似出红军极有计划之行动。”而蒋介石则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耿飚回忆录》中记载：“红军二渡赤水，彻底摆脱了川军，使蒋介石包围红军的美梦破灭”。杨成武在《忆长征》中记载：“挥戈向东，二渡赤水，我们三军团再占桐梓。川军、黔军、滇军、湘军和‘中央军’，在我们屁股后面打圈圈，迷了方向，一时，不知红军的来踪去迹。”

　　关于遵义会议精神各军团传达，由于经常处于军情的紧急状态下，一直没时间进行传达。直到第二次攻克遵义后，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聂荣臻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中记载，我们军团“是在仁怀附近一家地主场院里进行的。传达时正下小雨，谭政同志帮我撑着伞，大家精神很集中，几个小时无人走动。”《耿飚回忆录》中还记载：“我们用两天时间在营以上的干部中传达学习了遵义会议决议，每人发一张《告全体红军战士书》。这份珍贵的历史文件，我一直保存在身边。”

　　1935年2月26日，在娄山关经历了激烈战斗，红军歼敌600余人，下午四点，夕阳西下时，毛泽东登上娄山关。此时战斗已经结束，山石上的弹痕，树干上的断枝，空气里还弥漫着硝烟和血腥，清晰地记录着刚才发生的一切。此刻，山风呼啸，于是，毛泽东脱口而出，吟诵了《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三、《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是新的战略方针

　　白沙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审定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是一部在红军长征途中的十分重要的文献。当时这部文献通过电报传达到各军团，并要求及时传达到所有指战员和政工人员。使每一个红军战士明确：首先，为啥要放弃渡长江，向川北发展的原因，澄清了当时在红军指战员中的模糊认识。其次，是统一了全体指战员作好打游击战的思想准备。指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并提出具体的要求和纪律是“争取广大群众的重要条件”。进一步明确红军的战略任务和方针。再次是重温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伟大历史泉源，唤起了广大红军战士在困难时要看到光明，看到成绩的激情。“把全国红军的胜利与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变为胜利的中国大革命”。号召全体同志鼓起百倍的勇气，“为着这一光明的前途共同奋斗！”毛泽东机动灵活用兵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略跃然纸上。

　　毛泽东自井冈山开始，就十分重视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待到他发表有名的《古田决议》，应当说有关政治建军的理论是比较系统的。在毛泽东看来，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犯军事路线错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忽视了政治工作。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复出之后，要求对红军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使广大指战员都明白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时下，红军要再渡赤水河了，为了把中央的这一战略意图化为全体指战员的自觉行动，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告全体红色战士书》。这个文件不仅贯穿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而且也是毛泽东政治建军的理念的体现。

　　在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的同一天，中革军委分别电告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现我野战军已折向赤水河东，乌江以北活动，并以黔西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同时，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由川南回师向东的政治工作指示》中，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四、白沙会议的真正意义

　　白沙会议发出的《中央军委二渡赤水河行动计划》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战士书》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战略方针的充分体现，是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充分发挥个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治军的具体体现。得到了政治局常委们和军委其他同志的一致认可，也为下一步进入军事领导机构，成为事实上的领导的核心铺垫了底。

　　白沙会议彻底解决了引领中央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问题；使我党和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彻底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问题；使我党彻底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统治问题。

　　应该说，白沙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作者系古蔺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

　　参考文献：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天地出版社，叶永烈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1927--1945的毛泽东与中国）。

　　王朝柱，《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纪事》（上册）。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陈文书主编，《毛泽东与四川》2014年4月。

　　李颖，《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彩图版）。

　　刘华清，《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

　　中国言实出版社 ，罗元生、刘标玖著，《长征中的名战名将》。

　　本文首刊：【泸州史志】2022年4月20日 第110期

　　来源：泸州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