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之水门桥》总监制黄建新：中国人的情感，好莱坞片抓不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宋说

　　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正在全国热映中，截止发稿前，影片累计票房已突破9亿元，热度居高不下。自从前作《长津湖》上映之后，很多观众都很想知道七连战士们后来的命运，《长津湖之水门桥》的故事，就是七连故事的大结局。作为《长津湖》的续集，该片不仅呈现了更强的视觉冲击力，也保持着对于丰富人性的描写，伍家兄弟和志愿军战士们去了哪里？他们最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还有“三炸水门桥”为何是长津湖战役后半程的重中之重？如何将一场战斗拍出超级大片的震撼观感？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总监制黄建新接受访谈，聊了聊《长津湖之水门桥》的拍摄过程和创作故事。

　　参军给自己留下了特别能坚持的精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长津湖》上映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那时候，您和各位导演们在做什么？

　　黄建新：当我们完成《长津湖》的后期工作、影片上映之后，我们的导演们就开始了复盘。我们收集观众们对《长津湖》的反馈、期待和疑问，把它们整理了出来。虽然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但我们把这些反馈都纳入了考虑，希望当我们把《长津湖之水门桥》带给大家的时候，能够最大程度地剔除遗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就您的个人感受而言，《长津湖之水门桥》的片场最冷的时候有多冷？

　　黄建新：我记得最冷的那几天有－28℃、-31℃的样子，演员做完剧烈的动作之后就会出汗，而他们候场的时候汗水就会结冰，衣服局部就会变硬。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我们还要在现场架鼓风机吹大风，的确是非常冷的，但我们确实又需要打造这样的效果，因为当年就是这样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长津湖之水门桥》是如何让观众产生沉浸感的？特效量会不会特别大？

　　黄建新：CG有两种，其一是大规模的、触目惊心的表达；其二是几乎处处存在，但是你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像《长津湖之水门桥》，特效就会更像是第二种，它几乎是处处存在但是又让你发现不了，这种特效的难度更大。我们反复加工，一直在努力达到导演想要的效果——要让观众体会到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而不是一场科幻的、未来的战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您最早知道长津湖战役是什么时候？当时这段历史对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黄建新：我最早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知道了“冰雕连”，因为那个时候曾经有过一些电影、文学作品涉及抗美援朝战争。

　　我们那时候才比较能够知道，原来东线战役那么艰苦。面临着历史上几十年不遇的寒冷天气，我们的战士们连厚的棉衣都没有。而且白天敌机轰炸不得不隐藏起来，晚上才能出来打仗，加上通讯设备不足，又没有坦克、重武器，也没有飞机。但是美军全是“佩刀”（F-86战斗机）、“黑寡妇”（P-61战斗机）；B26、B29轰炸机等等，我们要面临的是武器装备强于我们无数倍的敌人。那个时候就觉得真是难以置信，但又的确是事实。

　　当了解到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残酷而又伟大的转折，你就有渴望想了解得多一点。而且后来有了互联网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关于这场战争的报道，可以看到很多的影像资料，了解得越多，你就会越有一种冲动，如果有一天可以拍它的时候，那会是一部特别有意义的电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正如您所说，现在很多资料是以西方人的视角去看待这场战争。那么，我们的电影是怎样表达我军或者是中国电影人对它的一种阐述的？

　　黄建新：你现在看到的比方说武器的差异、军队装备的差异、规模的差异等等，你只能看影像资料。甭管资料来源于谁，你能看到客观差距在哪里。虽然那个不代表整个战争体系，但是你的确能看到差距。

　　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美军当时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登陆。仁川登陆那时候他们就有航母了，而我们前几年才有航母，这中间差了五六十年。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武装到牙齿了，我军很多战士还背的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三八大盖”（三八式步枪），还有一部分是解放战争中缴获国民党部队的美式枪，还有拉一下打一下的那种枪，连发的都很少。

　　但就在这样的装备差距之下，我军还是毅然出国作战打击侵略者。所以这个差距，你只有把它客观地表现了，才会觉得这个精神是伟大的，才会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一点不气馁，我军从不畏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您曾经参军的经历，对于您一直以来塑造军人形象、铸造军魂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黄建新：我入伍的时候只有16岁，片中的万里比我还大三岁。其实，军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经历过部队的训练，军队是一个集体意志力的团体，必须有钢铁般的纪律和意志。所以你当兵以后，你会特别守时，也会特别坚毅，坚持力、持久力也会变强。

　　如果真的受到了部队的熏陶，接受了部队给你的那种精神，也就会有一种特别能坚持的劲儿。就是你做事情会一直往前走，即使撞南墙上了还要走。这个劲儿是部队给的，这些东西就是让你对部队会有天然的情感。所以我们在视频里看到那些老战士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时候，他们所有人表现出来的情感，全是真的，会一下子就哭，它就是有这样一种极强的凝聚力。

　　所以我们电影《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中也是，七连是有极强凝聚力的。战士们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在超出体能极限、没有吃的、衣服不够、弹药不足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一直这么打，一直这么走，一直勇往直前。面临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和强大武器，只要这是一个任务，哪怕打到只剩最后一个人还要打。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宣扬的精神，我们需要这样的精神。

　　创作富有情感和共情力的艺术作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关于制作，您跟于冬有过什么样的交流？

　　黄建新：这次的制作难度有点超乎我们的预估，都超出了我的经验。我在电影圈里也算一直在做电影吧，从当了兵回来上大学，这40多年一直在做电影，做了无数的电影，包括跟全世界的合作，算经验比较多的，但是这一次片子的难度已经超出我的经验范畴。我跟于冬聊，他也说超出了他的经验范畴。但是既然你要拍这个题材，那就只能努力，大家就拼命去做，努力去完成它。应该讲，博纳注入了最大的诚意，包括投资等等方面，保证全公司为这个电影倾力而为，这种精神其实也感染了所有的创作者，大家也倾力而为。

　　因为这个戏的难度太大，所以根本拍不快，动不动就是几百人、上千人，有的时候算上工作人员有六七千个人在现场工作，而且有大量的夜景，难度非常非常大。还有特效的合成等等，这一系列都是超出我们拍电影的常规范围，遇到了很多挑战。

　　我们有几十家特效公司来参与，因为没有一家公司能打包票完成，包括全球很大的特技公司以及中国一些新晋的特技公司、很有创意的年轻人也都来集体参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三位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如果有的话，您是怎么去协调的？

　　黄建新：我们把剧本、结构分完了以后，在结构里做一些细节联想，在文学阶段就把这些事情完成，然后大家拍完互相去参照，自己拍的部分怎么衔接。因为同时开拍，可能最头跟最尾的戏都开拍了。针对服化道、演员、拍摄计划、所有的景和天气等等的协调，大家每天都会协调沟通，有问题提出来立刻解决，最终完成结构上的衔接。

　　它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有巨大的一个体系保证导演之间的衔接，导演们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创作上，其他的细节都通过协调来完成衔接，实在有了大的问题，跟戏剧有冲突了，我们才会请导演开会来商量。或者我会自己去挨组跑，跟这个导演开完了会再跟那个开，拿出一个结论之后再去协商，然后再去跟三个人确认。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是一个工业电影，工业是有规矩的，它是在一个规矩、一个结构里头运转，而不是随心所欲的，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它是一个结构，大家服从于一个结构，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中国电影进步了，就是因为这样的结构。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是可以按部就班，按计划地推动的。

　　每位导演都特别投入，每一个人都表现了自己的特点，包括陈凯歌导演那种诗意的表达，那种对人物特别细微的刻画以及微妙的情感，徐克导演那种视觉的彰显和极棒的节奏感，和林超贤导演那种硬仗的感觉以及强烈的刺激。

　　跟他们合作，我也常常能够学到新东西。我们有空就复盘，就在反思我们有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不想辜负这个题材，想把这个作品拍好。我想，这也是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带给我们的力量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您和徐克导演的合作有过很多次了，这一次再合作，感受上是怎样的？

　　黄建新：我觉得，他是一个为了拍好戏，可以不顾一切的人。记得有一天在片场，我正打算和他继续讨论，我一扭头他就不见了，“徐导人呢？”我再一抬头，看到他已经站在山坡上的风扇前了。我们在片场有许多巨大的风扇，直径得有一米五吧，徐克导演就用脸对着高速运转的大风扇，距离风扇也就几米远，那个风呜呜地吹着，连旁边有人说话也几乎都听不见。他就一边用脸对着风扇，一边专心地让工作人员调试设备，调整鼓风的强度，“来，继续，还不够！”我吓一跳，就想去拉他，但他还继续迎着风，“没事，别拉我。继续！”

　　还有一次，徐导拍战士们在雪地里前进的戏。徐导就亲自趴在雪地上往前爬，他要亲自测试地上的雪是不是符合剧情的需要，以及演员能不能够在雪地上顺畅地做出我们需要的动作。他常常趴在地上、甚至在雪地里爬、翻滚，给演员做动作示范。徐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习惯了片场大小事都亲力亲为，他就是一心为了戏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在创作过程中既要尊重历史，也要进行了一部分的加工和虚构来让电影更好看。那么咱们这部电影是怎样平衡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的？

　　黄建新：大家看过《英雄儿女》就会知道，它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写了一个父女团圆的故事。其实它就是写了足以一个概括人类共情的故事，把战争展现在我们面前，王成为了胜利喊出“向我开炮”，就变成今天我们所说的金句，大家都会记于心中。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艺术是富有情感的，富有共情的，当有立体的人物形象在你面前的时候，他和真实就是融合的。除非是细节的虚假造成了不融合。

　　这一次也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战争故事，我们虽然虚构了兄弟俩，但是这两个虚构的人物和七连的故事，是完全符合我们对中国人精神的领会，是最本质的情感。他们爱家乡，他们渴望和平，可当他们遇到侵略者的时候，还是会毫不犹豫就往上冲。

　　呈现特别真实的战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在您看来怎样算是一部成功的战争片？您认为《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做得如何？

　　黄建新：战争片就得有战争，就得把战争拍得真实。战争是残酷的，牺牲是普遍的，生命可贵，但牺牲的那一瞬间可能变成永恒，这就是战争片给你的。什么是永恒？是战士们为了保护我们，他牺牲了。

　　战争片一定要呈现特别真实的战争规模，战争是真实的、残酷的。拿长津湖战役来说，它不是一个小小的战斗，它是有规模的。我们是用最接近真正战争状态的拍法，人进入战争状态中，从头到尾，战友中谁受伤了、大家怎么救的、有谁牺牲了；所有人在战争中的难过、痛苦，那一瞬间的精神沟通……真的是让人止不住地流泪。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那么《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有哪些东西是好莱坞的大片所不具备的？

　　黄建新：中国人的情感，好莱坞的大片是完全抓不住的。《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就是中国人拍的，中国人赋予中国人情感，包括对待战争、和平的态度，对待兄弟姐妹的态度，这是完全中国精神世界的东西，他们是没法拍出来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请分别点评下角色和演员。

　　黄建新：这一次和这些演员合作，我对他们的全情投入印象非常深刻。他们沉浸在人物当中，在我们拍摄期的时候，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我随时都有可能会接到演员们的电话，有时候是他们问我人物、表演方面的问题，有时候是想跟我讨论问题。其实他们真的挺不容易的，他们在三个导演的剧组里辗转，要吸收三个导演的要求，再放在自己的人物上，达成统一性。

　　吴京身上充满了正气，有坚毅执拗的眼神，坚持性很强，但有的时候又很好玩，就像是一个在战争中磨练了很久，已经对打仗很自如的那么一个连长，他的身上其实有朴实跟经验以及意志的结合。

　　万里就是一个一直成长着的人物，易烊千玺很好地完成了这个成长的演绎。观众会跟着他的视角，从《长津湖》到《长津湖之水门桥》，去理解这场战争，去理解这一仗为什么非打不可，去理解这段历史。

　　谈子为是一个战斗英雄，是一个传奇，但是他身上其实更深地反映了传奇跟真实的人之间的关系。到最后你发现，他依然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对东西看得比较透彻，他是一个喜欢动脑子的人。我觉得这个角色还是蛮有意义的，段奕宏也演得好。

　　梅生有点像知识分子，其实我们这个连队想写各个不同的阶层，像有在山东沂蒙山当兵的，也有梅生这样从小住在上海教堂旁边，还会一两句英文的。这个人物是一个政工干部，但他依然能打，他身上还有特殊的细腻，我觉得这是他必须应该有的决策力。而且我觉得朱亚文处理得挺好的，包括他跟连长的关系处理，在这么大的一个宏观电影里，他还能抓住那些微妙的点点滴滴，处理好这些关系，挺棒的。

　　李晨其实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在这个戏里他其实是有喜欢当兵的感觉，他角色名字两个字“从戎”也挺有意思。他懂一点通讯，负责联络，有时候喜欢开玩笑。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他们每个人都很可爱。这部电影最好的东西，就是每一个角色都是生动地展现在你面前，你觉得这些人似曾相识，你会跟着他们笑，会跟着他们难过，会跟着他们一起生气，他们会这样带着你走，一直带着你往前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如果有机会对抗美援朝的英烈们，不管是健在的还是已经牺牲的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黄建新：他们永远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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