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其帝王的执政理念都是怎样的？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可以算作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封建王朝，纵观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这个王朝几乎规避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所有问题，外戚干政、宦官专权这些专制体制下常见的问题都没有出现在清朝，清朝开创的康乾盛世也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盛世。

　　清朝统治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清朝历代帝王普遍较高的政治素质，满清上层十分重视皇族教育，这使得清代帝王大多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儒家的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清朝政治文明的发展。

　　

　　满清在关外时就已经积极向汉文明学习，入关以后更是积极汉化。顺治元年（1644），刚刚入主北京不久的满清统治者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系统地学习儒家的政治文化了。顺治帝亲政之后，更加重视对儒家典籍的学习，顺治朝的大臣也积极进谏，不断提醒顺治帝举行经筵。顺治九年（1652），秘书院编修曹本荣应诏上《圣学疏》，曹本荣将自然灾害归咎于顺治帝没能重视儒家典籍的学习，虽说是天人感应之类的迷信之举，但是也彰显了经学在清朝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顺治十年（1653），朱允显认为经筵一日都不能耽误，所以文华殿没有完工，他就建议顺治帝在偏殿召见儒臣，学习儒家典籍。顺治十二年（1655），霍达的这篇奏折直接为顺治帝指出了“追踪二帝三王之盛业”的具体方法，就是坚持日讲、经筵，在儒家典籍中寻找治国之道。康熙帝即位之时，满清在中原地区已经站稳脚跟，所以康熙帝自幼便接受了严格的儒学教育，并且康熙帝较之顺治帝，天赋更高，所以康熙帝在儒学方面的造诣更深。

　　

　　康熙六年（1667），康熙帝年仅十四岁，以现在的标准看还是一个未成年人，而此时熊赐履便向其推荐《大学衍义》一书，并希望康熙帝参悟“二帝三王相传之心法”，由此可见康熙帝幼年所受的儒家教育规格之高。成年之后的康熙帝仍然坚持进讲儒家典籍，不敢有丝毫懈怠。康熙十九年（1680），康熙帝御懋勤殿，讲官进讲完毕后，康熙帝认为尧舜心法、治法就藏在儒家经典之中，要想参悟上古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就要努力学习经典。

　　康熙帝这种观点明显带有清代汉学的思想色彩，这与明末清初学界脱虚向实的转变有很大关系。康熙帝执政期间，还大力尊崇孔子，不断提高孔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康熙帝对孔子的崇敬之情，康熙帝将孔子看成是接续上古三代圣王道统的关键一环，并强化了孔子的政治色彩，将孔子视为比肩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电影蜜蜂圣王。

　　康熙帝认为孔子继承了上古三代圣王所传道统，所以仲尼之道就是上古三代之道，而学习儒家典籍，践行孔子的治国理念就是再造上古三代之治的具体途径。由此可见，康熙帝将儒家的道统、学统与清王朝的治统、君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举既强化了清王朝的正统性又利用三纲五常网罗住了治下百姓的思想，从而牢牢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虽然雍正一朝仅有十三年，但却是康乾盛世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雍正帝在位期间锐意进取，积极改革各种弊政，他本人也以勤政、务实的执政风格而著称，雍正帝在儒学方面的造诣虽不如其父，但他平时对儒学的学习却毫不松懈。乾隆帝自幼深受汉文明熏陶，他对儒家“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十分向往。乾隆三年（1738），刚即位的乾隆帝十分重视学习上古三代先王的政治理念，并且从上古三代的历史中学到了尊重自然规律、顺应时节的治国经验。

　　在学习之余，乾隆帝还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他将上古三代先王的治国理念与自己的统治联系在一起。乾隆三年（1738），乾隆帝将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的治国经验总结为“宽信敏公”，在治国方法上乾隆帝也刻意效法上古三代，所以乾隆初年的总体政治氛围较为宽松。乾隆帝认为尧舜所传心法关键就是一个“敬”字，儒家所谓的“敬”其实就是“克己复礼”的意思，具体到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就是要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秩序。

　　

　　由此可见，乾隆帝对尧舜心法的理解继承发展了康熙帝“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的观点，将儒家道统的解释权牢牢地置于皇权之下，这也标志着乾隆朝的思想专制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乾隆帝对于其子颙琰的教育也十分重视，他命当时的大儒朱圭为颙琰的老师。朱圭对唐虞三代治国经验的讲解令嘉庆帝受益匪浅，嘉庆十一年（1806）朱圭去世，在悼念自己的恩师时，嘉庆帝即位后，虽然康乾盛世的风光已不复存在，但是嘉庆帝在参加嘉庆十一年（1806）的仲春经筵时，依然表现出了以三代为师的远大志向，嘉庆帝身处衰世还能有此志向，与其接受的儒家正统教育密不可分。

　　历数满清入关后的历代帝王，在即位前全部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严格的教育培养出了一批雄才伟略的帝王，确保了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使得清王朝规避了之前历代王朝的错误。满清入关之后，并不是以征服者的心态来治理国家，而是虚怀若谷地向汉族士大夫寻求治国之道，清朝帝王也将上古三代的圣人之治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在清朝帝王“回向三代”的政治抱负下，清朝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封建盛世。

　　

　　顺治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君主，虽然满清入关之初对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还十分陌生，但从顺治帝开始便已经注重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从顺治帝为科举考试所出的题目来看，入关之初的满清统治者虽然还不熟悉如何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他们已经把上古三代的圣人之治作为他们的政治追求，在这一追求的推动下，满清统治者开始积极地学习汉文化，他们希望从历史中找到“回向三代”的具体途径。

　　康熙帝即位后，便以三代之治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康熙二十九年（1690），《大清会典》告成，康熙帝在《御制序文》，为了实现三代之治，康熙帝厉行节俭，时人甚至认为康熙的节俭程度超过了上古三代的圣王，康熙二十九年（1690），除了勤俭节约，康熙帝执政还以“仁政”为特点，雍正四年（1726），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碑在景陵建成，雍正帝撰写的碑文中称赞他的父亲。虽然时人对康熙的称赞不无阿谀奉承之嫌，但是康熙帝的政治生涯确实是以实现三代之治为抱负。

　　

　　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帝曾对臣下。即便是国家进入承平状态，康熙帝也依然以尧舜自期，不敢有丝毫懈怠。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康熙帝一生的真实写照，正是在康熙帝“上拟三代明圣之主”的努力下，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封建盛世——康乾盛世得以拉开序幕。雍正帝即位之初便以尧舜自勉，雍正元年（1723），除了自己以尧舜自勉外，雍正帝还要求臣下以皋夔稷契自励，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谕诸王、贝勒、公、满汉文武大臣官员等。正是由于雍正帝以皋夔稷契等上古三代贤臣的标准选拔用人，才使得雍正朝涌现了一批像鄂尔泰、张廷玉、田文镜、李卫这样的干吏。

　　雍正在位十三年，坚持以重现三代之治为政治抱负，也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得雍正朝成为康乾盛世中呈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乾隆帝最痛恨的四种罪行皆是三代及以前所严令禁止的，乾隆帝对这四种罪行的严加惩治，体现出了他对三代之治的追求。乾隆朝初年的政治氛围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势，无论是刚刚即位的乾隆帝，还是乾隆手下的大臣，都以“回向三代”作为政治追求。

　　

　　即位之初的乾隆帝表现出了一种励精图治的精神。当时不只是乾隆帝本人有一种直追尧舜的决心，乾隆朝初年的大臣也有致君尧舜的理想，乾隆二年（1737）在追慕三代的政治理想激励下，乾隆朝初年呈现出政治清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局面，康乾盛世最终在乾隆朝达于极盛。

　　到了嘉道衰世，即便是像嘉庆帝这样资质平庸的帝王也有着“回向三代”的政治抱负。嘉庆十九年（1814），除了效仿三代奉行仁政以外，嘉庆帝平日处理政务也十分勤奋，嘉庆二十年（1815），嘉庆帝作《御制勤政爱民论》这篇文章体现出了嘉庆帝励精图治、重振朝纲的政治追求，但是由于此时的清王朝早已积重难返，加之嘉庆帝本人资质平平，所以注定无法实现其“回向三代”的政治追求。

　　

　　纵观清朝的十二位皇帝，绝大多数都算得上是勤政有为之主，这与明朝那些几十年不上朝的道士皇帝、懒人皇帝或者木匠皇帝形成了鲜明对比。清朝皇帝综合素质比较高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幼便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正统教育，他们都自觉地把“三代之治”作为他们最高的政治追求，比如雍正十三年（1735），虽然他们内心并不认可“公天下”、“民贵君轻”等政治理念，但是上古三代圣王勤政爱民、克勤克俭的政治理念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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