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面对敌人兵临城下，唐朝皇帝能逃跑，为何崇祯就不行？

　　崇祯就是那种能力不强，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又没啥担当的人。李自成逼近北京的时候，他是能南迁的，虽然崇祯也想跑，但他却又不想承担责任，最后硬生生地扯皮到了李自成即将攻陷北京时，他才慌了，才正式开始跑路，结果被困在围城内出不去。老实说，虽然即便他南迁，重振明朝的可能性也很低，但至少多坚持一些年还是没问题的。

　　反之，唐德宗属于那种比较务实的存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笑到最后才是笑。哪怕是自己生前报不了仇，自己后代能把场子找回来报仇也行。眼看局势崩坏了，先跑再说。面子？站在唐德宗的角度想想，在泾原之乱时万一他要是为了面子，坚持留在长安被叛军干掉了，全家也被一网打尽了，到时候还有什么面子可谈。还有比亡国之君更能侮辱一个皇帝的吗？要是在自己任内丢了家天下，死后在九泉之下都没脸见列祖列宗。

　　君主逃跑这事，第一次不跑，很可能就已经凉透了，压根就没有第二次机会让人去总结之前的经验教训。其实唐德宗在泾原乱军逼近长安时，开始也不想跑，但是唐德宗发现守卫长安的神策军已经在文官白志贞的统领下废掉了，而唐德宗能调动的其他军队还在前线镇压叛镇，远水救不了近火，不跑就是等死。同样李自成逼近北京时，北方的局势已经相当明朗，明朝在北方的形势已经很明朗，凉凉了。

　　崇祯却一点二手准备都没有，完全就是在等死。内阁李明瑞给崇祯规划过南迁道路，让崇祯给否决。关建崇祯的眼光比天高，没有本事又不肯担承认，每次下个罪己诏就要杀个高官泄愤。

　　这就是崇祯的迂腐，跑路是否受到恶评，主因是在于跑路后是否能翻盘，而不是跑路本身。崇祯之前的叫门天子朱祁镇，被蒙古人俘虏后，帮蒙古人叫开自家城门的行为肯定比跑路恶劣得多。但是朱祁镇后来复位了，照样被史书洗白了很多。吹嘘他被俘后用高尚的人格魅力感化无数蒙古高层人士，复位后又是多么勤政，无恶政。

　　其实明末的王夫之作为亲身经历明末清初的当事人，他是希望崇祯跑路的。并且王夫之还用唐德宗，僖宗跑路后，东山再起作为正面例子。而且还用徽钦二帝被一锅端，导致北宋亡国作为反面例子，来影射崇祯。

　　跑路虽耻辱，但作为一个皇帝来说，崇祯应该考虑的不是自己的面子。而是应该如何不择手段地把国家延续下去。虽然即便是南迁，翻盘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毕竟当时明朝依然统治着大半个天下，如果崇祯南迁，把明朝多延续一些年还是没问题的。

　　更何况南方还有个跟北京平级，同样有中央六部，同样有祖宗陵寝的南京。但崇祯在有活路可选的情况下，不去做尝试和努力，却选了立马就会死的死路。对于一个皇帝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把家天下亡在自己手里，做一个亡国之君更没面子呢？

　　李自成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流寇性质最多在陕西有基础。张献忠面对清军的时候还是愿意和明朝合作的。南明就是王太多了，各自分散而被各个击破，如果崇祯能南渡统一南方整合力量的话很有可能延续明朝的统治。

　　明末的很多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到一个很恐怖或者无法解决的地步，崇祯年间，江南一代虽有风波但大体稳定，顺军军开创的根据地不稳，即使入主北京，山东，河南等地的大顺统治并不是多么安稳，加上满清在山海关的态势，北方几乎成为顺清战场。

　　与之相比，在南方继续维持明朝统治，难度是有所下降的，只需要整军备战，维持长江防线，改收一定量的商税，南明的国祚不敢说比南宋长，至少五十年内可以安稳，收复失地亦可徐徐图之。

　　电影先生总之，明朝因为搞了个土木堡之变，加上之前宋朝的靖康之耻，后人都以此为耻，加之文官集团比较强大，所以皇帝要死扛到底，天子守国门。

　　唐朝因为有李隆基跑路在先，所以皇帝跑起来没什么压力。明军的问题其实不在他们自己身上，或者说，只要能给够钱，人也不比八旗差到哪去，后来当绿营的时候，那战力可是直线飙升，本质问题还是拖欠工资太狠，士兵没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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