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艋舺》：血腥暴力的黑帮之路，残酷青春的兄弟相残

　　《艋舺》2010年春节期间在台湾上映后既叫好又叫座，成为一部具有社会话题性和广泛影响力的电影作品。

　　

　　在《艋舺》一片中，国语、闽南语夹杂，借由青春片的类型讲述了一个极具台湾本土特色的黑帮题材故事，描绘出20世纪80年代台湾因族群分化导致外省帮与本省挂之间冲突不断的社会历史背景。

　　片名中的“艋舺”，是台湾最早最热闹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本片故事的发生地。

　　主人公是一位绰号就蚊子的高中生周以文，他在17岁那年夏天和母亲搬到艋舺。童年缺失父爱和屡遭同学欺负的经历使得蚊子生性敏感内向，缺乏安全感。

　　

　　他在学校因为一根鸡腿打架而结识了艋舺的太子帮，从此踏入黑道。

　　正如蚊子在片中旁白的自述那样：“我从小没有父亲、没有朋友，被邻居同学一路欺负到大。直到遇到了这群兄弟，我的生命好像才有了意义。”

　　太子帮的黑道生活让他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和自我生存的价值，他的信仰是“义气”；但恰恰就是这个令他获得重生的黑帮世界，结果却将他推向了残酷绝望的深渊，最终惨死街头。

　　接纳了蚊子的艋舺太子帮由五个人组成，领头人是李志龙，艋舺祖师庙庙口老大基塔的独生子。

　　

　　李志龙是蚊子眼中“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台客太子，身为大哥的儿子，从小他就是校园里维持秩序的黑道势力，以至于他理解的义气跟权力两个字脱离不了关系”。

　　太子帮的另一个重要的成员是何天佑，绰号和尚。

　　

　　蚊子说：“和尚是真正具有大哥实力的人物，······他这辈子最想做的事就是‘混黑道，当大哥’······他对义气的定义是外人很难理解的。”

　　相比接下来出场的阿伯和白猴，和尚这个人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五个人中，如果说志龙的“大哥”身份是天生赋予的，那和尚希望得到的“大哥”身份则是必须通过他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去奋斗争取的；在这场“大哥”地位的争夺战中，主人公蚊子信仰的“义气”被牺牲和利用，从而酿出一幕兄弟残杀、尔虞我诈的黑帮悲剧。

　　

　　导演钮承泽通过太子帮这五个鲜活的人物形象，生动细腻地打造了一件台湾黑帮社会的神秘外衣，并深刻挖掘出笼罩在这件外衣下的残酷青春内核。

　　从电影的整体故事来看，是一部青春片与黑帮片类型“混搭”的作品。在2小时20分钟的片长中，可以大致以1小时04分为界，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青春片为主基调，着重描写热血沸腾的兄弟义气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壮志。

　　比如说，在清澈如水的蓝天下，和尚向蚊子伸出手，蚊子握着他的手跳上围墙，五个少年并坐一排，画面镜头中呈现出的整齐一致感预示着五人同生死共患难的人生从此开始，跳下围墙就是另一个世界，这是青春片表达成长这一主题惯用的“仪式”。

　　

　　接下来无论是街头混战，还是在废旧电玩店的打闹、一起去妓院和歌厅玩乐，再到在庙堂割破手指的兄弟结拜，都是青春片类型中管用的桥段和元素。

　　但是从和尚等人因帮志龙报仇而不慎将狗仔孩整死开始，电影氛围的沉重感逐渐增强，故事的线索和人物也变得更加复杂。

　　前半段洋溢着的青春基调不见踪迹，一场黑暗阴险的江湖生死战似乎就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这五个少年。

　　随着一辆进入山洞的汽车缓缓驶出，屏幕上出现“1987年，我们一起走进大人的世界，并且一去不回”的字样。

　　

　　舒缓但又略带哀伤的音乐响起，志龙等三人已经昏昏睡去，唯独剩下蚊子和后视镜中的和尚各自望着前方，茫然无措而又心事重重。

　　这组镜头暗示出在后续的故事发展中，蚊子与和尚两人在“成人世界”中必将危机四伏的叵测命运。

　　通过接下来的剧情，我们可以得知五人此行是上山拜师学习拳脚功夫，但这个上山的“仪式”也象征着他们告别了以友情为基础的青春义气时代，进入现实的黑帮社会——一个由权力和利益维系的残酷世界。

　　

　　毫无疑问，在现实与残酷的黑帮世界中，像蚊子、和尚这样的青年都势必成为帮派斗争的牺牲品，他们不过是成人游戏世界里的棋子，在父权宰制、你死我活的黑帮内斗中，他们的义气和智慧无法逃脱命运的魔掌。

　　导演借在临死前的蚊子之口说出了对于青春和黑帮两者关系的看法：虽然明明知道“踏入黑道，犹如抽到一支坏签，最后不是亡命天涯，就是惨死街头”，但青春年少的人们依然义无反顾的以青春殉道其中，因为他们相信“踏入黑道，以暴制暴，才是王道”。

　　如前面所说，蚊子这个角色在《艋舺》中是“青春”的象征，他天真单纯的以为自己的出生入死是为了兄弟而不是利益，他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混的不是黑道，是友情”。

　　

　　他最终死在了和尚的枪下，但他同时也死在自己对于“江湖义气”崩溃瓦解的绝望中。

　　相反，进入成人世界后的和尚则更多背负了“黑帮”的现实意义，他不甘人下的痛苦、为父报仇的信念和背叛帮派的选择都在黑社会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生存法则逼迫下实现，他偏离了正义和道德的轨道，越走越远，越陷越深。

　　钮承泽通过塑造蚊子与和尚这样两个人物串联起“青春”与“黑帮”两条故事线索，实现了青春片与黑帮片的类型结合，同时也成功完成了自己借“黑帮社会”这一外壳对“残酷青春”命题的表达。

　　在影片中，有一条关于寻找父爱的故事线索是围绕主人公蚊子展开的。蚊子从小没有父亲，他以为自己的父亲早已经在日本去世了。

　　

　　由于缺失父爱而导致蚊子的人生从幼年起就埋下了悲剧性的伏笔，他将这种仇恨发泄在当年抛弃了母亲的灰狼哥身上。

　　但荒谬的现实却是，灰狼（导演钮承泽饰演）才是蚊子的亲生父亲，是他告诉蚊子“风往那边吹，草就要往哪边倒，我们都以为自己是风，但其实每个人都只是草”的道理；也正是在他亲手谋划的布局中，蚊子喋血街头。

　　在讲述蚊子和灰狼父子相拭的这条线索时，导演钮承泽通过精心设计的故事细节和视听语言两方面对这一高潮的到来进行了充分的铺垫。

　　

　　首先，在故事方面，基塔老大这个人物为蚊子寻找父爱，并最终誓死捍卫“父辈”权威的心路历程提供了依据。

　　基塔是蚊子心中传说的庙口老大，应该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才对。然而，剧中基塔在蚊子的首次登场却是以头戴浴帽、手拿锅铲的邋遢形象出现，这种谐谑式的的幽默出场一下子就消解了基塔在蚊子心目中对于他是黑帮老大的想象，相反，一个和蔼亲切的父亲形象跃然眼前。

　　

　　在接下来蚊子与基塔全家吃饭，以及因闯祸而被基塔惩罚和教训的场景中，基塔都有意无意地扮演着父亲的角色。

　　尤其是蚊子和基塔一起坐在庙口吃鸡腿被问到是否从小就没有父亲、再到基塔被人暗杀死在蚊子怀里的情节安排，都一步步展现出蚊子在基塔身上渐渐找寻到父爱和安全感的过程，都旨在不断拉近蚊子和基塔的距离，直到蚊子为他披麻戴孝、立志报仇的“父子”关系成功建立。

　　其次，在视听表达等方面，导演通过灯光色彩的冷暖明暗对比，描绘出蚊子内心苦苦找寻父爱与家庭归属感的历程。

　　以三个场景为例，第一个是蚊子与太子帮的聚集地“老窝”——破旧的电玩店。

　　

　　这个场景虽然是幽暗封闭的，只有几张破旧的沙发和椅子、凌乱的木架子和纸箱，但导演却用温暖明亮的灯光勾勒出五个太子帮的轮廓。

　　这一场的光影处理极具舞台效果，在暗色的背景中，五位主人公呈现出犹如在剧场中被追光打亮了一般的效果。

　　在这样一个如梦似幻的温暖场景中，蚊子和他的朋友们敞开心扉，畅谈梦想。他们放肆地喝酒、放肆地打闹，因为这里完全是属于他们的天堂。

　　只有在这个空间中，蚊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地谈到了父亲寄给他的樱花明信片，谈到了想去日本看樱花，并在话语中流露出对父亲的思念。

　　可能对于蚊子来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找寻到父爱。

　　

　　另一个与蚊子找寻父爱有关的场景就是妓女小凝的房间，这个空间虽然狭小局促，但却是蚊子心灵停泊的地方。

　　小凝的房间也是采用了暖色调的灯光，红色的床单和粉色的墙壁营造出一种幸福甜美的氛围。在这个情景中，蚊子和小凝生发出互相依赖、彼此爱慕的真挚情谊。

　　也许是小混混和妓女“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漂泊感使得蚊子在小凝身上找到了爱与安全感，他睡在小凝怀里的样子犹如重回母体的婴儿一般自在从容。

　　

　　但恰恰与太子帮老窝和小凝房间的暖色调相反，蚊子自己的家里却很少出现温暖的色彩，每次呈现出来的都是冰冷凄凉的冷色调氛围。

　　在这个家里，唯一的一抹亮色就是蚊子藏在衣柜门后的樱花明信片。

　　从这三个场景的色彩光线对比中，我们就可以清晰地发现蚊子这个人物的情感在找寻父爱这条主题线索上的发展过程，而正是对他此番心路历程的精心刻画，才使得他和他的兄弟们死于父辈争权夺利战争中的这个结局显得更加残酷和荒谬。

　　除了影片的风格、故事和人物外，挖掘片名“艋舺”二字背后的历史和意义，也是理解导演钮承泽创作此片意图的一个关键之处。

　　

　　在电影里，导演借和尚之口第一次道出了何为“艋舺”：

　　“艋舺从清朝到日据时代一直都是台北最热闹的商业中心，这里就像是一座金山，充满了商机和梦想。像这样的地方，龙蛇杂处，需要有人来维持地方秩序，维护利益分配。角头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利用街道巷弄划清界限，各自处理自己地盘里的大小事，各自保护自己地盘里的老百姓。有人说现在艋舺地区的角头有七十多个，但也有人说是三十多个，但真正的数字从来没有人搞得清楚。”

　　所以，艋舺是台湾商业社会的起点，同时也是黑道帮派的发家之地。

　　

　　将一个讲述20世纪80年代的黑帮青春故事安排在艋舺发生，无疑是最为合理并能唤起全体台湾人民集体记忆的选择了。

　　钮承泽的“艋舺”就像是尔冬升的“旺角”，人流涌动的繁华背后，是几代年轻人闯荡江湖、饱饮血泪的悲情往事。

　　到了全片结束的时候，钮承泽打出字幕再次解释了“艋舺”的意思：艋舺，Monga，原为平埔族语，意指小船。

　　

　　结合影片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这第二次的解释已经超越了“艋舺”在历史地理范畴中的含义，上升到导演对于自我身份、甚至整个台湾对于自我意识怀疑与认同的层面。

　　结合钮承泽个人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作为一名导演在台湾电影圈多年的起伏沧桑。从演员到偶像剧导演，再到真正掌握话语权的电影创作者，钮承泽借电影这个载体很多次都抒发了人有时无法主宰自我命运的无奈和悲叹。

　　正如“艋舺”是苍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每个人其实都只是望风而动的一棵小草。

　　

　　除此之外，“艋舺”无疑也是钮承泽对整个台湾身份认同的隐喻书写。

　　众所周知，位于西太平洋群岛的台湾恰如一叶漂泊在大海上的小船，复杂多变的历史原因使得台湾始终无法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

　　省籍冲突引发的帮派互斗是台湾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外省人”在台湾的身份认同始终是电影作品关注的话题，《艋舺》讲述的也正是外省帮为了侵入本省帮地盘而展开的黑帮厮杀，而在之前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和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作品中都较为深入地触及了这个问题。

　　

　　进入21世纪，台湾多种族群混居、各方利益错综纠结，以及海峡两岸复杂多变的关系都浓缩在今日闹剧不断的党派政治斗争中。

　　对于台湾社会政治和未来命运的思考与反省恐怕也是钮承泽将此片命名为“艋舺”的用意所在。

　　《艋舺》将帮派社会的黑暗和青春友情的义气这对悖论结合在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动故事中，正是钮承泽对这两种矛盾间张力的深刻表达使得《艋舺》同以往单纯的青春片或黑帮片区别开来。

　　

　　虽然这是一部偶像明星云集的商业电影，但《艋舺》显然已经超越了仅仅是把握类型元素和成熟商业运作的层面，它的成功是因为它积极探讨了义气与背叛、情感与理智、人生与社会的终极命题。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