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间阅读 ｜ 徘徊不去的幽灵

　　

　　孔飞力撰写的旨在重现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图景的《叫魂》，以“叫魂”这一有名的“减辫案”为线索，从大量乾隆朝档案材料中披沙拣金，抽丝剥茧，为后人展现了一幅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渐趋演变过程中呈现出的矛盾交错、危机重重的内在动力和发展张力这一社会景观。

　　作者 |马向阳

　　图源 |图虫创意

　　1768年，爱新觉罗·弘历58岁。对于这位声名赫赫的皇帝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年纪。回望他登基后的40多年里，以江南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密集商业网络，几乎辐射到了帝国的所有疆土，国际贸易持续繁荣，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帝国人口也从1700年的1.5亿，猛增到了十八世纪晚期的3.1亿，整整翻了一倍有余。

　　一派升平景象。然而，危机也早已埋下。此前他一直小心防范的吏治集团窝案频发——就在这一年里，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和盐运使卢见曾等一系列贪腐案接二连三发生，弘历帝震怒。但这并没有影响风流天子六下江南，靡费无度。

　　就在这一年，一个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称之为“中国悲剧性近代史的前夜”的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夺人魂魄的妖术，开始在浩大的帝国疆土上空盘桓。皇帝缘此亲自发起的政治动员“清剿妖术”运动，亦令官僚集团上下其手，最终更加深了底层民众的绝望情绪，成为弱者（普通百姓）向更弱者（流浪乞丐和游方道僧）施暴的以众暴寡、恃强凌弱的民间暴力运动。

　　孔飞力撰写的旨在重现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图景的《叫魂》，以“叫魂”这一有名的“减辫案”为线索，从大量乾隆朝档案材料中披沙拣金，抽丝剥茧，为后人展现了一幅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渐趋演变过程中呈现出的矛盾交错、危机重重的内在动力和发展张力这一社会景观。此书1990年在美国出版后，即获当年的“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2014年三联书店首次引进在国内翻译出版后，8年间印刷29次！笔者每次重读此书，每次抚然叹之：几百年来，此类幽灵之属，无日无夜，竟徘徊不去，此为何邪？

　　弘历帝：权力的幻觉

　　满清12位皇帝中，乾隆堪称是含着金钥匙出生、最幸运一位。前有康熙、雍正长达73年的开疆辟土和内外治理，乾隆承平之久，在位64年，以89岁高龄全终，在他去世前三年（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酿成，帝国自此风雨飘摇，在他去世40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即爆发，式微之国运已是在劫难逃。

　　事实上，弘历帝在位64年时里，父亲胤禛所留下的遗产几乎被他渐渐挥霍殆尽。弘历帝这一生不可谓不兢兢业业，但他与自己父皇的处境毕竟有着显著的差异：胤禛当年面临的直接挑战来自觊觎皇权的内部贵族阶层，而弘历帝要面对的，却是要与一个经历了前朝四世而逐渐成熟圆滑的庞大官僚集团斗智斗勇。

　　在《叫魂》一书中，孔飞力用了相当的笔墨来巧妙勾勒弘历帝作为外族统治者的复杂心态：对于江南文化、对于满族政权不可避免的“汉化”、以及对于整个满汉混杂的官僚集团，他只能抱着一种既欣赏又戒备，进而复敌视的复杂情结，此是本书最妙处。

　　在明清相承的社会正统体制中，江南文化一直是充满危险的诱惑之所在。至少在弘历帝看来，江南的富庶和优越的文化，一方面深深吸引着他，令他数下江南，热爱有加。另一方面，弘历帝作为一个少数外来民族统治者，他每每担心的就是江南文化的天然“腐蚀性”，会将满人拉下水，减弱这一高贵民族的尚武精神，进而从精神上玷污和彻底泯灭满人的种族特性。而这一次，1768年的叫魂案恰恰又发生在江南腹地：最初是浙江德清县、继而是杭州府，接下来是萧山县和苏州，最后更是被官僚系统“人为”地蔓延到了帝国全境。

　　关于“叫魂”妖术的传闻中有着最骇人的核心情节“减人发辫”，这无疑直接击中了弘历帝最敏感脆弱的神经——在大清律法中，辫子不仅是一种可识别的国民身份，更象征了一个外来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弘历帝本来就是一个好高骛远、喜怒无常的皇帝，这一次，他决心要动真格的了。

　　按照孔飞力的说法，弘历帝掀起的是一种以暴风骤雨式的、宣示君主淫威的非常规权力、以“政治罪”宣誓严重罪行的清剿妖术行动。常规权力中，君主和官僚集团通常会围绕国家日常治理体系中的腐败与反腐败而展开常规化的权力争斗，这样的常规权力只事关制度效率；而非常规的专制权力如政治罪，则涵盖了所有形式的谋反行为，它危害的是王朝制度的基石。

　　弘历帝孤注一掷，除了责成下属总动员、擒拿妖匪之外，他还要打破常规权力的束缚，通过亲自卷入地方妖案的每一个清剿行动，顺带“清理队伍”——通过打乱官僚制度中优游从容的常规设置，去验证皇帝自己心头那持久徘徊不去的满人“汉化”危机。

　　结局可想而知。因为他一个人将要对付的是一个由中老年官僚组成的、经验丰富的庞大利益集团，这些官员不光擅长揣摩皇帝的意图，对于官场潜规则运用方面更是游刃有余。随着清剿力度的加大和这场政治罪运动的广泛、持久和深入，各省的清剿奏章开始如雪花般飞抵皇帝御前。乾隆皇帝娴熟地运用着恩威并济的君主权威和各种帝王手段，旗人官僚和汉人官僚则铆足劲头，把清剿工作表演得有声有色，全程紧张而热烈。最终，他们一起共同塑造了1768年的这个子虚乌有的“妖术大恐慌”社会事件。

　　士大夫：谨慎的“猫鼠游戏”

　　1768年的清剿妖术行动中，弘历帝所依赖的是一个由63名中老年官员组成的经验丰富的“行省官僚”集团，帝国的这些政治精英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在数省任职的经历，一些资深者担任省级官员更有十年左右的资历。在这63人中，满人占有38%的比例，而在更高的总督、巡抚这一层次，满人的比例则更高，达到了58%。自乾隆1736年登基以来，帝国行省官僚中的种族比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满人官员的总人数增长了84%，汉军旗官员增长了84%，而汉人官员则减少了一半多（51%）。

　　乾隆朝清帝国高级官员中种族比例的显著变化，一方面可以视为满人汉化程度不断提升、统治汉人低级官僚的能力不断增强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这当然也是清帝国为了加强满人在地方政府中的权力控制而处心积虑设置的一项既定基本国策。

　　清剿运动一开始，皇帝谋定后动，成竹了然于胸，但身处运动中心腹地的很多地方官员并没有察觉到这一次政治危机。此时，围绕叫魂案而展开的“信息战”，就成了弘历帝和士大夫官僚集团之间猫鼠游戏的最重要武器。

　　地方官员的初始反应是谨慎的。弘历帝在各省都有自己的耳目，同时还辅以专门的秘密情报奏报制度。1768年7月，当弘历帝通过线人获得来自山东关于割辫妖术的最新情报，他果然发现，这个春天里所发生的妖术要案一直被各省巡抚牢牢地隐瞒住了。现在，他要直捣黄龙府，清剿运动的第一拳便指向了江南——此次叫魂案的发源地。

　　履职江南行省的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苏州织造萨载都是满族官员。经过来回几番信息激战，弘历帝最终将矛头锁定了巡抚彰宝，怒责他“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以彰宝为首的各级地方官员这才纷纷表示要“戴罪立功”，立即行动，追捕妖党。

　　案情自南方始，很快蔓延到了北方，紧接着又发展到了西部，案犯行动之迅速，已经远远超出了各省督抚们的反应能力。皇帝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控制叫魂案中的权力运作，官僚们则想尽一切办法来演好这一出猫鼠游戏。孔飞力将这些官员的应对模式分成了最常见的四种行动：“一、忙而不动、虚与委蛇（如江西巡抚吴绍诗）；二、转移视线（如江苏按察使吴坛，未抓获叫魂案犯，但抓住另一些反动的‘苏州教派’邀功和敷衍）；三、统一步调（如湖广总督定长和属下的省府官员组成‘统一战线’，集体审问案件，以求凭借官员人数众多而自保）；四、常规化手段：将棘手案件重新转移到安全轨道（如南京布政使建议利用保甲制度，以彻查南京地区的每一个人）。”凡此种种，都是迫不得已想在皇帝淫威宣示和严厉监控下蒙混过关。

　　这些谨慎的“游戏技巧”，几乎全都奏效了。最终，当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交叉审讯后发现，这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无头冤案时，皇帝自己不得不找个台阶安全落地，以求体面结束：妖术阴谋并非乌有，尔等玩忽职守，才使妖首至今逍遥法外，尔等蠢物庸碌无为，深负卿矣！

　　乾隆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员“秋后算账”了。绝大多数涉足此案的官员都以玩忽职守的罪名被处以降职、革职或者流放，这其中包括了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相形之下，在清剿妖术行动中滥捕酷刑，给帝国制造了最多麻烦的山东巡抚富尼汉，作为始作俑者（最早来自山东嫌犯的供词就是他刑求逼供而弄来的），只受到最轻微的责罚：贬为山西布政使，革职留任。在当时，这不仅是一种满汉有别的流行做法，更有深意的潜台词是，乾隆也怕这把火最终会烧到自己身上，只有为一开始就居功至伟的富尼汉开脱罪责，才能帮自己撇清一切干系。

　　底层社会：如何理解民众的绝望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叫魂带来的社会恐慌，使得社会上一种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也普遍流行开来。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譬喻：“这就好比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取而用之，用来清算宿怨或者谋取私利。在一个权力对底层民众向来稀缺的社会里，用“叫魂”的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自然成了普通人唾手可得的一种可怕的权力，并且演变为鲁迅所说的“弱者向更弱者施暴”的暴力运动。在十八世纪清帝国所经历的短暂盛世里，人口的过度增长、人均占有资源比例的恶化以及社会道德堕落形成的普遍危机，事实上已经困扰着底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而叫魂案中受到暴力攻击的那些流民和游方道僧，恰恰正是这个底层社会的“最底层”。如何理解底层社会中民众的绝望？现代西方社会曾经发生过的同样惊人相似的一幕：一战后德国社会普遍弥漫的失业、经济危机和民众中流行的绝望情绪，为纳粹的出现提供了社会土壤，当时的德国普通民众不敢再怀有任何希望，却又乞灵于一种奇迹的出现——包括像希特勒这样的“超级英雄”/恶棍。同样地，在叫魂社会里，妖术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它不仅提供了一种权力的幻觉（人人可取而用之），同时又是对每个普通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短暂的超级能力，过期不用即刻作废。

　　1768年10月21日，就在妖术清剿行动大结局发生的前两周，河南巡抚阿思哈向乾隆奏报了一份河南全境的完整捕人名单，这份名单上列举的27名嫌犯，就是河南在过去三个月清剿妖术行动中的全部“战果”，这27人中包括：游僧12人、乞丐7人、匪犯3人、游民3人、火居道士1名、本地观音庙僧1名。在十八世纪的中国，这些底层社会的乌合之众，从流浪汉、乞丐到游方道僧，如同今天现代社会中到处迁徙谋生的市民一样，都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每天络绎道途的普通人。

　　根据史学家的考察，十八世纪一个典型的中国中等农户之家，一年的全部收入只不过32两银，而年支出为35两，辛苦忙碌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勉强谋生，远未发展演变成“藏富于民”的近现代社会。而上至普通农夫，下至游方道人，每天在外奔走谋生，也算是饥饿盛世中的一种最常见图景罢了。

　　隔着数百年的时间鸿沟回看当年的叫魂案，人们依旧能清晰地听到从弘历帝到官僚集团拉动权力杠杆时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孔飞力认为，在当时，清帝国士大夫们所组成的官僚制度充当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压舱石，每当统治者试图操纵民众恐惧、制造社会狂热之时，除了这一套衰朽的文官制度，“已经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当叫魂幽灵在帝国土地上久久徘徊不去之时，另一个关于人类权力和自由梦想的幽灵开始在欧洲和美洲大陆徘徊。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提出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乾隆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二年（1797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美国总统，以完善美国的民主政体；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出马嘎尔尼为首的第一个访华使团来华，这位使者后来称满清统治下的臣民“正在成为半野蛮人”，而当年随访的13岁的小斯当东长大后，在1840年英国下院的一次辩论中，力陈“如果我们必须打赢中国，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十全老人”乾隆帝恐怕做梦都没有想到，在他去世仅仅四十年后，清帝国就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风雨飘摇，一个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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