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进入乡祠是乡绅的无上荣耀

　　原标题：“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进入乡祠是乡绅的无上荣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中，祭祀重中之重。孔子去世后，其弟子以孔宅为中心对孔子进行拜祭。这种祭祀活动突破传统祭祀的范畴，在先祖、鬼神之外增加孔子为祭祀对象，是中国祭祀史的新变革。

　　祭孔传统的传承得益于儒家思想的传播，也是尊师重道文化传承的重要标志。随着时间的变迁，文庙祭祀活动不断完善，祭祀程序透明化、祭祀对象固定化，祭祀用品标准化，这彰显了儒家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鲁中地区文庙祭祀的对象及仪程

　　一文庙的主祀、从祀情况

　　1.成殿的四配、十哲

　　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人物，被供奉在大成殿中央，其余四配、十二哲皆为配祀。孔子事关整个文庙体系的兴衰，故对孔子的祭祀是整个文庙祭祀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环。

　　尽管历朝历代孔子的称呼各不相同，但表现出的是对孔子，对儒家学说的尊崇。孔子的官方称呼从“尼父”到“孔圣人”再到“大成圣文宣王”“万世师表”，称谓分量越来越重，标志着孔子的地位随着朝代的演变也越发重要。

　　宋度宗咸淳三年，曾参、子思两人升格，同颜回一同被纳入四配，子张进入十哲行列，此时十哲共十人；同年，颜回升为“四配”之首，这就意味着颜回脱离了“十哲”。

　　这时，曾参自然补进十哲之列。清康熙五十一年，升朱熹为十哲之一，这是唯一一个非孔门弟子陪祀孔子的特例。

　　这说明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当时社会的重大影响，他的学说改变了后世儒家学说的发展历程，同时影响了我国科举取士的标准。

　　2.东西两庑从祀的先贤、先儒

　　东西两庑从祀的是先贤、先儒，根据文庙从祀等级划分，先贤、先儒被划分至第三、第四等级。与前两个等级相比较，先贤、先儒从祀之人数量大，标准松相对较为宽松。据鲁中各县学文庙记载看，各县学奉祀的先贤、先儒人数不一。

　　其中先贤主要是孔子弟子及其门人，先儒则主要是儒家学说的学习者和传播者，对儒家学说做出了自己贡献。从上述标准看，孔子门生及其弟子占文庙从祀的绝大多数。

　　文庙祭祀对象一开始只有孔子，后来随着儒家学说的不断发展，统治者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为加强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将孔子及其弟子，还有在儒家学说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都纳入文庙祭祀的范畴，形成了庞大的文庙祭祀体系。

　　虽然文庙从祀的先贤、先儒，因为某些原因时常被罢祀、复祀。但从结果看，能被选入文庙供奉的。

　　首先得是德行突出之人，无论是为人处世或者学识，都需较为突出才有资格入祀。先贤、先儒的入祠最早开始于东汉，但直至唐代，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空白状态，直至唐开元时期，重修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的评选才有重修新接上。

　　二文庙祭祀的时间、类别与祭品

　　1、祭祀时间及类别

　　文庙祭祀是文庙活动最重要的一环，文庙祭祀的名目繁多，种类不同，时间也根据名目和种类不断变化。和其它文庙一样，鲁中地区文庙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就是丁祀。丁祭由官员主导，全县学子参与，主要祭祀对象为孔子，先贤、先儒及各配从祀。

　　春秋丁祀最早出现在唐贞观时期，唐太宗下诏丁祭，自此确定了春秋两季的祭孔活动。春丁祭为二月，秋丁祭为八月，全国统一。

　　除春秋丁祀外，文庙祭祀还可以根据时间、目的划分出不同的祭祀名目。如释奠礼、释菜礼、行香礼、告祭礼等。这些祭祀的种类、祭祀的名目从它出现那一刻起就在不停的发生变化。历代帝王在祭祀过程中总会增加或减少某些礼仪，这些都是在儒家文化的潜移默化下缓缓形成的。

　　释奠礼是文庙祭祀活动中规格最高、成本最大，也是最具影响力的祭祀活动。释奠礼刚出现时，只在每年秋季举办一次，后又改为春秋各一次。后齐时，每月初一一次。

　　唐开元时，由官府官员主持，带领学子参与祭祀。这一系列的变化反应了统治者对文庙祭祀的高度重视。唐朝时期，祭祀孔子由官府颁发“明衣”，行释奠礼时还有教坊司配乐伴唱，这些举措足以说明官府在加强对文庙祭祀礼仪的管控。

　　2.祭器及祭品

　　祭祀时的祭器是不可缺少的，鲁中地区文庙多效仿曲阜孔庙曲阜本庙祭祀时还有皇帝亲书匾额，而鲁中地方文庙祭祀时，是不会有皇帝亲书的匾额。

　　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在曲阜祭孔时，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挂于大成殿，以示他对孔子的尊重，这是清朝皇帝祭孔时必为孔庙亲书题匾之始。雍正二年，雍正皇帝亲书匾额悬于孔子庙，以安抚孔庙失火之祸。雍正九年，雍正帝亲书大成殿匾额。乾隆三年，乾隆帝亲书“与天地参”匾额于北京文庙。

　　乾隆八年，乾隆帝亲书“先觉斯民”匾额于盛京文庙。这些尊荣都是鲁中地区文庙不能享有的。

　　在祭祀过程中，祭品同样重要。据史书记载，自汉高祖刘邦开始，用“太牢”来祭祀孔子。国家与地方文庙在祭品规格方面也有较大区别，帝王祭祀用“太牢”，地方县学文庙祭祀规格低于“太牢”。祭祀时祭器一应俱全。

　　青城文庙祭祀时祭品为八笾、八豆。笾、豆使用数量在府学文庙与地方县学文庙使用出现了差异，反应了儒家文化中等级差异的观念。

　　鲁中地区文庙的附祀：乡贤祠

　　“乡贤”一词由来已久。乡为地域界限，乡贤为某地之社会贤达，其名称与范围较为繁杂广博。凡生于或寓于某地而德行高尚、为人所称道者皆可称为乡贤。

　　明代特令地方庙学建名宦、乡贤祠，行春秋祭祀，乡贤遂成为祭祀于乡贤祠的本地贤达之特称。

　　文庙附祀包括乡贤、名宦两祠，兹以乡贤为对象进行论证。乡贤祠经长期的演变，发展到明清时期已趋于稳定，乡贤祠由之前的单独庙祠祭祀演变至能够附祀于文庙。

　　明以前，名宦、乡贤合祠，供奉人物混乱，标准也不统一，是地方上比较流行的地方祭祀。

　　主要祭祀对本地有重要贡献之人，这时候的乡贤祭祀可以说是民间自行发起的，并不受国家官府管控，因此在祭祀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入祠标准混乱，入祠人物泛滥。

　　一鲁中地区乡贤祠入祠人物

　　1.乡贤、名宦二祠

　　在鲁中地区文庙的建筑布局中，乡贤、名宦二祠总是相伴而建，或位于戟门东侧，或位于礼门外东西两侧。乡贤祠内多祭祀的是对当地文化建设或社会建设有重大贡献的乡绅或文人。

　　乡贤祠中供奉的都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对当地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人、乡绅，这里的每位乡贤在当时都是德行出众的人物，理应受到尊重。

　　将乡贤祠纳入文庙，让本地乡贤同孔子一同被祭祀，对于当地民众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诱惑。

　　乡贤祠奉祀的人物，虽不能与四配、十二哲、东西两庑的人比较，但其地位和影响力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明清这样的宗族社会，家族中有人被奉入乡贤祠，对整个家族将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2.乡绅、文人入祠

　　这些人或在本地教学收徒，兴文教，如尹光启、侯陟、卢琰；或政绩突出，肃清风气，如伊允陟、何世璂；或孝顺父母，如王象坤，张子华。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德行出众之人，才被纳入祠内，成为世人榜样。

　　对于乡绅、文人来说能够入祠乡贤是一种家族荣耀。尤其是在宗族社会下，家族中若有人能入祠乡贤，这对整个家族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但入祠乡贤也是有一定标准的。

　　嘉靖十三年，入祠乡贤有了新标准，规定能入乡贤者必须是在本地出生，且德行、文学出众之人。各级官员需探访各地已入祠乡贤之人，查阅他们的生平，看看已入祀之人是否符合入祠标准，根据这样的标准增祀或减祀，以此鼓励民间风气，这是中央对地方入祠者的官方标准。

　　二鲁中地区乡贤祠建立基本情况

　　1.乡贤祠的翻新

　　鲁中地区乡贤祠的始建立时间集中于明中后期、清前期。究其缘由，明万历之后，国家经济稳定发展，政治上的动荡慢慢平复，儒学也在这一时期飞速发展。在长期的影响下，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儒家学说在飞速发展。

　　从政治上看，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加强了对地方的管控；从文化上看，理学的发展，科举制的改变，新的祀典礼仪的出现，都说明了当时地方上文化的进步。

　　等到了清朝，统治者为维护统治，更加看重儒学的发展。对统治者而言，推广儒家文化，宣扬儒学，加强地方的管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乡贤祠同文庙一样，是不断在重修和翻新的。以临淄、博山、淄川三县文庙为例，分析明清时期两代乡贤建立的基本情况。

　　博山县乡绅富商共集钱千余缗，筑大成殿、东西两庑、戟门、棂星门及乡贤、昭忠、孝子诸祠。鲁中地区这样官府与乡绅、文人合作的模式，说明了鲁中地区的地方官员在地方建设上的积极作用。

　　2.乡贤祠的重修

　　鲁中地区乡贤祠的始建立时间集中于明中后期、清前期。

　　究其缘由，明万历之后，国家经济稳定发展，政治上的动荡慢慢平复，儒学也在这一时期飞速发展。在长期的影响下，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儒家学说在飞速发展。

　　而新城县乡贤祠于康熙十四年，由县丞主持修建，其时间也远晚于文庙修建时间。由此可知，文庙乡贤祠的建立与文庙建立的时间并不一致，往往晚于文庙。乡贤祠在某些地方是依附于文庙而建的。

　　乡贤祠的修建大多得益于地方乡绅及本地官员。以本地官员为主，乡绅、文人为辅。鲁中地方志中有载，官员刚上任时，会先去文庙祭拜，常有县令见文庙倾颓，于是捐俸重修文庙，乡贤祠亦在重修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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