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所处的大宋，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朝代？

　　《满江红》冲了春节档票房第一，但网络评价两极分化。关于电影点评我就不多说了，喜欢看场景剧的倒是可以去看看，里面的演员确实是给力。

　　

　　不说剧情，单看沈腾、张译、雷佳音、小岳岳、四字弟弟就不会太无聊。但是对剧情连贯、逻辑推理要求高的会看得很尬，实在是太多强凑在一起的桥段设计。

　　各人有各好，100个人眼里有100个哈姆雷特。有人看了嘻嘻哈哈一笑，有人看了暴跳如雷说嘲弄历史，消费了岳大元帅，给秦桧洗白了啥的。电影先生

　　其实我也没有看出多深的理论，除了配乐新潮些，其他的还是老谋子电影中那一套，跟很多年前老谋子那个《英雄》电影一个样——让“正义团”内部人自我牺牲，死上一大片，每死一个人都是为了在物理尺度上能够更靠近目标人物，但最后却为了“更高的境界”而放弃刺杀奸人，真是让人WHAT FUCK？

　　有关电影的就不多说了，今天主要聊一聊宋朝这个极其特别的时代。

　　其实在经济史乃至整部国家历史上，宋朝都是国民性转折的分界点。

　　有史学家形容，宋代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开放而包容，甚至有一定的攻击性。

　　但宋之后的中国，却是另一个中国，一个贵族气质被阉割了的中国，谨小慎微，闭关锁国，不仅丢掉了汉唐时期的尚武精神，到了后世明清，竟还敢把治国大臣脱了裤子光腚打板子，把文臣武将的最后一点血性都给打没了。

　　为何中国国人会把岳飞推到如此的高度，让秦桧等人跪上千年，其实是有一种情绪的发泄。如果不是这场“莫须有”罪名的大谋杀，中国可能会是另一番光景。

　　在历史进程中，总有人会想当然的认为，如果规避掉某件事，我们就会变得更好，既然前事无法改变，我们只要吸取教训就能做的更加完善。

　　事实上，从儒家思想一家独大，说什么“君君臣臣”、“仁义忠孝”开始，就注定了每一个新朝代都会吸取前朝代灭亡的教训，为的是更好的为“君”集权，更好的PUA全民，一次比一次催眠更深，直至这头东方雄狮完全陷入沉睡。

　　战国纷乱，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战火连天的纷争，商鞅的郡县制度将人事权集中在中央手里，中国从此告别了分封制，进入了中央集权时代。

　　但是，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的威胁从来没有断过。汉王朝征辟制度的异化与门阀大家族兴起，开始出现士族政治，地方上门阀家族崛起导致了汉王朝衰落。

　　到了唐王朝，最严重的是“安史之乱”，此乱之后，中央一直对地方割据无能为力，国家只有不断加强科举制度，普通阶层中的知识精英开始走向朝野舞台中央，与士族政治力量展开对抗。

　　唐亡之后，群雄逐鹿中原，五十多年里冒出十多个国家。直到宋赵匡胤“陈桥兵变”，一代武将夺得了天下，然后用“杯酒释兵权”彻底解决了地方隐患。

　　从宋朝起家开始，这个朝廷历代统治者的内心就被烙印了“不信武将，重用文人”的基因。宋朝也是历朝历代中对军权最为敏感的朝代，为此宋朝还设计了非常复杂的权力制衡体系。

　　比如宰相这个位置，宋朝宰相不是一个人，有好几个宰相，也就是说，宋朝将过去集中于一个宰相的权力分解到几个人。还经常搞武官转文职等柔和手段收缴兵权，把地方上的兵权、财权、人事权剥夺的一干二净，弄一堆体系互相使绊子，就是不给你掌握资源。

　　为防止将领有二心，北宋把高级指战员的岗位调动的十分频繁，直接搞到“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地步。每逢打仗，皇上还要派宦官到前线监军，拿个小本本记录将领的一言一行。皇帝那边还亲自领人一起画好“作战图”，排兵布阵你只能按照这个来，严格走流程，不准自我发挥。

　　与唐朝那时候把养兵所需的钱全部丢给地方财政上不同，宋朝中央收了兵权就要自己养兵，宋养兵足有140万，是历代之中养兵最多的，也是最不抗打的。

　　虽然宋代300年，没有发生过一起地方势力造反中央的事件。但却祸起兵政之患，中央财政的钱全用来养兵了，财政10分8分都在养兵，最后养到大宋皇帝都被金人掳去。

　　这里就又牵扯到财政收入了，要解决这个问题，自然就要做大官有经济，民间经济势必受到挤压，这就造成权贵经济泛滥。

　　在大宋，人口众多，却贫富差距过大，穷人卖儿鬻女，富人骄奢淫逸。土地兼并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大家族手上。大量的穷人吃不饱饭，交不上税，财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长，眼看着中央养兵都成问题，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变法开开始登场。

　　宋朝中央有许多“大儒”，年高权重但暮气沉沉，因他们本身就是即得利益者，当然是反对王安石变革的一方。宋朝“百年未尝诛杀大臣”，把文人权臣惯得在皇帝面前都很骄纵，想在这群人手里进行经济分配与创新是极难的事儿。

　　把时间拨回到公元前81年2月，大汉帝国就曾在朝堂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辩题是「官企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盐铁争论的核心，是以桑弘羊为首的帝国利益集团倡导的官营垄断，和儒生贤达们倡导的自由经济之争论。

　　这么一争就是千多年，到了1069年宋神宗时期，在中央政府内部开启了一次重大政策辩论，具体的地点就在首都汴京的延合殿，史称“延合殿廷辩”。

　　争论的双方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当时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两位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辩题是：工商经济那么发达，国家却财政亏空巨大，被戏称为“讨饭财政”，且民间贫富差距过大，到底应该怎么办？

　　王安石认为要做大国有经济，中央集权，学习对象是商鞅，桑弘羊和刘晏。

　　司马光则是赞成藏富于民，以农为本，要中央节流，财政节俭。

　　简单讲，王安石要为中央财政开源，司马光要求中央财政节流。

　　你说当时的年轻皇帝向着谁？当然是中央集权的王安石。

　　其实司马光是儒家大佬，在经济治理上很无能，才会有“节流省钱”的想法，再者就是儒家反法，尤其不待见搞“集权”的商鞅，王安石推崇国家集权，两人就此杠上了。

　　宋时舆论很放得开，是对文人争论最为宽容的朝代，司马光被王安石挤兑的流放洛阳，沉下心写了《资治通鉴》之后，公开发表著作《与王介甫书》骂王安石，而王安石也马上写《答司马谏议书》回怼，两人文怼不止。

　　变法轰轰烈烈的搞了16年，直到神宗去世，王安石一直致力于把“权贵经济”转为“国家经济的”新法被废，司马光重新掌权。但司马光翻来覆去的只会说“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仁义治国”这些儒学经典，在理财上是一点开源也搞不到，在经济思想上毫无建设性方案，在政治思想上倒是不断加强“君君臣臣”式中央集权。

　　《满江红》里的岳飞发迹于王安石之后的南宋初期，那个时候宋兵打起仗来极其拉胯，只会防御不会野战。因为中央瞎指挥作战，皇帝又不在前线，不知道金兵如何布阵，无法第一时间拿出进攻策略，一直被动挨打，加上中央没钱做好后勤，不断地在给金兵送人头。

　　直到宋王朝南方经济中心的部分地区沦陷，一些富庶区域被金国铁骑践踏之后，南宋经济直接停摆了。而金兵却发现，越往南打越好抢，更加猖狂的四处劫掠屠杀。

　　中央后期补给跟不上，富人区的权贵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资产，开始私人拿钱支持岳飞抗金，直到岳家军一直朝北出击，富庶地区的财产得以保障远离了金人铁骑，而岳家军再往北打与己无关，没人愿意继续出钱了。

　　中央也认为北方穷困，国土太大流民太多没什么好处，财政还得兜底济困。于是皇帝连发十二道令牌召回岳飞，加上宋朝赵家皇帝本就忌讳武将割据一方，文官秦桧顺应天子之意当了白手套，便有了后来的风波亭岳飞惨死大案。

　　王安石与司马光对垒数十年后一败涂地，以及岳飞主战抗金惨死的结局对明清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安石那场轰轰烈烈的变革最后以全面废除宣告失败，使得后世体制内的创新动力和勇气彻底丧失。而岳飞主战惨遭杀害也让很多“国土扩张派”寒了心。

　　明朝统治阶层认为，宋王朝空有强大的社会财富，却无法做好国家与民间的分配，国家大片土地和金银被文人权贵集团把持，而宋放活民间经济及不轻易杀文人大臣的举措才是宋灭朝的根本原因，吸此教训，后世统治者变得更加推崇集权和杀戮。

　　到了清朝更甚，全面禁止民间发明创新，全面采用官营经济的同时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来“维稳”，要“稳定性压倒一切”。

　　自此，民间商人全部沦落为官营经济的寄生阶层，后世大商人多是红顶商人，朝廷财税收入的买办。而文人阶层，则在清朝越来越完善的科举制度里疯狂内卷。

　　寒窗数十载好不容易上了位，一个“文字”上的错就会被脱裤子打板子，削低你的人格尊严，更狠一点的搞文字狱直接要人命。

　　士族阶层们不再关心民间经济的发展，“躺平”和“自保”成为主旋律。反正中国是人口大国，只要保护好农业特征，建立和永远保持一种政治现状即可。

　　明清皇帝们的心思很多用在帝王权术上，明朝皇帝甚至让宦官都加入到文人、武人、外戚等党派之中去，这些党派中乌泱泱一群人彼此互带高帽子，一条政见不合就容易上头，开骂对方是“奸臣误国，罪当诛杀”。

　　明清的治理制度，到了专治化的最高峰。

　　在全民思想控制和PUA老百姓方面，先有程朱理学全面禁锢人的思想，再有乾隆《四库全书》抹掉一切其他的学说，统称其他学派为异端邪说，最终将全民思想统一到了《四库全书》之上。

　　中国经济发展彻底陷入沉寂，中国全民思想陷入禁锢，中国人开始变得麻木。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明清两朝长达500多年，经济发展停滞，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零。

　　而这500多年里，欧洲有文艺复兴，有新大陆发现，有第一类工业革命爆发，在西方开始狂奔迈向工业化时，东方的中国却在闭门酣睡。

　　而这一切的转折可以追溯到宋王朝王安石变法，以此为界，宋之前的中国生机勃勃，宋之后的中国死气沉沉。后有史学家说“文人确实误国，儒家思想下的文人治国是对创新思想的绝杀”。

　　曾经的大宋真是对文人好上天了，赵匡胤临死留下的祖训里就有一条：绝不可杀文人谏官。

　　文人确实死板，缺少随机应变之能，在宋的军事领域里深刻体现。

　　文人又善钻研，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三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都是蒂熟于宋。

　　宋的工商业发达，纸币的发行也是出现在宋代，宋真宗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一个亿，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以内需为主的统一大市场。

　　只是可惜了，曾经的中国是那样的鲜活，开拓丝绸之路引四方来贺。

　　而宋王朝统治者为了解决地方割据困局加强中央集权，自己搞出“兵政之患”弄得中央财政空缺。

　　赵家皇室为保霸权永续考虑各种重文抑武，致使中华民众失去了尚武精神。好不容易有个抗金名将岳飞，又被文人奸相秦桧加害惨死。

　　宋王朝亲手抹杀掉武人群体根基后，文人集团更加没有掣肘，以文人官宦为基础的权贵经济各种阻挠改革变法，最终使得大宋更加积贫积弱，以至后世提起前朝都是以“暴秦强汉盛唐弱宋”来概括。

　　究其根本，“君主制度”、“儒家独大”才是这一切悲剧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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