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此荣誉皇帝一般不轻易赐予，大学士可以享受，尚书全靠运气

　　原标题：清代此荣誉皇帝一般不轻易赐予，大学士可以享受，尚书全靠运气

　　清代此荣誉皇帝一般不轻易赐予，大学士可以享受，尚书全靠运气

　　清代在京汉人官员，如果到了尚书级别的话，就会有很多荣誉随之而来。诸如加宫保衔、赏戴花翎、赐黄马褂等等，但这些都只是荣誉性的奖赏。对于汉大臣来说，其实最实惠且同样具有至高荣誉的奖励，则是文献中所说的 “赐宅”。

　　

　　赐宅听起来似乎并不是那么高大上，但实际上对于汉族官员来说，绝对属于“恩遇”。据不完全统计，有清一代汉大臣能享有此荣誉者，不到二百人。

　　一座宅邸对于皇帝来说不算什么，何以不轻易赐予汉官？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清代统治者对北京的人口数量控制极严

　　从明中期开始，北京的人口数量大致维持在70万左右。顺治朝时，由于战乱的原因，北京的户口仅有65万人，康熙末年突破90万大关。在此以后，北京的人口数量虽然也在不断增加，但直至清末，也才110万左右。

　　要知道，从乾隆初年开始至道光朝，人口数量翻了四倍有余，达到4亿人。以人口增长速度而言，北京人口的增长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御史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清代时落户北京有什么特别限制，但基本上可以肯定，当时汉人官员若想在北京定居，难度应该是很大的。

　　正是由于朝廷有意限制京城的人口数量，所以皇帝一般不会赐给汉人官员不动产，不局限于宅邸，还包括店铺、田产。

　　几乎可以认定，汉籍在京官员除了极个别以外，绝大多数人的角色与现在的打工人一样，他们退休后都不能留在北京。这也是我们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看到的那样，官员退休后一律要返回原籍，就是死了灵柩也要回老家安葬。

　　官员退休回籍是朝廷颁布的硬性规定，目的就是让他们迅速脱离现有的政治体系。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的高官，若是留在京城，势必会对朝政产生影响。

　　

　　再者，如果在京的官员退休后都留在京城，那么人口数量将会无法控制。毕竟当时京城的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甚至还会挤压旗人的生存空间。

　　当然，官员退休回籍也不完全是因为朝廷限制，与古人崇尚的“落叶归根”思想也有很大的关系。

　　赐宅对象的级别最低是尚书

　　了解清代北京格局的读者应该都清楚，内城居住的是八旗，外城是百姓，在京汉员不分品级高下，一般住在南城外。

　　像张廷玉、刘统勋等，在没有赐宅之前，与许多小京官们一样，都在南城外租房住。

　　由于南城聚集了大批的社会精英，所以这里的房价也是出了名的贵，房东们不管你是衙门的堂官还是跑腿打杂的小角色，从不以身份定价格，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房价贵点换来一个政治圈子倒也不算什么，关键是南城地势最低，每到雨季积水严重，还要饱受内衣内裤几天不干的痛苦。

　　最让汉员头痛的还是圈子大了，就免不了人情请托，每天登门请求办事的数不胜数，故而文献中说 “京官咸以为苦”。

　　汉员的苦皇帝看在眼中，所以从顺治朝开始，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汉阁臣准赐第内城”。

　　这个标准被后世皇帝严格执行，所谓的“阁臣”是指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至于尚书要不要赐第顺治爷没说，但从史料中还是发现有不少尚书级别的汉员，也享受了这一待遇。

　　

　　比如乾隆朝著名的水利专家、文学家裘日修，他生前最高的官职为户部尚书。乾隆帝念及他多年治河有功，赐第石虎胡同。

　　大学士赐第的记载就很多了，比如张廷玉赐第护国寺胡同、蒋廷锡赐第李公桥、刘统勋赐第东四牌楼、董诰赐第新街口等等。

　　御赐匾额是与赐第捆绑的荣誉，房子是皇帝给的，写个匾额当然更能体现皇恩浩荡。比如雍正七年，雍正帝赐第大学士蒋廷锡，顺带题了 “钧衡硕辅”之匾。

　　阁臣赐第也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经常被皇帝召见，在一些特殊时期，甚至一日几次召见。就像雍正初年时，西北发生战事，时任保和殿大学士的张廷玉几乎每天都在宫里侍驾。

　　

　　所赐之第并非是私人财产

　　古代讲究等级制度，什么人该住什么样的房子是有标准的。《大清会典》中就有明文记载：

　　一品官给住房20 间；二品官给住房15 间；三品官给住房12 间；四品官给住房10 间；五品官给住房7 间；六品官给住房5 间；七品官给住房4间；八品官给住房3 间；九品官也给住房3 间。

　　还拿张廷玉为例，雍正赐给他的是一品大员的房子，他自己住是没问题的。可是张廷玉的几个儿子们，虽然也在朝为官，可没有一个当过大学士。所以这套房子他们不能住，否则就是僭越。

　　

　　既然子孙后代们没法住，房子自然就要收回，以后重新赐给其他大臣。要说清代皇帝的算盘拨得精，既给了大臣应有的体面，又能为国家财政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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