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夏氏与其他部族间的斗争

　　

　　禹在我国上古历史传说中，堪称是一位伟大的传奇式的英雄。据说，他曾受尧之命，继父蘇之志，治理“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的滔天洪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減。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终于制服洪水，“众民乃定，万国为治”。禹也因此而“声教讫于四海”，在众部族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先秦与两汉文献典籍中，关于禹活动的记载甚多。

　　《墨子?非攻》说：“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置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

　　《国语?鲁语下》说：“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

　　《左传?哀公七年》说：“禹既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山海经?海外北经》说：“禹杀相柳 .....乃以为众帝之台。”

　　这里所谓的“诸侯”“万国”，皆是指禹在治理洪水过程中加以征服或者争取过来的众多氏族部落。上诉文献记载说明，除了禹所属部落联合体中的众多部落之外，还有原本并不属于禹部落联合体的众多其他部族。他们之所以前来对禹表示服从，有的是为禹的德行所感召，有的是为禹的威势所慑服。

　　据《国语?鲁语》记载，禹在会稽大会诸侯的时候，防风氏部落的首领因为迟到，就被禹杀戮。由此不难看出，禹在当时的确具有很大的、远远超过尧舜个人的权威。

　　禹虽然具有远高于尧、舜的个人权威，然而根据文献的记载，禹在继舜为部落联合体的最高首领之后，仅仅过了十年便“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型，而绝不像尧、舜那样，动辄执政八九十年。

　　这种差异说明，关于禹在位的记载与尧、舜在位的记载已有很大不同，关于舜的文献记载尚多是神话传说，而关于禹的记载已经不再是神化了的传说，而是有了真实可信的记录。就文献中记载的上古“帝王”代系传承的真实性而言，禹是一个关键的分野。禹以前的代系传承，如黄帝传颛顼、颛顼传帝嘗之类，直至尧、舜时期，每一个传说的人物其实都代表着一个部族执掌部落联合体最高权力的时代，这些时代一般来讲都不仅止于一代人的时间。禹以后的每一位人物则是一个真实的个人。从这个意义来讲，完全可以说，禹以前的史迹属于中国上古史的传说时代，其主要的人物传承和活动归属都是模糊不清的。禹以后则进入基本可靠的信史时代。

　　大禹作为英雄时代分野的关键人物，古人对此早有认识，今人也仍然不断对此加以强调。

　　古人的认识是以禹之前后的时代作为“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的分界。这也就是国人常津津乐道所向往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可见，在古人的认识中，是将禹作为“小康”时代的第一人而传承的。

　　在人们的观念中，大禹开创夏王朝，让中国古代社会由前国家时代跨入了国家时代，由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按照五帝时代“禅让”的惯例，益为禹的合法继承人，然而启却破例即天子之位。所谓“启贤，天下属意焉”恐怕只是一种粉饰之词，因为《尚书》等很多文献都记载了夏启即位后有扈氏不服且与帝启兵戎相见的传说。禹、启之际的确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只是变革没有“世袭制代替禅让制”这样简单罢了。

　　在司马迁看来，在禹晚年时，曾经仿照尧、舜的故事，“以天下授益”，但是“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故而威望明显不足；而禹子启则在禹的长期刻意培植下，早已执掌了部落联合体的实际最高权力，“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最后，启杀益，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

　　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地乐观。启代禹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具有“家天下”的完全意义。

　　实际上，禹、启时代仍然属于部落联合体的时代，尽管这时已经到了部落联合体时代的末期。启代禹的艰难过程本身反映出了有夏氏部族的实力尚不够强大，甚至在姒姓部族之中也并不具有无争议的地位。禹的部族本为姒姓部族中的一支。按照《史记》中的记载，姒姓部族在当时的势力很大，包括“有夏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増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禹属于其中的有夏氏。从文献中透露出的信息来看，有夏氏部族在姒姓部族中很可能本来并不是最强大的一个部族，或虽然曾经是最强大的部族但后来地位有所下降。特别是蘇的被杀，暗示着有夏氏和禹的家族在这场与以舜为代表的有虞氏的斗争中曾经大伤元气。由于禹治水而带来的个人威信，以及他后来继舜而成为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有夏氏部族也随之兴盛，成为姒姓部族中迅速崛起的一个强支。但这种迅速崛起的“暴发”地位很可能并没有得到所有姒姓部族的政治认可。所以，在禹去世以后，当禹的儿子启“即天子之位时，姒姓部族中的另一强支有扈氏便出来挑战启的地位。“有夏之方兴也，有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他看来，这两个同姓强族之间曾在甘地（今陕西户县西南）为最高领导权而展开过激战。

　　据《尚书?甘誓》的记载，夏王启在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之前，曾经历数有扈氏的罪状，声称是“天用剿绝其命”，而自己则是“恭行天之罚”，即秉承神的意旨讨伐有扈氏。这说明启在当时地位并不稳定，亦未完全得到各部族的肯定，因而必须动用神的意旨来对抗同姓部族的反对，而这一事实恰恰说明虽然禹由于个人的巨大功绩和威望而获得代表姒姓部族出任部落联合体最高首领的权力，但是否应当由禹的家族继续垄断这一权力，却受到同姓的其他强宗大族的质疑。

　　启受到有扈氏的反对是同姓部族的反对，这一点以往多被学术界所忽视，而这恰恰是一个颇具有关键意义的信息。在前国家时期，血缘纽带是人们社会联系的基础。在一个大的部落联合体之内，具有血缘纽带的部族一般都是关系最为密切的部族。特别是在尧舜时期，已经存在由最强大的部落中的最显赫的家族世袭部落联合体最高首领的惯例，那么何以“启即禹位”并未被异姓部族所反对，相反却受到了来自同姓部族的激烈攻击呢？答案应当是明确的。启所以受到的反对不是来自异姓部族，而是来自同姓部族的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这场斗争的性质并非所谓“僭取与反僭取”或“新的王权与旧的氏族制度”之争，而恰恰是由谁代表姒姓部族出任部落联合体最高首领的位置之争。古人认为有扈氏是“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或今人认为有扈氏是逆历史潮流，维护过时的氏族制度。其实都不相干。

　　夏启去世以后，其子太康即位。

　　但是，太康不久就丧失了政权，史称“太康失国”。

　　这段历史，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语焉不详，非常简略而且蹊跷。只是简单地记载太康失国以后，其“昆弟五人，须于洛淌”，在洛水之边等待他。太康为什么失国？一点儿也没有交代。其后的历史则是“太康崩，弟中康立”，“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 .....”区似乎是很正常的继立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司马迁从大一统的正统史观出发，以夏的统治为王朝正统，自然视“太康失国”为不正常的意外过程。但是实际上，其背后的真实情况肯定非常复杂且难言，而且所反映出的问题也是意味深长的，它只能说明夏初的政权仍然具有部落联合体的性质。我们从其他文献的记载中，也可以约略窥见类似的真相。

　　根据《左传》《帝王世纪》和《古文尚书》等文献的记载，“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其德，黎民咸贰”，结果被东夷有穷氏的后羿“自锄迁于穷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夺取了太康的政权。

　　后羿究竟是怎样“因夏人以代夏政”的？由于史载不详，具体的过程只能任凭后人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夏代是一个族邦结构的社会。在这种结构的社会里，血缘纽带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联系纽带，族邦或部族社会的人们倘若脱离了本族邦这一最基本的纽带，根本就无法生存。所以，上层贵族集团脱离下层族众而他迁，在当时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下层平民抛弃本部族的上层首领集团，却去接受和拥护异部族的统治，更是匪夷所思。由此可以推知，文献中的“因夏人以代夏政”的“夏人”，不是指有夏部族的平民或下层族众，而只能是指以有夏氏的太康为最高首领的部落联合体中的其他部族，或者可以说是对太康的统治不满而又被后羿争取过去的，并非是有夏氏部落的其他一些族邦。

　　古人以夏朝为“家天下”之始，故而凡是夏之属民皆称夏人。所谓有穷氏“因夏人以代夏政”，即暗示着中原地区最强大的部落联合体又一次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更换了其最高首领，表明当时尽管早期国家区别于氏族部落社会所应具有的一切条件，诸如明显的社会分层、相对正规的管理机构和军队、明确的统治意识和领土意识等等都已具有，但是部落联合体的残余机制仍然又一次起了作用。太康由于“尸位以逸豫，灭其德”，从而引起了其他部族的强烈不满。所谓“尸位以逸豫”，指占着最高首领的位置，却只知吃喝玩乐；“灭其德”，指已经不具有使其他部落服从的实力和威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东夷有穷氏的杰出首领后羿，以自身不断发展的部落实力为后盾，争取到其他不满太康统治的部落的支持，取代了太康部落联合体最高首领的位置。这一事件的真实过程很可能十分复杂，且必然暗存十分激烈的斗争。但从“因夏人以代夏政”的有关记载看，至少表面的形式还是相对和平的。然而，这次中原地区最强大的部落联合体又一次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更换其最高首领的行为，已经是部族社会政治功能的最后一次表演。当标志着早期国家产生的所有社会条件都已完全具备的时候，部族社会自然便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后羿取代太康登上部落联合体最高首领的位置之后，有夏氏受到有穷氏的压迫，被逼迁离故土。

　　史载，禹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和平阳（今山西临汾），又都安邑（今山西夏县）；禹子启都夏邑（今河南禹县）；启子太康都斟寻（今河南偃师二里头）。太康失国以后，夏族被迫迁走，在少康的时候甚至远迁到今之山东观城和济宁一带。这反映有夏氏族邦和有穷氏族邦之间的武力斗争已经非常激烈，继中康即位的夏后相就是被有穷氏所杀。

　　当时的情况是，不但有夏氏和有穷氏之间的关系是如此，而且在有穷氏内部也持续发生激烈的武力斗争。

　　据《左传》记载，有穷氏的首领后羿在夺取夏政之后，仗恃自己精于射术，整日优游玩乐，沉湎于田猎而不理民事，废弃贤臣，却重用伯明氏的不肖子弟寒混，结果被寒混网罗党羽，夺取了政权。寒混夺权之后，派人攻灭帮助夏后相的斟灌氏和斟寻氏，并且杀掉夏后相。这些事实均表明，到了有穷氏夺取有夏氏政权以后，尧、舜、禹时代那种旧有的部落联合体最高领导权力以相对和平方式交接的机制已经完全被破坏，残存的部落联合体政治秩序与功能已彻底失去了作用，中国上古社会开始进入以强大邦国间的武力争雄为特征的早期国家时代。

　　当寒混派兵攻杀当时正居留在斟寻氏那里的夏后相的时候，相的妻子缗拖着怀孕的身子从墙洞中爬出，逃到母家有仍氏，生下儿子少康。少康长大之后，做了有仍氏的“牧正”。其后为了逃避寒混之子浇的追杀，又逃往有虞氏。有虞氏君将自己的二女儿嫁给他，并让少康到纶邑居住。少康以此为基础，收集有夏部众，并联络友好邦国，终于攻杀寒混，攻灭有穷氏。夏作为众邦之首的地位再次得到承认，夏政权由此而复兴，史称“少康中兴”。

　　

　　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其间充满着部族间尖锐激烈的武力斗争。少康在复兴夏邦的过程中，不但依靠本族力量的恢复积聚，也有赖于友好族邦的帮助和支持。史载，当少康得到有虞氏的帮助，“有田一成，有众一旅”，积极做反攻有穷氏的准备的时候，其臣子靡又联合受到有穷氏攻击的斟灌氏和斟寻氏的残余力量，更有方夷等部族“来宾”，还得到有仍氏等部族的支持，才得以攻灭有穷氏，恢复夏邦的原有领袖地位。

　　少康“中兴”之后，到了少康之子杼在位的时候，夏以众族邦之首的地位统领各族邦的局面达到了鼎盛的时期。此时杼的都邑已经从原（今河南济源）迁往老丘（今河南开封县北），并向东方开拓经营。

　　到杼的儿子槐及槐子芒即位以后，夏邦的势力更进一步扩展到大海之边。居住在淮、泗一带的于夷、黄夷、风夷、白夷、赤夷、玄夷等九夷部族纷纷向他称服并纳贡；到了芒的儿子泄和泄子不降在位的时候，夏邦不但在东方巩固了地位，还更进一步向西面发展，一些西方的族邦方国也向夏表示服从。

　　至此，夏邦的国势发展到极盛。

　　夏王不降死后，其子孔甲即位，夏王朝开始由极盛走向衰落。相传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

　　夏的国力衰弱以后，原来服从和拥戴夏邦的一些族邦纷纷叛离而去。《史记?夏本纪》叙述陶唐氏的后代御龙氏，在孔甲时代由于所豢养的龙死去，“惧而求去”。这看来像是在讲神话故事，实际上却是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一些方国族邦疏远和叛离夏王朝的情况。

　　孔甲死，其子履癸即位。履癸名桀，这位使夏王朝归于毁灭的亡国之君，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夏桀。

　　据《史记?律书》记载，夏桀勇武过人，能够“手搏豺狼，足追四马”。也许正因如此，夏桀酷爱使用武力。《史记?夏本纪》称他“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这里的“百姓”并非指平民，而是指诸侯贵族。他用武力征伐来镇压和恐吓一切不服从或不合自己心意的族邦，这使自孔甲以来就已经存在的“诸侯多叛夏”的离心趋势更加恶化。

　　当夏统治者处于诸侯离心的时候，起源于东北方、至夏末已长期居住于冀南豫北一带的氏族尚，却正在迅速兴起。史载，“汤修德，诸侯皆归汤”虬夏桀在当时已经感到了这个日益兴盛的邦国的威胁，曾经将商族的君长成汤囚禁于夏台，后来又予以释放，夏商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化。

　　商汤为了翦灭夏邦，取而代之，长期以来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曾访得有莘氏的贤人伊尹，并因而得以与有莘氏结盟，力量从此大增。商汤以此为基础，进而广泛争取到其他许多族邦的支持，开始将灭夏的计划付诸实施。在逐步消灭了一些忠诚于夏邦的氏族部落后，公元前十六世纪，鸣条一战，成汤灭夏。至此，我国传统所说的第一个王朝一一夏，被新崛起的商王朝所取代。

　　夏作为众邦之首的地位，前后持续了约四百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个家族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维持它对一个庞大的十分松散的政治实体的统治达到如此长久的程度。诚如有人所言，在我国历史上，“这标志着由中原酋邦向国家的转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已不可逆转”。

　　举报/反馈